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西北部署“剿共”，不料两广发生了“六·一”事变。
蒋介石对两广半独立状况深以为虑，先后派张继、孙科、王宠惠等到穗，与胡汉民和西南当局“交换时局意见”，并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位，诱胡北上，以改变西南局面。胡未为所动。
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届一中全会，蒋再次以调整中央党政负责人名义，另以中央党务委员会主席一衔拉胡入京。这时胡因在穗受制于“南天王”陈济棠，无以展其抱负，对蒋邀有所动心，乃以“养病”为由赴欧游历。实际上是在静观形势，为自己从容筹措新对策留一时空余地。
1936年初，胡准备结束“养病”返回国内。蒋闻讯，急派司法院长居正去港迎候。陈济棠惟恐胡被南京拉去，派其兄陈维周专程去南宁向李宗仁问计。李随即赶赴广州，要陈坚决留胡在穗主持局面，并提出对胡政治上尊重，经济上支持，生活上照顾三点保证。陈济棠接受了李的建议，两广派出代表，远赴新加坡接胡。李宗仁亲赴香港迎接。
胡见两广方面确有诚意，答应暂不北上，蒋介石拉胡解散西南的意图未能得逞。然而胡来穗不久，因与妻兄下棋，用脑过度，患脑溢血猝死。两广突失此一中心人物，局势为之大变。
5月13日凌晨，陈济棠接蒋介石电，要陈派人去京一谈。陈乃派其兄陈维周飞京，蒋告以“中央将对桂用兵，但维持广东现状”，嘱以此意妥为转达。陈维周返穗后与陈济棠密商竟日，认为两广相依为命，此乃蒋假途灭虢之计。唇亡齿寒，桂亡粤何能独存。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抢先一步掮起抗日大纛，或许还能暂保西南局面，至少也让南京政府出兵名不正，言不顺，有所顾虑而怯步。正巧，白崇禧在穗吊唁胡汉民，陈乃将此决心就商于白。白以此事关系重大，须从长计议，事不宜缓，派黄旭初飞邕向李宗仁汇报。
李宗仁闻言，即由南宁抵穗。是时，蒋派出的居正、孙科、王宠惠已来粤，借吊胡丧之机，向两广提出了包括取消西南军政两机构、发还广东军、政、财权在内的5项条件。蒋收拾两广之意既已照明，陈、李、白斟酌再三，知无路可退，遂坚抗争之意。大计既定，两广便统一行动。
5月26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名义发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通电。6月1日，西南两机构举行联席会议，议决向中枢呈文，坚请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毅然决然，从事抗战。次日，两机构根据呈文内容，向全国发出通电，吁请全国党政军民各界一致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并表示西南方面已向中央请命，要求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领衔两广将领发出“支”电，并把两广部队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由陈、李分任正、副司令，开始向湘南举兵。并四处张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全国抗日势力联合起来！”等标语。
两广事起突然，蒋介石恐猝然讨伐激起国内公愤，乃先行缓兵之计。6月9日，蒋致电陈、李：“希望迅饬所属部队，勿因轻率，自由行动，致误救亡之大计。”蒋矢口否认向西南提出五条件之事，要两广不要相信外边一切谣言，与中央团结一致。
然而，蒋介石表面上信誓旦旦，暗中已积极部署用兵。蒋命陈诚率精锐部队开抵衡阳，中央军源源不断地从武汉南下。首鼠两端的何键在陈诚镇慑下，拒绝了两广联湘的游说计划，西南使者李品仙怏怏而返，粤桂出发的军队在湘南受阻。
蒋介石的离间计和收买伎俩初见成效。广东空军黄志刚等40余人被蒋收买，于7月4日驾机飞离粤境，并于6日发出通电，表示服从中央，报效党国。7日，又有粤机9架飞京。8日，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叛陈投蒋。广东东区绥靖委员李汉魂离开汕头，粤军第2军军长张达也暗中向蒋输诚。
蒋介石以叛陈的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回粤收拾粤局。余部原是陈济棠之粤主力，这对陈是个致命打击。这样，广东方面不战而溃。
李宗仁见陈济棠一颓如此，建议两点以图挽救：其一重组军事，粤军改取内线作战部署，由广西派桂军东下援粤；其二财政上由桂对粤汇款，两省钞票互相收受，彼此通用。陈济棠知事不可为，无意再作挣扎，决一去了之。陈送李大洋20万元，要李回桂缓图善后，自己则于7月18日晨悄然离粤去港，就此结束了他的7年“南天王”生涯。
李宗仁虽有近10万兵力可恃，又处内线作战地位，内部较粤团结，蒋一时无隙可乘，故局面尚可支持。但广东已失，唇亡齿寒，态势已成孤立。李、白退回广西后，乘南京尚未对桂用兵，以“缓和”为上策，利用五届二中全会上蒋对粤、桂分而击之时发布“广西维持现状，仍以李、白分任正副绥靖主任”的命令，表示愿意妥协，此乃识时务者为俊杰。李、白又通过黄绍竑、吴忠信、张定等，向蒋介石表示：“但要中央真抗日，广西将竭诚拥护。”
蒋介石轻易地收拾了陈济棠，正志得意满，欲兵锋西指，一举拿下广西，以去多年心患，故广西这番表示反使蒋气焰更张。7月25日，蒋以国民政府名义，出尔反尔地免去二中全会对李、白的任命，另委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委，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同时调遣大军进逼广西，又在穗设立委员长行营，蒋偕宋美龄由赣飞粤，以便就近指挥。
蒋把李、白逼上梁山，于是，桂方与南京公开决裂，复电中央，斥蒋为阴险毒辣的野心家，墨迹未干，自毁信誉，把持二中全会，诛锄异己，表示对中央任命殊难遵令。李、白抱定能战才能言和之主张，立即在桂省下达全民动员令，在一周内组编了21个师。李、自发表《告军民书》，谓：“期望全体将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蒋奋战到底！”
李、白在加紧省内动员的同时，又数度对外发表讲话，声称决不因广东内变而停止抗日运动，竭诚欢迎各抗日反蒋党派、团体、人士，到南宁共商救国大计。李、白致电李济深，并派出特使黄旭初去港盛邀李济深，告之“德公有意请任公出来主持大计”。李、白还邀请在港的抗日名将蔡廷锴、区寿年等，请其入桂重组第19路军。
7月底，李济深、蔡廷锴、翁照垣、胡鄂公等相继入桂。全国抗日组织救国会的杨东莼、何思敬，第三党要员章伯钧，以及国内各界名流邓初民、彭泽湘、刘芦隐等也应邀来桂，一时抗日豪杰汇聚。
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两广“六·一”事变使中国革命形势转入抗日的新阶段，指示红军加速西北的发动来给两广以支持。毛泽东于6月9日通过无线电台向全国发表讲话表示：西南抗日反蒋，虽不免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但客观上是革命与进步的行动，我们将在各方面给西南以可能的援助。
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济深闻言，十分高兴，立即派钱寿康带二李亲笔函入陕，去延安与中共商谈，探询订立《抗日救国协定》之可能性。
蒋介石在筹划攻桂中事态起了新的变化，不得不有所顾虑。时下，蒋之心腹之患是西北红军。两广发动后，西北“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部已呈不稳，四川刘湘、山东韩复榘、云南龙云等对伐桂态度暧昧，形势显然不允许蒋对桂战事旷日持久。若西南战事一开，蒋倘不能速战速决，被广西拖住，后果将不堪设想。故蒋虽调兵遣将，声势汹汹，但实际上外强中干，色厉内荏，暗中却开始谋求解决桂局的和平途径。李、白心里也十分清楚，拿广西人力、财力去与蒋对抗，纵然撞个鱼死两破，也徒伤国家元气，对抗日无益。即便为自身利害计，应以避免为上策。故蒋桂双方表面决战锣鼓敲得很紧，私下却寻找转圜的办法。
8月，蒋的使者居正、朱培德、程潜、邓世增、香翰屏等先后去桂，向李、白表示愿意和平解决桂局。李、白初疑是蒋的缓兵之计。李、白便派刘斐随香翰屏、邓世增赴粤，意在了解蒋的真实意图。蒋在黄埔接见刘斐说：
“你们广西方面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叫我吃亏我能吃的，我的地位可以吃亏，就是对国民失点信用也没什么。他李、白吃不起亏，为他们政治生命，不能叫他们吃亏。”
蒋要刘斐回桂把他的话告李、白。李、白征求来桂各方抗日人士意见。意见不一，有主张同蒋对抗到底的，也有主张罢兵歇战的。救国会代表杨东莼力劝李、白从抗日救国出发，不宜轻率对内用兵，酿成内战。中共代表云广英希望李、白与蒋和平谈判，逼蒋抗日。
李、白接受杨东莼和中共代表意见，向蒋提出8项和议方案，由居正、程潜、朱培德带回广州，李宗仁派刘斐再次随行。
9月中旬，和议正式达成，主要内容有：蒋承认以中、日现状为基础，积极准备抗战，如日人再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广西届时保证出兵参战；蒋收回调动李、白职务的命令，李、白通电服从中央领导；蒋并答应对广西事变以来之财政开支予以补助。
9月16日，李宗仁按协定在南宁宣誓就广西绥靖主任职，并发出和平通电。18日，李宗仁飞穗谒蒋。蒋、李在兵戎相见、公开决裂8年后，重新晤首。李宗仁是位老实人，一见蒋走近他时，竟面红耳热，不知所措，表情尴尬之极。而蒋则满面春风，笑容可掬。
两广事件和平解决。蒋介石吃了定心丸，当即命令开赴长沙向两广取攻势的部队，迅速返回西北，以实现其“攘外必先安内”的“灭共”计划。
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分左、中、右3个纵队，向包座挺进；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向包座、哈达铺前进。红四方面军是第三次过草地，红二方面军刚走出雪山，体力消耗大，粮食、衣服帐篷等物缺乏。这次过草地所经路途较长，历时近1个月，广大指战员不得不以野菜、草根、皮带、牛皮等物充饥。红四方面军粮食虽然缺乏，仍尽力设法支援陷于严重饥荒中的红二方面军战友。
1936年8月上旬到9月初，红二、四方面军经过艰苦行军，终于先后走出了广漠、荒凉千里的茫茫大草地。8月5日中共西北局根据中央关于速出甘南，抢占腊口子，攻占岷县的指示，决定立即以二、四方面军共同组织岷洮西战役，乘敌主力尚未集中之前，先机夺取岷州、洮州、西固地区，以利继续北进。
红四方面军过大草地后，经包座向甘南进军，击败敌鲁大昌、毛炳文、王均部，先后占领腊子口、哈达铺、临潭、渭源、通渭、漳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地，给阻敌以有力的打击，并建立和发展甘南根据地；红二方面军连克礼县、成县、微县、两当、康县、凤县等地区，巩固与发展甘南根据地，并把甘南同陕南根据地联系起来。红一方面军进到西安至兰州大道以北的界石铺附近地区。这样，红一、二、四方面军形成夹击敌人、即将会师的局面。
蒋介石震惊红军三个方面军大会合之势，急调胡宗南部由湖南兼程北进，企图抢占西安至兰州公路的静宁、会宁、定西段，隔断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的通路；令国民党37军、3军阻止红二、四方面军北进；令马鸿逵部和何柱国部、马鸿宾部夹击红一方面军主力。
9月中旬，毛泽东和中央则提出《静会战役计划》，命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向西兰大道的静宁、会宁挺进；命四方面军以主力迅速占领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附近地区，控制西安至兰州大道；命二方面军以一部兵力直出宝鸡以东地区，牵制与侧击胡宗南部，以便三个方面军会师。
张国焘见中央要四方面军迎击胡宗南部而不是一、四方面军主力南北夹击，心怀疑虑，迟迟不表态。经中央连电催促，张国焘被迫在岷州召开西北局会议。会上，陈昌浩同张国焘发生了争论。陈昌浩说：“立即按照中央要求，北上静、会地区，与胡宗南部决战，会合一方面军。”
张国焘说：“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立与胡敌决战不利，应即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河西计划。”
会上多数人赞成陈昌浩的意见。张国焘无可奈何地说：“这是党的会议，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大家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
会后，红四方面军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的名义发出了向静宁、会宁地区进军的命令。徐向前、周纯全、李先念在漳县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紧张地调动军队准备北进。
张国焘满腹怨气，带着警卫队连夜骑马赶到漳县，进门便对徐向前等说：
“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
徐向前、周纯全、李先念都未参加岷州西北局会议，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请张国焘坐下来，有话慢慢地说。张国焘讲了他和陈昌浩在岷州会议的争论，越讲越激动，掉下眼泪：
“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
徐向前等觉得张国焘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四方面军已是三过草地，消耗很大，疲惫不堪，装备也大不如前，与优势装备的胡宗南部决战显然没有取胜把握。他们根据张国焘的方案，对着地图，当场确定了行动部署，即四方面军以两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脚点；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军；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这3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
张国焘将这个方案电告朱德。
朱总司令接电大惊，原以为张国焘先去漳县，是组织部队北进执行静会战役计划的，没想到会出现新的分歧。他即着陈昌浩赴漳县，又电告中央说：“我是坚决遵守原来方案的，如将原方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
接着，张国焘、朱德等西北局成员在漳县再次会商，同意了新的方案，并将新方案报告中央。
中央复电不同意四方面军的新方案。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又连续致电中央，陈述四方面军新方案的理由，中央均未同意。9月30日，四方面军4万余人按中央命令兵分5路北上，向静、会地区急进。聂荣臻率领的一方面军先头部队抢先攻占会宁。10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抵达会宁，与聂荣臻、陈赓部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近1．3万人到达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经过两年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战，终于在会宁地区实现大会师。
蒋介石调集会宁、静宁地区的胡宗南、王均、毛炳文、王以哲等部，分4路向红军进行追击，企图把红军歼灭在黄河以东地区。
毛泽东制定了红军打击尾追之敌，以利北进的作战方针：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在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敌主力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对王均、毛炳文部则以威胁牵制，相机予以打击；对和红军已建立某些联系的东北军王以哲部，则采取积极的统一战线工作。
红军三个方面军统由朱德、张国焘分别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与中央军委的决定实施指挥。红军主力在宁夏的海原及打拉池地区稍作休息后，装作力疲势弱，仓促溃退样子，继续向同心、预旺地区转移，诱敌肆意追赶。
11月17日，红四方面军之第四、三十一军在萌城以西地区设下埋伏，击溃敌人1个旅。接着红军主力集结在甘肃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寻找有利地形，歼击尾追的胡宗南部。
11月21日，胡宗南部78师由山城堡继续向东追击。进入红军预先设置在山城堡周围的伏击圈，红一方面军之1军团、15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红二方面军的密切配合下，突然向敌人展开猛烈攻击，首先截断敌向西逃跑的退路，然后由东、南、北三方面向敌展开猛攻。经过一昼夜激战，全歼敌78师的1个旅又2个团。同时，红28军在盐池、定边方向击溃胡宗南另一路进攻的部队。胡宗南的其余部队仓皇向西撤退。
山城堡战斗结束后，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于12月初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和党中央会合。
12月7日，中央军委作了调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徐向前、刘伯承、叶剑英、陈毅等23人为中央军委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为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
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之第三十军、五军、九军于10月底在靖远以南40里处的河抱口渡过黄河，执行“打通国际路线”争取苏联援助的战略任务。3个军共2．2万人渡过黄河后，孤军进入甘肃的河西走廊，同马步芳、马步青的3万正规军和10万民团作战。
11月11日，中央命令进入河西走廊的红军为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李卓然等人为委员，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中央的意图是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得到苏联的物资援助。
11月下旬初，红军西路军已控制河西走廊的中间地带。不料，9军在古浪遭敌包围，一仗下来，兵力损失2000余人。此时陈昌浩同徐向前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徐向前认为西路军与敌人决战是不利的。陈昌浩说：
“马家军基本上已被我们击溃，形势大好。”
陈昌浩找人谈话，准备对徐向前的“右倾路线”开展斗争。因多数人不同意而作罢。
1937年初，西路红军挺进到高台、临泽地区。中央指示西路军留在高台、临泽地区建立根据地。敌马家军向红军发起猛烈进攻。1月12日，红5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3000余人在保卫高台县城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马家军攻克高台后，掉头转攻临泽。红军1．4万人全部集中在临泽的倪家营子地区43个屯庄里。2月1日，马步芳投入7万人的兵力，围攻倪家营子。红军以寡敌众，与敌展开为期40天的大血战。3月13日，红军西路军仅剩下3000余人，边打边撤，进入康隆寺地区。敌追兵又至，经过一场血战，西路军向祁连山败走。
西路军决定，现有部队分散游击，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组成西路军委员会，由李先念负责军事，李卓然负责政治。西路军分两路行动，一路由王树声、毕占云率领，由康隆寺向北依托祁连山打游击；另一路由李先念率领，从康隆寺向南深入祁连山区；徐向前、陈昌浩脱离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情况。
3月的祁连山依然是冰封雪盖，部队分散活动后，由王树声、毕占云率领的一路红军，因力寡而不支，大部壮烈牺牲，不少人被俘，9军军长孙玉清在甘州南山落入敌手，余下的人员分散返回陕北。由李先念率领的另一路红军，在青海巡堡以北的分水岭上，意外地收到中央电台的呼号，得到了“设法进入新疆”的指令和陈云将前往迎接的通报。
徐向前和陈昌浩在返回陕北的路上，途经大马营附近的一个村庄，投宿在一个汉人家里，主人是个湖北籍医生，和陈昌浩算是老乡。因那里仍是是非之地，第二天早晨，徐向前催陈昌浩快走，陈昌浩说他拉肚子，感到身体不行，执意要在那里休息几天。徐向前见他不肯走，只得独自一人匆匆上路。
徐向前在奔赴延安的路上，不敢接近他人。时而晓行夜宿，时而夜间赶路，时而宿在群众家里，时而露宿戈壁滩中，寝无正时，食无正点。在永昌至凉州途中，他意外地遇到特务营外号叫“曹大头”的曹营长。两人相见，犹如亲人相逢。曹大头说：“总指挥，可要小心啊！敌人有抓你的布告，抓住有赏。”
徐向前淡然一笑：“放心吧，天下还是咱们的。”
他俩过了黄河，到了打拉池。徐向前用一个金镏子换了长袍和棉袄，俩人脱下白楂羊皮袄，一个打扮像商人，一个像伙计。俩人昼夜兼程，翻六盘山，4月下旬的一天，在一个小屯上遇上红四军参谋长耿飚带领的侦察分队，而后返回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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