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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王戴笠》06_5 一宝押中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迭次追究有关方面人员的责任。首先受到处分的是原“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政训处长曾扩情,这两人都是蒋原先放在张学良身边,对张、杨起监视作用的。由于未尽到事先察觉和防范之责,特别是曾扩情在事变初起后,竟然应张学良的要求,向全国民众广播,上书蒋介石,致函黄埔同学贺衷寒、胡宗南等,要求蒋和南京方面接受张、杨抗日救国的条件。蒋介石回到南京大骂晏道刚“无用”,曾扩情“无耻”,并立下手令一道,申斥“晏道刚不尽职责,曾扩情不明廉耻,着撤职查办,交戴笠执行”。于是,当年颇受戴笠尊敬的“扩大哥”被戴笠关在特务处南京羊皮巷看守所内,成了戴的阶下囚。但是戴的人情练达之处也就在这里,曾扩情被扣押后,戴笠对看守所长交代,除不能出去外,一切如同他住在自己家里一样,曾的同学、同事、亲故等到南京,一概可以自由会见。曾扩情后来解禁后,感念这段时间戴对他的照拂,也就成了戴公馆的座上客。

  第二个受到处分的是复兴社的高干、军委会政训处长贺衷寒。贺衷寒是复兴社的首席台柱,虽极力钻研苦干,终以贰心之疑,不被蒋见重,导致了他对蒋的怨恨。西安事变发生后,贺衷寒很自然地站到何应钦一边,纠集邓文仪、刘健群等一批复兴社高干和桂永清等黄埔将领,联名通电“讨逆”,企图置蒋于死地。蒋回到南京后,戴笠将这段时期贺衷寒等人在复兴社和黄埔将领中秘密勾结何应钦、兴风作浪的活动情况一一具报,气得蒋对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等人大发脾气:“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于是,以出国考察名义,撤去贺的军委会政训处长职务,以示惩戒。从此,蒋对复兴社亦失去信心,并逐步冷落。1 年多以后,终于被并入三青团。

  另有一些人,蒋虽然想给以惩戒,只是一时难以下手,只得从长计议。

  这当中,蒋极为痛恨的当是杨虎城。蒋在事变后回到南京,当即令陈布雷起草对张、杨的训词。蒋说:“张汉卿年幼无知,犯上作乱,而杨虎城则是真正的肇事者。他利用张天真、阅历浅,由张出面。戴笠几次报告,张汉卿是不主张杀我的,而杨虎城几次要加害于我,是张汉卿自己派卫队,严密保护我的。”由此,蒋把西安事变的全部怨恨都集于杨虎城一身。只是苦干杨虎城在西安带兵,蒋难以立下杀手,只得耐心等待机会。1937 年3 月,经宋子文、顾祝同授意,杨虎城两次主动到杭州见蒋,意在“恢复感情”。蒋怨愤难消,仍然借骂张学良而斥责杨:“张汉卿是这样一个人,虎城竟跟他走,真是我意料不到的。自己毁灭了自己的历史,也毁灭了部队的历史。”4 月16 日,蒋介石通过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指令杨虎城“辞职出洋”。6 月29日,杨虎城带着军委会拨给的15 万元出国考察旅费,偕夫人谢葆贞及儿子、随员等,从上海港乘“胡佛总统”号轮船,赴欧美考察。

  最后剩下两个难以处分的人是戴传贤和何应钦。戴传贤是党国元老,何应钦是军政部长,这两个人在西安事变初起时,是力主讨伐的强硬派代表人物,且竭力阻止宋美龄亲赴西安调停。何应钦并迫不及待地出任讨伐军总司令。蒋回到南京后,对戴、何的做法深为不满,但当面又不好发作。结果,在1937 年1 月宋美龄发表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假宋美龄之口,不指名地讥讽戴、何的做法和见解,还不及她一个妇女,对他们进行了含蓄的鞭挞。

  戴是一个封建礼教思想很浓的老夫子,如何受得了这等侮辱,气得在家里大动肝火,抓起1 把拂尘将1 只花瓶打得粉碎。他认为宋美龄不足道,问题在蒋介石竟容许宋发表那样的话,说明这是蒋的指使。至于何应钦,蒋早已认为他心怀贰志,终在后来把他从军政部长的座位上拉下,由蒋的亲信陈诚顶了上去。

  蒋介石一阵拳打脚踢,对西安事变的有关责任人员该关的关、该撤的撤、该赶的赶、该骂的骂,可谓痛快淋漓。但是对西安事变最重要的责任人戴笠却是恩宠倍至。这在蒋介石来说,固然有戴笠原先转报的江雄风关于“兵谏”

  之说的情报记录在案,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戴笠冒着生命危险赴西安救驾。戴笠在与郑介民等大特务们见面时,彼此弹冠相庆,俨然以第一功臣自居,甚至把自己此行同当年蒋介石在永丰舰上护卫孙中山总理脱险相比。他对蒋介石的侍卫副官居亦侨感慨地说:“老哥,我是冒险去的,你虽然被软禁在新城大楼,但还安全,我这几天,真是胆战心惊、度日如年啊!”

  戴笠的西安之行,使蒋对戴的作用重新加以审视认识。蒋在一生中,虽把特务工作摆在极重要的地位,可谓之时刻不忘,但在公开的文集和讲演中,提到戴笠二字的只有一次,这就是在《西安半月记》中。由此可见,蒋对戴笠的西安之行是极为感动的。后来,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又提到戴笠一次,这都使戴引为不世殊荣之事。西安事变之后,戴笠患慢性盲肠炎在上海英租界宏恩医院动手术,蒋介石特地叫宋美龄代表他去看望,宋美龄并亲自关照医院,没有完全痊愈,不准他出院。这是蒋对心腹亲信很少给予的殊荣。这在西安事变之前,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恩宠。难怪连当时专程赶到上海看望戴笠的胡宗南,了解到个中情形,也不禁羡慕和嫉妒起来。

  蒋在西安事变后,完全解除了对戴的防范和疑虑,自己的警卫工作也全部交给戴负责。侍从室一处三组专门负责蒋的警卫工作,该组的警卫股长、特务股长也由戴推荐黄埔学生陈善周、黎铁汉分别担任,在侍卫长蒋孝先被打死、王世和调离时,陈两次代理侍卫长。戴由此掌握了蒋的警卫大权。

  戴笠的工于心计是无人能及的。西安事变,特务处事前虽有密报,但毕竟没有提出确实证据,因而令蒋疏于防范。这件事因戴赴西安救驾有功,蒋没有深究。然戴不得不做一番戏给人看看。但是,惩戒哪一个人呢?当然,除了自己不能惩戒,首要责任人当是西北区长江雄风,但江对西安情况,已有准确预报,关江的理由不足,况江是黄埔学生,与胡宗南的关系又极好,不可轻易下手。思来想去,戴忽然想起西安事变前一个多月,自己曾下手令调上海区长王新衡任西北区长,因王没有及时到任,等到西安事变爆发,也就延搁下来。既然关江不行,就关王吧。戴笠一个手令下去,“西北区长王新衡因失职,着即撤职查办,交特务队执行。”结果王新衡稀里糊涂地代人吃了几个月的官司。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代人受过的王新衡才被放出。

  王见到戴的第一句话就问:“我不知为何要关我?”戴凶狠地说:“你不明白吗?你不服吗?”王说:“不明白,就不服。”戴拍桌大叫:“不服,再关。”于是王新衡又被送进去关了一段时间。

  西安事变,戴笠拚死一搏,名利双收,却苦了个王新衡,白做了一个冤大头,到最后也没有弄明白被关押的理由。戴笠奸诈莫测,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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