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4.5 赞扬毛泽东和孙中山

　　五四运动，开始是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6月3日以后，上海工人罢工，商界罢市，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发展成为中国各阶层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运动。

　　经过这场政治运动的推进，新文化统一战线迅速扩展，新文化运动的声势更加壮大。新的社团，新的报刊，不断涌现。胡适曾经在《每周评论》上兴高采烈地介绍说：

　　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类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①

　　《湘江评论》，是毛泽东所创办的著名刊物。1919年7月14日创刊。它与上海的《星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一样，都是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影响下办起来的。不仅形式上完全仿照《每周评论》；在宣传新思想，抨击黑暗方面，也取一致态度。所以胡适称它们是《每周评论》的“小兄弟”。《湘江评论》虽然只出了五期，就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没收了，但影响所及，成了五四时期全国著名的周刊之一。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经崇拜过康有为和梁启超。到长沙以后，读了《新青年》，就转而钦佩胡适和陈独秀了。他曾回忆说：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②

　　1918年9月，毛泽东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过助理员，见过陈独秀，很受他思想的影响；也去拜访过胡适，希望胡适能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③1919年5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就领导学生运动，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了《湘江评论》。毛泽东回湖南以后，曾经给胡适写过几封信，现存的一信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省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④他编的《湘江评论》这个刊物出版不久，胡适便注意到了，并热情地给予介绍和支持。胡适肯定“《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又特别赞扬毛泽东写的《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指出：

　　《湘江评论》第2、3、4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⑤

　　由此可见，当年毛泽东曾把胡适当“楷模”，胡适也很看得起毛泽东。而后来两人却走了根本相对的两条路。历史就是这样地不讲情面!

　　对于孙中山先生领导创办的《建设》杂志，胡适也很重视，也在《每周评论》上作了介绍。

　　《建设》杂志，是1919年8月在上海创办的。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揭橥杂志的宗旨是：

　　鼓吹建设之思潮，展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此“建设杂志”之目的也。⑥

　　胡适觉得《建设》的宗旨是很好的；而对照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山先生的《发展中国实业计划》，认为“《建设》的前途是一定很能满足我们的期望的”，因而赞扬说：

　　在这个“盲人瞎马”的时代，而有这种远大的计划和主张，可算是国内最可使人满意的事。⑦

　　当时孙中山正在倒霉的时候。他“护法”不成，反而被南北军阀赶得无地容身，⑧只好躲在上海，潜心著作他的《建国方略》。《建设》杂志上发表的《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便是这《建国方略》的物质建设部分，表现了他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工业化强国的伟大理想。尽管其中不无空想及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却诚如胡适所说，是一个“远大的计划”。⑨但是，统治国家的军阀官僚们，只把胡混当作实行，而把计划当作无用。他们攻击孙中山是空谈的“理想家”，甚至“党人亦起异议”，说孙先生的主张“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⑩众口铄金，一时风靡，都反对孙中山的实业计划。真是一个“盲人瞎马”的时代!就在这个时候，胡适站出来称赞孙中山的计划和主张，他的识见是多么难得!而孙中山及其党人又该多么感激啊!

　　此前不久，《孙文学说》由上海华强印书局出版。中山先生曾命廖仲恺寄五本书给胡适。请胡适在《新青年》或《每周评论》上，“对此书内容一为批评”。胡适膺命写了一篇书评，详细介绍《孙文学说》的要旨和内容，指出“这部书是有正当作用的书，不可把他看作仅仅有政党作用的书”。他又称赞中山先生说：

　　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实行家。我所以称中山先生做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的《建国方略》。

　　孙中山的这本《学说》，正是担心他的《建国方略》大计划，“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而写的。胡适如此称赞他为“实行家”，“有理想的实行家”，自然正中下怀，因而视为知音，十分感激。廖仲恺在致胡适的信中转达说：

　　中山先生在《每周评论》上读尊著对他学说的批评，以为在北京地方得这种精神上的响应，将来这书在中国若有影响，就是先生的力量。

　　孙中山对胡适也很关心。这年6月，陈独秀被捕；秋天，《每周评论》被封，传说胡适也被北洋政府拘捕了。当时有人再三要求孙先生打电报营救陈胡。孙中山没法答应，说“你们要我发电报给谁?”恰巧这时候，徐世昌、段祺瑞派许世英作代表，到上海见孙先生。孙就乘机提起胡适和陈独秀被捕的事，对许说：

　　独秀我没见过，适之身体薄弱点，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但是你们也不敢把来杀死；身体不好的，或许弄出点病来，只是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

　　据说许世英听了，口口声声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去”。果然过不几天，陈独秀就出狱了。由此一端，可见孙中山对陈独秀，特别对胡适，是何等关心，体贴和赞许。

　　然而，当孙中山再次被南方军阀赶出广州，亡命上海，以及他逝世之后，胡适却又对孙中山有许多非难与批评。这种反复，已是后话，到后面再说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