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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079章 云南护国起义

  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等乃通电全国,反对帝制,宣布云南独立。唐、蔡、李并在各界大会上发表演说,宣布独立的意义,会后高呼口号,有“誓与民国同生死,誓与四万万同胞共生死,拥护共和,反对帝制,中华民国万岁。”

  唐继尧、蔡锷、李烈钧12月25日通电全文如下:

  “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都统、镇守使、师长、旅长、团长、各道尹、各知事、各学会、各商会、各学校、各报馆公鉴:天祸中国,元首谋逆,蔑弃《约法》,背食誓言,拂逆舆情,自为帝制,率召外侮,警告迭来,干涉之形既成,保护之局将定。尧等忝列司存,与国休戚,不忍艰难缔造之邦,从此瀹胥。更惧绳继神明之胄,夷为皂圉。连日致电袁逆,劝戢野心,更要求惩治罪魁,以谢天下。所有原电近经通告,想承鉴察。何图彼昏,曾不悔过,狡拒忠告,益煽逆谋。大总统者民国之总统也,凡百官守,皆民国之官守也。既为背逆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元首之资格。尧等身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方,为国婴守。并檄四方,声罪致讨,露布之文,别电尘鉴。更有数言涕泣以陈麾下者:阋墙之祸,在家庭为大变,革命之举,在国家为不祥。尧等夙爱平和,岂有乐于兹役。徒以袁逆,内罔吾民,多欺列国,有兹干涉,既濒危亡。非自今永除帝制,确保共和,则内安外攘,两穷于术。尧等今与军民守此信仰,舍命不渝,所望凡食民国之禄,事民国之事者,咸激发天良,申兹大义。若犹观望,或持异同,则事势所趋,亦略可豫测。尧等志同填海,力等戴山,力征经营,固非始愿,所在以一敌八,抑亦智者不为。麾下若忍于旁观,尧等亦何能相强。然量麾下之力,亦未必能摧此土之坚,即原麾下之心又岂必欲夺匹夫之志,苟长此相持,迁延岁月,则鹬蚌之利,真归于渔人。而萁豆之煎,空悲于车乐。言念及此,痛哭何云。而尧等则与民国共死生,麾下则犹为独夫作鹰犬,坐此执持,至于亡国,科其罪责,必有所归矣。今若同申义愤,相应鼓桴,所拥护者为固有之民国,匕鬯不惊;所驱除者为叛国之一夫,天人同庆。造福作孽,在一念之微;保国覆宗,待举足之轻重。敢布腹心,惟麾下实利图之。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任可澄、刘显世、戴戡及军政全体同叩。有。印。”

  27日中午,唐继尧亲至云南省议会宣布独立。于是云南起义,拥护共和的伟大圣战正式揭幕。

  云南宣布独立后,即成立军政府,当时讨论组织都督府时,大家决定仿照辛亥革命时的武昌军政府形式,推举一位都督,又推举一位总司令,那时候黎元洪是都督,黄兴是总司令。而云南护国军政府蔡、唐二公则互相推让,最后由于蔡锷的坚持,终于推举唐继尧为都督。

  云南都督府成立后,唐继尧聘请前巡按使任可澄,前山东提学使陈荣昌为参赞。前国会议员赵藩、袁嘉穀及张耀曾等为参议。派由云龙为秘书厅长。派张子贞为参谋厅长。派庾恩肠为军政厅长。派陈廷策为民政厅长。派丁光冠为司法厅长。派陈钧为财政厅长兼盐运使。同时提出四项主张:

  (一)与全国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于中国;

  (二)划定中央地方权限,俾各省民力能有自由之发展;

  (三)建设名实相符的立宪政体,以适应世界潮流;

  (四)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之致格。

  同时申誓四点:

  (一)同人职责惟在讨袁,天助吾民,幸克有济,举凡建设之事当让贤能以明初志,个人权利思想悉予刬除;

  (二)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惟当量材程功,通力合作,决不参以地域观念,自启分裂;

  (三)倒袁救国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张目,便当引为同志,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融消,绝无偏倚;

  (四)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国,以成五族公敌,万众一心更无何等种族界限。

  自12月25日云南独立的消息到了北京后,袁的忿怒到了极点,他亦了解云南地理环境特殊,自己称帝后众叛亲离,这次用兵一定不似二次革命时那么容易对付。但他又必需用强硬手段对付,因此于12月29日下令褫免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的官爵,原令如下:

  “(前略)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但唐继尧、何可澄既有地方之责,无论此项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属不能始终维持,咎有应得,开武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均着即行褫职,并夺去本官及爵位勋章,听候查办!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应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此令。”

  并派第一师师长张子贞代理将军,第二师师长刘祖武代表巡按使,令他们就近押解蔡、唐等人来京治罪。

  5年1月5日袁又有申令各省长官晓谕人民云:

  “……予昔养疴洹上,无心问世,不幸全国崩解,环球震动,遂毅然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支持四载,困苦备尝,真不知尊位之有何乐。无如国民仰望甚切,责备甚严,同为国民,敢自暇逸?责任所在,尽力以为,不惜一身,只知爱国,皇天后土,实鉴此心。

  明知暴乱之众,狂妄之徒,断不可以谋国;然果使中有杰出之才,可以治国保民,为人民所信仰,极愿听其为之,予得释此艰巨之仔肩,讵非幸事;然能安大局,环顾何人,为智愚所共见。人民无罪,未可举全国之重,任人试验,实逼处此,无从诿卸。

  国民深悉暴民狂徒之心理,终必惨烈相争,傥有墨、葡之变,必为越、韩之续,故谋改国体,冀可长治久安,文电交驰,情词迫切,无非出于爱国之真诚。乃有蔡锷之流,权利熏心,造谣煽乱,非不知人民之状况,时局之艰危,但思侥幸一逞,傥其大欲,即涂炭生灵,倾覆祖国,亦所不顾。抑知国之不存,权利何有?此等举动,早为国民所预料,幸而发觉尚早,不难随时消灭。各省官民,佥谓国体既经全国人民代表开会决定,一致赞成君宪,并同戴一尊,根本大计,岂可朝令夕改,断无再事讨论之余地,吁请早登大位,速戡反侧,同深义愤,万口一词。

  予以蒋德,既受国民之推戴,将吏之尊视,何敢再事游移,贻祸全国。苟为逆首,惟有执法从事,以谢国民。着各省文武长官剀切出示晓谕人民,分别顺逆,各爱身家,勿受煽惑,自贻伊戚。各省长官,皆能力保治安,军人尤深明大义,均任守卫地方之责,务望各以爱国勤勉,恪尽厥职,用副予视民如伤,谆谆诰诫之至意。此令。”

  袁对蔡恨入骨髓,政事堂通令各部署,凡与蔡有关的人一律予以撤职,在各省中和蔡有关的人,也都撤职,在各省机关的云南籍职员以及是蔡的旧属都受到迫害。袁又命湖南巡按使沈金鉴查抄蔡锷湖南原籍的财产。可是,蔡虽然名满天下,却穷无恒产,蔡的太夫人和妻子都已闻风躲了起来,只有一个兄弟是办木厂的,早已和蔡分了家。蔡本人只在杨度所办的华昌公司有点股份,于是就把这股份没收。

  袁一方面如此大张旗鼓,一方面又想用软化的手段走迂回的路线来缓和蔡,他找到蔡的老上司李经羲,因为蔡是李一手提拔和最早赏识的人,袁特别赏赐李貂裘一袭,打算在局势许可时派李赴云南宣慰,这简直是水中捞月的打算。李经羲接受袁的貂裘后,曾有谢恩折:“上赐貂皮外套,光采非常,裁量恰合,举家惊宠,望阙感惶!”等语。

  同时,袁又把已经冷落许久的熊希龄找到北京来,熊于5年1月16日抵京谒袁,袁留他共进午餐。熊是蔡的好朋友,熊任国务总理时,曾保蔡为湖南都督。袁想请熊南下,去云南说服蔡“悔罪自投”,当可“不究既往”。

  此外,还想派云南人朱家宝、丁槐等为云南宣慰使,要他们去“诱惑云南军官解甲来归,一律免予治罪。”

  熊到北京,表现得很麻木,当他抵京时有记者迎于车站外,问他对于国体问题的意见,他摸着脑袋说:“我来京之前,未有所闻,在路上看见筹安会的宣言,才知道有这回事,我对政情已隔离了许久,一切都不大清楚,因此对国体问题我毫无意见。”记者又问他对于新宪法的态度如何?他说:“我不是律师,又没有学习法律,对此亦无意见。”这些话否认得离了谱,因为熊忘了在逊清末年间随同五大臣出洋考察过宪政。那时他还是一位宪政专家呢。

  熊是湖南凤凰人,他组阁时,人称为凤凰内阁,所以他这次入京,被称为“有凤来仪”,是洪宪朝的祥瑞。然而凤凰有他打算,5年2月8日,他假口南下疏通,而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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