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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春秋》2-05章 重整旗鼓

  革命党人纷纷流亡日本。戴季陶随孙中山之后,化装成日本新闻记者,改名岛田政一,从大连乘轮船“台南丸”来到日本。

  戴季陶又名戴天仇,他的祖籍是安徽休宁县,以后迁浙江湖州府吴兴县。清朝乾隆末年,戴季陶的高祖戴闻天只身流浪到四川。起初做帮工度日,以后几经辗转,在成都不远的汉州,靠一个浙江同乡的接济和帮助,做起瓷器生意来。他以质取胜,收项颇丰。他的“昌泰瓷号”名声大噪。戴闻天在广汉定居下来,娶妻得子,建家立业。家业传到戴季陶的祖父戴廉手中。戴廉为人慷慨尚义,尊师重道,远近皆赞美其具有侠义之风。他精绘画,却不善于理财,晚年由于商业不景气,干脆关闭了两家瓷号,闲居在家,沉溺于丹青之中,过着宁静淡泊的生活。他能画一手绝佳的海棠图,远近闻名,为时人所唱。

  戴季陶的父亲戴小轩也精于绘画,但他受人秘传更擅长外科医术。戴小轩娶妻黄氏,受其指点,也精通治疗。他们夫妇医术精湛,远近闻名。黄夫人笃信佛教,虔诚之心莫有能比。幼年的戴季陶也常常随母亲烧香敬佛,但他多出好奇之心,并不能深领其意。

  戴小轩有四男三女,戴季陶是七兄妹中最小的一个,戴季陶排行最小,自然最受宠爱,吃喝玩乐都让戴季陶占尽。

  戴季陶的祖父素具侠义之气,喜欢替人排忧解难,每遇有人发生纠纷,总是乐意居间作保。好人做多了,少不得会有得罪人的时候,赔钱受累且不说,生活日见困难。在广汉颇有声望的戴氏家业从此衰落。

  戴季陶天资很高,他从小聪明异常,年仅6岁就能即景赋诗。一天,戴季陶随父亲及父亲的三位挚友到郊外散步,时值新麦方吐嫩穗,春光明媚。年幼的戴季陶在盎然春意中跑前跑后,欢跃如雀。戴小轩见儿子那聪颖的模样,也得意万分,便命他即景赋诗,以为助兴。戴季陶果不负父望,迅速转动他那机灵的小脑瓜,面对大好风光,用稚嫩的童声一板一眼地吟诵出一首五言绝句来:“新麦出堤上,迎风如舞浪;

  极目不知远,江山皆在望。”

  戴季陶10岁跟随长兄读书。长兄戴传薪在汉州纯阳阁开设私塾,他对小弟要求非常严格,专门为他制订了学习计划。戴季陶读了许多书,眼界大开,学习进步很快,1901年冬,年仅11岁的戴季陶随两个兄长一道去参加童子试,大哥戴传薪顺利地考取了生员,戴季陶在州试和府试中均名列前茅,偏偏院试时,《易经》试题是“为大赤”,以戴季陶的年龄及他所读过的书籍,实在是搞不懂“为大赤”的题意,不明题旨之所在,根本无从落笔,最后交了白卷,整个考试功亏一篑,戴季陶心中好不懊恼。

  1902年,戴季陶随长兄戴传薪到成都。戴传薪在东文学堂谋到了一份差事。他把戴季陶送进东游预备学校读书。戴季陶在那里学习日语,很快掌握了日常用语。

  一年以后,戴季陶考上了成都客籍学堂高等科。同学之中多是举人和秀才,唯独戴季陶一人年仅13岁,远离弱冠之年。在这里,戴季陶受名师指教,学问大长。每每考试,年龄最小的戴季陶总是名列前茅,令人刮目相看,受到客籍学堂师生的交口称赞。

  少年戴季陶并不顺利,倒霉的事接踵而至。一次体操运动时,他不慎栽倒在地,左脚关节骨折,经过治疗没有完全康复,以致终生走路都有些跛。而且步行过久或天气变化,都会隐隐作痛。在这之后不久,学堂里调来了一位为人很不公正的监督(校长),他在评定学生成绩时常常随其所欲,偏袒喜欢的学生。戴季陶一向名列前茅,校长很不公正对他,他在愤恨不平之际,奋起发难抨击。校长恼羞成怒,仗其权势,不顾师生反对,竟然将戴季陶开除,并以师道尊严之词呈请四川督署通令全川学校,不得收录戴季陶入学。

  戴季陶改名进入一所教会学堂——华英学堂。入学不久便显出他的聪颖和功力,在学堂里大出风头。可是树大招风,仅三个月便被官府查出这个改名换姓的人物,立即勒令退学。这时,戴季陶的华英学堂老师小西三七被川北中学聘为理科教师,他们几乎同时离开华英学堂。小西见戴季陶喜欢读书,能用一口流利日语和他交谈,更加偏爱他。于是便主动介绍戴季陶到川北中学去做他的日语翻译。这样,15岁的戴季陶正式被聘用,月薪15元。

  

  小西三七是位很有远见的日本人,他认定倘若戴季陶今后还陷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将来必定难成大材,故极力鼓励戴季陶去日本留学。戴季陶雄心勃勃,经过学堂风波,对腐败的清政府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又接受了小西向他灌输的国外先进文化,特别是日本的文化和社会情况,决心听从导师的指点,东渡日本,寻求新知识。

  1905年,年仅16岁的戴季陶,叩别亲人,挥泪踏上东渡日本的征途。戴季陶乘船顺江而下,来到汉口,他准备上岸找个客栈暂住几天,再行东下。

  他随身携带七百块大洋分做两处存放,身上背五百,提篮里放二百。他本来左脚遗留旧伤,不便步行过久,加之码头上的大斜坡更是难上,他提着沉重的行李,吃力地在人群中穿行。突然一条大汉从他身后闪过,一把抢过戴季陶的提篮就冲进人群里。戴季陶知道自己遇上了强盗,惊慌之中茫然不知所措,竟然放声大哭起来。

  与戴季陶同行的是他的一位族兄,他在族兄的安慰和照料下,继续东行而去。

  戴季陶在日本东京,先后进师范学校、日本大学读书。他文采风流,辩才雄盛,为人又热情慷慨,在日本大学时间不长,就成为风头人物。他在二年级时,便同几位朋友,胡森、王用宾、谢健、杨子鸿、张伯烈等组织日本大学中国留学生同学会,被选为同学会会长。

  戴季陶是个富于浪漫色彩的人,他有着超人的才华、汹涌的激情、俊逸的丰采和豪放不羁的品性,赢得周围同学的尊敬和喜爱,也令不少异邦女子暗怀春心。一位李姓皇族公主的朝鲜女留学生同他一见钟情,哪知日本政府对朝鲜留学生严加防范,限制其自由活动。戴季陶不畏强暴,决定公开自己的爱情,他和李小姐把各自的亲朋好友邀集在一起,举行宴会,宣布他们正式缔结婚约。郎才女貌,到场的友人无不衷心地为他们祝贺,俩人幸福至极。但婚宴后没几天,李小姐突然失踪,戴季陶的伊甸园被莫名其妙地拆毁,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1909年,戴季陶从日本回国,他踌躇满志,准备好好干一番事业,但是当他回到上海之时,身上仅剩下四角钱,不足吃一餐饭,他毫无办法,只好在茫茫人海中无目的穿行,以期发现生的彼岸。就在他山穷水尽疑无路时,结识了上海教育界知名人士张俊生。张不仅慷慨解囊,并给他鼓励勖勉。

  不久,戴季陶离开上海去江苏省城苏州,以毛遂自荐的勇气,叩开了江苏巡抚的衙门,以日本大学法科毕业生的资格和过人才识,担任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

  1910年春,戴季陶离开苏州,回到上海,当新闻记者。他先在上海日报社,后转入天铎报社。戴季陶在报社兢兢业业工作,夙夜不懈,因而得到了天铎报社社长陈屺怀的赞赏。两个月后,便被破格提拔为《天铎报》总编缉。他成了新闻界的风云人物,他的笔名天仇也为人人皆知,“穷达利眼识天仇”成为上海新闻界的名言。

  1911年,戴季陶刚刚完成新婚嘉礼,还未来得及度蜜月,清政府指名逮捕他。他闻风逃离上海,前往日本长崎。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秘密潜回上海。哪知上海政治环境更加险恶,他无法在上海立足,独自一人到了浙江省吴兴县,匿居于云巢山道观,过了一段闲云野鹤的出家人生活。

  不久,他登上南下的海轮,前往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在槟榔屿担任《光明日报》编缉。他在那里引起了革命党注意,由著名的老同盟会员黄金庆主盟,雷昭信、陈新政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

  武昌起义后,戴季陶于1911年10月20日回到武汉,投入保卫武汉的战斗。在攻占汉口招商局的战斗中,他一马当先,勇敢冲杀。武汉的形势逆转,戴季陶便从武汉来到上海。

  他到上海后,立即协助陈其美筹划武装起义。并同陈其美等人一起领导了上海的起义。

  上海光复后,戴季陶毅然离开繁华的上海滩,附轮北上,来到大连。他在大连同东北的革命党人领袖一起,筹划东北的武装起义。他试图一举铲锄满清王朝的发源之地,使南军北伐时,清统治者援助无人,逋逃无处,只有束手归罪。他同商震、蒋春山、张光如等紧张地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戴季陶等电请南京临时政府,迅速任命蓝天蔚为东北主要负责人。孙中山接电后,即任蓝天蔚为关外大都督。蓝就任后委任戴季陶为关外都督府交通部长。

  蓝天蔚率军北伐。因革命军缺乏枪械军火,戴季陶火速电告上海方面。上海的陈其美接电后,命令沪军将领刘基炎押运大批枪支弹药前往烟台。

  刘基炎中途突起歹念,悄悄将这批军火改运登州,以图据为己有。戴季陶及时得知这个消息,他假托有事,邀请刘基炎到海容舰议事。

  刘基炎对于文人戴季陶没有一点戒备,十分坦然地到海容舰上赴会。戴早有准备,待刘基炎得意洋洋地登上海容舰时,亮出手枪,对准他的胸口。刘大惊失色,退路全无,只好束手就擒。戴勒令他将吞没的军火交出来。一个武夫,却被文士制住,茫茫大海,逃走不能,反抗无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应允将吞下去的械弹吐出半数。

  革命军跨海北伐,很快在辽东半岛尖山口登陆,反动清军望风披靡,革命军占领瓦房店,攻克庄河厅城。

  南北议和,孙中山功成身退。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下令取消关外都督,戴季陶只好打点行装,回到上海,再度从事新闻工作。

  他同李怀霜、周浩等人一起创办《民权报》,并担任总编辑。他写了不少文章,揭露抨击袁世凯。对于袁世凯羽翼下的官僚政客、议员军阀,戴季陶也无情地实行口诛笔伐,不稍假以词色,一概抨击无余。由于戴季陶的文章对袁世凯复辟阴谋尽情揭露,再加词锋犀利、文字劲烈,一时为人们广为传诵,《民权报》也声誉日增,读者越来越多,大有洛阳纸贵、不胫而走之概。

  戴季陶的言行引起了袁世凯对他的极端仇视,并终于不能容忍。袁世凯大权在握,急于清除异己,扫除复辟帝制道路上的障碍,于是,首先拿戴季陶开刀。

  1912年5月22日,一伙租界巡捕气势汹汹地闯进《民权报》社戴季陶的办公室,出示拘票,上书“戴天仇鼓吹阅报者杀袁、唐、熊、章,应即提究”。

  戴季陶当即指着拘票,振振有辞地申辩:“拘票上写的什么鼓吹阅报者杀袁、唐、熊、章,这算是什么罪状?何况,袁、唐、熊、章都不住在上海租界,你们凭什么抓我?”

  巡捕根本不管戴季陶怎么申辩,不仅逮捕了他,而且还想抓报馆里其他人,他们问报馆发行人是谁?戴季陶冷笑道:“你们是执法的,应该懂得法律,你们带来的这张拘票上,并没有列本报的发行人,怎么可以胡乱牵扯毫无关系的第三者呢?”

  在租界捕房,戴季陶厉声质问领班:“我这个案子,原告是哪一位?和租界捕房有什么关系?租界捕房是否有这个权力,代中国政府在租界里滥捕无辜?”问得捕房领班瞠目结舌,再也不敢和戴季陶多说什么。

  由于戴季陶精通法律,雄辩滔滔,也无把柄被捕房抓住,一向自诩为“文明自由”的租界当局无法将他定罪,再加上朋友尽心营救,规定的羁押期限一到,捕房只好将他无罪开释。

  戴季陶出狱后,除了在报纸上继续写文章对袁世凯进行抨击外,还发挥文学特长,编写剧本宣传革命。他坚持反袁斗争,虽然为此下狱,也在所不惧。他那意气纵横、声光逼人的文章,对于揭露袁世凯复辟阴谋、警醒人们继续战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戴季陶与孙中山相识前,即1911年春,曾在槟榔屿为孙中山家当私人教师,为孙中山的两个女儿——15岁的金琰和14岁的金琬讲授国文,这时孙中山在欧美筹款。1911年12底,戴季陶以同盟会党员兼新闻记者的身份首次见到孙中山,在交谈中,孙中山询问了戴季陶的姓名和个人的一般情况,孙中山这时才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风云一时的戴天仇,又曾担任过自己女儿的国文教师。从此,戴季陶与孙中山逐渐熟悉起来,两人开始成为忘年交。

  1912年9月,孙中山任督办全国铁路事宜,戴季陶被孙中山聘为机要秘书,从此,他便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不久,戴季陶又担任了孙中山的专职记室,随孙中山奔走各处,把孙中山讲话记录下来,既快又准确,很受孙中山的赞许。几个月后,他把孙中山在各地的讲演记录进行精心整理,辑成《民国政治纲领》及《钱币革命要义》两本书。

  二次革命期间,戴季陶到南京协助黄兴领导起义工作。他和黄兴召集1、8师各级军官、各单位主管军官会议,戴在会上宣布了袁世凯杀害元勋、毁弃约法、破坏宪政的罪行,号召大家起兵讨袁,广大军官都表示响应,少数袁党死硬分子,如要塞司令吴绍璘、讲武堂副堂长藩鑑等表示反对,戴季陶和黄兴立即采取革命手段,当场将这几个反对军官逮捕,并毫不留情地杀掉。

  为了保证黄兴的安全,戴季陶说服黄兴离开南京。黄兴和南军一些将领逃离南京后,戴拳陶仍然留在南京活动,受到士兵群众的欢迎,一般同志闻戴天仇来,亦莫不欣然有喜色,交相告曰:“天仇先生,中山之代表也。”

  戴季陶在南京陷入极度混乱的危急情况下,采取了迅速筹款、整顿军队等措施。他和何海鸣等人一起领导了南京第二次起义。

  南京陷落后,戴季陶没有外逃,坚持留在城里继续从事反袁斗争。为了挽回败局,他联络了1、8师中的一批中下级军官,图谋再举,但不幸消息泄露,没能成功,反革命军队到处捉拿戴季陶,城里一片白色恐怖。

  一天,戴季陶办完事从外面回来,见北洋军已将他的住处,即由日本人经营的宾来馆围得水泄不通,一些士兵已入宾来馆搜捕,戴季陶想要退回,已经来不及了,便只好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坦然前行。因为北洋军并不认识他,再加上他一口流利的日本话,那些士兵都被他哄住了,以为他是日本人,便放他进去。戴季陶昂然进入宾来馆,然后携一名日本妓女,双双翩然而出,居然奇迹般地闯过了险关。

  戴季陶离开南京到了上海。

  袁世凯命令他的御用北京总检察厅,下令通缉发动二次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分“首魁”及“执重要事务”共34名,戴是通缉犯之一。

  戴季陶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但他革命斗志并没有低落,他在上海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决定到东北去重新聚集旧部,组成一支精悍的军队,从东北打进关内,直捣北京,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独裁政权。他从上海再度北上,第二次到了大连。

  大连的革命党人宁武、刘纯一、石磊、王明山、傅笠鱼等人欢迎戴季陶的到来,他们一起筹措经费,购买军火,发展党员,等时机一到,便拉起军队,公开反袁。但那时全国反袁斗争形势已经低落,戴季陶虽有宏图万里,也鼓翼难飞。

  这时,他听说孙中山偕胡汉民已离开中国到达日本,在日本继续从事反袁斗争。于是,他决定去日本与孙中山合作,于1913年9月下旬来到日本东京。

  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在国内实行黑暗的独裁统治,资产阶级革命派遭到严重迫害,军队溃散、党人星散,中国上空,封建帝制的阴云迅速凝聚。在这严重关头,国民党内部思想混乱,意见分歧,加上生活困难,互相诟谇,20年来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乎一蹶不振。亡命日本的多数国民党人对革命和讨哀失去信心,悲观失望情绪甚浓。其中少数党员或因绝望而离开国民党,或为谋取官禄而投靠袁世凯。孙中山并没灰心丧气,也没有被袁世凯的嚣张气势所吓倒,自东渡以来,夙夜以国事为念。他急需重整旗鼓,更急需一批坚定的骨干分子,因此,戴季陶的到来,使孙中山喜出望外,他要戴季陶继续当他的机要秘书。

  孙中山为了安置同志培养干部,以继续进行革命,与黄兴、李烈钧等在日本办了两所学校,其一为军事研习所,对外称“浩然庐”,其二为政法学校。前者研究军事,后者则学习政治、法律。

  二次革命的失败,给孙中山以很大的触动,他花很大的精力,认真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他认为革命的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之涣散,意见之分歧,步骤凌乱,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等于散沙,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特别重要的是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号令不能统一,事党魁未能服从。他特别责备黄兴,自辛亥革命后,许多作法违背他的意愿。正因为这些原因,革命才遭致失败,为了重新集结革命力量,孙中山决定另组一个党,以重新焕发革命精神,这个党要忠于革命领袖。孙中山决定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

  孙中山规定:志愿参加中华革命党者,必须有志于革命救国,为国民谋自由平等,必须各具誓约,必须服从党魁一人命令,并须在誓约上用中指按上指印,以志矢忠,为挽救祖国,牺牲一切。无疑,这里存在着矫枉过正之弊,这套绝对服从领袖和打指模表忠心的办法,近乎专制和迷信,是有悖于民主精神的。但孙中山旨在团结同志,加强党内统一,以便再接再励,坚持讨袁斗争。

  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谭人凤、熊克武等人都不同意这样的做法。他们认为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得逞,其势力正如日中天,须缓待时日,待机而动。他们对孙中山等积极组织新党,亟谋在国内迅举义帜,以推翻袁世凯专制统治,抱反对态度,被称为“缓进派”。

  孙中山则对形势始终抱乐观态度,认为有志竟成。他说:“惟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既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亿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毋怯也!此次失败以后,自表面观之,已觉势力全归乌有,而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前,不啻万倍。而袁氏之种种政策,尚能力为民国制造革命党。”

  黄兴等人认为,逃亡日本的党人,都是被袁世凯所通缉的,不应在这个非案时期对他们严格要求,而应该在现在的基础上,发展和巩固反袁力量。黄兴等对党员入党必须服从党魁一人命令表示异议,认为党员入党并非为某一领袖服务,而是效力于革命事业。入党要在誓约上按捺指模,是对党人人格之侮辱。

  孙中山对党员必须服从党魁一人解释说:“此次组织,其所以必誓服从弟一人者,原第一次革命之际及第二次之时,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识者论吾党之失败,无不归于涣散,诚为确当。即如南京政府之际,弟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张。关于袁世凯受命为总统一事,袁氏自称受命于隆裕,意谓非受命于民国。弟当时愤而力争之,以为名分大义所关,宁复开战,不得放任,以开专恣横行之渐。乃当时,同志咸责备弟,且大为反对。其余建都南京,乃饬袁氏南下受职两事。弟当时主张极力,又为同志反对。第二次革命之前,有宋案之发生,弟当时即力主开战,克强不允,卒迁延时日,以致于开战即败。可知不统一服从,实无事不立于败衄之地位。”

  为了筹建中华革命党,孙中山17次召集会议,讨论建党方案和原则。黄兴等人坚持自己的观点,并请人婉劝孙中山改变自己的主张。但是,孙中山意志异常坚决。

  黄兴觉得这样相持下去,恐与孙中山的矛盾加深,而削弱革命的力量,给袁世凯以可乘之隙,于是,他决定以疗养胃病为名,离日游美,使孙中山行其所是。

  1914年3月,黄兴在孙中山直接安排下,携夫人徐宗汉、幼子一美、翻译徐申伯、唐月池、秘书石陶钧、李书城等人,乘日轮赴美。

  李烈钧、谭人凤、熊克武、柏文蔚等人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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