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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春秋》1-05章 屡败屡战

  1908年1月底,黄兴和谭人凤再赴钦州郭人漳指挥部,运动郭人漳配合起义。谭人凤是湖南人、同盟会会员,也认识郭人漳。

  黄兴是1904年秋在上海认识郭人漳的。郭是一个军官,当时他们两人由于在一次暗杀事件中涉嫌而误遭逮捕,从此两人保持联系。黄兴曾在1905年秋赴桂林找当时任桂林巡防营统领的郭人漳,劝说他参加起义。郭对黄表示友好,但拒绝采取任何公开行动。他托词与同僚随营学堂监督蔡锷相处不睦,行动不能自主。蔡锷是在日本受过军事教育的湖南人,又是黄兴的老朋友。黄兴想居间调解,终不见效。

  这次,黄兴、谭人凤和郭人漳见面,郭的态度友好,要接济黄兴弹药并相机反正。但第2天郭接到广州来信,说他已复原职,就改变了态度。

  黄兴立即返回河内,以免遭不测。

  黄兴在河内组织了一支200人的队伍,半挂长枪,半挂短枪。3月27日,黄兴率领队伍由越南向钦州进发。29日抵小峰,战败郭人漳部管带杨某所部600余人。30日、31日,于途中连续击败清军3营。4月2日,在马笃山再败来犯清军3营。起义军经过数次激烈战斗,队伍扩大到600多人,缴获敌人快枪400余枝和大量子弹,军力有所充实。正准备向广西边境移动时,郭人漳以数千人尾追,企图围歼起义军。黄兴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以夜袭战术粉碎了清军的阴谋。此后,起义军在钦州、廉州和广西上思一带,转战40多天,历经数战,屡败清军,但队伍始终未能再扩大。最后,因弹尽援绝,不得不率队伍退回越南。这已是孙中山所领导的第七次武装起义了。

  在河内负责后勤供应的胡汉民,一度以为黄兴已经遭难。

  当黄兴于5月5日身强力壮、精神焕发地回到河内,胡汉民喜出望外,一则是黄兴平安无事,二则是云南河口起义已经爆发,前线迫切需要富有经验的革命领袖亲临指导。

  4月30日,黄明堂、王和顺等人按照孙中山的部署,率领从镇南关撤出的200多名革命军人,在越南边界渡河,得到清军防营一部响应,共约500人,向河口进攻,发动了河口起义。在当天凌晨攻占河口,分兵出击,连克新街、南溪、坝洒等地,直逼蛮耗、蒙自。他们在战斗中收编清军降卒,使起义军从几百人扩展到3000多人,声威大振。

  但是,部队必须有给养和薪饷。在河内,胡汉民困窘万状。他心绪烦乱,不断电告新加坡,催促孙中山火速设法。孙又急电催其他同志,并派汪精卫去荷属东印度筹款。孙中山得知黄兴已返回河内,立即发电给黄兴,委任他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去前线督师。黄兴便立即奔赴云南。

  从河内到河口,火车约需行驶12小时。黄兴到河口后,发现投诚清军不听他的调度,对黄明堂、王和顺等指挥不灵。黄兴意识到:必须有一支他自己直接指挥的、武器装备比较精良的军队,才能顺利地指挥其他各军。他打算把他从钦廉战役带到越南去的战士召集起来。因此,他回河内同胡汉民商量。

  5月11日,黄兴在河内同胡汉民会面后,折返回前线,途经安南境内的老街时,被一个法国警察盘问。黄兴佯装为广东人,但说话方音太重而暴露了身份,法国殖民当局令他离境,他只好离开安南赴新加坡。

  清朝云贵总督锡良派出大军,广西方面亦调兵围攻起义军。起义军里的一些降兵又反正过去,法国殖民当局在河内至老街铁路沿线加强警戒,阻止起义人员和武器、粮食从越南增援云南,起义军陷入困境。他们坚持战斗了近1个月,终于无法坚持。

  黄明堂率领600多名起义战士突围撤入越南境内,被法国殖民当局解除武装,强行押送到新加坡遣散。

  孙中山领导的第八次起义失败后,花费了1年零7个月,积极准备发动第九次起义。

  他全身心地致力于募款集资,派汪精卫在安南、马来亚、缅甸、荷属东印度、新加坡等地筹款。那些地方的倾向革命的侨商,如张静江等捐资几尽家产。孙中山只好前往欧美筹款。

  黄兴在新加坡逗留时间不长,便去日本。

  河口起义失败后,汪精卫变得更加悲观颓丧了。这时,在海外的保皇党人,对孙中山和他的广东籍同志大加讥嘲,信口雌黄地说,他们让别人在前线作战,而自己则在海外逍遥。汪精卫被这种妄加于孙中山的诽谤所激怒。他想借助某种英雄行动来反击恶意攻击。同盟会内的磨擦,特别是章炳麟等人对孙中山的诬蔑谩骂,使他深感痛心。他认为,只有依靠某种振奋人心的行动,才能恢复党的斗志和团结,于是他便倾向于暗杀和恐怖活动。

  当时中国的暗杀活动已是司空见惯。早在1900年,革命党人史坚如就曾谋杀清广东巡抚德寿于广州;1904年11月,万福华曾在上海谋杀广西巡抚王之春;1905年9月,吴樾曾在北京车站掷弹狙击被派往西洋各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这些暗杀行动,都以失败而告终。

  

  汪精卫与黄兴商量,想去北京暗杀摄政王,一令敌人胆丧,二鼓同志意气。“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震奋天下人心之举。”黄兴认为汪精卫是同盟会重要干部,如此孤注一掷,殊不值得,便竭力劝阻。

  汪精卫去志已决,对大家痛哭道:“我要为已死的同志报仇,如果大家不放我去,我就投水自尽。”

  黄兴自觉阻拦不住,就让他带上一笔钱,派两个同志同去北京,一人是四川的黄复生,也是热心暗杀的,另一人是一位姑娘,名叫陈璧君,是南洋富商的女儿,因为爱读汪精卫的革命文章,所以加入同盟会,已与汪相爱很久,此次入京,陈璧君自告奋勇扮作汪精卫之妻,以遮人耳目。

  他们3人到北京便开设了一个照相馆作幌子。

  汪精卫秘密侦查摄政王载沣的行踪。他花了许多钱,买通了宫中的一个太监,在摄政王载沛每天上朝进宫的必经之路上,埋下了地雷,将药线与电线相结,只要按动电门,就会爆炸。

  正当汪精卫以为大功快要告成,很是兴奋之时,不料隔墙有耳,事机不密,他与那太监密商时,却被另一太监听到,深夜到摄政王府告发。

  载沣立刻通知步军统领衙门,一帮辫子兵直扑汪精卫的照相馆,把汪精卫、黄复生一一捉住。陈璧君因是个姑娘,兵弁没有逮捕她。

  汪精卫快被押走时,陈璧君握住他的手,泪眼相看:“汪君,你怎么处置我?”

  江精卫慨而以慷:“我与你相交日久,相爱甚深,原以为来日方长,没有考虑婚姻大事,今天我这一去,必死无疑,咱俩身份未明,今天就得一言而定,你肯为我精神上的妻子吗?”

  陈璧君于愿已足,破涕为笑:“汪君放心地去,我一辈子为你守着!”

  汪、黄被关押在内城巡警总厅。法部审讯此案,那黄复生便一口咬定是自己主谋,与汪精卫无关;汪精卫也咬定是自己主谋,与他人无关。法部堂官只得把他们打入牢房。

  汪精卫、黄复生分别押在死牢,肩扛40斤的铁枷,每人每天只给稀饭一盆,粗面饼一块,脖子已被铁枷磨烂了。

  有一位青年人前来探视汪精卫,被狱卒拦住不放进来,就写了一首词送给汪精卫,汪即和一首,词曰: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旧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限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数襟期,梦里重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莫滴新词,透倚寒窗。巡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多情孱僽愧。戴却头颅,仍旧跋涉山河。知不易,愿孤魂绕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

  汪精卫和了这首词,似觉得话犹未尽,便又写了一首题为《被逮口占》的五言诗,其中八句是: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这悲壮动人的诗句,读来铿然有声,脍炙人口,曾经被传诵一时。

  陈璧君既然把心身许给汪精卫,便在外面奔走营救,一刻不停。她结识了肃亲王善耆。胡汉民听到汪精卫刺杀载沣未遂被捕入狱,震惊焦灼,即与同志商讨营救办法。

  这善耆却是个清宫中的新派人物,同立宪派同革命党人都有联系,他想借着这两股势力,登上内阁总理的宝座。那各省谘议局代表孙洪伊等请愿提前立宪时,摄政王载沣很是震怒,各衙门各大员对代表们避之惟恐不及,而这位民政部大臣肃亲王善耆却独树一帜,在民政部大堂迎见各代表,谈话至紧要处,忽然掷冠于地,唱了一声“先帝爷白帝城龙归天境”的戏词,意思是说:光绪帝若在,立宪早已实行,现在载沣不愿,我却是同情立宪的。

  陈璧君找到肃亲王这里,肃亲王认为这是同革命党联络的好机会,遂为汪精卫等说项。那摄政王载沣对汪精卫等原本是杀无赦的,肃亲王说了话,不得不从轻发落,定为永远监禁。善耆便将汪、黄转移到他那民政部监狱,住在裱糊一新的房间里。汪精卫终日披卷吟咏,颇觉安逸。

  孙中山在南部发动8次起义都失败了,他认为依靠会党作为主力,战斗力不强,便转而侧重于新军的策反工作。

  朱执信奉孙中山之命,潜入广州新军串联,宣传革命主张。

  广州有三个标的新军,都是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那赵声就是一个标的标统。他曾是个秀才,先后在江苏新军和广东新军中当过标统,与朱执信等人素有联系。在1907年的钦州暴动中,黄兴曾争取过他的支援,尔后他奉命调来广州,不久因被怀疑同情革命,受到郭人漳的排斥,遭黜职。降级后的赵声跑到香港,由于他懂军事,并且有些老部下愿继续听他指挥,他便成为同盟会起义的军事组织者之一。

  另有一位广州新军炮队排长、安徽人倪映典加入了同盟会,对部属进行了细致的说服工作。他利用学科讲授机会,演讲历史故事,宣传革命思想,启及反清觉悟。他的工作很出色,很多新军加入了同盟会。

  胡汉民又派邹鲁等在广州军队中积极策划起义。

  朱执信、赵声、倪映典等决计以运动新军为第一步,在广州发动起义。

  1908夏,朱执信、倪映典等召集军中革命党骨干数十人在白云山能仁寺集会,举定干事员,决定分头运动,并在天官里寄园巷五号设立机关,专门联络新军弁目。由于各方面的积极努力,广州新军加入同盟会者已达3000多人。

  1910年1月,倪映典向同盟会南方支部报告新军起义条件成熟,要求订于夏历元宵节前后起义。

  南方支部又报告给远在美国的孙中山,并要求筹措汇款2万元应急。

  孙中山此时在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建立了同盟分会。他答应准如所请,两月内汇奇港币2万元,并嘱进行勿馁。此前他已先后汇回了在美国华侨中募捐到的港币8000元,允作起义经费。

  广州的武装起义原计划在1910年2月末动作。旧历年节日气氛笼罩着武装暴动的策划与发动。

  不料,在2月9日下午,少数新军士兵在市内为一些琐事与警察发生了磨擦。双方争斗起来,一刻间,军队与警察之间似将发生武装冲突。革命党人在起义前不愿发生这样的事件,而且避之惟恐不及。在紧急时刻,倪映典急驰香港,同胡汉民、黄兴、赵声等人磋商。黄兴是在1月底由日本来到香港的。

  经过彻夜会议,决定在当月15日发动,届时赵声、黄兴将到广州指挥战斗。

  会议刚刚结束,2月12日清晨,倪映典回到广州。情势又发生了变化。在他离开广州时,一标士兵发生骚动,清吏严加戒备。

  倪映典当机立断,即于当天下午回到一标,率领1000余士兵起义,倪映典被推选为总司令。他身穿蓝袍,手持红旗,来往驰驱,指挥起义军经沙河进攻东门。

  起义军进入阵地,同清朝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所部2000余人展开猛烈激战。

  这次起义,因准备不足,计划不周,三标新军,除一标起义外,其他两标因清朝政府采取了预防措施,封存了全部枪械弹药,未能行动。一标战士孤立无援,倪映典在作战时中弹牺牲,起义军奋勇战斗1个多小时后,不得已而退却。延至次日晚,起义军退守白云山一带,被清军所镇压,起义失败。死难和被捕者300多人,其余溃散,有些逃到香港。

  第九次起义失败时,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华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满清政府已成破屋漏舟,不可救药,侨胞们应速立志以实行革命。”

  为了筹集资金,孙中山在洛杉矶同美人咸马里、布恩等多次会谈,制定了武装起义计划,委任布恩为中国同盟会驻国外全权财务代办,要求布恩向纽约财团洽商贷款。

  孙中山连续发电报和长信给在香港的黄兴、胡汉民等人,提出再次发动起义的计划:建立革命基地,组织军队,训练军官,贮藏从海外输入的武器等等。在香港的革命党人读过电报和长信,靡不欢跃之至。

  黄兴是位热血之人,当即回信表示:尽管有2月的挫折,但是,图广东之事,不必于边远,而可于省会。广东必可由省城下手,且必能由军队下手。黄兴向孙中山报告,在广西军队的军官中,有数十位同志。在江苏、浙江和江西等省军队的军官中,也有许多人是革命者。在湖北军队中,有孙武竭力运动,成绩亦好。在湖南军队中的革命力量,也不弱于任何其他一省。在云南,同盟会成员深深渗入军队,以致有不俟他处彼亦为之之势。长江流域之秘密会党,一有号召至,可助其威焰,尤以浙江一部为可用。黄兴预言:革命一经在一省爆发,各省将闻风而动,必有谷中一鸣,众山皆应之象。

  黄兴向孙中山建议:必多求之各省同志中,以为将来调和省界之计。他从各省推荐的人材有:刘揆一、宋教仁、杨守仁、蔡元培、吴稚晖等。说杨守仁思想缜密,文采人品亦如汪精卫,美材也。说蔡元培虽开阔达之度,而办事精细有余。说吴稚晖甚属人望,惟偏于理想,若办事稍低减其手腕,自亦当行出色。黄兴深有感触地说:“必须开诚布公,推心置腹以感之,彼方见信。若我辈能虚怀咨商,不存意见,人未有不乐与共事者也。”

  孙中山看到祖国革命形势日渐高涨,深感再次举事不宜迟。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避免再蹈羊城失败的覆辙,他在1910年5月30日,乘“蒙古”号轮船赴日本,同黄兴等人筹划广州起义。

  3年前,孙中山被日本政府下令驱逐出境。因此,这次赴日,他事先写信给东京的同志,请他们向日本政府交涉,取消驱逐令。结果,日本政府表示:“改名亦可通融。”

  轮船到达横滨的前一天,孙中山在船上用化名给日本友人池亨吉拍发电报:“明日请偕宫崎同来横滨‘蒙古’号船上一晤。”

  6月10日,孙中山乘坐的轮船刚刚靠岸,正被日本警方搜捕的黄兴就跳上船去,两人久别重逢,兴奋异常。不及寒暄,便讨论起革命形势。

  4天后,孙中山同黄兴、赵声等人在日本横滨孙中山的旅馆里会面。讨论设立秘密机关,统一各省革命团体,策划武装起义问题,对未来的若干大计取得了一致看法。

  正被日本警方搜捕的黄兴,要立即离开日本去缅甸。他快要离开时对孙中山说:“哦!对了,钱!您有钱吗?”

  “是的,我有。”孙中山把满满一皮箱的钱指给黄兴看,这是他在美国向华侨募集的全部资金。

  黄兴没有过数,提起皮箱,准备告辞。忽然,他想起孙中山常常把钱用于革命,生活陷于贫困境地的情况,便说:

  “哦!对了!我还是给您留些,您身上大概没有钱吧!”

  孙中山微微笑着点了点头。黄兴打开皮箱,拿起几迭,也不点数,交给孙中山,关上皮箱,提着走了。在场的人对于他们之间的友谊惊叹不已。

  日本政府不准孙中山在日停留,他便经香港去马来亚。他在槟榔屿致函南洋各地革命党人:“机局大有可为,不可不乘时图大举。”他努力募集10万元作为经费,约黄兴、胡汉民等来槟榔屿,以商卷土重来之计划。

  1910年10月13日,在槟榔屿,孙中山、黄兴、胡汉民、赵声、邓泽如等人秘密聚会。

  孙中山豪壮地表示:“一败何足馁。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乘此良机,重谋大举。财用一层,吾当力任设法。”

  会议决定从同盟会会员中召集500人组织敢死队,再次发动广州起义,并策动清朝军队中同情革命的部队响应。在起义之前,必须筹集一笔巨款,购买枪枝弹药。决定以振兴中国教育的名义,计划在海外侨胞中筹款港币13万元。

  赵声被派往香港,作起义准备工作;黄兴、胡汉民、邓泽如分赴南洋各埠募款,还派人到海外购买武器。

  英属马来亚当局得知孙中山在槟榔屿活动,以“妨碍地方治安”为名,把他驱逐出境。他再度去美国和加拿大筹款。

  在加拿大、马来亚、荷属东印度、越南、缅甸、美国等国筹款已达19万港币,超过了原定计划。

  1911年1月18日,黄兴、赵声等人在香港跑马地35号建立了起义总机关“统筹部”。黄兴被举为部长,赵声为副部长;胡汉民为秘书课课长,陈炯明为调度课课长。因胡汉民尚未到达香港,陈炯明代行秘书课课长,宋教仁为编制课课长。

  陈炯明,字竞存,又字赞三,1879年生于广东省海丰县白町乡。他幼时是出名的顽童,对学业素不重视,喜欢与人取闹打架。不幸门庭中衰,3岁时父亲辞世,7岁时祖父去世。不幸的事接踵发生,使幼小的陈炯明的个性和心理都受到强烈刺激。他较早尝到人间炎凉和艰辛,养成了发愤自立的思想。祖父去世后,他顿易初行,不仅读书用功,与人交际亦温文有礼,显得少年老成。当他20岁时就一举考中了秀才。他受革命党人影响,于1900年同马育航等集资,在田心乡试办小农场,并在那里“时与有志之士互相研究兵学,以备用”。1904年海丰师范学堂创办伊始,陈炯明即考入该校,毕业后于1906年考入广东法政学堂。

  陈炯明在法政学堂同在那里任教的朱执信、古应芬结成较深厚的师生情谊。陈炯明比朱执信大6岁,比古应芬小6岁,他们比较相契。朱执信称陈炯明“品学兼优,热心国事”,形容他“双目炯炯有光,热情好客,与人辄能一见如故,坦诚相谈”。陈炯明与同学邹鲁交往甚密。

  陈炯明颇有反抗精神,1907年4月,他了解到惠州府知府陈召棠因握有就地正法之权,每遇盗警,即派兵围捕乡村,不问是非轻重,被捕者即尽杀之,甚至未满年岁之童子,亦不能免。他对此极为愤慨,乃毅然为首,联合惠州一批学子名流,向广东当局据实控告,函电交驰,颇有一番声势,终于迫使广东当局撤掉了陈召棠的职务。

  陈炯明又和同学、同乡马育航、钟景棠等30余人宣誓缔盟,倡办海丰地方自治会、戒烟局,整理育婴堂及县仓。他通过这些活动,扩大了个人影响,为他跻身政坛创造了条件。

  1908年7月,陈炯明从法政学堂毕业,便登上了政坛。次年2月,广东成立咨议局筹办处,着手进行咨议员选举,陈当选为议员,又成了广东咨议局议员研究会成员,他在咨议局的活动颇为活跃。1909年11月,陈炯明、邱逢甲作为广东咨议局代表,到上海参加咨议局代表联合会议,决意加入同盟会。

  陈炯明从上海回到广东,便积极投入策划武装起义的工作。他在香港设立了“乐群书报社”,作为策反的联络机关。1910年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清巡警查出陈炯明、邹鲁与起义有联系,因而把陈炯明、邹鲁等列入黑名单。陈、邹等成了清政府的缉拿对象,只好匿居香港。后来邱逢甲以社会名流身份出面作保,清朝广东地方政府才表示不予深究,陈炯明等闻讯,返回广州。

  陈炯明、邹鲁回广州后积极参加咨议局禁赌案活动。赌商以5万元银票向陈炯明行贿,企图诱使陈收回禁赌议案。但陈炯明不为所动,拒绝了赌商的贿赂。他和邹鲁、邱逢甲等人同倾向于反对禁赌的议员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将那些议员的名单送付报馆发表,一时社会舆论沸腾,全省震动。那些议员个个声名狼藉,只好灰溜溜地提出辞呈,粤督袁树勋也因此失去了官职。

  陈炯明拒收贿金力砭时弊,私生活也极为严谨。他在禁赌案事件中,显示出较强的政治手腕。这样,他成功地在公众心目中树立了“廉洁、正直、精干”的形象,从此名声大噪。

  黄兴委托陈炯明、邹鲁创办《可报》,目的是进行起义的宣传鼓动工作。陈、邹为了遮人耳目,以咨议局机关报的名义于1911年3月20日创办了《可报》,以军队为主要宣传对象,每逢报纸出版,就派人尽快送到兵营,名义上对军人半价,实际上是免费赠送。《可报》在军队中流传较广,从而促进了军队中革命思想的传播。陈炯明还召集了100多人的敢死队队员,并在军队中进行了策反工作。

  原来计划广州起义成功后,便兵分两路向湖南、江西进发,同时组织长江流域各省举兵响应,然后会师北伐,直捣清王朝的首都北京。

  谭人凤等人被派往长江流域联络各省的革命团体,组织当地的起义。谭人凤多年在两湖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熟悉那里的情况。他提醒黄兴:“南京举义的事,谋划很久了。湖南、湖北居中原中枢,如果夺得,可以震动全国,控制清廷;假若得不到两湖,广东虽为我有,仍不能有大作为,希望你们加以注意,以收到响应的效果。”

  在槟榔屿会议上曾决定组织500人的敢死队,但这个数目不敷应用,其后扩大到800人,分为10路,每路50至100人不等。这800人敢死队,作为“选锋”,以冲锋陷阵。从广东、福建、广西、江苏、浙江、湖南、四川、云南各省及南洋各地召集的“选锋”队员,到香港集中,这些队员大半都是同盟会的中坚分子。

  为了能在广州城内立足,事先在城内以商店和住户的名义,设立了40多个秘密机关。各个机关之间不发生关系,如果一个机关被敌人破获,就不会牵连别的机关。

  从国外购进的军火,首先运到香港,然后通过不同路线偷运到广州。在广州和香港都开设了出卖假发的商店和染料店,子弹则密藏在假发内或装染料的锡罐里,从香港运往广州。枪械也夹杂在里面运到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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