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墓本路线，在新老交替的重要时刻，十二大胜利召开，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总书记，与赵紫阳等走上了前台。
胡耀邦曾说：中央常委中，现在是我和紫阳同志共同主持，重大问题向小平、陈云、先念同志他们请示一下，其余一般的就定了。
在取得历史性转折之后，在新老交替的重要时刻，十二大胜利召开，新的中央委员会形成，胡耀邦，赵紫阳走上了前台。
1982年9月13日下午，十二大选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举行它的第一次全会和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二十八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在讲台上铺着雪白桌布的长条桌前主持会议，同出席全会的三百四十七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二百八十多位列席全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委员，面对面地坐着。这种朴素、亲切的气氛，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次中央全会完全一样。但这次全会同以往的中央全会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年龄比较轻的明显地增加了。
胡耀邦作为新当选的中央总书记，在一中全会结束前的讲话中，代表中央书记处提出了对今后工作的四点意见。一他讲完后，满怀激情地说：
我还要着重强调一点，就是从现在起，今后五年内、、党和国家的命运，是同我们这个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新的战斗指挥部息息相关的。我想我们这个领导集体的每一位成员，都会意识到自己肩上的历史重任。
只要大家都能向前看，都能时时想到人民的需要和自己的不足，那就一定能够不断前进，作出新的贡献。
我们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但可以担负起重大的历史责任，而且应当比上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做得更好一些。
这一席充满信心的语重心长的讲话，深深地激起了大家的共鸣。春雷般的掌声，顿时席卷全场。
一中全会刚刚结束，中央领导同出席、列席全会的人们就来到楼下洋溢着欢愉气氛的大厅里。全体十二大代表和候补代表。共一千七百多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多梯级的钢架上，等待着同中央领导一起合影留念，这是又一幅别开生面、激动人心的图景。在围成一个半圆形的钢架前，摆着约摸两百来张靠背椅。十二大的秘书处规定，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座位外，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代表或候补代表都有座位，而七十岁以下的，不论他担任什么职务，都是或者站立在钢架上，或者蹲在座椅前的地毯上。新当选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谷牧、陈丕显、胡启立，候补书记乔石、郝建秀，国务委员黄华等，这些不到七十岁的领导人，都同其他代表一起，站在座椅的后面。新当选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则同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一起，盘腿席地而坐。虽然他今年已六十九岁，可是按规定，也没有坐在椅等上。代表们笑着议论说：这正是我们党所倡导的敬老尊贤，党内平等，不搞特殊化等优良作风和传统的具体体现。
解决好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尽快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问题，是十二大的主要议题之一。从历史上看，交接班的问题从来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件大事。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过惨痛的教训，在中国党内也有过严重的教训。十二大顺利地、有意不紊地进行交接班，这是罕见的。正如陈云讲话中指出的，这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进一步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伟大的党。＿
新老交替的问题，在中国是六十年代初期开始被提出来的。那时候，党中央领导的年龄在六十岁左右，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年龄在五十岁左右。有鉴于此，党中央和毛泽东曾提出，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以后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这样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盛衰存亡的大问题被搁置下来。
干部一年比一年老化，新老交替的问题一年比一年更严重地摆在党的面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年7月底，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已经确立了，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组织路线的问题。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他大声疾呼：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来接班。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说，十年后再看。……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远一点。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后来，邓小平又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说：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要忧国、忧民、忧党啊！
鉴于党历史上曾经有过把林彪当接班人写进党章，林彪摔死后又提出王洪文当接班人那种侧重个人交接班的失败的教训。党中央确定，新老交替采取集体交接班的方式。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在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经过深思熟虑，建议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处于第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机构，书记处和国务院的领导要逐步年轻一些，增选比较年轻一点的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主持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工作。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王震还提出，他们在五届三次人代会后不再兼任副总理。十一届五中全会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并选举了书记处的其他成员。
19gr）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建议，任命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同时任命几位年纪较轻的同志为副总理、这是中央为解决新老干部交替而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
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由于犯“左”的错误而提出辞职。在酝酿新的人选时，尽管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是全党公认的，但是他推荐了胡耀邦担任党中央主席，得到全会的批准。他的这种胸怀，为党实行新老合作、新老交替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1982年上半年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机构改革，是中央为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有秩序有步骤地实现新老干部交替的又一个重大决策。这次改革，不仅使中央一级的党政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编制大大缩减，而且使部、司（局）两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普遍下降了四至六岁，其中新提拔起来的中青年干部已分别占到部、司（局）两级新班子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十六和三十二。
十二大决定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这是党历史性的创举，是根据中国党的实际情况确定的。它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解决党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它的目的是要使中央委员会能逐步更年轻化一些，同时相应地使一些老同志退出第一线后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早在七十年代的后期，邓小平就提出了建立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他同时指出，顾问委员会只能是一种过渡的组织形式，要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更重要的还是要建立退休制度。根据新党章的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工作，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实际上它要对中央委员会起支持和传帮带的作用。顾问委员会委员除必须具有四十年以上的党龄外，还要对党有过较大贡献，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十二大选出的172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平均年龄为73．3岁，其中81岁以上的有14人，年龄最小的为63岁；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人党的占97％以上；他们中间有64人是上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或候补和委员。
同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相比，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吸收了一大批德才兼备
年富力强、经验丰富。具有专业知识的中青年干部走上了中央的领导岗位。
年轻一代党员中的这些优秀代表，将在老一辈人的直接培养和扶持下挑起重担，成为最高领导层的接班人。
中央委员会里112位55岁以下的中青年，是在党中央这些年来不断敦促下从全国各地悉心选拔出来，第一批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接班人。年轻一代党员中的这些优秀代表，这些将要在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培养、扶持下挑起重担的后起之秀，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中央决定趁一中全会召开之际，让他们同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全体领导见一次面。
9月13日下午，中央领导同出席十二大的全体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合影留念后，来到大会堂的新疆厅。下午4时半，39位新当选的年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怀着兴奋的心情依次步人大厅。中央领导都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表示欢迎。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和政治局、书记处的其他领导人，这一天全都到场了。这种“满堂红”的欢迎方式，使那些年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既兴奋，又有点紧张。他们围了一圈，坐在中央领导的后面。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一唱名，向中央领导简要地介绍这些新一辈接班人的情况。第一个被介绍的、是52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女副部长李淑铮，她是新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当介绍她的情况时，她腼腆地原地站起身来。介绍到最年轻的中央委员王兆国时，胡耀邦插话说：他是小平同志发现的人才，是第二汽车厂的副厂长。王兆国也同前面几位一样，原地站了起来。陈云问他：多大年纪？中央组织部的同志答：41岁。陈云侧过身来对王兆国亲切地的招手说：请你再站近些，让我仔细看一看。王兆国离开座位。来到大厅的中央，脸上激动地泛起红光。中央领导仔细地端详着这位1966年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露出了满意的会心的微笑。轮到介绍下一位时，胡耀邦说：你们胆子大一点站到中间来！于是每一位被唱测同志都照办了。
中央领导对后辈们的亲切感情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使大家解除了拘谨。他们在回到自己的座位之前，走到每一位中央领导同志面前，同中央领导同志—一握手。这39人，还有新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46岁的郝建秀，53岁的民政部部长崔乃夫，53岁的水利电力部第一副部长李鹏，47岁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52岁的福建省委书记胡平，47岁的交通部女副部长郑光迪，50岁的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宋健，52岁的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何光远，52岁的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寿，51岁的空军某军军长于振武。最年轻的是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胡锦涛，他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只有39岁。另一位年轻的是42岁的李慧芬，她也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任天津无线电联合公司第一副经理兼总工程师。所有这些人，都是具有现代化知识，精通自己专业的实干家。
将近一个钟头的会见结束了。胡耀邦最后说，今天是同大家认识认识，这一次见面的，只是中央委员会112位55岁以下的同志中的一部分。其他的同志，今后开全会时再分两次见面。
在全面改革的最好时机，胡赵担纲制订“七五”计划，坚定改革信念，承担风险。
1985年春天，北京西郊的一个幽静院落，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的一个文件起草小组，正在着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因为这是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央决定由胡、赵亲自主持文件的起草工作。
“从一定意义上讲，‘七五’计划应该是一个改革的计划。”赵紫阳在向起草小组的成员传达中央对“七五”计划的看法时明确指出了这个总方针。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层意思是说要以改革的精神制订计划，另一层意思是说计划要以改革为重要内容。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也一再讲到：如果我们不搞改革，不坚持开放政策，我们制定的发展经济的战略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对“七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中央十分慎重。为了考察“七五”计划战略设想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中央领导除了在中南海运筹之外，还到全国各地做了大量的深人的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面、各阶层的意见。
在文件起草的前一阶段，无论是胡耀邦出访南太平洋五国，彭真对日本的访问，还是赵紫阳对西欧三国的考察，他们都想到要了解中国“七五”期间经济发展的世界环境，称一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世界经济发展“天平”上的分量。
在国内，他们对经济建设和改革的考察就更具体细致了。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田纪云等都曾多次到基层了解情况，总结新鲜经验。
与此同时，中央还为起草小组邀请了一些
“外脑”，其中不仅有一些负有盛名的专家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颇有建树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
从不同渠道汇集的许多重要想法和建议，源源不断地从中南海传递到西郊起草小组所在的大院里，使在这里酝酿起草的“七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思想框架不断得到丰富、充实和深化。
经过认真地讨论和修改，六月间，形成了（建议草案）的第四稿——也是提交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讨论的第一稿。
于是，一场关系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前途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讨论在中南海内外展开了。
7月上旬，在中南海勤政殿书记处的会议厅里，由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连续举行了两次全体会议，对（建议草案》草稿逐句逐字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形成了第五次草稿。
过了不久，在北京举行了有207人参加的为时一个星期的大讨论，其中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有老中青经济理论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还有特意从地方和大企业请来的一些在第一线工作的负责人。
在此期间，中央把《建议草案》草稿发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由当地的党委常委分别主持召开了同样的讨论会。
在北京的中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同时都收到了
《建议草案》草稿，请他们仔细阅读，提出修改意见。
各地参加讨论或个别提出过修改意见的，共有1000多人。其中经过八易其稿，终于产生了“七五规划”。
《建议草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央提出了一个科学的设想，拟出了一个崭新的模式：
在“七五”期间，中国的改革将全面展开，要以建立新的管理体制的雏型为目标，用五年左右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逐步建立起一整套新的运行机制和调节手段，基本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这成为“七五”计划的核心内容。
当然，对于经济发展和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对于我们当前仍然面临的许多困难，中央也不回避，而是在《建议草案》中都实事求是地指了出来。
胡耀邦指出：无论从经济形势上看，还是从改革形势上看，目前都是全面改革的最好时机。在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也是曾经预料到的。中央既然坚定了改革的信念，就作了承担风险的准备。如果想用停止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那是“因噎废食”。
胡耀邦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利用两神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经济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书记处多次讨论了沿海发展战略问题，一致赞成胡耀邦阐述的一个指导思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经济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进一步明确了对外实行开放的战略地位。
84年4月的北京，春光明媚。中南海翠柳拂堤百花争妍。
30日下午2时半，一辆辆轿车驶进中南海西门，在怀仁堂的朱红大门前停下。这天，党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的会议厅召开会议，作出一个关系到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怀仁堂是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的场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一系列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都是在这里讨论决定的。
政治局会议由胡耀邦、赵紫阳主持，会议要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前不久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开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建议，作出最后的决定。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前，中央书记处在4月19日的例会上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的纪要报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派主管这项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向在外地的陈云汇报。政治局常委对纪要都表示同意，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然后由书记处提请政治局会议讨论。
为了集思广益，政治局请书记处、国务院、中央顾问委员会等机构的领导人列席会议。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了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办好现有的四个经济特区（包括把整个厦门岛划为经济特区），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在这些地方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增强它们开展对外经济的活力。这是继五年前在深圳开始兴办经济特区之后，在实行对外开放方面又一个重大步骤。这些港口城市加上所在的省、自治区，是我国经济、技术、文化的发达之地，工农业总产值、工业产值、国民收人、财政收人都占全国之半；科技力量、对外贸易、企业经济效益，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沿海城市连同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和海南岛，从北到南形成我国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
加快这一地带的经济发展速度，将会带动、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这是长期以来，中央反复考虑的一个战略思想。现在，开始逐步付诸实现了。
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就提出，对外经济工作是关系我国四化建设的一个战略问题。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提议，确定了我国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大战略方针。
1982年1月，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上，就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的关系问题，又作了系统的阐述。他指出，我们十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事业，应当而且只能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但是，我们又绝对不能围于过去的狭小圈子里，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自守、孤立奋斗。我们一定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把视野从国内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不但要放手调动国内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而且要放手利用国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因素，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
他还指出，马克思。
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之间经济上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逐步取代了原来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在近代条件下，经济问题决不是一国的现象，必须联系到国际关系来考察，而不能与之割裂开来。
当代许多事例也都说明了这一问题。联邦德国和日本在战后经济的复苏和起飞，都大量吸引了外国投资，引进了外国技术。历来有大量资本输出的美国，同时也有大量资本输人。
1982年美国在国外的资产为8340亿美元，外国在美国的资产为6660亿美元。据今年5月ZI日出版的一期《美国与新闻世界报道》的预测，到1985年底，美国在国外的资产将达到9500亿美元，而外国在美国的资产将达到9700亿美元。美国作了很大的努力，从别区引进他们急需的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苏联从六十年代以来借用外资累计达280亿美元，用来开发石油、煤炭、木材等资源。各国之间经济交流日益扩大，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一大特点和必然趋势。
党中央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确定了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讲过，我们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不只是为了解决我国当前缺少建设资金和技术落后的问题，即使将来我国经济强大之后，对外经济交往和技术交流，仍将是我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度的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国策。
发挥地理优势，建立经济特区。胡耀邦说：新事新办，特事特办。赵紫阳说：跳出现行体制之外。邓小平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周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五年多，中央和国务院在积极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扩大进出口贸易等对外经济活动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效果明显的重要措施。建立经济特区，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兴办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倡导、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时广东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谈到要发挥广东的优势。邓小平提出了办特区的问题，他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随后，中央和国务院派谷牧带领工作组赴广东、福建考察，同两省领导一起研究办特区的问题。1979年7月，中央和国务院发出文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特区，作为吸引外资的一种特殊方式，当时叫“出口特区”。lop年5月，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文件，正式定名为
“经济特区”。1980年吕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批准建立特区。这以后，中央和国务院在1981年和1982年又发出三个文件，进一步规定了办经济特区的各项方针政策。
经济特区主要是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谷牧在一次讲话中将其要点归纳为四条：一、特区的经济发展，主要靠吸收和利用外资。特区产品主要供出口。特区的经济是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以中外合资和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为主的综合体。这不同于内地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二、特区的经济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主。这不同于内地以计划指导为主。三、对来特区投资的外商，在税收等方面给以特殊的优惠和方便。这也是与内地不同的。四、经济特区内实行不同于内地的管理体制。用赵紫阳总理的话说，叫做“跳出现行体制之外”。
对于经济特区的兴建，中央一直十分关心。试办特区以来，邓小平多次给予肯定的评价。1982年，陈云曾经在一份文件上批示：
“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先后到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作过实地考察，进行现场指导，使特区的建设健康发展，也极大地鼓舞了特区的建设者。
1983年春节前夕，胡耀邦在深圳考察时非常高兴地对当地负责人说：你们已经闯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我对你们总的评价是，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他指出：经济特区是个新生事物，要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特区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新事新办就是立场不变，方法全新。共产党员的立场不能变嘛！
1月24日至2月间日，邓小平和王震、杨尚昆去南方，特地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他说他要亲自看一看特区是不是能够成功。通过这次实地考察，他对特区取得的成就表示谢意。他在这三个特区都高兴地题了词。
邓小平从南方回到北京后，于2月24日上午同胡耀邦等中央一些领导人座谈，讨论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和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的问题。
邓小平发表了极其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
他说：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还提出：厦门特区划得太小了，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邓小平概括了经济特区的作用，他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这个座谈会开得非常热烈。在座的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都很赞成邓小平的倡议，认为进一步开放部分沿海城市，是继续实行开放政策的重要部署。也是在这次座谈会上，大连、青岛、烟台、宁波、温州、北海六个沿海港口城市被提出来，准备当作进一步开放的城市。随后，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开始筹备部分沿海城市座谈会，进行具体的设计、安排。
“中国政治局面不管怎样发展，不管在台上的领导人哪一个消失了，决定政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人心向背。”
胡耀邦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时，反复强调了被历史证明为颠扑不破的真理：顺民心者昌，逆民意者亡。
胡耀邦指出，中国共产党当前所奉行的政策顺乎民心，这就是我们事业必定胜利的根本保证。他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和干部，任何时候都不可背离民心民意，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准则。
胡耀邦说：“我们党今年六十一岁。我们党和国家所以能改变中国面貌，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归根结底是我们适应了时代的潮流，符合了人民意志。今天我们这些在台上的人有点本事，本事从哪里来？主要是代表人心，也就是我们的政策顺乎民心，符合绝大多数人的要求。有了这一条，就充满信心。离开了这一条，即使是天下的奇才，也要犯错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谁违背民心，谁就会失败。”
胡耀邦说：“现在人们对中国的前途很关心，中国究竟向何处去。我看，只能走团结之路，富强之路，统一之路，稳定之路。经济上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富强起来；政治上要安定；全国要统一，我们不要外国一寸土地，但中国的领土必须统一。安定、富强、统一，是中国人民的人心所向。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党目前奉行的政策符合民心，这就保证了我国的前途是光明的。”
胡耀邦说：“为了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历尽了艰险，吃足了苦头。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吃的最后一次苦头，十年内乱把中国搞得更穷了。现在还要往穷上走，人民不会答应。
这一教训很深刻。现在，我们再也不能搞愚昧，搞分裂，把自己搞穷了。”
胡耀邦指出：“现在中国人心思定、思富强、思统一，我们就是要适应这一潮流，顺乎这一民心。”
胡耀邦又说：“中国政治局面不管怎样发展，不管在台上的领导人哪一个消失了，决定政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人心向背。中国的政局一定会稳定。中国一定会实现四个现代化，使国家富强起来，统一祖国的大业必定要完成。这是人心所向。到底中国会向何处去，我认为，可以概括为：政局必稳，四化必胜，统一必成。
胡耀邦强调：“我们党要经常教育党员和干部不要违背人民的意志。不要违背人心。只要我们顺乎民心，我们的事业必胜无疑。”
端正对教育的认识，不能把教育视为纯粹的消费事业，而是一项生产投资。
19M年胡耀邦在北戴河会见了著名美籍华裔学者、美国圣他·卡勒拉大学电机工程及电子计算机学系教授陈树柏及其夫人、儿子。胡耀邦对陈树柏教授筹办“中国实验大学”的建议，表示支持，并给予极大的鼓励。
胡先生一见面就对我说：“外面很多人说中国是一言堂，其实这个情况已改变了。我这次和你会面，不是代表邓小平主任，也不是代表我自己，而是代表党中央，向你表示筹办
“中国实验大学’的建议，已获批准。”陈教授回忆起这些话不禁带上了几分激动。‘“胡先生对实验大学的筹划，显然考虑得很仔细。他说，你向中央要求两亿元，我们决定给你两亿三千万。为什么呢？因为深圳一平方公里‘七通一平’工程已需费一亿，二亿元刚够平整两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么，平整土地后没有钱怎么办？所以我们决定再给你三千万作首期基建费用。……筹办期间，一定遇到很多困难，希望你不要碰到困难就泄气，不要性急，即使办得不成功，国家一样感谢你。’”
中央领导人能如此支持和体谅，陈教授怎能不感动？事实上，提出筹办实验大学的设想后，支持者固然有，但泼冷水者也不少。一位好心的亲友就曾赠陈教授十个字：“即甘冒九死，家国两无益。”这些意见，陈教授不可能不考虑。然而，每当他想到与胡耀邦的一席谈，他就更认定中国在经济开放后，教育也在开放，而实验大学就正是教育开放的一个新的突破。有这样开明的领导人，中国的改革不是很有希望么？陈教授正是看到了这个希望，所以，他愿破釜沉舟，向一切阻力挑战，为中国的教育创一条新路2
胡耀邦就一篇题为《政支出应首先保证智力投资》的讲稿复信千家驹，赞扬他对国家大事直言不讳的风格。胡耀邦4月29日的复信说：讲稿拜读过了，你这种对国家大事直言不讳的风格是值得提倡的。我已经把这份讲稿转给依林、宋平、丙乾同志，我想他们会认真考虑你的意见。当然，我国教育经费要脐于世界先进之林，大概还得若干年的努力，但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千家驹讲稿的要点是：我们过去的传统观点和做法是：财政支出首先要保证经济方面的基本建设，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把教育、科学文化放在第二位，这种做法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我们要端正对教育的认识，不能把教育视为纯粹的消费事业，而是一项生产投资。要把教育投资放在第一位，国家财政支出应首先保证智力投资。教育要走在经济建设的前面，而不是跟在它的后面，只有在教育发展的基础上，我国的经济建设才能很快上去。而不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教育事业。
胡耀邦对查良镛先生说：中央常委中，现在是我和紫阳同志共同主持，重大问题向小平、陈云、先念同志他们请示一下，其余一般的就定了。
胡耀邦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先生谈到关于接班问题。胡耀邦说，全国干部，包括科技人员、教员、医务人员等，共二千一百万人。除去教员、医务工作者，也还有一千二百万人。老同志总是要一步一步退下来，这是自然法则，不可抗拒，我们的接班问题，总是要一辈一辈上，一批一批退。
胡耀邦说，中央常委六人，叶帅身体不好，一年前就不管工作了。小平同志身体健康，头脑清楚，一切大事由他掌握，但日常具体工作也不做了。中央常委中，现在是我和紫阳同志共同主持，重大问题向小平、陈云、先念同志他们请示一下，其余一般的就定了。我的实际年龄是69岁，紫阳同志是65岁。我们搞不了几年。我个人想法，到1987年十三大，要慢慢脱钩、脱身。
胡耀邦还说，目前的中委，三分之二超过60岁。如果说有什么危机的话，这就是危机。所以明年要下决心补上年轻而能干的人。
胡耀邦于1984年10且16日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时，谈到了“四人帮”和华国锋、汪东兴近况。他说：“四人帮”还活着，他们每天看电视、看报纸。国庆节他们还在电视上看了我们的阅兵游行。（王兆国插话说：王洪文说，阅兵搞得这么整齐，很佩服。他对阅兵的武器有评论，说有些武器很有发展。）江青看了电视，她说邓小平那么健康，真没想到……
国庆节那天观礼，外国记者发现华国锋、汪兴东也照样上了***。他们不同，他们打倒‘“四人帮”有功，不过错误也不少。他们还是坚持那一套，想搞第二次英明领袖。华国锋现在的待遇比我高，我当组织部长时把他的工资提高到三级。我们现在最高的是三级。毛主席54年把一、二级取消了。现在三级的只有小平同志、叶帅、徐帅、刘帅、乌兰夫、陈云同志七、八个人，其他的中央负责同志是四、五级，我是五级。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对犯了错误的同志，生活待遇不降低，子女不受影响。
中商海勤政殿，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央领导人接见科学家。胡耀邦提议合影，赵紫阳要科技人员坐在前排中央，他们坐边上。
1985年1月13日，胡耀邦在会见出席科技体制改革座谈会的科学家时提出，中央领导今后要加强同科学家的联系。
中南海勤政殿里，灯光璀璨；水仙盛开，淡雅清香；尽管室外寒风凛冽，室内却充满着春天的气息。人们正在陆续人座。最先来到的是六位科技工作者，接着，方毅、胡启立。
张爱萍和著名科学家周培源，以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的负责人和几个部的部长、副部长；相继进人会议室就座。
这是1985年2月4日下午4点50分。在这里，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要同在四化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六位科技人员座谈我国当前的科技政策。
勤政殿，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地方。
平常，坐在会议室这环形会议桌周围的，全是中央和书记处的领导同志。望着这不平常的地方，六位科技人员心情激荡觉得全身热乎乎的。
下午5点正，胡耀邦和赵紫阳步人会议室，亲切地同到会的科技人员以及其他同志一一握手，然后就座。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向到会的中央领导同志逐一介绍了六位科技专家。
这边坐着的两位中年和一位老年科技工作者，是北京航空学院的讲师高歌、曹明骅和他们的指导老师宁晃教授。40岁的高歌，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教授，执教于山东一所大学。十年浩劫中，父亲不幸去世，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发动机专业的高歌也被迫改行，到了柴达木盆地西部一个电厂工作。茫茫沙漠中的奇特现象——沙丘在大风中始终保持着自
己形状，给他以启示。他终于把沙丘稳定的奥秘用到了喷气发动机的火焰稳定上，研制出
“沙丘驻涡火焰稳定器”，获得国家一等发明奖。他的不平凡的经历和成就，引起了在座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切。
看到高歌年纪不大便已秃顶，胡耀邦关心地说：“韩愈说他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看来，你比他健康，只是头发少了，是不是用脑过度的关系？”
坐在另一边的是机械工业部成都工具研究所副总工程师黄渲年。提到黄潼年，赵紫阳接过话头。他对大家说，我和黄潼年是老熟人了。1978年，他主持研制的“圆柱齿轮整体误差测量仪”取得成功，第一次取得领先于世界的成果，比旧装置提高工效三十多倍，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现在已在全国推广应用。前几天，我又参观了他最近研究成功的“弧齿锥齿轮整体误差测量系统。现在国际上还没有这样的技术。
安徽省农牧渔业厅副总工程师赵乃刚也是中年人，今年46岁，研究的是河蟹在人工半，咸水中繁殖和养育问题。胡耀邦高兴地说，河蟹大家都喜欢吃，多生产了，不管南方、北方都能吃到，是件很好的事。螃蟹价格高，经济效益也很高。
坐在黄潼年身边的是80高龄的华中农学院教授章文才。半个世纪来，他潜心研究柑桔。
的育种。栽培和储藏技术，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主持培育的多种优良的无核、少核、高糖分柑桔新品种，正在南方十四个省市推广，一种新品种脐橙，不仅味美，而且个头大，一个重达半斤多。
胡耀邦说。他尝过这种脐橙，确实很好吃。赵紫阳也说很好吃。
胡耀邦在了解柑桔生产、销售的情况后问章教授，现在柑桔产量200万吨，到本世纪末能不能达到两千万吨？
章文才回答说，现在我国各地正在大量发展柑桔，预计到1990年便可以超过世界上最主要产柑桔的国家。到本世纪末超过两千万吨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时间静静地向前流淌，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座谈结束后。胡耀邦提议：“我们一起照相吧广
在勤政殿门口，中央领导同志和大家一道合影留念。开始，六位科技人员都往后排站。
“把前排的位置留给引导我们前进的中央领导同志！”大家心里想。
不料，赵紫阳宣布：“‘今天我们改个规矩行不行？你们坐在前排中间，我们坐在边上！”
大家想留在后排不动，赵紫阳却点起名来，把六位科技人员都请到了前排，同中央领导同志交错而坐。在胡耀邦和赵紫阳中间坐着高歌和黄潼年，部委的领导干部在后面站立。
照相后，中央领导同志请六位科技人员和他们一起吃晚饭。
首都电报大楼的大钟敲响了，已经是晚八点了。胡耀邦和赵紫阳站在餐厅门口，同六位科技专家—一握手告别，目送着他们离去。
胡耀邦接见核科学家，从核弹到核电，科学家们找到了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
1986年1月21日，胡耀邦接见了来自我国核工业部的十位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同部长蒋心雄、副部长陈肇博一起，兴冲冲地走进了中南海怀仁堂的后厅。他们之中，有白发盈头的核化工学家姜圣阶、核物理学家王涂昌，有中年高级工程师和科学家刘兴忠、闵耀中、黄齐陶、于敏、连培生、钱皋韵、吕得贤、孙科训。年长的已近八旬，年轻的也有半岁。在既往三十年的漫长岁月中，他们和他们的伙伴、同事们奋战在风雪荒原和戈壁滩上，为创建我国的核工业体系、研制战略核武器、和平利用核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现在，大家称之为核工业的创业时期已经过去了，国家进入了“七五”计划建设时期，核工业战线上的三十万职工也以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始书写核工业创业史的新篇——和平利用核能的篇章。
和平利用核能的方面很广，究竟应该向哪个方向使劲呢？正在这时，传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同科学家、专家们直接晤商的消息。科学家们高兴极了，带着准备好的建议，来到了中南海。
科学家们刚刚在怀仁堂后厅落座，胡耀邦、方毅、李鹏、杨尚昆、郝建秀等就走了进来。蒋心雄部长向领导人—一介绍核专家们。
亲切的问候之后，大家聚拢来合影留念。胡耀邦、杨尚昆走过去拉着姜圣阶和王法昌的手说：“年纪大的同志请前面坐！”
座谈会在活泼、亲切的气氛中开始了。胡耀邦说：“核工业战线上的同志们是为党、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宝贵贡献的。在同志们的努力下，研制成功了核武器，增强了国防力量；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核工业体系；有了一支素质好的核工业队伍。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全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所作的历史的、光辉的贡献的！”
胡耀邦又说，希望核工业部的同志要一专多能，多搞一些多种经营，积极支持所在地方的民用工业，为民用工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新的贡献。
“当然啦，过去各方面都支持你们，给你们开绿灯，你们好比在高楼上。现在。希望你们下几层楼，从高楼上走下来呀！”胡耀邦笑着说。大家也会意地笑了起来。
这次座谈会前，李鹏副总理曾视察了我国的核设施，其中包括正在建设中的秦山核电站。在座谈会上他说，发展我国核工业的根本方针是：在保证军工生产的同时，着重发展和利用核能。也就是说要“保军转民”。核工业部搞民用工业，要以发展核电为主，当然，也要搞其他的工业。谈到这里，他讲了视察中的见闻。他高兴地说：我们的核电站建设虽然步履艰难。但毕竟是起步了！发展核电＿我们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当然也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
李鹏告诉大家：“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已经初步决定，把研制建设核电站的工作全部委托给核工业部负责。这样，核工业部的同志们就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了！”他说着，用殷切期望的目光望着在座的核专家们。
胡耀邦赞同李鹏关于核工业部门有广阔用武之地的说法，他希望核工业部的各部门要广开门路，同地方工业、厂矿部门、乡镇企业加强联系，派科技人员支援地方。并说，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也可以同国外合作。
方毅接着说：“保持一支核工业研究队伍也是很重要的。要不断输入新生力量。在研究和平利用核能的同时，希望在发展核化工、同位素、激光等方面也创造新的业绩。总之，核工业部门的同志们在各方面都大有可为，前途光明！”
胡耀邦接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时提出关于达赖回国的五条方针，引起了达赖喇嘛的注意，当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总书记时，达赖喇嘛发来贺电，并希望在将来某一天同他会晤。
1981年7月；胡耀邦接见了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在交谈中胡耀邦向仍然流亡在国外的达赖喇嘛传递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
胡耀邦坦诚地对嘉乐顿珠说：“对达赖喇嘛和追随他的人，我们开诚布公地商定这么几条：一、我们的国家，已经走上了政治上能够长期安定，经济上能够不断繁荣，各民族能够更好地团结互助这样一个新时期。达赖喇嘛和追随他的人都是聪明的，应该相信这一条。如果不相信，要多看几年也可以。”
胡耀邦又说，“第二条，达赖喇嘛和他派来同我们接触的人，应该是开诚布公，不要采取捉迷藏或者是做买卖的办法，对于过去的历史可以不再纠缠，即1959年的那段历史，大家忘掉它，算了。”
1959年3月，达赖喇嘛曾领导组织武装叛乱。对这件事即往不咎，足见中国共产党的诚意！
“三、我们诚心诚意欢迎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胡耀邦接着对嘉乐顿珠说：“我们欢迎他回来的目的，是欢迎他能维护我们国家的统一，增进汉藏民族和各民族的团结，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在谈及达赖回国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时，胡耀邦特别说明，“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变。中共中央可以向全国人大建议他还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经过协商，当全国政协副主席，生活上也维持原来的待遇不变。至于西藏，他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西藏现在年轻的人已上来，他们工作做得很好嘛！当然也可经常回西藏去看看。我们对跟随他的人也会妥为安置。不要担心工作如何？生活如何？只会比过去更好一些，因为国家发展了。”
胡耀邦又说：“达赖喇嘛什么时候回来，他可以向报界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声明怎么说由他自己定。他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回来，给我们一个通知。如果经香港从陆路到广州，我们就派一位部长级干部到边界去迎接他，也发表一个消息。如果坐飞机回来，我们组织一定规模的欢迎仪式，并发表消息。”
“最后，请嘉乐顿珠先生转达达赖喇嘛，叶剑英委员长、邓小平副主席、李先念副主席、陈云副主席和赵紫阳总理等都对达赖喇嘛很关心，希望他善自为之。”
胡耀邦提出的关于达赖喇嘛回国的这五条方针，经过嘉乐顿珠传递到达赖喇嘛那里，引起他的注意。后来，1982年9月，当胡耀邦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时，达赖喇嘛发来了贺电。贺电说：
当胡耀邦于1980年访问拉萨时，我便开始信任他了，因为他敢于承认在管理西藏的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是值得称赞的坦率态度。……我现在仍然对胡耀邦抱有信心，并希望能在将来的某一天同他会晤。
1980年4月7日，胡耀邦领导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西藏工作总结报告”，这个报告得到了中央批准。
5月22日，受中共中央委托，胡耀邦。
万里率领中央赴西藏考察团启程，前往拉萨。
已经“岁高龄的胡耀邦一到拉萨，便遇上了严重的高山反应，但是他仍然坚持和万里一起分析在西藏的实地调查情况，并阅读文件、看地区、听汇报，同西藏同志共商尽快提高西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大计。
拉萨之行，使胡耀邦深切体会到西藏的最大问题是贫困，西藏的生活水准远远低于其他省份，甚至还低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同时，他也认识到，农奴制给西藏社会留下的深深伤痕，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医治好，因此，西藏存在的许多问题是历史的产物，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这种状况。
胡耀邦在西藏考察期间i一方面向西藏人民承认了极左路线严重破坏了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一宗教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等，给藏族人民带来了许多苦难。同时，胡耀邦与中央赴西藏考察团决定采取措施改变西藏的现状和发展西藏的经济。
胡耀邦专门召开了自治区干部大会，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提出“为了实现建设一个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这个总目标”，应该做好六件大事。
在这一对西藏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讲话中，胡耀邦最后语重心长地说：
明确提出上述六件大事，目的是为了在两三年内扭转西藏贫困的局面。五年到六年要超过历史上最好的生活水平，十年要使西藏有比较大的发展，群众生活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我们共产党，就是要为西藏人民、为全国人民、为全世界人民谋福利、办好事，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
胡耀邦力倡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向蒋经国等人发出邀请。从此拉开了两岸民间往来的序幕。
1981年10月9日，首都各界人士1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辛亥革命刀周年。胡耀邦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力倡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胡耀邦充满感情地说，“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是我们要做的第三件大事。这在纪念辛亥革命刀周年之际，尤其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台湾在被割让50年之后，才得复归中国，而随后由于国共和谈破裂，国内战争重起，台湾又同祖国大陆分离达32年之久。这是我们民族多么深重的不幸啊！”
胡耀邦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又着重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79年元旦发表
《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地宣告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大政方针，随后不久，我们提出了尽早实现大陆和台湾间通邮、通航、通商和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交流的主张。国庆节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又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叶委员长的这个谈话代表了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我们讲话从来是算数的。
胡耀邦提出，国共两党向前看，既往不咎，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他说，台湾问题，纯属我国内政，这个问题自然要由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和人民来解决。在历史上，国共两党已经有过两次合作，这两次合作实现了北伐和抗日的大业，有力地促进了我们民族的进步，现在为什么不可以为建设统一的国家而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呢？诚然，过去两次合作都没有延长下去，但是任何公正的人不能不承认，两次不幸的分裂都不是共产党方面挑起的。我们不想在这里算旧帐，让过去的一切都成为过去吧！而且让过去的教训使今后的合作做得更好吧！
中华各民族从建立统一国家的几千年来，一贯具有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光荣的爱国传统。历史上的国家分裂从来只是暂时的，从来是不得人心的，因而总是复归于统一。194年中国人民革命的成功，在祖国大陆上永远结束了几十年来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人民所要求的国家统一。但是，大陆与台湾至今没有统一，始终成为笼罩在全国同胞心头的阴影。胡耀邦由此断言，“时至今日，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快快结束台湾同祖国大陆分离的要求，已成为日益高涨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胡耀邦又说，现在我们的建议，对于台湾当局方面没有任何不公平、不安全的地方。如果台湾方面还有不放心的问题，也不妨在双方谈判中提出来研究解决。胡耀邦坦诚真挚地说，“由于长期隔阂而存在着某种不信任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接触，不交谈，怎么能消除隔阂，建立互信呢？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难题，还要让彼此的力量在对峙中互相抵消，我们将何以上对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以来的先烈，下对海峡两岸的各界同胞和子孙后代呢？”
在这次讲话中，胡耀邦指出，共产党决不用国民党曾经用过的方法来回报，同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过火行为永远不会再重复。
“在这里我愿意告诉台湾当局，不但孙中山先生的陵墓经过一再修茸，而且奉化茔墓修复一新，庐山美庐保养如故，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老家和亲属都得到妥善安置。”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难道蒋经国先生就没有故乡之情？就不想把蒋介石先生的灵柩迁移到奉化蒋氏墓地来？”胡耀邦向蒋经国等发出了邀请。
我今天愿以共产党负责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先生、谢东闽先生、蒋彦士先生、高魁元先生、蒋纬国先生、林洋港先生，邀请宋美龄女士、严家治先生、张群先生、何应钦先生、陈立夫先生、黄杰先生、张学良先生以及其他各位先生，’邀请台湾各界人士，亲自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愿意谈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热烈欢迎。这对子蒋经国等先生和台湾各界同胞有什么损失呢？
胡耀邦最后总结说，最重要最可靠最有力的还是本国10亿人的爱国大团结，唯自助者天助之。自毁长城的人，无论高唱什么不现实的口号，任何人也无法帮助他转危为安，化否为泰。如果我们能够互相谅解，互相尊重，长期合作，风雨同舟，使我数千年文明古国真正昂首阔步于世界，中山先生必当含笑于九泉。
同日，根据胡耀邦讲话精神，《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
10月1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召开会议，发出致台湾工人兄弟姐妹和工会的公开信，欢迎他们来大陆参观、度假、探亲访友，并愿意和台湾工会一起开展活动，进行接触，加强联系，商谈促进祖国统一的有关事宜。
11月3日，台湾同学会在京成立。
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落实去台人员和在祖国大陆亲属政策的通知》。
不久，中共中央统战部又在北京召开了第十五次全国统战会议。
12月底，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成立。
12月‘31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广大侨胞在“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为民族的富强、祖国的统一做贡献。
1986年10月9日，胡耀邦会见爱国人士黄顺兴、张春男。他借机向两位朋友表示，祖国统一是一定要实现的，我们争取和平统一祖国，要以台湾当权者为主要和谈对象，同时也重视其他爱国力量和人民的力量。在会谈中，他告诉两位朋友，祖国实现和平统一之后，我们将照顾对统一有功的当权者的利益，同时也会照顾其他爱国力量和人民的力量。
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的请求。从此，他离开了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位置。
人非圣贤，谁能无过？胡耀邦同志毕竟是凡人，不可能没有过错。正是由于他的失误，极少数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于1986年底，在中国大地上，煽起了一股自由化思潮，许多大中城市的青年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活动，提出了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口号和要求。学潮闹起来之后，胡耀邦同志只强调疏导，而未能旗帜鲜明地采取有效措施来制止这场学潮，致使事态愈演愈烈，形势日益严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开创的安定团结的局面已受到影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危及业已进行的改革的四化建设，势必危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这时，在党内，越来越多的同志对胡耀邦总书记表示不满。最后是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采取有效的措施平息了这场学潮，这不能不令人感到痛心。
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许多领导同志都对胡耀邦提出了批评意见，这次会议的公报这样写道：“胡耀邦同志在会议上检讨了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会议对胡耀邦同志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也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决定是：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志辞去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的请求，继续保留胡耀邦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就这样，在胡耀邦政治生命中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从此，他离开了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他为着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振兴，为着社会主义祖国繁荣和富强奋斗了7个年头。
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闭门谢客，极少在公共场合露面。1987年底，在中共十三大上，他再次被代表们选举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了唯一的一个不负责具体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十三大以后，胡耀邦动身去外地休养。先去山东，在烟台小住几个月。然后又去湖南故乡和广西。所到之处，都是深居简出，除了经常约请一些老战友、老同志谈心，回忆往事，闲暇时打打桥牌，游览名胜，却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所以，了解他的行踪的人不太多。他在湖南期间，正赶上湖南在宁乡纪念刘少奇诞辰90周年活动，中央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赶赴长沙参加这次纪念活动。胡耀邦却一个人单独去了花明楼，寄托对刘少奇的怀念和哀思。在去国家森林公园——湖南张家界游览时，他婉言谢绝了当地领导人的迎送，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和少数几个人游玩，静静地享受大自然天凿神功的美景乐趣，陶冶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的情操。1989年初，社会上曾一度谣传胡耀邦投奔了苏联。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为此，胡耀邦在一些公开场合露面，以澄清事实，在3月份召开的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胡耀邦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谈笑风声，显得十分活跃。
在1988年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曾和胡耀邦在一起工作多年的一个同志前去看望他。
他们在胡耀邦的会客室里亲切交谈，互致问候、胡耀邦关切地询问这位同志的生活情况，“近来物价上涨很多，你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吧。”这位同志则十分关心胡耀邦的健康。他说还可以，只是有胃病，每天散步1个多小时，锻炼身体，其他时间看书会客。当谈到1987年初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的情况时，胡耀邦深情地说，他本来不想再担任任何职务，但是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对他说，无论如何要参加政治局，可以不管具体工作。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两句话，十二个字，即：服从党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可以看出：这两句话是胡耀邦晚年政治生活所奉行的一条基本原则，体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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