《努力》周报第22期，登载了胡适写的《国际的中国》一文。①他自己说：“我们并不想替外国的‘资本帝国主义者’作辩护”，只是实在看不过中国共产党的“瞎说的国际形势论”，才来唱一出对台戏的。
原来，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宣言，分析了自1840年国际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指出“中国已是事实上变
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并且以最近的直奉战争为例，具体分析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的中国军阀战争，得出结论说：
列强的压迫不去，军阀的势力不除，中国是万难实现统一的，而且内乱还会不止呢!……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②
因此，宣言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战斗口号。其中的分析，个别地方自然也难免失误，有些具体论断也难免幼稚；但总的来说，却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而且这些见解，简直已经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常识了。
胡适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统一问题，以至一切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国家内部做起，寄希望于国人的反省和自觉，不赞成只是怨天尤人，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洋鬼子身上”。他也赞成“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认为应该包括在民主主义的革命之内，“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所以“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因此，他不顾一般常识，讥笑中共宣言的议论是“很幼稚的，很奇怪的”，“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的根据”，因而诋之为“瞎说的国际形势论”。胡适虽然也承认十年以前，“列强对中国自然是想走第一条路的(按：即征服统治中国)，所以有势力范围的划分，瓜分地图的拟议”。但十年以后呢?在胡适的眼里，帝国主义似乎变得很美妙了。
我们要知道：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况且投资者的心理，大多是希望投资所在之国享有安宁与统一的。……老实说，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噩梦。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
这些话，在胡适的文章里都是加了着重号，密密麻麻画了圈的，可见是十分紧要。但他大约自己也觉得太露骨了一点，为了避嫌，竟又特别声明：他“并不想替外国的资本帝国主义者作辩护”。
中共的“二大”闭会不久，它的第一个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便在上海创刊了。③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本报宣言》，其中进一步揭露国际帝国主义侵华的种种罪恶事实，列举有七个方面：
一、北京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
二、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财政权不操诸财政总长之手，而操诸客卿总税务司之手；
三、领事裁判权及驻屯军横行于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
四、外币流通于全国；
五、海关邮政及大部分铁路管理权，都操诸外人之手；
六、银行团及各种企业家，一齐勾串国内的卖国党，尽量吸收中国的经济生命，如铁路矿山和最廉价的工业原料等；
七、利用欺骗中国人的协定关税制度，钳制中国的制造业不能与廉价的外货竞争，使外货独占中国市场，使中国手工业日渐毁灭，使中国永为消费国家，使他们的企业家尽量吸收中国的现金和原料，以满足他们无穷的掠夺欲。
这七项都是众目共睹的具体事实，胡适自然也不便否认；但他却说这些“都是和国内政治问题有密切关系的”，怪不得帝国主义，只怪中国自己的政治不上轨道。他甚至逐项辩护，把帝国主义侵华的这许多罪行，都说成是好东西。他说：
政治纷乱的时候，全国陷入无政府的时候，或者政权在武人奸人的手里的时候，人民只觉得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是神人，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至于关税制度，国内无数的商人小百姓困压在那万恶的厘金制度之下，眼看一只江西瓷碗运到北京时成本不能不十倍二十倍于远从欧洲日本来的瓷碗；他们埋怨的对象自然不是什么国际帝国主义而是那些卡员扦子手了。
这简直是把侵略写成了友谊，把强盗打扮成了救星!最后，胡适竟还劝导别人，“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看了这些，人们怎么能相信，他不是在为帝国主义辩护呢?
胡适叫别人不牵涉帝国主义问题，可是帝国主义却总要来“牵涉”中国人。1925年英日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枪杀中国民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广州、南京、汉口、青岛各地，也发生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血腥的屠杀，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大风暴。连胡适的一些朋友，也义愤不止，朱经农说：
沪事极可恨，英人日来随意枪杀人，惨无人道，在若辈眼中华人生命不值一钱也。可恨之至。④
在全国沸腾的反帝怒潮推动下，胡适也觉得刺激太强烈，按捺不住对国家的责任心，因而与罗文干联名上书北洋政府，提出惩凶、赔偿、道歉、废除会审公廨及“修改80年来一切条约”等交涉条件，以消除“将来之隐患”，“根本免除将来之冲突”，表现了他反对外国侵略，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积极要求。⑤但是，胡适只寄希望于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的交涉和谈判，却不怎么支持群众的爱国反帝运动，特别不赞成学生罢课去参加斗争。他为此专门写了一篇《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文章，其中说：
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呐喊救不了国家。即使呐喊也算是救国运动的一部分，你也不可忘记你的事业有比呐喊重要十倍百倍的。你的事业是要把你自己造成一个有眼光有能力的人才。⑥
这年9月，胡适到武昌大学讲演，又公然要学生“闭门读书，不管闲事”；甚至还有为英帝国主义者屠杀国人的暴行辩护之嫌。当即遭到武昌大学师生的质问，被斥为“外国的帝国
主义宣传者”，⑦虽然言词苛酷，却也是事出有因，怎好责怪别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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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共三部分：一、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的中国；二、中国政治经济现状与受压迫的劳苦群众；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及目前的奋斗。
③ 《向导》周报，1922年9月13日创刊于上海，后迁武汉，1927年7月18日停刊，共出201期。
④ 朱经农1925年6月12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上册，第334页。
⑤ 参看胡适罗文干联名于1925年6月21日致北洋政府外交总长沈瑞麟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35～336页。
⑥ 《爱国运动与求学》，原载《现代评论》第2卷第39期，1925年9月5日出版；
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九，第1151页。
⑦ 参看李翊东1925年9月29日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45～3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