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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春秋》2-33章 蒋介石出山

  中共中央虽然尊重国际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提议,而大多数党员只赞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于加入国民党组织,却十分怀疑。直到1923年初,这种状况并无多大改变。这年2月,北京地区党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在讨论国共合作的问题时,除李大钊等少数人外,多数同志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他们只有领袖,没有群众;只有高级干部,没有中下层干部,里面有许多堕落腐化的政客,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出革命的因素。我们同他们建立联合战线,既失掉了我们的阶级立场,又损害了我们党的纯洁性。因而不愿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回广州任陆海军大元帅,设立大本营。1923年4月10日,孙中山任命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委员会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到广州。为了促进国共合作,中共中央于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是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到会代表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出现完全对立的两派意见。一派以马林、陈独秀为代表,主张共产党员应全体加入国民党,在工人群众中也应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另一派以张国焘、蔡和森为代表,反对全体共产党员都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

  马林说:“中国的劳动运动太软弱无力,实际上等于没有。中国共产党是人为地组织起来的,而且也产生得过早。目前在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国民党是代表国民运动的,但是它必须进行改组。现在我们有了改组国民党的机会,也有了这种可能。共产国际以为国民运动是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苏维埃俄国应该支持国民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集中自己的力量改组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工作和发展国民党。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之外,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治宣传工作都应当在国民党内进行,全国的工人都必须参加国民党。只有在国民党内的工人阶级觉悟提高之后,才能产生国民党左翼。只有到那个时候,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形成。中国革命运动只能这样发展。

  “现在就企图建立一个独立的、群众性的共产党是一种梦想,我们的团体还一直这么小,谈不上是一个政党。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党组织只在一些大城市的工会里与工人有些联系。”

  马林提出“一切工作到国民党中去”的口号。

  陈独秀在报告中,在批评不愿意加入国民党的同时,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犯了很多错误。另外,自己很容易激动。他说中共中央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虚构的。

  张国焘不同意马林和陈独秀的意见,他说:“一直只顾组织政府,进行军事行动的国民党,被迫同这个或那个外国帝国主义以及国内的军阀搞妥协,因此,它已称不上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了。国民党现在并不代表国民运动,它必须予以改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一种力量去迫使国民党进行自我改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力量,我认为就很难有改组国民党的可能。

  我们不要忘记,组织工人、提高他们的觉悟,乃是我们党的特殊任务。即使工人阶级还很年轻,力量还很弱,但它在斗争中已经显示出相当力量,这支力量不可完全被忽视,这是劳动运动,不能把它说成国民运动,不要把工会运动从我们手中转到国民党手中。

  “在现阶段,只有在共产党有强大力量控制的工人集中的地区,我们才能自行组织国民党支部;而在共产党力量依然十分薄弱,国民党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工人集中区,我们就不必为国民党在那里组织支部,也不让其影响渗入。”

  张国焘、蔡和森等人,怕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削弱自己的势力,因而不积极去参加国民党。

  马林则坚持:“所有共产党员没有例外地都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张国焘认为:如果中共全体党员都加入国民党,而且都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即陈独秀也要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接受国民党的指导而忙得不可开交,并须以国民党的身份对外发言,那还有什么中共的独立性?他主张:担任中共各级领导的党员,和担任与国民党无关的工人运动职务的党员,不必加入国民党,或加入而不必在国民党内做实际工作。

  张国焘还声称:“中共并无义务在工人群众中为国民党发展组织,因为这样,将使独立的工人运动成为国民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

  马林说:“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时,是考虑到可用这种策略最有效地增加工人阶级利益,才去加入的。既然共产党人可以跨党,为什么工人、商人就该在国民党之外呢?我相信我们的精神力量,我相信凭这个策略,我们能取胜。”

  两种意见争论激烈,各有偏颇。于是,与会者的多数,既反对张国焘等人的左倾观点,又不全盘接受马林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

  毛泽东的观点与众不同。他说,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军队,如果共产党也注意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的局面。

  大会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在代表中仍未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最后就陈独秀起草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进行表决,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被通过。《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民主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仍旧保存共产党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共产党组织,谨严党的纪律,以建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并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党革命之需要。

  由于张国焘怀疑国共合作,在选举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时,他落选了。会议选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谭平山、项英、罗章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汉俊、邓中夏等5人为候补委员。

  共产党再次作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对国共合作是个很大的促进。

  再说越飞和廖仲恺在日本热海会谈。越飞说中国实行共产主义是遥远的事,这话使廖仲恺放心去做三民主义者。要做好三民主义者,必须交个好朋友,共产主义者就是三民主义者的好朋友。

  越飞还告诉廖仲恺说:“以往中国的革命,过于借重军阀之力,因而常导致失败。国民党必须组织培养自身的军队。”

  廖仲恺甚以为然。经过会谈,廖仲恺与越飞达成协议,苏联政府每年向国民党提供200万元的援助,其中70万元是军官学校的费用。苏联将援助国民党设立军官学校,并参照托洛茨基所订立的红军制度,拟定一项创设军官学校的计划。

  廖仲恺由日本回国后,即大力协助孙中山做联俄的工作。孙中山和苏俄的关系日深一日。马林同孙中山保持每周会面三四次。5月初,苏联政府致电孙中出,表示准备给中国必要的帮助,即派第一批军事顾问5人,由苏联驻华武官阿纳托里·伊里奇·格克尔带领来到中国。

  孙中山决定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学习革命经验。团员有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代表团在苏联3个月。当时列宁正患病,蒋介石拜会了托洛茨基以及苏维埃主席加里宁、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鲁祖塔克、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总司令加米涅夫、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维经斯基等。还考察了红军的训练情况,参观了一些军事学校,访问了一些工矿企业。

  在代表团访问苏联之际,孙中山决定创办军官学校,军校定名为“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命蒋介石为校长,陈翰誉为教练长,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由廖仲恺负责军校筹备工作。当时广东各实力派人物,看到军校校长是块肥肉,纷纷向孙中山推荐校长人选,不同意由蒋介石担任校长。孙中山当即表示:“新办的军校,如果不叫蒋介石当校长,宁可不办。”孙中山视蒋介石为“如身之臂,如骖之靳”。他说蒋介石:“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

  蒋介石乃浙江宁波奉化县溪口镇人,名中正,字介石,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其父蒋肃庵在溪口镇上开设玉泰盐铺,经营盐、酒、石灰为主,有薄田30余亩,是一户中产人家。蒋肃庵前后娶过妻室3位,元配徐氏、继配孙氏、再继配王氏,蒋介石为王氏所生。王氏名叫王采玉,与蒋介石的父亲结婚是第二次嫁人。原来嫁给溪口曹家姓俞的,那姓俞的36岁去世后,王采玉回到娘家居住,曾在葛溪一个庵里守节,后经在蒋肃庵店铺任帐房的堂兄王贤栋的介绍,再嫁给了丧妻的蒋肃庵。蒋肃庵1895年死于时疫,当时蒋介石只有8岁。

  王采玉在其夫病死后,茹痛抚孤,勤劳特甚,1921年,王采玉因患心脏病而死。蒋介石是个孝子,他将其母葬在白崖鱼鳞墺中垄。孙中山为其写了祭文,并在坟墓的墓碑上手书“蒋母之墓”。张静江为其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下联是“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蒋介石写了《哭母文》和《先妣王太夫人事略》。

  蒋介石前后娶过妻室4位。第一个妻子叫毛福美,1901年同蒋介石结婚。她比蒋介石大5岁,给蒋介石生了个儿子蒋经国。1913年蒋介石娶姚冶诚为侧室,姚氏生了蒋纬国。但也有一种说法,蒋纬国是戴季陶之子,由姚氏抚养大的。蒋介石的第三个妻子叫陈洁如。陈氏受过中等教育,能说俄语。蒋介石的第四个妻子是宋美龄。蒋同宋结婚时在上海报纸登了结婚照片,写着“中美合作”,即蒋正中的“中”字,和宋美龄的“美”字。

  蒋介石从小读过一些古书,16岁时考过秀才,未中。17岁到奉化城里进凤麓学堂,以后又到箭金学堂,19岁转入龙津中学读书。20岁这年,曾赴日本学习,未能如愿。返国后不久考入全国陆军速成学堂,次年被军校保送去日本留学,入振武学校。蒋在振武学堂学习期间,曾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1910年,24岁的蒋介石离开振武学堂以后,被分配在日本驻新潟县高田市野炮兵第13师团第19联队充当二等兵,以后升为上等兵,称士官候补生。蒋介石平常很少讲话,但他是留学生。

  1907年,蒋介石同陈其美一见如故,即与订交。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入同盟会,并引他见了孙中山。

  1911年夏,蒋介石接到已经回到上海的陈其美的电报,托故请假归国。他临行前,曾送给师团长冈外史一块匾,手书“不负师教”4字。蒋回上海参与陈其美“密商举义计划”,虽然假期不多,他还是参加了营救被关在牢狱里的同志张恭,和计划暗杀出卖张恭的刘光汉、何震夫妇。后因假期结束,返回日本。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其美电催蒋介石回国。蒋介石再次请假回上海。他回沪后,陈其美多次派他到杭州参加领导起义。沪军都督府成立后,陈其美派蒋介石为沪军第5团团长。

  1912年初,蒋介石受陈其美派遣去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蒋介石同另一名刺客王竹卿于夜间2时许,撬开陶成章的住所的大门而入,守门者觉,询以何为?蒋回道“来看陶先生。”旋登楼,入陶成章卧室,蒋又呼曰:“陶先生!”即出手枪击之,子弹从陶左额入,斜穿胸部,陶成章不明不白地死去。

  蒋介石杀陶后,又去日本,在日本办了《军声》杂志。他在《发刊词》中写道:“本社同人编辑《军声》,将欲揭破各国之阴谋,而晓音喑,警告国人以未雨绸缪之计者。”

  1912年底,蒋介石返回中国,次年7月,蒋介石在孙中山的劝说下,跟随陈其美在上海开展反袁斗争,躬赴火线,往来指挥。此时,蒋介石已成为陆军少将。

  1913年9月,蒋介石赴日本,在黄兴主办的东京军事教育机关“浩然庐”学习。后受陈其美指派赴东北活动。蒋介石又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并向孙中山呈上了《上总理陈述欧战趋势并倒袁计划书》。

  1915年2月,陈其美从日本返沪进行反袁斗争,派蒋介石留在东京处理善后。蒋介石在送陈其美回国时说:“此去万一不幸,而为袁氏所害,余当为兄之第二化身,以成未竟之志!”

  这年10月,担任淞沪司令长官的陈其美,要蒋介石回上海参与反袁活动。蒋介石回上海后,协助陈其美从事反袁的军事斗争。1916年5月,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杀害,蒋介石在祭文中说:“义弟蒋介石,致祭于英士义兄之灵曰:呜呼!自今以后,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丙午以来,至今十载,其间所共者为何事,非安危同仗之国事乎?所约者何如辞,非生死相共之誓辞乎?而乃一死一生,卒至国事未成,誓辞未践,死者成仁成义,固无愧于一生,而生者守信践约,岂忍惜于一死。”

  陈其美死后,富有的古董商和早期革命的财政家张静江(张人杰)很赏识蒋介石,用钱来支援他。于是蒋在黄金交易所大事投机,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不到1年就发了财。当时上海滩是冒险家的乐园,在这个国际都市的市场上,从事交易买卖是极冒险的事业,在买卖供求中,充满着赌博、投机、欺骗、诱惑、冒险、凶残等,一人的发财建立在多数人的倾家荡产上。

  1917年,张静江和经济非常拮据的蒋介石、戴季陶,共谋生财之道,乃和日本某企业代表协商开办交易所,在上海组织了“协进社”的秘密社团,谋划其事,又和浙江同乡虞洽卿等拉拢,成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蒋介石同戴季陶在日本振武学堂相识,此时又走到一起,在饱尝经营的甜酸苦辣中结成了知己,互相间称兄道弟,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称蒋介石为“三伯伯”,这种亲密的程度,不是常人所能相比的。

  在证券物品交易所,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虞洽卿、陈果夫等人开始了密切交往。这几个浙江人以地域作为纽带,紧紧地抱成一团,成为江浙财团及上海帮会势力在政治上的代表,为今后的权势的不断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

  蒋介石原是光棍一条,一无所有。他对张静江说:“日来闲居无事,常以弄墨自娱,愧无进步,不能当大雅一睐。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

  张静江为蒋介石在交易所认股4股,每股1000元。蒋在交易所里担任了经纪人,其牌号叫“恒泰号”。半年后,蒋介石获得50多万元。

  蒋介石、戴季陶等人,真所谓空手人翻云覆雨,白手起家,凭空发了大财。交易所获利越来越多,蒋介石、戴季陶、张静江等便将股票价格越抬越高。由于交易所得利这么快这么多,搞交易所的人纷纷而起。交易所的价格,时时飞涨,到了1921年夏秋,交易所竟至过盛时期,终于酿成绝大风潮,各交易所先后停闭歇业,蒋介石、戴季陶等也陷于破产,从买空卖空的巅峰上一下子跌落下来。蒋介石欠了一屁股债务。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拖延到1922年2月,宣告“死刑”,大量股票一旦成为废纸,大富翁变为穷光蛋。虞洽卿和青帮首领黄金荣研究之后,仗义援助,给蒋4万多元,年老的张静江给蒋介石还了3万多元的债。

  蒋介石虽然做投机生意失败,但他在生意场上交结了张静江、虞洽卿等江浙财团,后来江浙财团扶持蒋介石爬上政治舞台,此是后话。

  蒋介石在陈其美死后,设法全力投靠孙中山,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1917年9月,蒋介石写了《对北军作战计划》,10月又写了《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送给孙中山。1918年春,蒋介石南下广州后,参加孙中山的军事活动,先后在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任作战科主任、第二支队司令、第二军前敌总指挥官。这年3月,蒋介石向孙中山呈上《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7月又呈上《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由于蒋介石同陈炯明有矛盾,几度辞去军职。而孙中山对蒋介石越来越信任,尤其在军事上,孙中山于1920年10月29日给蒋介石的信说:“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尤过之。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

  1921年1月12日,孙中山给蒋介石去电说:“援桂尅日出师,请兄速来臂助,兄本允赴粤追随,勿再延迟为幸。”3月29日,孙中山再次给蒋介石去电说:“西征关系重要,一切须在军事筹划,兄来更速进行,幸即趣装!”4月之后,孙中山5次致电蒋介石:“速来相助”;“节哀速来,臂助一切”,“一切仍俟兄来商榷”。1922年6月2日和6月16日,孙中山2次致电蒋介石:“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事紧急盼速来”。6月29日,蒋介石由沪来粤,在永丰舰上同孙中山见面。孙中山对外国记者说:“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2万援军。”

  孙中山渡过难关,蒋介石著书《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记录了孙中山从6月15日至8月15日的62天的各方面活动情况。1922年10月18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部参谋长。1923年2月,孙中山又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信任,决非一朝一夕,而是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尽管孙中山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并命他为新办的军校校长,但蒋介石对这个职务的重要性,开始却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对孙中山的任命采取消极态度。他从苏联回到上海后,并不立即赴广州向孙中山报告,却于当日下午返回浙江奉化原籍。在廖仲恺的一再去电催促下,蒋介石才不得不动身去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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