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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242章 唐生智加入国民革命军

  吴佩孚久攻南口不下,最后靠了奉军和直鲁联军的大力相助,才算解决了这个僵局。他在北方既不得意,在南方也走错了路,因为他既不和广东的革命势力合流,又逼迫唐生智投靠革命阵营。

  湖南问题是当时南北之间的一个烫手的洋山芋,袁世凯和段祺瑞时代都在湖南问题上栽了跟斗,袁、段不能解决的问题,吴佩孚如今二次出山,本来就是强弩之末,当然更解决不了湖南问题。吴的谋士张其锽屡次劝吴说:“唐生智虽然不足惧,可是他如果投靠了广东,其力量就不可侮,因此纵然打下了长沙,打到了衡阳,可是湘省的局部问题将演为南北问题,这是不可不重视的。”吴则小视了湖南,他过去以衡阳撤兵而崛起,每次处理湖南问题都得心应手,这次再起也是起于湖南,他认为别人对付湖南有麻烦,可是他却迎刃而解,所以他对湘事自行其是。

  15年4月25日他派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湖南总司令,贺耀祖为湖南省长。

  5月2日叶开鑫军进攻长沙,唐军措手不及,由长沙退衡州,叶部分六路追击唐军。

  叶开鑫、贺耀祖等都热切希望赵恒惕能遄程返湘,主持全省大政,因此在长沙攻下后,叶即电湘省耆绅转达吴佩孚,请勿下叶督湘、贺长湘的命令,同时通电迎赵讨唐。

  5月8日叶开鑫入长沙,委王隆中为湘南招抚使,俾收编唐生智的军队。

  湘军一、二、三师组成护湘军,推赵恒惕为总司令,贺耀祖为总指挥,赵未回湘前由叶开鑫代理总司令,贺耀祖亦以护湘军名义拥赵讨唐,其致赵电略谓战事扩大,非得钓座速归主持,不足以靖湘乱。

  赵恒惕自赴上海后,湘省和各方均敦促赵出山,他坚决表示不愿回湘,孙传芳在南京曾热烈相邀,赵遂赴宁小住,孙也促赵回湘主持一切,且电吴说:恢复赵的湘督,于联省、联军、联防俱有禅益,乞一致敦促。

  赵恒惕曾有电到广州给国民政府,主张所有客军都退出湘境。因为自唐生智退守衡州后,广东方面即决定出兵援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派戴岳、张赞化、李明扬各军兼程援湘,并令白崇禧、夏威率桂军入湘。

  15年6月2日唐生智在衡州取消代理湖南省长的名义,正式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中路前敌总指挥。

  湖南省局部之争促成了提早国民革命军北伐。

  唐生智获得革命军助阵后声势为之大振,15年6月中旬反攻屡为得手。叶军反胜为败,退据湘乡、湘潭。叶开鑫拟赴前线督师,吴佩孚电派末大霈、王都庆、唐福山为援湘军三路总司令,彭汉章为湘黔边防督办,令彭助叶攻唐。怎知这时彭已向国民政府输诚,通电谓已率全体部属移驻黔东,请政府予以正式名义改编,听候调遣。

  这时候吴尚在长辛店,不肯回师南向,他狃于过去湘鄂之役的胜利,低估了革命军力量,只为贵州有袁祖铭,江西有邓如琢,一旦革命军入湘,恰恰陷于左右两翼的包围中,同时也没有海军为江面上的掩护,使长沙和岳州都无法攻也无法守。所以他仍在做“四次征湘”的迷梦。吴佩孚对现状缺乏认识,过去湘军援鄂之役,对吴军没有作战的决心,又因和谈错过了一鼓直下武汉的机会,遂使吴军一举而败湘军。如今唐生智的湘军虽然有限,可是唐军之后尚有养精蓄锐的革命军。这支生力军是初生之犊,都抱有气吞斗牛,灭此朝食的勇气。过去吴的部队是基本部队,同时,北方完全是直系的天下,后路源源接应,而这次吴手下只是些杂牌军队,既不能打,又不愿打,今昔异势,吴竟茫然不自知。

  长沙再陷于唐生智军攻击中,赵恒惕在各方敦促下,于6月20日偕陈强、梅馨等抵汉口,叶开鑫闻赵抵汉,即驰电欢迎赵即日返湘主持一切。贺耀祖亦派代表到汉口迎赵。赵则分电叶、唐等,劝息兵停战,以免地方糜烂。

  吴佩孚获知赵恒惕已抵汉口,即电赵请其尽速解决湘局,以便攻粤,对唐剿抚悉听主持。

  6月27日援湘军将领林虎等30余人公宴赵恒惕,席间亦一致敦促赵出山领导湘事,赵则表示湘人苦战,必须各方罢兵言和,始愿出山。

  孙传芳有个、寝两电致广州的国民革命军,一则曰:湘人治湘历有年所,炎午返湘,必能息事宁人,南师北旅均宜互相约束,对于湘战严守中立,免致引起纠纷。一则曰:炎午回湘,当能调解一切,如双方减除误会,将湘事一任湘人自为,则前途皆相安于无事。至赣邓(琢如)调军窥粤之说,必系传闻之误,吾兄若将赣边粤军撤回和璞,必能阖境自安云云。

  7月1日赵恒惕答宴湘鄂军政界,于是外间盛传鄂、赣、川、黔、粤,桂各军共推赵为总司令。孙传芳亦派代表抵汉谒赵,吴佩孚亦派符定一回汉与赵商湘事,吴并电鄂督陈嘉谟,令陈转达援湘各司令,一切听赵之命令。

  国民革命军亦积极增援唐生智。

  赵恒惕于7月初由汉口赴长沙。国民革命军于7月5日

  电赵,劝赵改图讨吴,电云:

  “长沙赵炎午先生鉴:日前接诵快电,兹闻已抵长沙,深为感慰,三湘为革命策源地,自湘与粤不同调,西南之团结破裂,北洋军阀愈无忌惮,比年以来,无岁不战,西南各省受其构煽,迄无宁日。联省自治之说只可涂饰一时之耳目,然而国家则将深受其祸矣。此次湘省战祸全为竞秋(叶开鑫号)受吴氏之伪命所构成。吴氏抱武力统一之迷梦,不惜倒行逆施以遂其大欲。其对于西南将士,几如帝国主义之对于殖民地之酋长,使其自相残杀为唯一妙计。竞秋之于梦潇(唐生智号),即认为兄弟阋墙之争,亦何至遽背全省人民之公意,悍然引吴军入室乎!先总理曾誓师北伐以讨曹吴,今吴氏复起,中正必继先总理遗志以讨之。公本革命党人,从前历史必不肯轻弃,宜以国家与民族之自由独立为重,吴氏之个人感情为轻,幡然改图,共讨国贼。竞秋处曾致忠告,倘得鼎言促其觉悟,为讨吴先驱,共雪嘉鱼之耻,则湘省之战立止,国民革命亦得以完成,全国人民实利赖之。蒋中正。”

  北阀的兵力很单薄,革命军不过10万人,包括海军舰队一队,空军飞机一队。这样的兵力和任何一个北洋军阀相比较,都是比不上的。所以在作战的方针上,北伐军对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采取各个击破。在军事目标上选定了吴佩孚为第一目标,孙传芳为第二目标,张作霖为第三目标。同时在首期作战时特别提出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口号,从事政治作战。

  吴佩孚既然轻视革命力量,加上他本身又是拼凑成军,在南方的兵力亦不雄厚,计有湘鄂边防督办李济臣所属驻守汩罗江北岸平江、通城、岳阳、澧县及鄂西之部可供调遣者约3万余人。陈嘉谟所部鄂军随时可供策应者亦约3万余人,湘军叶开鑫所指挥者亦约2万余人。至谢文炳、唐福山、马济、沈鸿英等部虽约有10万之众,不过谢、沈已溃不成军,唐福山军战斗力亦极薄弱。所以国民革命军和北洋军比较,虽然众寡悬殊,不过革命军是以一当十当百,而北洋军则是强弩之末,不堪一击,虽人多势众,却无作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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