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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014章 义和团之变

  当戊戌维新变法失败后,荣禄嗾使杨崇伊请慈禧太后复出听政,康有为和他的党徒死的死逃的逃,守旧派日以攻击新政新党为务,其最终目的是想废光绪然后另立幼主。慈禧亦怦然心动,于是乃有十二月廿四日立溥儁为大阿哥之举。由于朝中部分大臣不赞成废立,又怕东南各省督抚反对,因此慈禧只好以光绪病危为借口。光绪病危的消息传出时,驻北京的各国公使联袂往谒奕劻,要求介绍一位在北京的法国医生入宫为皇上诊治。奕劻报告慈禧,慈禧不允,而公使们一再要求,慈禧不得已勉强准这位外国医生入宫。可是医生检查了光绪全身,却找不出什么病状,因此,在医疗报告上说:“光绪皇帝健康,无病。”慈禧对于法医的报告大不满意,可是光绪帝健康的消息却在北京外交团中不胫而走。

  尤其让慈禧震怒的,是“逆党”康有为受英人庇护,梁启超受日人庇护,她认为这简直是洋人在公开和她作对。到了立溥儁为大阿哥后,外间反应尤为不佳,上海候补知府经元善联络蔡元培等2000人上书反对。端郡王载漪甚为担忧,遣人促使各国公使入宫道贺,慈禧并邀宴各公使夫人,希望洋人能同意这个废立大事,怎知各国使节对此竟没有丝毫表示。刚巧这时,江苏粮道罗嘉杰上书荣禄,报告一个传闻,据说英国人要派兵到北京,逼迫慈禧交出政权,让光绪重掌政权。荣禄把这个报告呈给慈禧,这一下可把慈禧气坏了,她觉得洋人实在太可恶,简直是处处和自己作对,她正在饮茶,一气之下便把绿玉茶壶掷碎在地上,狠狠地说:“洋鬼子实在太可恨,太欺我,此仇非报不可。”

  慈禧仇恨外国的心理,正和民间仇恨洋人和天主教、基督教教士的心理合流。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神父和教士中良莠不齐,加以中国人的败类以吃教会饭为生,利用洋人欺压百姓,民间守旧派遂汇成一股仇恨洋人的洪流。仇恨洋人的心理在义和团这个半宗教色彩的帮会组织中表现出来,于是清廷的守旧派和广大民众中的仇洋派群起而支持义和团的“灭洋”号召。义和团为了要获得清廷支持,乃在“灭洋”二字之上加了“扶清”二字,因此守旧的清朝官吏便借此来煽动慈禧。

  慈禧晚年最讲究享乐,尤爱听京戏。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当时北京的王公大臣也以赐听戏为荣,清末京剧流行,和慈禧的喜爱有极大关系。而京剧中属于神话的很多,影响人心极大,清宫戏台有布景,凡一神仙登场和退场,都是用布景或由台底升出,或由台顶下降,仿佛腾云驾雾,慈禧则顾而乐之。她本是一个极端迷信、知识程度不高的女人,平日拜佛祀神,颐和园中有一最高建筑名“佛香阁”,这是慈禧念佛的地方。她被人尊称为老佛爷,她装扮成观音大士照像,都可以看出她的思想和神权的不可分。

  维新变法失败,清廷守旧派重新得势,恰与民间反对洋人和天主教、基督教的暗潮符合,于是义和团乘势而起。义和团代表中国民间和下层社会的一种倾向,这是中国古老社会在西方势力冲击时所产生的反抗力。

  原来义和团是八卦教的支派蜕变出来的,是一种迷信的秘密结社,它已有一百多年的酝酿。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中国北方干旱,农田枯裂,疫病流行,而洋人和传教士在中国内陆所引起的反感,直接间接都有助于义和团,于是由饥饿和排外汇合而成,义和团公然举起了“扶清灭洋”的大旗,自山东崛起。

  义和团的祖师称老团,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管事称大先生、二先生、三先生。所供奉的神灵都是取自《封神榜》、《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初起是在山东曹州府,为八卦教的支派,在农村中称“义士党”,专以仇杀洋人和教民为事,使用的兵器只有刀枪,所以又名“大刀会”。其后改名为“义和拳”,所练的拳属于柔术,最有道行的,自称能避枪炮。凡加入义和团的人都红巾扎头,内藏符咒,红兜肚、红腿带、红巾裹两手,手腕内俱有白纸符咒。另一支则一切皆以黄色,有的则是红披挂而戴黑巾名叫黑团。黑团是红黄两色的人都恭敬之,据说是最厉害。教徒们的年龄10岁以上至45岁,均手抱大刀,系以红布,民间争传义和团能避枪炮,火器不能伤身,以刀砍皮肉亦不破不流血。义和团见到洋房都要烧毁,见洋人则呼为大毛子,见天主教、基督教徒则呼为二毛子。

  义和团中还有女兵,是18岁以下,12岁以上的闺女,身穿红布衣履,手执红巾和一个小红灯笼,这些女兵统称为“红灯照”。据说念咒用法后使扇子一扇就能升空驾云,像一颗大红星,洋人的大炮遇见了红灯照的扇子就放不出炮来,而扇子一扇可以使轮船在海中自焚,城楼或洋房烧毁。

  

  义和团除了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外,还有一个政治口号是要得一龙二虎的“头”,所谓一龙就是光绪,二虎是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当时慈禧所信任的,除了荣禄外就是端郡王载漪。据说荣禄因为不太赞成废黜光绪,因此慈禧对之也小有不满,而荣禄在守旧派中比较还算有新头脑,对义和团扶清灭洋运动,荣禄是不太支持的。慈禧这时所亲信的,是一班昏庸无识的亲王大臣,以及顽固守旧的士大夫。这些人利用慈禧的守旧反洋心理,鼓励义和团这个民间组织膨胀,不到一年时间,义和团便自山东蔓延到河北、山西,甚至进入北京,除了焚烧教堂,杀戮教士、教民而外,还要拆卸铁路路轨和电线。清廷少数反对义和团的大臣和袁昶、许景澄、联元、徐用仪、立山等冒死力谏,均无济于事,这时李鸿章已调两广总督,不在中枢。

  义和团的崛起,表示数千年古老中国社会对教会的拒绝,中国士大夫对西洋势力侵入的反抗,清朝王室和西方国家的嫌怨,汇成一股洪流,奔腾澎湃,一发而不可收拾。

  光绪廿五年(1899年)十月,袁世凯曾率领武卫右军到山东会操。这时山东的义和团运动很热烈,袁世凯和他的新军开赴山东,是荣禄所安排的。原来山东闹义和团已经两年多了,最初以大刀会名义在山东练习拳棒,准备和教士搏杀。光绪廿三年(1897年)李秉衡任山东巡抚时,大刀会在山东特盛,十月间曾杀死德国传教士二人,李秉衡因此被革职。但继任的人则是和李秉衡持同一立场的毓贤,而大刀会这时已自称义和拳,标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毓贤改“拳”字为“团”字。义和团既得封疆大吏的支持,于是在山东境内大为蔓延,引起了各国的抗议,这年十一月,清廷乃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袁在廿四日驰抵济南接印视事,上谕有:“山东民教不和,亟宜持平办理”。又有上谕:“山东省民心未宜,徐筹劝解镇抚之方”。袁世凯抵任后即针对山东情势拟订治本和治标两途,治本是协力以调和民教;治标是绥靖地方。光绪廿六年(1900年)二月,袁正式补授山东巡抚,这时他的新军已经在山东境内布置妥当,而义和团在东昌、济南、泰安、曹州各府活动激烈。袁乃大举整肃,一方面派道府督同县令绅耆,设法解散义和团;一方面令营队屯札梭巡,不许义和团再作活动,其著名凶悍滋事首领,则严缉惩办;一方面剀切发布命令,严禁义和团活动。义和团的首领们见这位新巡抚既不像前任巡抚那样善待他们,同时所采行的措施又极严厉,于是纷纷率领徒众和军队自山东向河北、山西各地发展。

  北京朝廷守旧派在慈禧面前力赞义和团,义和团的势力逐渐控制了北京和天津。袁世凯深知当极端守旧派包围慈禧时,是无法能够肃清义和团的,虽然明知义和团这种作法会惹出大乱子,可是无法加以阻止,只好保全山东一省。所以,表面上只是劝戒义和团不要滋事,可是暗中则命令所有部属施用压力要把这类团民完全逐出山东。

  自袁受任山东巡抚,山东确实做到了划境自保,使得凡是信奉义和团或是憎恨洋人的老百姓都把袁恨入骨髓,有的说:“袁世凯要造反”,有的说:“袁世凯是卖国贼”。

  袁世凯在山东时间并不长,可是凑巧因为义和团事件,使他受到了中外人士的另眼相看。

  慈禧被极端守旧派包围,使义和团举着“扶清灭洋”的大旗在宫阙京畿四处活动,守旧大臣们的想法,是依恃义和团把洋鬼子完全赶出中国。

  光绪廿六年(1900年)四月中旬,涞水拳民烧毁保定铁路,直隶总督裕禄派武官杨嗣同前往弹压,杨被戕于易州。清廷派枢臣赵舒翘往涿州察看,赵回京后不敢把义和团的真相向慈禧陈说。五月十五日在京城内拳民把日本公使馆的书记杉山彬杀死,毁教堂杀教民,五月廿日并烧毁了正阳门。

  五月廿日,慈禧在仪鸾殿召见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大臣们跪满殿内,后至者乃跪于殿外。慈禧和光绪背窗向北坐,枢臣礼亲王世铎、王文韶、赵舒翘跪御案旁,另一枢臣刚毅因出京考察未归,大臣们自南而北,排列若雁行跪地行一叩礼。光绪诘责大臣为何不能弹压拳乱?这时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由后排膝行而前,启奏说:“臣刚才见到董福祥,董愿请旨驱逐乱民。”刘的话还未讲完,端王载漪便伸出大指厉声说:“好!这就是失人心的第一法。”刘永亨慑息,不敢置一词。慈禧亦默然。太常卿袁昶跪在殿外,乃抗声说:“臣袁昶有话上奏!”慈禧命李莲英传袁入,袁乃详陈义和团是乱民,是乌合之众,不可依恃,纵令真有邪术,古今中外没有依赖邪术乱民可以成事的。慈禧听了立即厉声问袁说:“你说法术不可恃,难道人心也不可恃吗?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我们所谈的就是人心,如果人心也失了,那如何立国?”太后继续说:“现在京城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我们该怎么办?你们大臣可从速奏来。”大臣们意见莫衷一是,或言战,或言和。慈禧乃派侍郎那桐和许景澄劝阻洋兵,同时安抚团民设法解散义和团,后面一点实在表示得很勉强,好像只是敷衍。光禄寺卿曾广汉、大理寺少卿张亨嘉、侍读学士恽毓鼎和朱祖谋见慈禧仍维护义和团,乃联同一齐,待大臣们退出时留后并向殿上朗声说:“臣等尚有话上奏。”于是张亨嘉乃力言拳民当剿,只要能杀为首数人乱即可平。张是福建人,语气又急,所说的话几乎完全听不清楚。朱祖谋更问慈禧:“信乱民,敌西洋,不知倚何人主此大事?”太后说:“我恃董福祥。”朱祖谋朗声说:“董福祥就第一不可恃。”慈禧大怒问:“你是何人?”朱对:“臣为翰林学士朱祖谋。”太后问:“你言董福祥不足恃,你可保一人。”朱仓促不能对,恽毓鼎应声说:“山东巡抚袁世凯有胆识,可调入京。”曾广汉说:“两江总督刘坤一也可以。”军机大臣荣禄见太后生气乃缓和空气说:“刘坤一太远,袁世凯已往调了。”这样才把一场紧张局面化解,张亨嘉、朱祖谋、恽毓鼎、曾广汉乃告退,出殿时慈禧还怒目向着朱祖谋。

  五月廿一日,慈禧再召开御前会议,王公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都参加。太后说:“皇帝不主战,反对用兵,我现在心很乱,今是廷议,大家可以尽量发言。”光绪说:“战非不可言,不过中国积弱已久,兵不能战,光是用乱民怎么能打仗?”侍读学士刘永亨说:“乱民应早除,否则会闯大祸。”载漪抢着说:“义民起自田间,万死不顾以赴国家之难,倘先除义民,人心岂能维系?”光绪说:“乱民都是乌合之众,人心也是空的,主战是危险的。”这时慈禧突然宣读一个文件,她说:“刚才得到洋人照会,内有四点: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等等。洋人既然无义,国亡已在目前,倘竟拱手奉让,我有何面目见列圣列祖。接受洋人条件,也是亡国,与其不战而亡,宁肯玉碎了。”慈禧说这话时声色俱厉,王公大臣伏地顿首,有的凄然泣下,都众口同声说:“臣等愿效死力”。各大臣对于太后只宣读了洋人照会三条,下朝后纷纷打听第四条的内容,原来第四条是勒令皇太后归政,所以她老人家说不出口。其实这个洋人照会并不是真的,究竟是守旧派捏造的,还是慈禧自造,谁也不知道,可以证实的,则是决非来自外国使领馆。这一次的御前会议,由于慈禧宣读了这个文件,使得主和的人不能再持和议,于是慈禧以高昂的语调说:“今天之事,诸大臣都已听到,我为了江山社稷,不得已要宣战,可是战争的事很难逆料,万一江山社稷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能体念我心,将来不要归咎于我一个人,不要说是皇太后断送了大清三百年天下。”慈禧在朝堂上对臣下如此客气,一则曰大臣,再则曰诸公,使得跪在下面的王公大臣咸为震动,反对主战一派的大臣们也不敢再反对了,只好众口同声说:“臣等同心报国。”于是,慈禧乃命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大学士联元到东交民巷向各国使馆宣谕,问洋人是不是要打战,如要打战可即下旗归国。立山以自己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辞。光绪说:“去年各国使臣参观颐和园不是你接待的吗?今日危险你就不敢前往了吗?”慈禧也勃然震怒说:“你敢也要去,不敢也要去。”于是徐用仪、立山、联元三大臣先行退出。慈禧怕洋人真的对徐等三臣有行动,乃命武卫军统帅荣禄积极布置,并派军暗中保护他们。

  五月廿二日午后,慈禧再召御前会议筹商和战,载漪主张攻使馆,慈禧同意。联元顿首反对,认为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倘使馆被毁,万一洋兵入京,不堪设想。载澜请太后杀联元,庄亲王载勋力救得免。大学士王文韶力陈不可开战,认为无法可善其后。太后以手击桌怒责王说:“你能令洋兵不入城我就听你的,不然就杀你。”王不敢辩。光绪持许景澄手大哭说:“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生灵何?”这次会议不得要领而散。

  廿三日午,慈禧再于仪鸾殿召见臣僚,决定要和各国宣战,命许景澄等通知各国使臣,即24小时内出京,清朝当派兵护送出境。光绪很激动,拉了许景澄的手说:“再商量一下。”慈禧厉声说:“皇上放手,不要误事。”联元跪在地上大声说:“宣战只该对一个国家,如为了夷教,法兰西是传教国,只能对法宣战,怎可和十余国宣战?”慈禧置之不理,并命载澜等加意捍卫宫墙,以备不虞。

  廿四日天明前,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集合于瀛秀门,慈禧升仪鸾殿,召见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荣禄、刚毅三相和启秀、赵舒翘二尚书,询问宣战事宜。荣禄泣请勿攻使馆,慈禧颇不高兴。其他大臣仍主战甚力,于是李莲英跪请太后先回暖阁用茶膳。膳后,驾临勤政殿召见全体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光绪先到,在殿外跪迎。慈禧乘四人轿,由李莲英扶掖升宝座,光绪这天面色苍白,坐在慈禧宝座之右。

  慈禧以激烈的语气宣布宣战的原因,她说:“本来我是要严办义和团杀洋人的,怎知洋人竟迫我归政,这是朝廷大事,洋人怎可干预,皇上身体素来很弱,我垂帘听政是不得已事。今日无法宽容洋人,因为宽容就无以对祖宗。我卧薪尝胆已四十年有余,现决定和洋人决裂,荣禄以老成谋国,中外都尊为大臣,此次力主保护使馆,实在荒谬。至于你们汉大臣应该明白,我朝二百多年对你们深恩厚泽,你们应该效死报答,不负我望。”慈禧说完就问光绪有何意见?光绪满脸悲戚,默然良久,欲言又止,最后只请太后听从荣禄所请,勿攻使馆。接着赵舒翘请杀内地教士。立山、许景澄、袁昶仍泣请勿和各国宣战,勿倚赖义和团,并陈述洋人决不会要求太后归政。载漪又大骂立山等是汉奸,慈禧挥手令大臣们退出。廿五日正式颁布宣战书,宣战书是军机章京连文冲起草。

  慈禧倚仗义和团而向列强宣战。庄亲王载勋、军机大臣刚毅被派为统帅义和团的总统,可是这只是挂名而已,义和团根本不受节制。

  当时,王公邸第以及各衙门司署,都设坛拜祷,甚至慈禧也在大内设坛。太后每日必诵念义和团70遍,诵毕,由李莲英在旁叫一声:“又亡洋夷一名。”至于士大夫阶级,公然上书言神怪者也不胜枚举。如:王培佑以首附义和团遂擢升顺天府尹;御史徐道焜扬言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使龙背拱翻洋船;翰林院编修万荣爵说:这次上天假手义和团要尽灭洋人,因为洋人无君无父二千年;御史陈嘉言自称曾从关壮缪处得帛书,书上说洋人不足畏,必会自灭;吉林将军长顺说:义和团有两个神童,自天降落教堂上,教堂就会自己发火燃烧。诸如此类荒谬绝伦的言论书不胜书。

  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被立为大阿哥后,溥儁便在宫中骄蹇横行,凌辱光绪。有一次竟指着光绪辱骂,叫光绪为二毛子,光绪训斥他,他竟以拳击光绪。光绪只好报告太后,慈禧震怒,命总管崔太监鞭挞溥儁臀部20鞭。溥儁被责后,他父亲大为愤恨,几天后载漪喝得酩酊大醉,约了庄亲王载勋和载濂、载禧带领了义和团60余人,鼓噪冲入大内,搜拿教士,嚷着要见光绪皇帝,口出不逊,也骂光绪二毛子。这时慈禧正在用茶膳,听到他们吵闹,大发雷霆,立刻传召荣禄入宫把端、庄二王叫到面前痛责,她说:“你们胡闹什么?想造反吗?我还在此就敢如此,废不废皇上,是我的事,载漪!我告诉你,我随时可以撤除溥儁的大阿哥地位,赶他出宫,现在你们一齐给我滚出去!除了入值时外,永不许擅自入内。出宫前可先去给皇上叩首,求恩恕罪。”慈禧一边骂一边用手拍着台子,看起来真是气极了。然后又命荣禄把随同入宫的义和团为首头目20余人立时处决。荣禄领旨,乃把随载漪肇事的团民,绑了去东安门外正法。

  吏部尚书立山曾和庄亲王载勋为了争一个艳妓媚菁有隙。立山曾长内务府,家资豪富,又得慈禧宠信,载勋曾向立山借贷不得,益加怀恨。义和团起事后载勋附和载漪,乃报私仇,诬立山家中有地道通教堂,立山遂被逮,由载勋前往搜拿,扣押立山的诏文非常荒诞:“钦命义和团大臣奉懿旨,闻户部尚书立山藏匿洋人,行踪诡秘,着该大臣查明办理。该大臣至该尚书宅搜查,并无洋人,当将该尚书拿至坛中,焚香拜表,神即下坛,斥以勾通洋人,行踪诡密。该尚书神色仓皇,着即革职交刑部牢圈监禁,倘有疏虞,定惟该王大臣是问。”其后立山遂和许景澄、袁昶一同被害。

  德国驻清公使克林德在清廷对各国宣战的前两天,就是光绪廿六年(1900年)五月廿三日,由东交民巷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途中,与清军冲突被杀。克林德是一位男爵,于1853年11月20日诞生于德国普斯德姆,年轻时学过中文,做过德国驻粤领事的翻译官,1888年因在粤护侨有功,曾获德皇威廉第一颁给奖章,1896年担任德国驻墨西哥公使,后来调来中国,他的太太是美国人。

  这时东交民巷使馆区内已有戒备,听说清军和义和团即将前来攻击,乃把留在北京的各国侨民全部集中在英国使馆内,各使馆联合武装抗卫,同时以重金派遣专差到天津求援。此后在北京各街市上,中西军士便展开激战,使馆区被围攻,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葡萄牙和俄国使馆均被焚,海关、教堂和各传教士所寓的房屋,亦悉遭焚烧。各国公使、外交人员及侨民既然受困于东交民巷,求救的信函均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负责遣派专差递送至天津。每次送信的专差可得银一百两至五百两,由此可知当时投送函件之困难。而每封信内都是说:“……情形十分危急,请火速发兵营救。”

  武卫左军统帅直隶提督聂士成在天津战死,是拳变后首先殉国死难的大将。死难经过情形甚为曲折,他是由于两面作战,一方面抵御洋兵,一方面又和义和团作战,终于在六月十三日战死于天津八里台。

  拳变时聂土成统武卫左军驻芦台,直隶总督裕禄乃调聂军二营至涿州,一营防守津京路。五月初八日义和团焚杨村铁路,聂军派一支队往救,被拳民击伤数十人,聂军乃痛剿义和团,自此聂军和义和团成仇。慈禧闻讯乃令总统武卫全军的荣禄致书聂士成,劝勿和义和团作对,聂复书说:“团匪害民,士成守土有责,境内有匪,理宜肃清,事定之后,虽受大罚,靡所逃死。”于是聂军专守杨村以阻义和团。

  五月十四日英提督西摩尔统各国兵入京,过杨村,聂军不让路,洋人见寡不敌众所以折回。清廷以为乃义和团大功,特予赏赐,却不及聂军。到了五月廿日聂奉命攻击天津租界,剧战八日,这是清军唯一和洋人真正战斗的一幕,如果没有聂军的苦战,则洋军早已攻进北京了。到了五月廿八日各国大军驰援天津,聂军因为久战无援,势始不支,但仍退守天津附近。

  当聂军进攻天津租界后,义和团才出阵助战。聂士成对义和团极为不满,尤其认为倡议灭洋酿祸开衅的是义和团,可是在正式和洋兵开战时,真正抗洋的则是聂军,因此聂士成非常冲动,有一日和洋兵恶战后归营,忽然下令说:“今晚全力进攻团匪,明日再战洋人。”于是聂军四出,击杀义和团千余人,双方更成死敌。第二天聂军正和洋军苦战时,义和团出动了数十人驰赴聂寓,把聂士成家属全部掳走。

  这时聂士成的处境实在困难极了,因为洋兵大举增援,聂军正和洋军苦战,甫告休战,忽听到自己家中老少被义和团劫走,于是引兵前往追寻。聂军移动时义和团乃狂呼说“聂军反了!”在聂军后防的清军竟发枪向聂军阻击,聂军因之腹背受敌,进退失据。

  六月初四日武卫前军马玉昆来津增援,聂军和马军协同作战,又苦战了十天。

  六月十三日晨直隶总督裕禄召见聂士成,聂应召赴制台衙门。裕禄未开中门,聂心知有异,及入督署,裕禄在书衙房内立候,脸色非常难看,手持一份电报,见聂后即将电报付聂。电报上是上谕:聂士成新法练军,擅杀爱国分子,着即正法。聂读毕即跪下。裕禄这时安慰聂说,上谕如此,其幕后原因不知。嘱聂再出战,如果战胜,裕禄即可力保。聂士成辞出后,穿朝衣补褂驰赴前线督军奋战,在八里台苦战一昼夜,没有饭吃,又没有睡眠,士兵死伤无算。洋兵用望远镜遥看,见清军中有人着补褂,知为大官,遂用炮轰,聂遂以身殉国,腹裂肠出。其部将统领周玉如、姚良才,营官徐照德、宋得胜都血战阵亡。聂尸入殓时仅清兵廿余人系白带送丧,天津文武官无一人临唁。直到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时,聂的冤枉才告大白。

  天津之战剧烈进行时,清廷已调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派宋庆为帮办北洋军务大臣,可是李鸿章到了上海不肯北来,而天津已难抗守了。

  六月十八日,经过了三天血战,日兵首先攻入城门,天津遂告陷落,裕禄自杀。

  洋兵占领天津后,军纪甚坏,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尤以俄、法两国兵最残暴不通情理,德国兵亦甚横行,比较来说英、美、日三国士兵没有什么大滋扰。最恶作剧的是在街上专拉斯文人,令其拉人力车,洋兵则坐车上,有时还要拉车人戴了红顶花翎帽子。

  六月廿三日,联军集合于天津,准备向清朝首都北京进发,联军人数约3.4万余人,内有俄军1万人,日军9000人,英军6000人,法军2600人,美军2500人,德国4000人,奥意军各150人。

  洋兵由天津出发,第一站遭遇的清军阵地是北仓和杨村。在这一带清朝有重兵据守,由慈禧钦派李秉衡前来督师。当六月上旬,都城中一片沉重空气,李秉衡奉诏赶入宫中谒见太后,太后要他统领大兵,他亦欣然应允,慷慨誓师,这时天津已失陷,他于是驰至杨村部署一切。

  攻占北仓是以日军为主,接着乘胜向杨村进击。联军分为三路,俄、法两军攻左面,美军攻右面,英军攻中部,日军则在右后方应援。清军在杨村不若在北仓那样顽抗,因此联军只花费了半天时间就把杨村攻克。

  清军唯一阻遏洋兵由天津进向北京的一条防线崩溃,李秉衡自杀殉国。

  在北中国,这是个炎夏季节,洋兵虽然得心应手,攻占了大沽、天津、北仓、杨村,但也感到非常疲惫。不过,兵贵神速,七月二日联军各将领在杨村举行了一次会议,认为清兵锐气已坠,败不成军,必须疾驰前进,否则援军赶来,则攻占北京实非易事,而如果不能攻占北京,则战争就不能够胜利结束。于是疲惫的洋兵仅休息了一日,第二天就马不停蹄地向北京前进。

  八国联军向清朝首都进迫,东南各省督抚便联合起来倡议自保自全,这一观念见于行动始自袁世凯。袁受任山东巡抚时,山东本是义和团崛起的发源地,又历经前面两任巡抚李秉衡和毓贤的鼓励,可是袁在山东不动声色地就把拳民赶出山东,因此整个拳变期间山东全境没有战争,也没有洋人洋教士被杀的事。袁世凯在东南各省总督巡抚的眼中虽是后辈,但他的才识和远见已经令到那些前辈刮目相看了。

  东南各省督抚自拳变以来,就以电报往还,协商如何保境安民,同时亦敦促政府,希望补救。光绪廿六年(1900年)五月廿四日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李秉衡、鹿傅霖、王之春、松寿、于荫森、俞廉三等联名致电荣禄,这封电报分递两处,一呈总署,一呈荣禄。荣禄曾把这电奏呈慈禧,但太后没有采纳。后来李秉衡入京受命统军时,慈禧曾问起他为何列名在这封电报上,他则否认,并说是刘坤一等冒加他名,他未同意云。这封电报如下:

  “各国洋电皆以拳匪妄杀开衅,我不速剿,致动众怒,日本电谓,若肯剿匪,尚有转机,京城危急,北望焦灼。查拳匪符咒惑人,传教煽动,实不能避枪炮,嘉庆十三年久经谕禁,若真系直隶义民,何以陕西人李来中为首,是为邪教,应剿一也。不遵诏旨解散,京外乱杀,华洋均受其害,且挟钦使,擅杀新城、涞水两知县,目无法纪,是为乱民,应剿二也。旗书扶清灭洋,乃各省会匪故套,若助朝廷,何以抗旨。北自京城,东至天津,西至保定,南至河间,周围千余里均被滋扰,勒派供粮,其中不尽教民,亦滥焚杀,畿辅灾旱,民不聊生,是为土匪,应剿三也。毁坏国家所设电线铁路,值数百万,阻诏奏,误军行,又焚毁京外洋房民房无算,是为劫盗,应剿四也。即不与各国开衅亦应痛剿,况无故戕害洋人洋房,杀日本参赞。今海口已被占夺,都城满布洋兵,增兵增舰,日来日多,祸在眉睫,直不忍言,从古无国内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一国无故与六七国一同开衅而可以自全者,即英俄强国,亦断不能受各国并力之攻,况官兵弹药有限,鏖战日久,我无接济之械,彼增数倍之兵,江海各口俱封,各国分路攻扰,全局糜烂,如何支持。拳匪无械无纪,在东在直皆不能敌官兵,近日在落垡被洋兵击毙无数,在东交民巷又被洋兵击败,未见其能避枪炮,若谓乌合乱匪能与大队洋兵抗战,断无此事。仰恳皇太后圣断,念宗社之重,速持定见,勿信妄言,明降谕旨,力剿邪匪,严禁暴军,不准滋事。速安慰各使馆,力言决无失和之意,告以已召李鸿章,李到当与各国妥商办法。闻美国在大沽并未开炮,先托美使调停,劝令停兵息战,我方好专力剿匪,并请速发电旨,述皇太后皇上之意,饬驻各国使臣,令向外部道歉,日本被戕参赞优加抚恤,力任以后保护。明谕各省洋商教士,众怒稍平,庶可徐商挽救。宗社安危所关,间不容发,再过数日,大决裂,悔无及矣。焦急惶悚,秉衡等意见相同,谨合词吁请圣鉴,请代奏。”

  此电拍发时,各督抚尚不知德国公使克林德已在先一日被戕于北京。

  上海《申报》于光绪廿六年(1900年)六月初八日曾有一则译自《字林西报》的消息:“目下东南督抚大员,无不以联络邦交、剿匪安民为宗旨,曾备文照会各国驻沪领事,略谓:本部堂、本部院今已议定,无论北省有何举动,总当按照和约,力保各国官商,不使土匪横行,有伤各国旅人身家性命。惟各国须遣兵北上剿匪,不得调动大军至东南各省,致百姓骚扰,匪人伺隙滋生事端云。”

  各省督抚和美英日等国首先接触的,是两湖总督张之洞,接着是两江总督刘坤一,而李鸿章则已奉调再度接任直隶总督,离开广东,到了上海。张之洞在五月廿六日曾有急电拍发给清廷驻美公使伍廷芳、驻英公使罗丰禄、驻日公使李盛铎,请他们分别译转各国政府。电文曰:“北方拳匪违旨滋事,各国人口物业致遭损害,京内京外数百里,华商华民财产焚毁亿万。至戕杀日本使馆随员乃各官办理不善之故,实非朝廷意料所及。现在我皇太后皇上已电召李鸿章来京,必使与各国妥商办理,免致失和。惟李中堂抵津,尚须半月,而各国日内进兵不已,设或再有战事,将来更难转圜,徒令各匪乘机肆恶,良民多遭惨害。今各省督抚并未奉有开战谕旨,可见朝廷并无失和之意,务望婉劝各国政府,迅电天津各兵官,力劝各国,暂行按兵停战,俟李中堂到京请旨开议,必当妥为了结,不启战祸,官兵方能专力剿匪。目下长江沿海一带,各督力任保护之责,诸国洋人均可无庸顾虑。若天津再有战事,则南方必将牵动,事机危迫,务祈迅饬施行,各省督抚意见相同,亦即有电达各国各部矣。”

  美国国务院于1900年6月22日(即光绪廿六年五月廿六日)有一个备忘录给美国政府,备忘录说:“中国公使今早来访,把适才收到的两湖总督张之洞电文的大意,通知了国务卿,这和昨天收到的刘坤一电文大意相似。他说东南诸省现在平静,他和刘坤一是完全能而且决定要维持和平,并且在他统辖下的五省内,制止对于外人任何的危害。他请求美国方面要电示美司令官在这些省份内,当和平尚未破裂的时候,不要派遣任何军队或海军进入扬子江,并且要我们和其他各国开会,请求采取同样的步骤。伍廷芳先生希望美国在此点上的决定,尽可能的赶快通知他”。同一天美国务卿海约翰给清公使伍廷芳一函:“您给我的张之洞、刘坤一两总督的电报我已经呈给了总统。他对于电报内所提的保证,就是这些出色的封疆大吏们,决定而且相信他们的力量能够维持他们省份内的秩序,以及保护在他们管辖下的外人生命与权利的几点,很是高兴。他授权给我来对您保证,在做到这种情形时,他就无意派遣任何陆海军到不需要他们的地方。我高兴地通知您,我已经把总督们的保证,连同我对您的复文,通知了我们驻伦敦、巴黎、圣彼得堡及日本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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