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月，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草拟了总工会章程，并决定于2月1日在郑州正式举行京汉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
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会将开会的宗旨、地点均登载各报，并向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呈文报告。赵是个诡计多端的政客，他表面上同意工人成立总工会，并给北段代表以免票乘车，南段代表挂专车的“优待”，又将1月18日的星期例假移到2月1日，以方便代表赴郑州开会，暗地里他却密电吴佩孚，要求禁止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
吴佩孚此时始看清工人群众的团结，并不只是为加薪及减短做工时间，而还有政治方面的目的，于是，他便抛弃其伪政策，骤然施展其凶残毒辣的手段，禁止工人在郑州集会。吴佩孚看到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的急先锋，于是，他下令驻郑州的第14师师长靳云鹗，对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预为防范，设法制止。
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于1月28日到总工会筹备会，声称奉吴佩孚命令，禁止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筹备会感到意外，说明召开成立大会，已经路局允许，军事当局不应无故干涉。
1月30日，吴佩孚电召工人代表赴洛阳去见他。筹备会派杨德甫、李震瀛、凌楚藩、史文彬、李焕章5人前往洛阳交涉。他们当日赶到洛阳，吴佩孚避而不见。
次日，吴佩孚会见代表，狡猾地说道：“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你们想，什么事我不帮助你们！不过郑州是个军事区域，岂能开会？你们不开会不行么？你们改地方不行么？其实会个餐亦可开会，在屋子里亦可开会。我是宣言保护你们的！岂能和你们为难？这是你们的局长来的报告，我已经允许了他，我已经下了命令，要制止开会；我是军官，岂有收回成命的道理？我以后保护你们的日子还多咧。你们说开会没有什么，我亦知道；不过，你们若是非要开会不可，我可没有办法了……”
代表们提出，根据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保护劳工”的通电是吴的政治主张，不应出尔反尔；大会筹备已久，并经铁路局局长同意，各地代表已齐集郑州，大会势在必开。
吴佩孚顾左右而言他，最后冷笑几声，扬长而去。
入夜，身着戎装的吴佩孚在官邸召见谋士白坚武。他嘴上两撇八字胡修得整整齐齐，厚厚的下嘴唇微微颤动，背着手在室内缓缓踱步，听白坚武讲述着各方情报。他突然收住步，摆出儒将的风度，不慌不忙地问：
“罢工风潮，越闹越大，京汉路成立总工会，乃是得寸进尺之举，依你之见，如何是好？”
白坚武道：“必要时就开杀戒！”
“好！只要我吴某人说句话，京汉铁路就得变个样！”
白坚武又道：“兵家之道，先礼后兵。只要能化干戈为玉帛，就不要轻开杀戒。这样可以免得被孙大炮借此做文章。”
“何为先礼？”吴佩孚诧异地问道。
“今夜，我差人进京，向李守常转达大帅此意，并晓以利害。解铃还是系铃人，希望守常能出面斡旋，平息这次风潮。”
“假如他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呢？”
“大帅就血染京汉线！”
白坚武派往北京的说客，带上礼品去见李大钊，转告白坚武的话：“希望京汉线上的工人不要成立总工会，否则，吴大帅就要武力解决。白坚武不愿发生军人和工人冲突的不幸事件，他思之良久，无能为力，认为只有你才能避免这场流血事件！”
李大钊听完说客的话，站起身来，愤然地说：“请坚武转告他的吴大帅，我李大钊没有这样的权利，请他们去问京汉线上的几万名工人吧！”
李大钊令说客带回礼物，回去报告白坚武，不要做历史的罪人。
此时来到郑州的代表有京汉路代表65人，京奉、津浦、正太、京绥、陇海、粤汉等路来宾60余人，武汉工团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武汉电话工会等30余团体来宾130余人，北京、武汉各地男女学生及新闻界人士30余人，总计到会人数近300人。
31日晚，赴洛阳人员向云集在郑州的代表们报告了与吴佩孚交涉经过。在讨论对策时，有3种意见：杨德甫等人认为：成立大会的节目变少点，时间缩短点，早开早散，以便息事宁人；凌楚藩等人主张：不如改期开会，再派代表分别去请愿和交涉；项英等人认为：工人要组织工会，就是武装自己，求得解放，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吴佩孚那些人是压迫我们的人，是我们解放的障碍，如果成立工会要他们批准，那只有不开了。因此，要坚持斗争，如期开会，项英大声疾呼：
“谁说一个‘不’字，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同他干！”
与会代表群情激昂，一致同意项英等人的意见，坚决主张向军阀进行斗争，当场议决次日在郑州普乐园剧场如期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2月1日清晨，驻郑州第14师师长兼警备司令靳云鄂、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根据吴佩孚的电令，在郑州城内外紧急戒严，郑州城内沿街布置军警，商店闭门，行人断绝，如临大敌。
代表和来宾们毫不畏惧，都说：“必须开会，不为武力所屈。”上午8时，各路各站工人代表和各铁路各地区工团代表齐集五洲大旅馆，整队出发，队伍以军乐队为前导，手持各地所赠贺匾、贺联的青年工人随行。代表手持红旗，与来宾们在军乐和口号声中，顺序前进，气魄雄伟。郑州铁路工人也向会场聚集。
队伍行至会场不远的钱塘里时，被军警拦住，举枪恐吓，阻止前进。全体代表鹄立街心约2个小时，群情激愤，奋勇拚死冲破防线，蜂拥至会场，破门而入。会议主席宣布组织宗旨，遂群呼：“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
会场周围已被武装军警包围。与会代表更加激昂，奏乐欢呼，声震屋瓦。
黄殿辰赶到会场，限令大会于5分钟内自行解散，否则以军法从事。工人们纷纷怒斥，仍坚持开会。下午4时，宣布散会，代表们始冲出重围。
当天下午，军警们又包围了代表及来宾所住各旅馆，不许工人自由走动和交谈。总工会在万年春饭馆预订的饭菜，不准开售。代表及来宾一时完全丧失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的匾额、礼物等，尽被摔毁，弃置道旁。总工会会所被重兵占驻，禁止工人出入，室内一切文件、计物，捣毁一空。工人问兵士何以如此强暴？兵士回道：“是奉大帅命令……。”
工人代表及来宾无不愿舍死拥护神圣之总工会，奋力争夺获而复失之自由，虽死亦无余恨。当日晚上，总工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发动全路总罢工，以抵抗军阀的武力压迫，并发布罢工决议说：“此次横遭压迫，不仅我京汉工人的奇耻大辱，实我劳动阶级全体的奇耻大辱，我们为抗争人格与自由起见，谨决于4日午刻宣布京汉全路总同盟罢工；……我们是为争自由作战，争人权作战，只有前进，决无后退。”
总工会决定移江岸办公，并立即成立总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罢工行动，推选总罢工委员会委员长杨德甫，副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总干事项英；郑州罢工负责人高彬、姜海士，江岸罢工负责人林祥谦、曾玉良，长辛店罢工负责人吴汝铭、史文彬；传达罢工命令负责人彭占元。
总工会为保证代表的安全，作出决定，各地代表从速离开郑州。各地代表临行时，无不愤恨军阀官僚朋比为奸，他们说道：“京汉铁路总工会能否健在，实全国工人共同问题，我们应讨论帮助京汉总工会争回人格及自由——此乃我们今后的重要使命。”
2月2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全国各工团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工人本着阶级斗争之精神，切实援助。于是，震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2月4日，遵照总工会规定的罢工时间；郑州从上午9时起，江岸从10时起，长辛店从11时起，先后宣布罢工。京汉铁路长达2000多里的所有客车、货车、军车、桥梁、工厂、道棚一律停止工作。
2月5日，郑州的靳云鹗逮捕了郑州分会的高彬、姜海士等5人，施以重刑，强迫他们下令复工。得到的回答是：“没有总工会的命令，决不上工。”
吴佩孚从保定、琉璃河方面调集军队，包围长辛店，沿路布满岗哨，禁止工人走动。工人们仍冒险示威，并向军队散发传单，向军队士兵说明：“兵士、警察和工人同是苦同胞，应该互相联合互相帮助，不应该进行残害。”
兵士们听了，均为之感动。
湖北督军肖耀南和参谋长张厚生调集军队包围江岸工会机关，威胁工会交出京汉路总工会和江岸分会负责人杨德甫、林祥谦、罗海澄、朱兰田、张廉光等人，工人以强硬态度严词拒绝。张厚生又调集军队占领车站机厂，在工人家中捕去火车司机2人，强迫开车。江岸分会闻讯，即派纠察团救援，约2000余工人，冲开军警防线，将2工友夺回。肖耀南、张厚生又派军警逮捕了纠察团的几名工人，扬言要把他们枪毙、斩首。数千名工人根本不怕威胁，坚决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工人，几个被捕工人终于获释。
2月6日，因总工会没有掌握电讯机关，断绝了与各地分会的联系，斗争形势开始对工人不利。赵继贤在长辛店指挥全副武装军警挨户搜查工人住宅，匿住在工人家中的分会委员和工人史文彬、洪尹福、吴汝铭、陈励茂、吴珍、李玉、吴春雪、康定新、张宝和、高顺田等11人被捕走。时值寒冬，被捕的11人，都被剥去衣履，送往旅部，准备次日天明解往保定。
靳云鹗在郑州，将前一天捕去的高彬、姜海士等5人，押至郑州车站，剥去上身衣服，绑在电杆上。天气寒冷，积雪半尺厚，军阀企图强迫高、姜等人屈服。但高、姜等人斗志昂扬，毫不动摇，高声责骂。工人和居民，深受感动，泪落不止。
李大钊以南下讲演为名，来到武汉，秘密地领导罢工斗争。他与武汉党组织负责人陈潭秋以及江岸分会领导人施洋、林祥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和京汉路总工会，于2月6日在江岸举行盛大集会，有1万多人参加，武汉分部主任林育南、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李震瀛等人相继发表演说，言词感人，群众纷纷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万岁！”“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
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2月7日，吴佩孚对京汉铁路工人开始血腥屠杀。
7日黎明，长辛店3000多名工人为了营救被捕的工友，在纠察队长葛树贵、副队长郭连登的带领下，扛着“要求释放被捕工人”的大旗，奔赴第14混成旅旅部示威。工人们愤怒高呼：“还我们的工友！”“还我们的自由！”
第14混成旅旅长命令军警向工人冲杀，一时弹如雨下，刀剑飞扬，并继以马队践踏。可怜数千工人，中弹者纷纷倒地。葛树贵等5人当场牺牲，重伤30余人，被捕30余人。军警屠杀工人以后，又闯进工人住宅进行抢劫。
在武汉，肖耀南命张厚生率领2营全副武装的兵士，分3路包围江岸总工会，并向守卫在总工会门前的数百名工人开枪射击，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等32人牺牲，伤者200余人，江岸分会委员、共产党员林祥谦等60余人被捕。反动军队在进行屠杀之后，又进行了疯狂的抢劫。工人聚居的福建路一夜间连劫3次，官兵惨无人道地殴打、强奸工人的妻女，工人家中所有衣物被劫掠一空。
林祥谦等被捆绑在车站的电线杆上，张厚生强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威武不屈，严词拒绝，张命刽子手先砍一刀，然后再问道：“上不上工？”
林祥谦抗声回答：“不上！”
张又命砍一刀，怒声喝道：“到底下不下命令上工？”
林忍痛大呼：“上工要总工会下令的！但今既是这样，我们的头可断，工不可上的！”
张复命砍一刀，林鲜血溅地，晕了过去，醒来时，张狞笑道：“现在怎么样？”
林祥谦切齿骂道：“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般混帐王八蛋的军阀走狗手里！”
张大怒，立命枭首示众。林祥谦慷慨就义。
当晚，肖耀南奉吴佩孚之命，非法逮捕了“二七”斗争领导人之一、共产党员施洋。施是律师，1920年他在上海加入共产党，多年来积极参加工人运动，抨击军阀暴行，深得工人群众信仰，被武汉工团联合会聘为法律顾问。肖耀南加以“煽动工潮”的罪名，于2月15日晨6时，将施洋杀害于武昌。施洋就义前，军法吏问他家庭方面的遗命，他说：
“无产阶级便是我的家庭。”身中3弹，犹引吭3呼“劳工万岁！”
吴佩孚下令逮捕在武汉的李大钊，当地党组织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把他转移到较为隐蔽的旅馆。
“二七”惨案后，党组织派人通知李大钊，要他尽快离开武汉，绝对不能落到军阀的手里。李大钊刚刚离开旅馆，10多名军警乘坐警车嘶叫而来，结果捕了个空。
李大钊回到北京之后，于3月20日组织5000多人示威游行，在总统府前高呼：“惩办祸首！”“为死难烈士复仇！”
“实现民主自由！”等口号。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桂林同孙中山会谈之后，又经广州等地于1922年3月29日回到上海。马林根据他对国民党的考察，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前提出发，建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陈独秀等反对，在4月6日给维经斯基写信说：
兹特启者，马林君建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6条意见为荷。
马林的建议被中共拒绝后，于4月24日离沪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马林在报告中叙述了他在中国南方考察的情况，认为国民党是个多阶级联盟的政党，起领导作用的是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人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孙中山就是其中之一。
马林的报告显然有许多不妥之处，完全忽视了国民党里还有军阀和官僚这一重要事实，国民党是个成员复杂的松散团体，是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他过高地评价了国民党。
马林对共产党提出了不切实的批评和要求，指斥共产党人不和罢工工人联系，对中国政治生活说来没有价值，甚至说中国共产党诞生得太早了，简直不能把它称为一个政党。
马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中共党员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
马林的意见得到了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同意，于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作出指示。
在马林对中国南方考察之际，中共收到共产国际远东局关于选派代表参加会议的通知。中共中央立即分派包惠僧赴广东、周佛海赴长江一带、刘仁静到北方各主要城市物色，选派代表赴会。
代表们分别从上海、北京、汉口、广州、唐山等地秘密出发，经山海关、奉天、哈尔滨，由满州里越过边界，历经艰险，到达伊尔库茨克，在伊尔库茨克聚齐后，乘专列到达莫斯科。
1922年元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隆重开幕。来自朝鲜、中国、日本、外蒙古的代表共178人。中国代表团共39人，有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也有国民党的代表、工人代表、学生和文化团体代表，妇女代表、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是张国焘，国民党的代表张秋白、工人代表邓培、妇女代表是黄碧魂。共产党的代表还有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瞿秋白、林育南、任弼时、罗亦农、俞秀松、柯庆施、肖劲光等14人。大会贯彻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国和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号召“全世界远东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列宁因病未能出席大会，但他在会议期间，接见了中国代表张国焘、张秋白、邓培。在克里姆林宫列宁办公处的会客室内，列宁亲切地接见他们，在愉快的气氛中，张秋白请列宁对中国革命予以指教。列宁回答说，他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的革命领袖，但也不了解孙先生在这些年来做了些什么，因此不能随便表示意见。
列宁在谈话一开始就注意到中国革命中的国共两党的合作问题，他询问张秋白：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
张秋白回答：“一定可以很好地合作。”
列宁转而以同样的问题问张国焘，并希望张国焘告诉他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形。张国焘表示：在中国民族和民主革命中，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在两党合作的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这些困难相信是可以克服的。
中国共产党当努力促进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团结。
列宁频频点头，表示满意。告辞时，列宁紧紧握着邓培的手，勉励说：
“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更重大的作用。”
张国焘回到上海后，向中共中央汇报，说明了大会确定的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性质，而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势力是勾结在一起的，中国革命又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共中央欣然接纳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国人民长期地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具有光荣的反帝斗争传统，中国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成性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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