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6月，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毕业，随即入研究院学习。次年9月，离绮色佳赴纽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主攻哲学，受业于杜威门下。
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在学术界声望颇高。尤以招收外国留学生，为第三世界国家制造官僚和学阀而著名。中国在哥大留学的经常有三百人之多；①当时的留学生，除胡适之外，还有宋子文、张奚若、孙科、蒋梦麟等。学成归国之后，他们都抖了起来，成了中国政界和学界的知名人物。
哥大的哲学系，有许多名教授，有的对胡适影响很大。例如一位讲授伦理学的厄德诺(Felix Adler)教授，是美国“伦理文化学会”的发起人。他所主张的以道德为基础的无神宗教，曾使胡适十分折服，因为胡适也是一个无神论者。在《藏晖室札记》中，曾译记了厄德诺的一些语录，有的颇有意趣，例如：
道德的责任并不是那外来的命令；只是必须要怎样做才可以引出别人——例如所爱之人——的最好部分。
要这样影响别人：要使他们不再菲薄自己。②
从这些语录里，可以明显看到康德哲学的至高无上的道德规律的影响。而厄德诺也成了对胡适生平“有极大影响”的一个人。
与胡适关系很深很熟的，还有一位夏德(F.Hirth)教授。他是德籍汉学家，任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这“丁龙讲座”，是美洲大陆用特别基金设立的第一个汉学讲座，其来由是一个相当感人的故事。早期旅美的一位华工，名字叫丁龙，在美国卡本迪(Horace W. Carpentier)将军家里当佣人多年，深得主人的信任。退休时，卡氏赠送巨资(据说是两万美元)给他作退休金。丁龙再三辞让后才接受，随即全数转赠哥大，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资金。卡氏得知丁龙的高尚举动，深受感动，便加捐巨款，凑成十万美金，为哥大特设一“丁龙讲座”
，以纪念这位平凡而高尚的旅美华工。但是，那时西方的汉学还未达到启蒙阶段，美国正刮排华之风，青年学生对汉学有兴趣的简直是凤毛麟角。因此，夏德担任丁龙讲座教授之后，没有一个学生，主修、副修都没有。他非常苦闷。胡适来到哥大，夏氏便提议邀请胡适以汉学为副修。他领着胡适去参观哥大的小型中文图书馆，介绍了清政府赠送的《古今图书集成》那部大书，又把自己丰富的中文藏书供胡适使用，有时还邀请胡适到他的公寓里去会见他的朋友。因此，胡适同这位老先生混得很熟。这一点对于胡适的中西兼学，并以“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作他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③应该说都是有相当影响的。
对胡适影响最大的教授，是杜威(John Dewey)。据胡适自己回忆，他当年之所以转学哥大，便是因为对杜威和实用主义哲学发生了兴趣。他说：
康奈尔的塞基派的哲学动不动就批评“实验主义”。他们在讨论班上总要找出一位重要的对象来批评。杜威便是被他们经常提出的批判对象。皮尔士和詹姆士在他们看来简直是自郐以下，不值一驳。不过他们虽然和杜威唱反调，但他们对杜威却十分敬重。在聆听这些批杜的讨论和为着参加康大批杜的讨论而潜心阅读些杜派之书以后，我对杜威和杜派哲学渐渐的发生了兴趣，因而我尽可能多读实验主义的书籍，在1915年的暑假，我对实验主义作了一番有系统的阅读和研究之后，我决定转学哥大去向杜威学习哲学。④
对胡适有如此巨大吸引力的杜威，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杜威比胡适大32岁。胡适进哥大时，杜氏已经是快60岁的老头了，高高的个儿，腰板仍挺得很直，很有精神，虽不须髯飘飘，却也颇具学者风度，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流派里影响最大的一位哲学家。
杜威还是教育学家，哥大哲学系的首席教授，却不善辞令。他讲课慢吞吞的，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说，似乎每一个动词、形容词、介词，都得慢慢想出，再讲下去。许多学生都觉得他的课枯燥无味。胡适是慕名而来，选了杜威的两门课，硬着头皮听了几个星期，不仅听懂了他所讲的课程，而且说他用字选词严肃慎重，大加推崇。
那时，杜威一家人住在纽约河边大道和西一一六街南角的一所公寓里。杜威夫人每月都要举行家庭茶会，邀集一些朋友和学生参加。聚集在这个杜氏家庭招待会里的，多有纽约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也有一些阴阳怪气的角色，长发的男人和短发的女人们。胡适作为留学生，也和其他学生一样，怀着极大的兴趣，把被邀请参加杜氏家庭这样的招待会，看作是最难得的机会和光荣。
胡适最崇拜的，还是杜威的思想，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那么，实用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思潮呢?
世界上任何一种哲学思潮的产生，都离不开它的时代环境和文化传统。实用主义，胡适译为实验主义，它是在美国工业社会的土壤里生长起来的一种哲学思潮，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美国经过南北战争之后，北方工业资本集团控制了联邦政府，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资本势力获得了广大的活动区域，技术水平空前提高，经济迅猛增长。到20世纪，美国成为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列强之一。这是一个充满机会、奋斗、创业与冒险的世界，成功伴随着失败，富裕与异化同行，人们在开拓进取中又普遍存在一种不稳定感。正如詹姆士(William James)借上帝之口所说：“我给你一个机会，请你加入这个世界。你知道我不担保这世界平安无事的。这个世界是一种真正冒险事业，危险很多，但是也许有最后的胜利。”詹姆士自己的回答是：“我是愿意承认这个世界是真正危险的，必须要冒险的；我决不退缩，我决不说‘我不干了!’”⑤在这种美国土壤中产生的实用主义，用罗素的话来说，是一种“美国工业社会的哲学”。作为美国式实践的理论概括，实用主义强调从人的“经验”出发，主张用行为效果来证明思维的合理性，根据事实效果来判定或修正信念，“要把注意之点从最先的物事移到最后的物事；从通则移到事实，从范畴(Categories)移到效果”，⑥带有强烈的反教条主义和反思辩哲学的色彩，反映了美国创业时期求实与创新的精神，体现出一种开拓、进取、行动和成功超过一切的美国风格。实用主义把“人的问题”引入现代西方哲学，在哲学领域实现一番大改造，杜威说：
如果哲学不弄那些“哲学家的问题”了，如果哲学变成解决“人的问题”的哲学方法了，那时候便是哲学光复的日子到了。⑦
这样以“人的问题”取代“哲学家的问题”，抓住了人的实践活动这一中心环节，用实践主体取代了传统哲学中唯理的抽象的认识主体，推动了哲学主体观、实在论、真理论和认识论等方面的变革，提出了一系列反传统的见解，从而在唯科学主义和现代人文主义之间另辟蹊径，使实用主义哲学显示出一种既注重科学方法，又富于人文精神的特色；在社会生活中则表现为既崇尚科学，又张扬民主自由的文化姿态。因而受到正在奋斗开拓而又遭受异化和文化冲突的美国社会的普遍欢迎。总之，实用主义是“美国的工具主义”(杜威)，是一种反映美国社会时代精神，强调独立自由的主体——人的实践活动和成效的带有主观唯心主义倾向的哲学。
胡适从杜威专攻实用主义哲学，受这位当代“实验主义领袖”的影响至深。他自己说：
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⑧胡适接受的实用主义影响，主要是在真理论和方法论方面。这对他后来倡导文学革命，倡导白话诗文，考证古史和传统小说，研究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以及政治和生活诸方面，都有重要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⑨而杜威则是对他“有终身影响的学者”，对他一生的文化生命“有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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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藏晖室札记》卷十二“一○ Adler先生语录”(1916年1月11日)，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820页。
③ 胡适的博士论文“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胡氏自译为“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见《藏晖室札记》卷十六“一六 我之博士论文”，上海亚东版，第1133页)。1922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英文本)，中译名为“先秦名学史”；直至1983年12月，才有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先秦名学史》，由翻译组多人译，李匡武校。
④ 《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中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91～92页。
⑤ 詹姆士：《实验主义》(Pragmatism)，参看《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二，第109页。
⑥ 詹姆士：《实验主义》，参看《胡适文存》卷二，第95页。
⑦ 杜威：《创造的智慧》(Creative Intelligence)，参看《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二，第270页。
⑧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卷五，第630页。
⑨ 胡适：《藏晖室札记?自序》，上海亚东版卷首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