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1月底，黄兴和谭人凤再赴钦州郭人漳指挥部，运动郭人漳配合起义。谭人凤是湖南人、同盟会会员，也认识郭人漳。
黄兴是1904年秋在上海认识郭人漳的。郭是一个军官，当时他们两人由于在一次暗杀事件中涉嫌而误遭逮捕，从此两人保持联系。黄兴曾在1905年秋赴桂林找当时任桂林巡防营统领的郭人漳，劝说他参加起义。郭对黄表示友好，但拒绝采取任何公开行动。他托词与同僚随营学堂监督蔡锷相处不睦，行动不能自主。蔡锷是在日本受过军事教育的湖南人，又是黄兴的老朋友。黄兴想居间调解，终不见效。
这次，黄兴、谭人凤和郭人漳见面，郭的态度友好，要接济黄兴弹药并相机反正。但第2天郭接到广州来信，说他已复原职，就改变了态度。
黄兴立即返回河内，以免遭不测。
黄兴在河内组织了一支200人的队伍，半挂长枪，半挂短枪。3月27日，黄兴率领队伍由越南向钦州进发。29日抵小峰，战败郭人漳部管带杨某所部600余人。30日、31日，于途中连续击败清军3营。4月2日，在马笃山再败来犯清军3营。起义军经过数次激烈战斗，队伍扩大到600多人，缴获敌人快枪400余枝和大量子弹，军力有所充实。正准备向广西边境移动时，郭人漳以数千人尾追，企图围歼起义军。黄兴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以夜袭战术粉碎了清军的阴谋。此后，起义军在钦州、廉州和广西上思一带，转战40多天，历经数战，屡败清军，但队伍始终未能再扩大。最后，因弹尽援绝，不得不率队伍退回越南。这已是孙中山所领导的第七次武装起义了。
在河内负责后勤供应的胡汉民，一度以为黄兴已经遭难。
当黄兴于5月5日身强力壮、精神焕发地回到河内，胡汉民喜出望外，一则是黄兴平安无事，二则是云南河口起义已经爆发，前线迫切需要富有经验的革命领袖亲临指导。
4月30日，黄明堂、王和顺等人按照孙中山的部署，率领从镇南关撤出的200多名革命军人，在越南边界渡河，得到清军防营一部响应，共约500人，向河口进攻，发动了河口起义。在当天凌晨攻占河口，分兵出击，连克新街、南溪、坝洒等地，直逼蛮耗、蒙自。他们在战斗中收编清军降卒，使起义军从几百人扩展到3000多人，声威大振。
但是，部队必须有给养和薪饷。在河内，胡汉民困窘万状。他心绪烦乱，不断电告新加坡，催促孙中山火速设法。孙又急电催其他同志，并派汪精卫去荷属东印度筹款。孙中山得知黄兴已返回河内，立即发电给黄兴，委任他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去前线督师。黄兴便立即奔赴云南。
从河内到河口，火车约需行驶12小时。黄兴到河口后，发现投诚清军不听他的调度，对黄明堂、王和顺等指挥不灵。黄兴意识到：必须有一支他自己直接指挥的、武器装备比较精良的军队，才能顺利地指挥其他各军。他打算把他从钦廉战役带到越南去的战士召集起来。因此，他回河内同胡汉民商量。
5月11日，黄兴在河内同胡汉民会面后，折返回前线，途经安南境内的老街时，被一个法国警察盘问。黄兴佯装为广东人，但说话方音太重而暴露了身份，法国殖民当局令他离境，他只好离开安南赴新加坡。
清朝云贵总督锡良派出大军，广西方面亦调兵围攻起义军。起义军里的一些降兵又反正过去，法国殖民当局在河内至老街铁路沿线加强警戒，阻止起义人员和武器、粮食从越南增援云南，起义军陷入困境。他们坚持战斗了近1个月，终于无法坚持。
黄明堂率领600多名起义战士突围撤入越南境内，被法国殖民当局解除武装，强行押送到新加坡遣散。
孙中山领导的第八次起义失败后，花费了1年零7个月，积极准备发动第九次起义。
他全身心地致力于募款集资，派汪精卫在安南、马来亚、缅甸、荷属东印度、新加坡等地筹款。那些地方的倾向革命的侨商，如张静江等捐资几尽家产。孙中山只好前往欧美筹款。
黄兴在新加坡逗留时间不长，便去日本。
河口起义失败后，汪精卫变得更加悲观颓丧了。这时，在海外的保皇党人，对孙中山和他的广东籍同志大加讥嘲，信口雌黄地说，他们让别人在前线作战，而自己则在海外逍遥。汪精卫被这种妄加于孙中山的诽谤所激怒。他想借助某种英雄行动来反击恶意攻击。同盟会内的磨擦，特别是章炳麟等人对孙中山的诬蔑谩骂，使他深感痛心。他认为，只有依靠某种振奋人心的行动，才能恢复党的斗志和团结，于是他便倾向于暗杀和恐怖活动。
当时中国的暗杀活动已是司空见惯。早在1900年，革命党人史坚如就曾谋杀清广东巡抚德寿于广州；1904年11月，万福华曾在上海谋杀广西巡抚王之春；1905年9月，吴樾曾在北京车站掷弹狙击被派往西洋各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这些暗杀行动，都以失败而告终。
汪精卫与黄兴商量，想去北京暗杀摄政王，一令敌人胆丧，二鼓同志意气。“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震奋天下人心之举。”黄兴认为汪精卫是同盟会重要干部，如此孤注一掷，殊不值得，便竭力劝阻。
汪精卫去志已决，对大家痛哭道：“我要为已死的同志报仇，如果大家不放我去，我就投水自尽。”
黄兴自觉阻拦不住，就让他带上一笔钱，派两个同志同去北京，一人是四川的黄复生，也是热心暗杀的，另一人是一位姑娘，名叫陈璧君，是南洋富商的女儿，因为爱读汪精卫的革命文章，所以加入同盟会，已与汪相爱很久，此次入京，陈璧君自告奋勇扮作汪精卫之妻，以遮人耳目。
他们3人到北京便开设了一个照相馆作幌子。
汪精卫秘密侦查摄政王载沣的行踪。他花了许多钱，买通了宫中的一个太监，在摄政王载沛每天上朝进宫的必经之路上，埋下了地雷，将药线与电线相结，只要按动电门，就会爆炸。
正当汪精卫以为大功快要告成，很是兴奋之时，不料隔墙有耳，事机不密，他与那太监密商时，却被另一太监听到，深夜到摄政王府告发。
载沣立刻通知步军统领衙门，一帮辫子兵直扑汪精卫的照相馆，把汪精卫、黄复生一一捉住。陈璧君因是个姑娘，兵弁没有逮捕她。
汪精卫快被押走时，陈璧君握住他的手，泪眼相看：“汪君，你怎么处置我？”
江精卫慨而以慷：“我与你相交日久，相爱甚深，原以为来日方长，没有考虑婚姻大事，今天我这一去，必死无疑，咱俩身份未明，今天就得一言而定，你肯为我精神上的妻子吗？”
陈璧君于愿已足，破涕为笑：“汪君放心地去，我一辈子为你守着！”
汪、黄被关押在内城巡警总厅。法部审讯此案，那黄复生便一口咬定是自己主谋，与汪精卫无关；汪精卫也咬定是自己主谋，与他人无关。法部堂官只得把他们打入牢房。
汪精卫、黄复生分别押在死牢，肩扛40斤的铁枷，每人每天只给稀饭一盆，粗面饼一块，脖子已被铁枷磨烂了。
有一位青年人前来探视汪精卫，被狱卒拦住不放进来，就写了一首词送给汪精卫，汪即和一首，词曰：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旧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限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数襟期，梦里重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莫滴新词，透倚寒窗。巡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多情孱僽愧。戴却头颅，仍旧跋涉山河。知不易，愿孤魂绕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
汪精卫和了这首词，似觉得话犹未尽，便又写了一首题为《被逮口占》的五言诗，其中八句是：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这悲壮动人的诗句，读来铿然有声，脍炙人口，曾经被传诵一时。
陈璧君既然把心身许给汪精卫，便在外面奔走营救，一刻不停。她结识了肃亲王善耆。胡汉民听到汪精卫刺杀载沣未遂被捕入狱，震惊焦灼，即与同志商讨营救办法。
这善耆却是个清宫中的新派人物，同立宪派同革命党人都有联系，他想借着这两股势力，登上内阁总理的宝座。那各省谘议局代表孙洪伊等请愿提前立宪时，摄政王载沣很是震怒，各衙门各大员对代表们避之惟恐不及，而这位民政部大臣肃亲王善耆却独树一帜，在民政部大堂迎见各代表，谈话至紧要处，忽然掷冠于地，唱了一声“先帝爷白帝城龙归天境”的戏词，意思是说：光绪帝若在，立宪早已实行，现在载沣不愿，我却是同情立宪的。
陈璧君找到肃亲王这里，肃亲王认为这是同革命党联络的好机会，遂为汪精卫等说项。那摄政王载沣对汪精卫等原本是杀无赦的，肃亲王说了话，不得不从轻发落，定为永远监禁。善耆便将汪、黄转移到他那民政部监狱，住在裱糊一新的房间里。汪精卫终日披卷吟咏，颇觉安逸。
孙中山在南部发动8次起义都失败了，他认为依靠会党作为主力，战斗力不强，便转而侧重于新军的策反工作。
朱执信奉孙中山之命，潜入广州新军串联，宣传革命主张。
广州有三个标的新军，都是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那赵声就是一个标的标统。他曾是个秀才，先后在江苏新军和广东新军中当过标统，与朱执信等人素有联系。在1907年的钦州暴动中，黄兴曾争取过他的支援，尔后他奉命调来广州，不久因被怀疑同情革命，受到郭人漳的排斥，遭黜职。降级后的赵声跑到香港，由于他懂军事，并且有些老部下愿继续听他指挥，他便成为同盟会起义的军事组织者之一。
另有一位广州新军炮队排长、安徽人倪映典加入了同盟会，对部属进行了细致的说服工作。他利用学科讲授机会，演讲历史故事，宣传革命思想，启及反清觉悟。他的工作很出色，很多新军加入了同盟会。
胡汉民又派邹鲁等在广州军队中积极策划起义。
朱执信、赵声、倪映典等决计以运动新军为第一步，在广州发动起义。
1908夏，朱执信、倪映典等召集军中革命党骨干数十人在白云山能仁寺集会，举定干事员，决定分头运动，并在天官里寄园巷五号设立机关，专门联络新军弁目。由于各方面的积极努力，广州新军加入同盟会者已达3000多人。
1910年1月，倪映典向同盟会南方支部报告新军起义条件成熟，要求订于夏历元宵节前后起义。
南方支部又报告给远在美国的孙中山，并要求筹措汇款2万元应急。
孙中山此时在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建立了同盟分会。他答应准如所请，两月内汇奇港币2万元，并嘱进行勿馁。此前他已先后汇回了在美国华侨中募捐到的港币8000元，允作起义经费。
广州的武装起义原计划在1910年2月末动作。旧历年节日气氛笼罩着武装暴动的策划与发动。
不料，在2月9日下午，少数新军士兵在市内为一些琐事与警察发生了磨擦。双方争斗起来，一刻间，军队与警察之间似将发生武装冲突。革命党人在起义前不愿发生这样的事件，而且避之惟恐不及。在紧急时刻，倪映典急驰香港，同胡汉民、黄兴、赵声等人磋商。黄兴是在1月底由日本来到香港的。
经过彻夜会议，决定在当月15日发动，届时赵声、黄兴将到广州指挥战斗。
会议刚刚结束，2月12日清晨，倪映典回到广州。情势又发生了变化。在他离开广州时，一标士兵发生骚动，清吏严加戒备。
倪映典当机立断，即于当天下午回到一标，率领1000余士兵起义，倪映典被推选为总司令。他身穿蓝袍，手持红旗，来往驰驱，指挥起义军经沙河进攻东门。
起义军进入阵地，同清朝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所部2000余人展开猛烈激战。
这次起义，因准备不足，计划不周，三标新军，除一标起义外，其他两标因清朝政府采取了预防措施，封存了全部枪械弹药，未能行动。一标战士孤立无援，倪映典在作战时中弹牺牲，起义军奋勇战斗1个多小时后，不得已而退却。延至次日晚，起义军退守白云山一带，被清军所镇压，起义失败。死难和被捕者300多人，其余溃散，有些逃到香港。
第九次起义失败时，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华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满清政府已成破屋漏舟，不可救药，侨胞们应速立志以实行革命。”
为了筹集资金，孙中山在洛杉矶同美人咸马里、布恩等多次会谈，制定了武装起义计划，委任布恩为中国同盟会驻国外全权财务代办，要求布恩向纽约财团洽商贷款。
孙中山连续发电报和长信给在香港的黄兴、胡汉民等人，提出再次发动起义的计划：建立革命基地，组织军队，训练军官，贮藏从海外输入的武器等等。在香港的革命党人读过电报和长信，靡不欢跃之至。
黄兴是位热血之人，当即回信表示：尽管有2月的挫折，但是，图广东之事，不必于边远，而可于省会。广东必可由省城下手，且必能由军队下手。黄兴向孙中山报告，在广西军队的军官中，有数十位同志。在江苏、浙江和江西等省军队的军官中，也有许多人是革命者。在湖北军队中，有孙武竭力运动，成绩亦好。在湖南军队中的革命力量，也不弱于任何其他一省。在云南，同盟会成员深深渗入军队，以致有不俟他处彼亦为之之势。长江流域之秘密会党，一有号召至，可助其威焰，尤以浙江一部为可用。黄兴预言：革命一经在一省爆发，各省将闻风而动，必有谷中一鸣，众山皆应之象。
黄兴向孙中山建议：必多求之各省同志中，以为将来调和省界之计。他从各省推荐的人材有：刘揆一、宋教仁、杨守仁、蔡元培、吴稚晖等。说杨守仁思想缜密，文采人品亦如汪精卫，美材也。说蔡元培虽开阔达之度，而办事精细有余。说吴稚晖甚属人望，惟偏于理想，若办事稍低减其手腕，自亦当行出色。黄兴深有感触地说：“必须开诚布公，推心置腹以感之，彼方见信。若我辈能虚怀咨商，不存意见，人未有不乐与共事者也。”
孙中山看到祖国革命形势日渐高涨，深感再次举事不宜迟。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避免再蹈羊城失败的覆辙，他在1910年5月30日，乘“蒙古”号轮船赴日本，同黄兴等人筹划广州起义。
3年前，孙中山被日本政府下令驱逐出境。因此，这次赴日，他事先写信给东京的同志，请他们向日本政府交涉，取消驱逐令。结果，日本政府表示：“改名亦可通融。”
轮船到达横滨的前一天，孙中山在船上用化名给日本友人池亨吉拍发电报：“明日请偕宫崎同来横滨‘蒙古’号船上一晤。”
6月10日，孙中山乘坐的轮船刚刚靠岸，正被日本警方搜捕的黄兴就跳上船去，两人久别重逢，兴奋异常。不及寒暄，便讨论起革命形势。
4天后，孙中山同黄兴、赵声等人在日本横滨孙中山的旅馆里会面。讨论设立秘密机关，统一各省革命团体，策划武装起义问题，对未来的若干大计取得了一致看法。
正被日本警方搜捕的黄兴，要立即离开日本去缅甸。他快要离开时对孙中山说：“哦！对了，钱！您有钱吗？”
“是的，我有。”孙中山把满满一皮箱的钱指给黄兴看，这是他在美国向华侨募集的全部资金。
黄兴没有过数，提起皮箱，准备告辞。忽然，他想起孙中山常常把钱用于革命，生活陷于贫困境地的情况，便说：
“哦！对了！我还是给您留些，您身上大概没有钱吧！”
孙中山微微笑着点了点头。黄兴打开皮箱，拿起几迭，也不点数，交给孙中山，关上皮箱，提着走了。在场的人对于他们之间的友谊惊叹不已。
日本政府不准孙中山在日停留，他便经香港去马来亚。他在槟榔屿致函南洋各地革命党人：“机局大有可为，不可不乘时图大举。”他努力募集10万元作为经费，约黄兴、胡汉民等来槟榔屿，以商卷土重来之计划。
1910年10月13日，在槟榔屿，孙中山、黄兴、胡汉民、赵声、邓泽如等人秘密聚会。
孙中山豪壮地表示：“一败何足馁。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乘此良机，重谋大举。财用一层，吾当力任设法。”
会议决定从同盟会会员中召集500人组织敢死队，再次发动广州起义，并策动清朝军队中同情革命的部队响应。在起义之前，必须筹集一笔巨款，购买枪枝弹药。决定以振兴中国教育的名义，计划在海外侨胞中筹款港币13万元。
赵声被派往香港，作起义准备工作；黄兴、胡汉民、邓泽如分赴南洋各埠募款，还派人到海外购买武器。
英属马来亚当局得知孙中山在槟榔屿活动，以“妨碍地方治安”为名，把他驱逐出境。他再度去美国和加拿大筹款。
在加拿大、马来亚、荷属东印度、越南、缅甸、美国等国筹款已达19万港币，超过了原定计划。
1911年1月18日，黄兴、赵声等人在香港跑马地35号建立了起义总机关“统筹部”。黄兴被举为部长，赵声为副部长；胡汉民为秘书课课长，陈炯明为调度课课长。因胡汉民尚未到达香港，陈炯明代行秘书课课长，宋教仁为编制课课长。
陈炯明，字竞存，又字赞三，1879年生于广东省海丰县白町乡。他幼时是出名的顽童，对学业素不重视，喜欢与人取闹打架。不幸门庭中衰，3岁时父亲辞世，7岁时祖父去世。不幸的事接踵发生，使幼小的陈炯明的个性和心理都受到强烈刺激。他较早尝到人间炎凉和艰辛，养成了发愤自立的思想。祖父去世后，他顿易初行，不仅读书用功，与人交际亦温文有礼，显得少年老成。当他20岁时就一举考中了秀才。他受革命党人影响，于1900年同马育航等集资，在田心乡试办小农场，并在那里“时与有志之士互相研究兵学，以备用”。1904年海丰师范学堂创办伊始，陈炯明即考入该校，毕业后于1906年考入广东法政学堂。
陈炯明在法政学堂同在那里任教的朱执信、古应芬结成较深厚的师生情谊。陈炯明比朱执信大6岁，比古应芬小6岁，他们比较相契。朱执信称陈炯明“品学兼优，热心国事”，形容他“双目炯炯有光，热情好客，与人辄能一见如故，坦诚相谈”。陈炯明与同学邹鲁交往甚密。
陈炯明颇有反抗精神，1907年4月，他了解到惠州府知府陈召棠因握有就地正法之权，每遇盗警，即派兵围捕乡村，不问是非轻重，被捕者即尽杀之，甚至未满年岁之童子，亦不能免。他对此极为愤慨，乃毅然为首，联合惠州一批学子名流，向广东当局据实控告，函电交驰，颇有一番声势，终于迫使广东当局撤掉了陈召棠的职务。
陈炯明又和同学、同乡马育航、钟景棠等30余人宣誓缔盟，倡办海丰地方自治会、戒烟局，整理育婴堂及县仓。他通过这些活动，扩大了个人影响，为他跻身政坛创造了条件。
1908年7月，陈炯明从法政学堂毕业，便登上了政坛。次年2月，广东成立咨议局筹办处，着手进行咨议员选举，陈当选为议员，又成了广东咨议局议员研究会成员，他在咨议局的活动颇为活跃。1909年11月，陈炯明、邱逢甲作为广东咨议局代表，到上海参加咨议局代表联合会议，决意加入同盟会。
陈炯明从上海回到广东，便积极投入策划武装起义的工作。他在香港设立了“乐群书报社”，作为策反的联络机关。1910年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清巡警查出陈炯明、邹鲁与起义有联系，因而把陈炯明、邹鲁等列入黑名单。陈、邹等成了清政府的缉拿对象，只好匿居香港。后来邱逢甲以社会名流身份出面作保，清朝广东地方政府才表示不予深究，陈炯明等闻讯，返回广州。
陈炯明、邹鲁回广州后积极参加咨议局禁赌案活动。赌商以5万元银票向陈炯明行贿，企图诱使陈收回禁赌议案。但陈炯明不为所动，拒绝了赌商的贿赂。他和邹鲁、邱逢甲等人同倾向于反对禁赌的议员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将那些议员的名单送付报馆发表，一时社会舆论沸腾，全省震动。那些议员个个声名狼藉，只好灰溜溜地提出辞呈，粤督袁树勋也因此失去了官职。
陈炯明拒收贿金力砭时弊，私生活也极为严谨。他在禁赌案事件中，显示出较强的政治手腕。这样，他成功地在公众心目中树立了“廉洁、正直、精干”的形象，从此名声大噪。
黄兴委托陈炯明、邹鲁创办《可报》，目的是进行起义的宣传鼓动工作。陈、邹为了遮人耳目，以咨议局机关报的名义于1911年3月20日创办了《可报》，以军队为主要宣传对象，每逢报纸出版，就派人尽快送到兵营，名义上对军人半价，实际上是免费赠送。《可报》在军队中流传较广，从而促进了军队中革命思想的传播。陈炯明还召集了100多人的敢死队队员，并在军队中进行了策反工作。
原来计划广州起义成功后，便兵分两路向湖南、江西进发，同时组织长江流域各省举兵响应，然后会师北伐，直捣清王朝的首都北京。
谭人凤等人被派往长江流域联络各省的革命团体，组织当地的起义。谭人凤多年在两湖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熟悉那里的情况。他提醒黄兴：“南京举义的事，谋划很久了。湖南、湖北居中原中枢，如果夺得，可以震动全国，控制清廷；假若得不到两湖，广东虽为我有，仍不能有大作为，希望你们加以注意，以收到响应的效果。”
在槟榔屿会议上曾决定组织500人的敢死队，但这个数目不敷应用，其后扩大到800人，分为10路，每路50至100人不等。这800人敢死队，作为“选锋”，以冲锋陷阵。从广东、福建、广西、江苏、浙江、湖南、四川、云南各省及南洋各地召集的“选锋”队员，到香港集中，这些队员大半都是同盟会的中坚分子。
为了能在广州城内立足，事先在城内以商店和住户的名义，设立了40多个秘密机关。各个机关之间不发生关系，如果一个机关被敌人破获，就不会牵连别的机关。
从国外购进的军火，首先运到香港，然后通过不同路线偷运到广州。在广州和香港都开设了出卖假发的商店和染料店，子弹则密藏在假发内或装染料的锡罐里，从香港运往广州。枪械也夹杂在里面运到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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