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参议院首先举行议长选举，援引临时参议院先例，采用记名投票法分别互选。结果国民党参议员张继、王正廷分别当选为正、副议长。
共和、民主、统一3党，一看采用记名投票，国民党得了参议院正、副议长的席位，便在众议院选举问题上，坚决主张采用无记名投票。而国民党议员则坚持记名投票的主张。由于双方争持不下，最后决定采用投票表决来确定选举正副议长是否用记名方式。结果通过了无记名投票选举众议院正副议长。
国民党在众议院中的议员，也同在参议院一样，居于多数地位。但由于共和、民主、统一3党的拉拢、分化，一些国民党议员纷纷退出国民党，转入共和、民主、统一3党，另有些国民党议员，受袁世凯收买，脱离国民党，另组小政党。
4月26日，众议院用无记名投票选举议长，民主党议员汤化龙获272票；国民党议长候选人吴景濂获266票。汤化龙虽然比吴景濂多6票，但未超过参加投票人的半数，依选举规则，应由2人决选确定。后经二次决选，汤化龙最后战胜吴景濂，当选为议长。随后进行副议长选举，共和党陈国祥当选。这样国民党在众议院正副议长的选举中，都失败了。
从此之后，国会两院内部，国民党议员与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环绕着制定宪法、大借款、宋案、江西民政长事件等诸问题，呼应着院外国民党同袁派及拥袁派势力斗争，彼此施展种种手段，展开了极其复杂尖锐的斗争。在制定宪法问题上，国民党议员主张总统解散众议院，须先得参议院许可，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则主张总统有权解散众议院，无须经过参议院的同意。对于内阁，国民党议员主张组织纯粹政党内阁，只有众议院议员才有资格成为阁员；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则主张阁员应当由总统亲自举任，不限众议院议员和政党；在大借款问题上，国民党议员认为，政府与五国银行团自行签订善后借款合同，未经前参议院通过，是为违法，当然无效；而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那彦图、汤化龙、籍忠寅、张伯烈、郑万瞻、李国珍等44人，则通电说：
此项借约，在事实上，确为前参议院业经通过之件，惟议决方法上，与普通法律不同，事前未刊日程，事后亦未另具公文。
在宋案问题上，国民党议员以宋案证据发表，主使竟是政府，国会当根据约法提出弹劾，使袁、赵解职，由国民党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的审判；而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则召开3党议员会议，议决“对待宋案，俟法律上之正当解决，但政府有侵及立法范围，如设特别法庭之类，则不能不反对。”
由于两党议员（共和、民主、统一3党联合成立进步党）的尖锐对立，在国会的两院会议上，不是一党议员有意中途退席，进步党议员经常采用这种手法，使会议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做出决议，就是两党议员发生尖锐的冲突，大声争吵，甚至动武。当时有人这样描述议会：“中国议会有三特例：一曰叫骂，二曰走散，三曰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而殴人掷物未闻焉。今已开其例，日后必有以杀人掳人闻者，是亦可谓捣乱之极轨矣。”
袁世凯见国民党在国会中占优势，恐正式总统不能到手，焦思苦虑，便有计划大规模收买国民党议员。袁世凯从向五国银行借款中拿出300万元，来收买议员。被收买的议员，可得到5000至8000元赃款，必需选袁世凯为正式总统，拥护袁世凯。
袁世凯收买国民党议员，主要是依靠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和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去昼夜奔走。那国民党人、众议院议员邹鲁，从广州来到北京后，便被陆建章所派之人刘某、陈某纠缠，他们对邹鲁说：
“总统很想借重先生，拟拨40万随先生组织新党。这事总统命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办理，陆处长叫我们来致意先生。”
遭邹鲁严词拒绝后，陆建章仍不死心，他亲自请邹鲁吃饭，并对邹说：“我有事请刘、陈两位转达先生，这是总统的意思，千万请先生答应。”
邹鲁再次拒绝收买。但已有不少国民党议员被收买，脱离国民党另入进步党，或另组新党。孙中山、黄兴对此十分焦急，力图加以挽救，但却无济于事。
孙中山、黄兴得知国民党籍议员郭人漳将脱党另组大公俱乐部时，致电劝阻说：“闻公欲脱离本党，自组政团，文等以党派愈多，相争愈烈，国基未固，即一党一心犹不足以尽维持之责。我公顾全大局，尽力本党，素所羡佩，他人出此，公尤当急止之，万不可发自公致兆分裂之势。十年肝胆，万里心期，风雨晦明，思急弥切，希即复交，以慰远怀。”
郭人漳不理。湖南国民党人便采取行动，查抄郭人漳的家。
袁世凯迫不及待地将共和、民主、统一3党合并为进步党。为尽快实现合并，袁世凯在宣布暂不入党的同时，从善后大借款中，拨出160万元作为经费，由袁派统一党出面策划3党联合。他派人去天津迎梁启超入京，商讨合党事宜。
梁启超进京后，便积极活动，他同各方面反复磋商，在大体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举行3党党员恳亲会。梁启超还以共和党理事长黎元洪名义，公宴该党参众两院议员，并以《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为题，作了长达3小时的演说，阐释了共和党成立以来，为什么在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一直采取支持袁世凯政府而反对革命党人的政策和立场。
梁启超又以黎元洪的名义，在3党恳亲会上发表演讲说：“3党在院内尚不能多数，此种现象极为可忧。为3党计，为敌党计，皆宜3党合并，使中国保有二大党对峙之政象渐入轨道。”
汤化龙、孙武、王赓等在会上，一致认为3党的精神本来一致，他们强调为取得议院中的多数，彼此务必相互谅解，容忍与牺牲各方面的小意见与小问题，以取得合并的成功。会后，3党正式签订合并为进步党的协议书。3党又联合发出通电，通告各党决定合并的消息，要求各支部接洽合并事宜。
5月11日，3党职员及议员400余人召开会议，讨论党章和召开成立大会等诸问题。梁启超主持会议，丁世峄、孙洪伊逐条宣读党章。新党定名为进步党，采取理事制，设理事长1人，理事10人，下设政务、党务2部，政务部专主调查政况，进行研究，下分法制、财政、外交、军政、教育、实业、地方自治、庶政等8科。党务部专主执行党中一切事务，下分文牍、会计、交际、地方、庶务5科。每部各设部长1人，副部长2人，各科设主任1人，副主任2人，干事若干人。
党章讨论完毕后，梁启超提议以黎元洪为理事长，全体赞成，其他理事等到召开成立大会时再行推举。
梁启超再次发表演说，他说道：“以时事之需要，议会之现状，国家之存亡，其不能不仰赖进步党之出现。进步党之成否即在诸君，国家之存亡亦即在诸君，千钧一发，慎勿功败垂成也。”
5月29日，三党在北京举行在京全体党员大会，1000余人到会，宣布正式成立进步党。孙武担任会议主席，丁世峄报告筹备情况，刘崇佑报告党章及宣言书，陈国祥报告所选定的理事长和理事名单。随后孙武代表理事长黎元洪讲话，梁启超、汤化龙、王印川等相继在会上讲话。
进步党的理事长为黎元洪，理事为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等9人，另外，由理事长及理事共同推定的名誉理事有：冯国璋、周自齐、阿穆尔灵圭、熊希龄、张绍曾、阎锡山、胡景伊、尹昌衡、蔡锷、唐继尧、陆荣廷、张镇芳、杨增新、张凤闿、程德全、朱瑞、庄蕴宽、陈昭常、齐耀琳、陈炯明、陈国祥、汪大燮、徐勤等20余人，参议100余人。政务部部长林长民，副部长时功玖、王荫棠，党务部部长丁世峄、副部长孙洪伊、胡汝麟。
进步党包含着袁世凯实力派、从革命派分化出去的分子、原立宪派3种力量。黎元洪虽挂名为理事长，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在理事中，孙武在3党合并过程中虽代表黎元洪出面活动，但是进步党成立后并未主持党务。那彦图、伍廷芳并未参预党事；代表袁派势力的统一党党魁王揖唐、王印川，在并入进步党后，势力单薄，事事消极，不预党事。在理事中实际控制党权的是原立宪派人梁启超、张謇、汤化龙、蒲殿俊。在政务、党务2部成员中，骨干力量都是清末著名的立宪派人。因此进步党名为3党合并而成，实际上领导和骨干力量是原立宪派人。进步党成立的目的，是组成大党，以便在国会中战败国民党，支持袁世凯实行中央集权。
黎元洪为进步党理事长，他早已踏上袁世凯的反革命战车。黎元洪虽未参预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密谋，但黎似有预闻。当时曾有人以湖北为首义之区，进言黎元洪对宋案应有严正表示，而黎似预知此事为袁世凯所指使，暗中自然称意，为了应付湖北革命党人，才去电上海陈其美探询情形。为敷衍一番，又去电袁世凯，口是心非地要求“严拿正犯，务得主名”。
程德全发出通电公布宋案证据后，黎元洪当即致电袁世凯及各省，委婉地敬诫各省都督及民政长官，要其“老成谋国”，劝其“勿狃于成见，掉以轻心”，“勿激意气以相残”；又意语双关地劝慰袁世凯及各省都督：“以镇定息浮言，以公平安大局”，强调“承办宋案尤应法庭详求真状”
袁世凯接读黎元洪此电，颇感欣慰，复电说：“以镇定息浮言，以公平安大局，金玉之言，敬佩无拟。”
黎元洪又于5月4日、8日、14日、30日、6月1日连续发表通电，歪曲宋案真相，公然对程德全等所宣布的罪证表示怀疑，无端为袁世凯政府辩护，说什么“程都督所宣布者果否政府主使，抑系应桂馨、洪述祖揣测邀功，招摇诈款？均不可知”。他颠倒黑白地指责揭露宋案真相的人们是：“前者宣布证据，不出之于法庭，而出之于军府，学律者犹窃律其非，乃各省团体当法庭未判以先，动辄任意通电，牵入政治，摇动邦基，加人以犯罪之名，而先自居于违法之实。”
黎元洪诬蔑各阶层人士对刺杀宋教仁的声讨是“有意破坏大局”，造成“人心摇动，谣琢逢起”的混乱政治局面，别有用心地劝慰各界不要抓住宋案不放，甚至说为“巩固共和，维持大局，宁可以宋君殉全国，不可以全国殉宋君”。也就是说宁令宋教仁冤死，亦不可因追究冤死之因而打破宁静的大局。
黎元洪对袁世凯为发动内战、武力统一全国而非法借款，杜撰了不借外债之“六大危害”说。
黎元洪唯恐袁世凯因宋案和大借款案而不能当选，又致电参议院和共和党本部，推荐袁世凯为正式总统候选人。他在电文中说：“袁项城雄才大略，富有政治经验，……非举膺继任，不足以奠危局，拨逆乱。”他还向袁世凯发出效忠电说：“民国之兴，发之者虽由元洪，而成之者实我总统也。元洪爱民国如命，即爱我总统如命，力所能济，生死以之。……俾元洪锋镝余生，获享共和之福，是有生之年，皆莫非我总统之所赐也。披肝沥胆，以此为盟。”
黎元洪在全国人民愤怒声讨袁世凯罪行之际，惟恐武汉出现反袁活动。他在5月14日发出布告：“谓宋案自有法庭主持，借款之宣否，须由国会解决，毋庸平民聚讼。”
上海各界成立公民大会，声讨袁世凯罪行。各省各县纷纷成立分会或支会。武汉各界亦召开会议，拟成立公民大会支会，黎元洪侦悉后，立即派军警干涉，未得成立。
章太炎此时对袁世凯彻底失望。章太炎于1912年底曾被袁世凯任命为东三省筹边使。宋教仁被暗杀后，随着“宋案”真相渐次披露，章太炎开始觉悟到自己指望借助袁世凯以完成“政治革命”的荒谬，于1913年4月17日弃官从长春赶回上海，就“宋案”发生后的形势，与孙中山、黄兴商讨反袁问题。章太炎的幡然悔悟，孙、黄等极表欢迎。对于宋案章既不赞成孤注一掷的“武力解决”，也不满意于徒然迁延时日的“法律解决”，而主张“政治解决”，即通过充分揭露袁世凯的种种劣迹与罪行，造成袁世凯不得不退出大总统候选人的地位以及不得不下台的政治形势，用政治手段来结束袁世凯的统治。
章太炎不想依靠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国民党，异想天开地于5月上旬来到武昌，谒见黎元洪，企图动员黎元洪反袁。黎元洪已下决心与袁左提右挈，他一见到章太炎，便知章要说服他反对袁世凯，即先表明极端拥护项城之意见，使章氏说词不得出。稍后，岑春煊、李经羲、章士钊等相继到鄂，他们拉上章太炎一起，劝黎元洪处处以国家人民为重，不要相信袁世凯有定大局之才略。黎元洪则抱定非袁则乱之宗旨，始终不为稍动，反而劝诸人助袁，以固国基。谈话间，章太炎与黎元洪激烈辩论，终无结果，章以三国中人物讥黎曰：“吾尝论慰亭为人似袁本初，今观公未免类刘表。”
由于岑、李、二章与黎晤谈时，于总统之位，极力劝进，黎害怕有人以此在袁世凯面前挑拨离间，连忙将与他们谈话的详细情形，电告袁世凯。“申明如选举及彼，定高蹈效巢，由之避世。”黎元洪还公开接见新闻记者，更明确地将自己拥袁、反革命的态度公诸报端。他表示：“将来如不幸以宋案、借款酿成南北战争，余必力助袁总统。”
黎元洪为了送走章太炎，反过来要章去北京劝袁世凯，并说：“苟其人可谏，安用更置，必不可谏，如君等计耳。”对岑春煊等，黎则示意：“隔墙有耳”，敦促他们尽快离去。
黎元洪如此频频地公开表示支持袁世凯，一则说明他们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二则是黎元洪害怕袁世凯的淫威。袁世凯何等样人？连宋教仁都敢杀害，岂能容黎元洪背道而驰！黎元洪知道，袁世凯对他不无怀疑，在5月12日，袁世凯派军事顾问哈汉章到武昌，名为查察要事，实为侦察江西、安徽2省举动，监视黎元洪行止。黎元洪处处赔尽小心，一再表白心迹。
黎元洪所占地盘，有举足轻重，操纵南北之势。湖北军队虽多次裁减，但仍有4个师，约6万余人，而且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这6万余人的军队如果能同南方国民党控制的几省兵力联合起来，对抗北洋军，其结果便殊难逆料了。再者，袁世凯要对付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各省，要出兵江西，非假道武汉不可。假使黎元洪不答应假道，战争根本就打不起来。
黎元洪完全投向袁世凯，他不但答应袁世凯假道武汉，而且“披肝沥血”，赌咒发愿，向袁世凯表示忠诚。他在致袁的电报中说：“元洪惟知服从中央。长江下游，誓死撑柱，决不瞻顾。倘渝此盟，罪在不赦。”
袁世凯见电大喜，立即回电：“世凯若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见，亦罪在不赦。”
这两封电报，稳定了武昌和北京的关系，给袁世凯放胆去打内战的决心。
要打内战，关键是北兵南进。北兵早在1912年秋天应黎元洪之邀，已开始陆续进入湖北，但数量尚小。1913年4月4日，黎元洪致电袁世凯：“鄂省不靖，请饬李钝派步兵1团到汉，以资镇慑。”5月中旬以后，北洋军大批南下，至5月下旬，驻鄂北军已达2万余人。袁世凯的如意算盘是，既可以此为基地进击江西、湖南，又可协助黎元洪镇慑湖北的革命党人。此外，黎元洪又在距武昌30里处的青山修建炮台，扼长江下游之咽喉，为武昌之门户，由陆军部及鄂省合建；将汉阳兵工厂收归部办，其库存枪炮弹药除鄂省必须用者留备外，其余均运北方，供北洋军使用。
有人劝说黎元洪守中立，使北军出境，截留枪弹北运，黎元洪严词驳斥。此刻派人请见者皆行谢绝。
北军驻鄂后，无恶不作，霸占房屋，强奸妇女，抢劫财物，骚扰阎闾，欺行霸市等罪行，屡屡见诸报端，引起湖北商民极大惊恐。鄂军虽在黎元洪严密控制之下，然亦有南北观念，不少军官，目睹北兵在鄂暴行，异常气愤。甚至连黎元洪的心腹大将、第1师师长黎本唐也气愤不过，晋谒黎元洪，反对北兵南进，以致言语冲突、触黎之怒，报告袁世凯，免去黎本唐师长职务。
袁世凯出资促共和、民主、统一3党联合为进步党。担任共和党理事长的黎元洪被推举为进步党理事长。黎元洪自然知道袁世凯肯于出资促3党联合之用心，所以被选为理事长后，立即复电接受，并表示：“执鞭相从，实所深愿。”3党合并过程中，屡起纷争，黎元洪千方百计调和党务，目的是保住袁世凯的御用党，以与国民党相对抗。
袁世凯收买分裂了国民党，对于刺杀宋教仁的凶手又来个杀人灭口，矢口否认宋案是他指使；他得到黎元洪相助，便放胆对付不屈服的国民党人。
5月3日，袁世凯公然发布除暴安民令。这个通令不仅是对革命党人的恫吓威胁，也是为他对南方各省用兵制造根据。他以十分强硬的态度说：“近阅上海4月29日路透电称，有人在沪运动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反对中央。又英文《大陆报》称，上海有人运动沪宁铁路，预各运兵赴宁等语。披阅之余，殊堪骇怪。虽西报登载风闻，不必实有其事，而既有此等传说，岂容坐观乱萌。用特明切宣示，昭告国民。须知总统向称公仆，与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劳逸回殊。但使众望允孚，即能被选，何用借端发难，苦我生灵。倘如西报听言，奸人乘此煽诱酿成暴动，则是扰乱和平，破坏民国，甘冒天下之不韪。本大总统一日在位，即有捍卫疆土、保护人民之责，惟有除暴安民，执法不贷。为此，令行各都督、民政长，转令各地方长官，遇有不逞之徒，潜谋内乱，敛财聚众，确有实据者，立予逮捕严究。其有无知愚民，或被人诱胁，或转相惊扰者，一并婉为开导，毋得稍涉株连。将此通令知之。”
袁的爪牙所控制的报纸，如此京的《天民报》、《国报》、《新中国报》、《民视报》、《黄河报》、《黄钟日报》等，则发出一片叫嚣，大量制造革命党人将举兵作乱的消息，为袁世凯的即将武力镇压革命党人作舆论准备。
袁世凯命令北洋军秘密南下，第一军左司令李纯和右司令王占元率北洋第6师和第2师的1个混成旅，沿京汉铁路南下，已抵江西九江；第二军军长冯国璋率禁卫军1个旅、直隶第1混成旅、外加两个旅1个团和张勋的辫子军，沿岸浦铁路南下，已逼近南京。海军方面也由郑汝成和汤芗铭率“应瑞”、“肇和”、“飞鹰”等兵舰沿长江南下，直插吴淞。
当时海军共有各种舰艇40艘，有22艘驻泊上海，其余18艘分泊于烟台与长江沿岸各埠。由于驻上海一带的海军同情革命，袁世凯命令海军总长刘冠雄以检阅名义，调各舰到烟台集中，并令参事挟资30万南下运动各司令听袁调遣。海军曾主动与革命党人联系，表示愿意宣布独立，孙中山极为支持，但黄兴、陈其美等坚持海陆军同时并起之说，不欲海军先发之计，结果海军在袁世凯策动下，于5月中旬北上。至此海军就为袁世凯所控制。
袁世凯在中南海海宴堂接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决定作战总方略，其中规定：“有攻击南方敌军任务之北军，第一期对于湘、赣、皖、苏作战，利用京汉、津浦两路线集中，以鄂省为主要策源地，并以海军策应沿岸，兼防害敌军之集中。”
袁世凯一方面加紧扩军备战，一方面施放和平烟幕，以欺骗人民和麻痹国民党讨袁派。
6月22日，袁世凯发布裁兵节饷令，命参谋、陆军两部会商财政部，“妥筹限制兵额，分配军区，核实简练，以足维持地方治安为度。”并规定行政经费应由各部各省权衡缓急，大加裁减，制定预算，依法颁行，务使漏卮尽寒，丝毫无滥。
好像他从无发动战争的打算。为了消除国人对他“复生帝制”的疑虑，他还一再公开表示将信守诺言，效忠共和。
当章太炎到京探听情况时，他对章说：“吾以清廷既去，不得已处此坐，常惧不称，亦安敢行帝制？人之诬我，乃至于是。”
袁世凯又特地接见上海《大陆报》记者弥勒，极力把自己打扮成“共和英雄”和“和平天使”。他同弥勒有这么一段对话：
弥勒问：“你主张何种政体？”
袁：“自以共和政体为主张，盖共和既已告成，而又欲适用他种政体，其愚孰甚。”
弥勒：“近有人评论总统并不实心赞成共和，拟复君主制，有是事乎？”
袁：“予知此种谣传自不能免，然既为公仆，凯能逃诽谤乎！此种问题当留之以待后人之解决。余既为民国办事，必当尽余之能力，以求民国之成功。倘有破坏之危险，决非自余而生，必由于一般暴徒以破坏国家为主义者也。”
弥勒：“有人谓总统欲仿效拿破仑，信乎？”
袁笑答：“余欲为华盛顿，非拿破仑。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
弥勒：“现在中国最要之事为何？”
袁：“对内对外均以和平。此为最要之事。”
袁世凯欺骗性的宣传收到相当效果，不但全国商民大多信以为真，就连那博学的政活动家章太炎也确信袁世凯“帝王思想是其所无，终身总统之念是其所有”。
“宋案”罪证公布和袁世凯违法大借款，使革命党人的反袁情绪更加激昂，他们当中的一批激烈分子纷纷主张立刻兴兵讨袁。国会选举后，宁调元致电胡汉民，呼吁说：“总统厉行暴民政治，意思即是法律，喜怒即为赏罚，好恶即为贤不肖，致朱烈头血未寒，而共和已归破坏。我东南最初起义各省，亟宜联为一气，协筹对付。”
广东都督胡汉民反袁比较坚决，他和护军使陈炯明联名，强硬表示：“粤省兵力雄厚，械亦精利，军心固结，谁为祸首，破坏共和，当共弃之。”但军权在陈炯明手里，而陈对起兵讨袁表示冷淡。谭延闿则态度相当暧昧，只是因为湖南革命党人力量颇强，他不能不附和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赣督李烈钧刚刚取得民政长事件的胜利，宋案后强烈主战，通电表示：“如果有神奸世蠹，必欲推倒共和，即为国人之公敌，赣虽地瘠兵单，愿以昔日推倒专制之精神，再随各省之后而调护之。”他并积极与各省联络，建立了赣、皖、粤、湘、闽等省的联盟。
皖督柏文蔚和赣督李烈钧积极备战。临准关1旅和安庆省城军队，以剿匪为名，向皖北前线开进。李烈钧在九江上游瑞昌县属临江码头镇屯扎重兵，部署炮兵阵地，以控制长江。码头与湖北武穴隔江对峙，江面狭窄，形势险要。
一批激烈分子纷纷主张立刻兴兵讨袁。何海鸣、张尧卿、韩恢、尹仲材、王宪章筹组铁血监视团，举何海鸣为团长，表示袁世凯如拥兵自卫，“同人等一致进行，誓以铁血相见。”
湖南、浙江等省的革命党人纷纷致电本省都督与省议会，要求与袁世凯政府断绝关系，宣布独立。湖南籍革命党人张通典、周可均、曾继梧、陆鸿逵、章勤士、宁调元、张孝准等，要求谭延闿拒绝承认大借款，驱逐在湖南境内所有袁世凯派遣的官吏；张尧卿、吴作霖、刘天猛、丁洪海、颜炳元、葛天民、熊仁等要求谭延闿迅率湖湘子弟首先独立，讨贼问罪，为各省倡。浙江省的革命党人吕东升、王逸、陆惠生、张人杰等，要求浙江都督朱瑞拒绝承认违法借款，宣布与临时政府断绝关系，并使各银行团知难而退；丁匡一、韩一飞、周维新、汪铁民等要求立即宣告独立，与万恶之临时政府断绝关系，为各省倡。国民党江西支部在5月2日发表通电主张各省协电国会，提出弹劾书，勒令袁世凯解职投案，否则，以武力为后盾，请各省联合组织护国军并特别国会解决一切。并说：“同人眷念国基，眷怀前路，愿糜身骨，共讨叛奴。”
然而，当袁世凯调兵遣将，积极备战的时候，革命党人起兵讨袁的计划，却再次受到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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