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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140章 徐树铮杀陆建章

  7年6月14日,徐树铮忽然在天津枪毙了陆建章。

  陆建章于6月13日由上海到了天津,他是个主和派的幕后活动者,和各省北洋军阀都有一些直接间接关系,冯玉祥的主和,就和他有关,皖系早已把他当作一个危险人物。这次督军团又在天津开会,这个会议有不利于主战派的一种趋势,因此冯国璋暗中授意陆建章的长子陆承武把他的父亲叫到天津来,其目的是要利用陆建章说服曹锟重新回到直系来,与李纯合作,把督军团会议转变为有利于冯而不利于段的一种局面。

  陆建章到天津后,徐树铮写信请他到驻津奉军司令部一谈。陆建章自恃为现任将军又是北洋派的老前辈,绝不怀疑会有人下他的毒手。他如约而往,徐树铮殷勤地请他到花园密室中谈话,当他走进花园的时候,就有卫士从后面开了一枪把他打死了。

  关于杀陆的原因,据徐树铮向政府报告说:

  “迭据本军各将领先后面陈:屡有自称陆将军名建章者,诡秘勾结,出言煽惑等情。历经树铮剀切指示,勿为所动。昨前两日,该员又复面访本军驻津司令部各处人员,肆意簧鼓,摇惑军心。经各员即向树铮陈明一切,树铮独以为或系不肖党徒,蓄意勾煽之所为,陆将军未必谬妄至此。讵该员又函致树铮,谓树铮曾有电话约到彼寓握谈。查其函中所指时限,树铮尚未出京,深堪诧异。今午姑复函请其来晤。坐甫定,满口大骂,皆破坏大局之言。树铮婉转劝告,并晓以国家危难,务敦同袍气谊,不可自操同室之戈。彼则云我已抱定宗旨,国家存亡,在所不顾,非联合军队,推倒现在内阁,不足消胸中之气。树铮即又厉声正告,以彼在军资格,正应为国出力,何故倒行逆施如此?从不为国家计,宁不为自身子孙计乎?彼见树铮变颜相戒,又言:‘若然,即请台端听信鄙计,联合军队,拥段推冯,鄙人当为力效奔走。鄙人不敏,现在鲁皖陕豫境内,尚有部众两万余人,即令受公节制如何?’云云。树铮窃念该员勾煽军队,联结土匪,扰害鲁皖陕豫诸省秩序,久有所闻,今竟公然大言,颠倒播弄,宁倾覆国家而不悟,殊属军中蟊贼,不早清除,必贻后戚。当令就地枪决,冀为国家去一害群之马,免滋隐患。除将该员尸身验明棺殓,妥予掩埋,听候该家属领葬外,谨此陈报,请予褫夺该员军职,用昭法典。伏候鉴核施行”。

  杀陆之后,徐树铮从长途电话中,嘱咐院秘书长方枢拟就一道命令,请冯国璋盖印发表命令全文如下:

  “前据张怀芝、倪嗣冲、陈树藩、卢永祥等,先后报称陆建章迭在安徽陕西等处,勾结土匪,煽惑军队,希图倡乱,近复在沪勾结乱党,当由国务院电饬拿办。兹据国务总理转呈,据奉军副司令徐树铮电称:陆建章由沪到津,复来营煽惑,当经拿获枪决等语。陆建章身为军官,竟敢到处煽惑军队,勾结土匪,按照惩治盗匪条例,均应立即正法。现既拿获枪决,着即褫夺军职勋位勋章,以昭法典。”

  冯国璋吓得心惊胆战,当天还拒绝盖印,却又感觉到自身也有危险,16日终于盖印发表。

  一个自封为副司令的退职军官,“先斩后奏”地杀了一个现任将军,这在当时是一件骇人听闻的凶杀案。显而易见,陆建章断然不会以奉军为煽惑的对象,尤其不会以徐树铮为煽惑对象。事件发生后,李纯、陈光远都有电报质问北京政府:陆建章未经审判而被杀,死后又夺去官勋,此后军官人人自危,从何取得保障?

  段赠给陆建章家属5000元,以表示北洋袍泽之旧情。徐树铮补发了一个通电,捏造陆建章在谈话中破口大骂总统和曹督军,表示陆死有应得,并非主战主和两派的斗争。皖系还顾虑到冯玉祥是陆的外甥,因此以冯旅于14日攻占常德为理由,任为湘西镇守使,17日开复他的原官,22日又授以勋四位,以安其心。冯玉祥不仅绝口不提这件事,并且自告奋勇,愿意调往福建以打广东。

  从19日起,冯国璋托病不见客,他怀着一种心病,害怕皖系还要进一步追究责任,因为陆承武发出一个电报,埋怨他对这个凶杀案完全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

  皖系对曹锟也不能无所顾虑。事实上曹锟也感觉到徐树铮的手段过于毒辣,而且自己也不能不怀有戒心。但是皖系很快地治好了他这个心病,徐树铮信誓旦旦地保证副总统问题一定照原约办理,决无变更。徐树铮又说:今后并不要求他再到汉口主持军事,只要不反对第五期作战计划,让别人去打,副总统就可稳稳到手。曹锟吃了这道“迷魂汤”,又摇摆不定了。

  陆建章字朗斋,安徽蒙城县人,武备学堂毕业生,参加小站练兵,民国2年,任军政执法处处长,杀人如麻,因此有“陆屠夫”之称。又常请人吃饭,送客时把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人们称他的请客红柬为“阎王票子”。3年3月任第七师师长,3年6月任陕西都督,5年5月被陈树藩驱走。当陆建章被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段祺瑞生怕他被杀害,立刻叫曾毓隽坐汽车赶到天津来阻止,可是等他到达已经执行。曾第二天回到北京,带了一包文件给段看,段看过以后连说:“该死,该死!”

  陆建章被杀,使两个人同时给人可怕的印象,第一个当然是徐树铮。他这年才39岁,且和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是士官的同学,而陆承武的太太和徐树铮的太太也是同学,两家有密切的关系,徐树铮竟出此毒手,令人心寒。另一个是冯玉祥,他在他舅父陆建章被杀后,被任命为湘西镇守使和复职的旅长,又被授以勋四位,因此他绝口不提陆案,装得就像没有这件事一样。

  这一个时期,冯国璋已无力和段祺瑞明争或暗斗。但段祺瑞的日子也不好过,一方面是全国性的反日,反对向日本借款;一方面是皖系军阀的各存私心。段深深感到旧的北洋派已经四分五裂,不能成为一个局面,因此决定加速建立自己的直接武力,命徐树铮在小站先成立参战军三个混成旅,希望借此达到重编新军的目的。

  7月28日张作霖到了天津。30日张怀芝也到了天津。31日督军团又在天津举行会议。这次天津会议有一个特色,是张作霖亲自参加了督军团会议,其他参加的是:曹锟、张怀芝、徐树铮、倪嗣冲、田中玉、龙济光等。长江三督仍未派代表出席。倪嗣冲是接到徐树铮密电于当天赶到的。

  这次天津会议仍是讨论总统问题和南征问题。张作霖赞成推举徐世昌为下届总统,并且建议推段祺瑞为副总统。张作霖这时已不愿甘居人下,自己也有问鼎副总统的野心。倪嗣冲怕会议造成僵局,所以建议副总统人选暂时不作决定,留待给对南作战有殊功的人。这个建议是徐树铮借倪嗣冲口提出来的,因为徐树铮原已答应过曹锟,自不便食言,可是如今张作霖亲身入关,又想把这位子笼络张作霖,借以鼓励张作霖把奉军全部调赴南方作战,另一方面却又以副总统为饵,引诱曹锟和他的直军继续对南作战。以挽回南方的僵局。

  曹锟本以为自己是唯一的副总统候选人,而且当时徐树铮的表示是只要他不反对对南作战就够了,并不需要他积极南征,怎知湖南前线发生了变化,自己的大将吴佩孚却拒绝作战,且和南军成立了停战协定,而这次的天津会议却把副总统留给征南有功者,张作霖在旁虎视耽耽。天津会议一致决议劝告曹锟南下立功。曹锟一方面舍不得放弃副总统位子,另一方面又接到吴佩孚密电,阻止他南下,使他真是进退两难。

  这个布贩出身的老实人也有他一手,他在进退两难中想出了应付的办法,他一方面答应南下,一方面又提出三个条件:(一)中央预筹军费;(二)规定四省经略使职权;(三)军火暂由奉天借拨,并须取得德州、上海、汉阳三个兵工厂的管理权。曹锟料到北京政府对这三个条件难于接受,这样他便可借词推延南下的日期。他深深觉得自己是被骗了,因为他如果真的南下,则张作霖一定乘机深入北京政权,张作霖是他最大的威胁,有取副总统的野心,同时也是除他以外唯一的人选。

  段祺瑞派花车接曹锟赴京详谈,曹竟予以拒绝。

  在这次天津会议中讨论对南作战时,谁在先谁在后也各有歧见,张作霖既然以“打手”姿态出现,各省军阀就主张以奉军为前方主力,以代替在前线按兵不动的直军。但是张作霖当然不肯这么做,他建议把奉军当做各路战线的总预部队,随时应援前方,这当然遭到其他军阀的反对,这等于消耗了别系的力量,再由奉军前往接收,大家都不是傻子,谁肯这样干?因此这个问题大家便牵延不决,你推我赖。

  天津会议中,大家一致要求北洋派大团结,首先要求没有参加会议的各省代表列席。这是指直系的长江三省,他们没有参加天津会议,也没有派代表列席。于是天津会议以全体成员名义去电征求他们对“南征问题”有何意见?请他们迅速答复,他们回答说:毫无意见,只愿意保境安民。

  于是,这次的天津会议虽有张作霖亲自参加,却仍无结果。各省军阀在此期间,唯一一致的是向北京政府索取军饷,他们开出来的数目是1500万元。

  没有钱当然不能打仗,于是段内阁便忙于在“钱”上面动脑筋。财政总长曹汝霖建议发行金币券2.4亿万元,向朝鲜银行借款8000万元作为三分之一的准备金,金币券代表的货币是二分之一美金,成立币制局为发行金币券的监督机关,另设贸易公司经营发行及国际汇兑业务。段采纳了这个建议,拟就发行金币券条例,请冯公布施行。而冯又一次拒绝盖印。

  但冯终在8月9日召集各部总长和中交两行负责人在公府举行会议,讨论发行金币券问题。曹汝霖在会议上报告,他说发行金币券是改革币制,是采行金本位的准备步骤。8月10日冯以总统名义公布制定金币券条例,及币制局官例。

  西方国家对北京政府这项措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币制应该先向五国银行团商量,不应该单独行事,这是违反西方共同利益的,所以联合对中国抗议,这时由于欧战已接近尾声,列强开始又对中国注意,不像欧战紧急期间那么放松,因此他们不能容忍日本政府和段祺瑞政府的各种勾结,仍想透过五国银行团对中国加以控制,这样也阻止了日本对华借款的垄断权。

  日本政府鉴于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所以也不愿过分招致西方国家的恶感,因此召回了留在中国的首相私人代表西原,同时对于金币借款一事也暂不考虑。

  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的勾结,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军火的供应只便宜了奉军,两次日本军火都被奉军劫取,借款虽多,却是远水不能救近火。

  天津会议是7月31日开始的,8月9日在无结果中结束。张怀芝和倪嗣冲都离津返防。只有张作霖仍留在天津,他这时对于北京的政坛已发生了兴趣。

  张作霖在天津时爆发了一件大事,他发现从3月25日段祺瑞第三次组阁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到奉军军费550万元,但奉军只实收到180余万元。他再进一步查问,发现徐树铮把其他的钱用在编练参战军和组织新国会的选举上,原来徐竟玩弄“假报销”。

  张作霖自入关后,与各方接触中,听到的尽是徐树铮如何跋扈,如何猖狂,挟段祺瑞以凌欺北洋各军。因此心中对小徐已怀不满,现在发现他竟擅把奉军军费移作别用,欺人欺到自己头上,怎不光火,因此他不待和北京政府磋商,立即下令解除徐树铮的奉军副司令职务,并且要找小徐算帐。

  段祺瑞听说张作霖翻脸,生怕闹出别的麻烦,赶快叫徐树铮去见张谢罪,并且承认在短期内归还这笔款子。

  8月24日北京发表张景惠为奉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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