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驱车驶出不久。主车开动了。这是毛泽东的专列。窗外高山丘陵草木丰茂，落日下尤显壮美。这片土地在洞庭湖之南，故称湖南。历来以出英雄著称。天下流行一句俗话：若欲中国真灭亡，除非湖南人兄光。据说这句俗语，脱生于二千多年前的另一句俗话。那时这片土地称为楚国。古有俗语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湖南出产之尖辣极其辛辣。毛泽东说过，他几乎从学走路开始即吃这种东西。爱上这种食品，天下便再没有任何更辣的东西能难倒他了。辣椒是他活跃而坚强的性格的象征。
这列由德国进口的专车挂有两节高级软包。软包内有客厅和卧室。毛泽东坐在客厅的沙发中，白衬衣不曾卷袖，两腿随便朝前伸出。露出打了补丁的长筒线袜。他正侧头望着女儿李敏，我捧着一把削好的铅笔进门时，正听到李敏讲：“对了，扫墓时我还看到好多算卦的呢。
“那你也去算算么。看他算得准不准？毛泽东微笑着说，把目光转向卫士长：“我父亲不迷信，我母亲迷信。可是不迷信的父亲跟我不是很亲，我还是跟迷信的母亲亲。母亲心善。她烧香，还让我买过香呢。”
卫士长和卫士们微笑着听，微笑着点头，不便对此发表评论。
毛泽东的目光又转向车窗外，望着朦胧的天空，流露出怀念
姚淑贤讲到这里，有些激动。胸脯微微起伏着，两眼亮晶晶。我真不想打断她讲话。
可是，追求有始有终有系统的习惯使我还是作出手势：停。暂停一下。老姚，你还是从头讲起吧？对不起，我习惯了。
于是，她停下来。下意识地抓起茶杯呷口茶水，长出一口气，似乎平定一下情绪，然后换了平静柔和的声音重新开始讲。
我是天津人，父亲是名铁路职工。1952年，我初中毕业。由于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便没有继续升学，参加了工作。在卫生学校培训一段，分配在天津铁路卫生防疫站工作。
1953年初，领导同我谈话。说专运处女同志少，专列上应有医务人员，多为首长卫生安全方面做些工作。这样，我便调到了铁道部专运处。当时不满十八岁。
专运处主要负责专列运输任务。处长由铁道部委派。处里含列车、调度、餐车、检车。医务等全套工作人员。我在医务组工作，有七八个人。
专列分大列和单包。大列有十几个车厢。又分高级专列和一般专列。高级专列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国宾或中央五大书纪。一般专列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友好国家来访的各种团体及国内领导同志的集体活动。比如苏联红旗歌舞团来华访问或人大代表集体参观官厅水库都是乘坐一般专列。单包又是一种。革包只是一节车厢，挂在其他普通列车后。副总理及中央各部部长都是坐单包。比如林彪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之前也是坐单包。至于中央副部长及省委副书记，便只能享受普通软卧的一个包厢了。
1953年11月，处长召集所有乘务人员开会。有四五十人。处长说：我们要执行一次重要任务，既重要又光荣。全国人民把重担交给了我们，我们要用党性保证。处长朝我瞟了一眼。也许是随意一瞥。但我心跳加快了，仿佛有一种预感。不久前我刚刚被批准参加共产党，这次一定要考验我了。处长还在继续讲，宣布了各项纪律。他说执行这次任务的同志必须严守岗位，不准串车厢。要注意保密，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也不准往家写信。
那时，就连五大书纪也没有固定专列。我们工作人员也不是固定在一个专列上，都是临时指派。当时开会多，或是庐山，或是北戴河，专列任务很重，都是首长一下车便马上返回来再接人。我曾参加过接送少奇、恩来、朱德、陈云、李宫春等同志。这次与以往不一般。会是谁呢？我马上想到一个名字，但是又不信，更不敢说。
果然，我这名新党员被指派参加这次服务了。而且分配在一节软包车厢上。列车是国产的，挂有两节软包车厢，七八节普通软卧车厢。前有行李车，后有乘务人员休息的硬卧车厢（后来也换成软卧车厢）。列车停在车库里，我们就住在列车止，每天检查车辆，维护卫生，等待二十多天。其间，铁道部部长滕代远还亲自来检查我们的准备工作。
12月的一天下午，大约是三点多钟，专列开出车辆段，停在前门火车站。我们各自坐在自己房间里（即乘务室），不许随便朝外张望。工夫不大，似乎开来一串汽车，有不少人登车。前后不足一分钟，专列便驶动了。
软包车厢的内部结构是这样：一个客厅，厅内拥有桌椅沙发。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各省时常在这里同省委领导谈话。一个主房间是首长卧室，内设浴池厕所。一个副房间是卫士长住。还有两个小房间，上下铺，分别由卫士和列车员住。有个公用厕所。是首长之外其他人共用。1958年以前使用的老式国产车还有个小小会议室，19％年以后换成德国进口车，这个小小会议室没了，客厅比旧车增大许多。按照纪律，客厅和首长休息的主房间我是不能随便进的，就是卫士长住的副房间及卫士住的小房间也是不叫不能去。这是既紧张又寂寞的旅程。
首先来找我的是位中等个儿留着背头的挺英俊的年轻人。他姓李，要开水。不久，又有两位很漂亮英武的小伙子来耍扑克牌什么的。大概他们也感到旅途寂寞，要东酉时便借机和我多聊几句，态度都很热情友好，甚至表现出一种亲近。毕竟我那时刚满十八岁，适逢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呼声正在全国高涨，彼此愿意多接近多交谈便自然而然，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邀请我去打扑克，我欣然同意。就在小小会议室里玩起来，并且谈笑风生。我们很快熟悉了。这儿个小伙子分别叫李银桥、孙勇。张仙鹏、李家冀和马武义……
很有一段时间，我以为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客人就是这几个小伙子。可是，入夜后，李银桥（就是第一个来要开水的）忽然问从主房间出来的张仙鹏：“房间多少度？”张仙鹏说：“二十度。”李银桥又问：“主席吃饭了没有？”张仙鹏摇摇头：“他还在写。”说着，将一把铅笔放桌上，开始削。我心里感觉到那份怦然。主席？主席是谁？肯定是……我猜到了。不敢说也不敢问。
我一夜没有睡。因为感觉告诉我，主房间里的客人也一夜没有睡。常有年轻人进去换茶水，并将烟灰缸拿出来倒掉。
第二天吃过早饭，李银桥望着我说：“你还没去看主席，应该有礼貌，应该见见主席。”我差点喊起来，我早就想见见了，做梦都想！就冲这句话，我打心眼儿里感激这位卫士长。
李银桥进了主房间，大概是向主席汇报。很快又出来，微笑招手：“进来吧。”我是怀着怎样激动幸福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那道门啊！我一眼便看到了那张熟悉的面孔，差点喊出”毛主席万岁！但我忍住了，胸膛起伏着，站到毛泽东面前。我想向他老人家问好，可是喉咙]塞，说不出话。毛泽东伸出一只手，我竟愣愣的没有反应占李银桥碰我一下，我才如梦初醒，抢上一步，用两只手握住毛泽东的手，顺势扶他老人家站稳，女儿搀扶父亲一样。毛泽东的手很大很厚，我的手显得大小了，用两只手方勉强握拢他一只手。我听到毛泽东问了句什么，没听清。有些急，眼前也变得模糊。忙挤挤眼，求救一样去望李银桥。李银桥说：“主席问你叫什么名字？
“姚淑贤。”我的声音细微颤抖。可我本是想大声回答的。
毛泽东又问一句什么，李银桥马上翻译：“主席问你哪里人？多大年纪？”
“天津人，今年十八岁了。”
毛泽东讲话，湖南口音太重。李银桥不得不一直给我当翻译。最初那极度的紧张，激动一过，我能认真辨听主席说话，居然听懂一两句。于是，毛泽东笑了，轻轻拍拍我手背：“我的口音难懂，是吧？多听听习惯了就好了。
从主房间退出来，脸上有些蒸腾。伸手摸去，湿饨流一片，不知是汗还是泪？这时，车到济南。专列驶入飞机场。那里有专线，可以停车休息。毛泽东要休息了。”
李银桥来劝我：“主席睡觉了，不会有什么事了。你也睡会儿吧。”我摇头：“不困，我没有白天睡觉的习惯。”他说：“可你夜里没睡，白天还不补觉？”我还是摇头：“真的，我一点也不困。李银桥说：“专列还要走几天，总不能一直不睡吧？我差点问：去哪儿？忽然想起这是违反纪律的，忙憋住问话，只是说：“没事儿．我年轻，能坚持。
我坚持两天三夜没睡觉，仍然精神抖擞；丝毫不觉困。我相信再过三天两夜也不会困。年轻人遇到兴奋事往往是这样。可是，专列在杭州停下了。毛泽东要下车，大概得知我没睡觉，特意找到我的房间向我告别，并关心他说：“我们到了。你们辛苦了，好好休息休息，睡个好觉。谢谢。”
专列马上又返北京。路途上，专列处处长在小会议室召开全体乘务员会议，郑重告诉大家：“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了，乘坐我们专列的是毛泽东主席。
小会议室里起来一阵骚动，大家都显得激动，尽管他们谁也没见到毛泽东。我心里热乎乎的，瞟一眼处长。处长也望我一眼，会意地笑了。我感觉特别光荣，领导对我确实是信任的。我始终守口如瓶，对任何人也没讲过我见到了毛泽东。那时组织纪律性强，保密观念也很强。
1954年初，专列又去杭州接毛泽东返京。这一次我不在毛泽东的软包车厢服务，分配在其他车厢值班。我去打开水，经过餐车时，怔了怔。毛泽东正在用餐。我正不知所措，毛泽东看到了我，立刻站起身招呼：“小姚，姚淑贤同志，你好吧？”说着，毛泽东已经向我走过来。
“小姚．快去，快过去呀。李银桥暗地里捅我一下。我忙朝毛泽东走去，脚步很快。我很激动。只见过一次面，毛泽东却记住了我的名字！
毛泽东坐在餐车尾部用餐。我是从餐车前部进门的。当我走到餐车中部时，毛泽东也走到餐车中部。我不知手中的暖瓶哪儿去了，反正我是两手握住了毛泽东的手。毛泽东问：“你又来了。你好吗？”
我说：“好，我挺好的。主席您好吗？”
毛泽东笑着说；”好，好。来，一起吃饭吧。”
“我吃过了。主席，您快吃吧，别让饭凉了。”
我仍然拘束紧张。直到毛泽东回到餐桌，仍然没记起自己怎么会来到这里，要干什么？
“喏，快打水去吧。”李银桥递给我暖瓶。这时我才记起自己要干什么，为什么来到餐车。
打上开水后，我蘑菇片刻，没有马上再经过餐车。我极想再见见毛泽东，再同他握手聊几句，却又莫名地踌躇。也许是怕影响他吃饭？也许是怕自己又表现紧张拘束手足失措？……
那一年，我们出车频繁。全年在北京呆的日子，哩哩啦啦算起来顶多个把月。到了1955年，五大书记有了相对固定的专列。乘务人员也相对固定下来。一看哪个车长哪些列车员动，便知道哪位首长要外出。
我被分配在毛泽东的专列上，同李凤荣一道在毛泽东的软包厢中值班。接触多了，情况渐渐熟悉，对毛泽东及其身边卫士的习性也有了较多了解。当然，这有一个过程。我们毕竟不曾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每天照顾毛泽东生活，形影不离的只是那群年轻小伙子，是那些男卫士。那年，李家骏、马武义等同志已经调离。又来了田云玉。封耀松等更年轻些的卫士。
我至今鲜明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长筒线休上那块赫然醒目的大补丁时所强烈产生的惊讶和感动。他坐在沙发上和卫士们聊天，漫不经心伸出两腿。裤腿管便有些抽缩。于是，长筒线沫露出来，脚腕处一块什线很粗的大补丁，似乎和脚跟处一块补丁连起来了。我望着那双粗线抹出神，连他们聊天的内容也没听进。，
晚上，封耀松给我送来一件睡衣：“小姚，辛苦辛苦，帮主席补一下。
那是一件黄格睡衣，臂肘处磨得很薄。终于露出洞。
“可是，没有布呀。”我翻腾着抽屉和针线包。除了医用纱布，什么布头也没找到。
“那不是布吗？”封耀松指着纱布说。
“用纱布？窟窿眼多大呀，能漏个人了。我开句玩笑。
“没事，叠上两三层就行。主席不讲究。
“别逗了，这么大的国家，你叫主席穿这种睡衣？”
“听我的没错。唉，你还是不了解主席呀。以后日子久了你就明白了。
还能说什么？我便用纱布补了毛泽东那件睡衣。从我上专列直到1965年我离开，毛泽东始终穿的这件睡衣。
有次专列停在上海，晚上市委组织了舞会。出发前，田云五换了条新裤子，精心压过裤线，挺挺抖抖很精神。毛泽东打量着，笑着说：“你们看哪，小田的裤子笔挺笔挺，能削铅笔了。田云玉脸红了，有些难为情。此后，他再不曾精心压裤线，穿戴很随便。也许受了这些事的影响，我在穿戴上也不讲究，很随便。十几年中，一直穿一身铁路制服。布的。有时皱皱巴巴也没想过熨平。从没穿过裙子，也不曾注意打扮。
毛泽东显然是过惯了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随遇而安，已成习惯，不好再改变。他的高级软包厢里，睡床本来有弹簧软垫。但他命令撤掉，就睡硬板床。枕头也是硬梆梆，夏天热时，随手垫张报纸当枕，随便得很。
但是，毛泽东的随便中也包含着严谨。他总是长衣长裤长筒袜，无论天气多热，也不曾穿短袖衫，更不会袒胸露怀，裤腿也不曾提起来过。偶尔挽了衣袖，一旦和我们女同志交谈，便会下意识地将袖筒放下来。
毛泽东经常叫我和李凤荣同他一道吃饭。接触十几年，他一直是吃红糙米，而且常在里面掺了小米，黑豆或芋头。他喜吃粗粮、杂粮。饭量不大，但是狼吞虎咽，而且边吃边看书报。他喜欢吃青菜，大口大口吃，牙齿没嚼两下，喉咙里已经咕嘈一声响，咽下去了。他身体极健壮，红光满面。多粗糙的食品都是大口吞下。若讲口味，够咸够辣就行。辣椒和酱豆腐，每餐必备。第一次陪毛泽东吃饭时，餐车服务员将辣椒摆在了我面前。毛泽东便比划手势说：“不对不对，辣椒是放我这边。女孩子受不了这个辣，把炒菜放她们那边。”我曾夹一根辣椒试试，那是干炕的辣子，舌尖一舔使辣出口水辣出汗，哪里敢整根嚼来吃？便咧着嘴抽凉气。毛泽东哈哈笑，空口嚼辣椒，比嚼水果糖还津津有味。说：“敢吃这种辣子，世上便再没有不敢做的事。当年起来造反的红军，没有不吃辣子的。”
饭罢，他又将筷子伸向酱豆腐。毛泽东吃完饭，有时喜欢夹一点酱豆腐在嘴里吮吮。口味重的人一般都有这种习惯。可是他没有夹碎那半块酱豆腐，提起筷子时，半块酱豆腐滴溜郎当全被带起来。毛泽东稍一犹豫，把那半块酱豆腐全塞进了嘴巴。我叫起来：“哎呀，多咸呀！毛泽东笑着说：“它跟我捣蛋，以为我不敢吃了它！”我说：“快吐了吧。”毛泽东放下筷子，嚼着酱豆腐说：“我才不吐呢，我这个人哪，不喜欢走回头路，不愿干后悔事。
渐渐地、渐渐地，毛泽东在我心中的神秘感消退，而他的性格却鲜明起来，人也有血有肉地实在起来。
熟悉了。毛泽东开始关心我们个人的一些细事。首先关心的就是学习。每次登车总要询问我和李风荣看什么书？学习什么东西？我说：“我在练字。我的铅笔字。毛笔字都写不好。毛泽东叫我和李凤荣各写几个字让他看，然后说：“嗯，是差了些。搞数理化要有些天赋才行。写字么，就全靠练了。能坚持能刻苦谁都能练出一笔好字。开始可以照着字帖练，练多了就会出来自己的风格。”车到上海，毛泽东吩咐秘书林克给我们买字帖，在旧书摊上买的，一下子买来十几本，分送我和李凤荣。我们照着字帖练，写完就交毛泽东看。他总是那么认真，一个字一个字给我们讲好在哪里？败在哪里？他说字和人一样，也有筋骨和灵魂。练久了便会找到筋骨写出神韵。
可惜，我们那时不懂事。毛泽东送我们的字帖没有请他老人家签名。不过，仍然留下一件永久的纪念，那是毛泽东为我写的一首诗；至今珍藏在家中，并要传下去一。
那是1956年的一天，我已经开始该恋爱。我和男友约好星期六晚上去中山公园幽会，却突然接到命令，准备出车。毛泽东要去北戴河开会。
下午三点，毛泽东登上专列。不曾走进主房间，车已驶动。毛泽东在客厅里忽然立往脚，回头望住我们所有工作人员：“今天是礼拜六噢，你们有没有约会？”
毛泽东的目光从大家脸上那么一掠，所过之处大家都微笑摇头，含羞带怯。当目光从我身上掠过时，我身子一热，生出异样的感觉。那是女儿在父亲身边才会有的感觉。我有些忘乎所以。
“有。我有。”我脱口冒出两句。
“跟什么人有约会。”毛泽东认真望住我，嘴里含着笑，带着亲切带着关心带着一点逗趣。
“跟男朋友。”我忽然感到一丝腼腆，声音低下来。
“哎呀，糟糕。搅了你们的好事。”毛泽东望望窗外闪过的树木，又望住我，皱了眉问：“怎么办？你们打算在哪儿约会？”
话既然讲了，只好讲完。我喃喃说：“说好去中山公园玩，在门口见……没事。”
“怎么会没事呢？毛泽东有些急，“你通知他了吗？”
“没有。”
“你这个小姚哪，要是不见不散可怎么办？”毛泽东又望窗外，似乎希望专列停下来，“你就连个电话也没有给他打？
“我们只要接受任务就不能对外人说了……”
毛泽东吮了吮下唇，沉吟着。
“没事的。他知道我常出任务，会理解的。”“嗯——”毛泽东摇摇头，嘀咕着，“久了会出误会的，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
我真后悔不该说实话，让主席替我操心。
晚上，我将一捧削好的铅笔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掀起眼皮若有所思望着我。目光一闪，忽然说：“小姚，你等等，有个东西你拿回去给你的朋友看看，你的朋友就不会生气了。
“什么东西呀？”
毛泽东挑出一支铅笔，又铺开一张十六开的白纸，说：“我给你写个东西，你拿回去支给他。再把失约的原因讲给他听
说着，毛泽东已经开始伏案书写，一边写，一边自得其乐地吟诵。原来是一首古诗。“给，拿回去给他看。毛泽东将写好的诗递给我……
我接过时，反复读两遍，大致明白。脸不由得有些热。诗曰：
静女其妹
俟我子城隅
爱而不见
搔首踌躇
我小声说：“主席，我们有纪律。凡是带字的东西都必须上交。
“你为什么要那么老实？现在没有谁看到，我是不会打小报告的。”毛泽东幽默地挤一挤眼．笑笑，做个手势。”藏起来，带给他。
我笑了，将那张纸小心翼翼打个对折，揣到兜里。悄没声回到自己的房间，藏到一本书中。从北戴河返回北京。便悄悄带回家，交给我的男朋友看，把失约的经过讲了。他很激动，嘱咐我一定为主席服务好。从恋爱到结婚一直到现在，毛泽东录写的诗一直珍藏在我们身边。”它记录了我们那时的爱情生活，记录了领袖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十几年，只违反这么一次纪律，私自带走了毛泽东写的东西。而这次违反纪律，为我的生活留下一段多么美好的记忆啊！
专列进入夜间行车，这也是毛泽东办公的时间。我不能睡。独个儿躺在铺上看书。长期跟随毛泽东出车，我也改成了上午睡觉，下午和夜间工作的习惯。
有人敲门．是封耀松。
“小姚，卫士长请你去一下，有点事。我随封耀松来到小会议室，是李银桥正与几名卫士嘀咕什么。他看到我，不容我坐下便说：“小姚．主席已经两天没睡觉了，光是在那儿看呀写呀，得想个办法。
我马上说：“哎呀，你们不会劝劝他？”
“要是能劝动还找你来干啥？”
“我？你们劝不动，我就能劝动了？”
“这就看你的本事了。”李银桥沉吟一下才问：“你会唱京剧吗？
“哎呀，我可不行。”我慌了，叫起来。我知道毛泽东爱听京剧，有时吃饭就放段京剧听听。可是，我确实一句也唱不来。我说：“别说唱京剧，我连听都听不懂呀。
“这事怎么办呢？”李银桥像是问我，又像问自己。卫士们都显出愁容。“火车上本来就单调，主席又是没明没夜地工作，总得调剂一下生活才好。
我咬着嘴唇暗自琢磨。毛泽东的生活是太苦太单调了。那么大岁数，整天除了看书写文章，我还真没见他想过什么享乐。跟随他多年，确实有生活在父亲身边的感觉。他像父亲一样关心我，我可没像女儿一样关心他……我心里忽然闪过～道光，犹豫道：“我有个同学是农村的，跟她学过一支农村小调……不知行不行？”
“行啊，只要能唱就行。”性急的田云王叫起来。
“要想个办法，先把主席的注意力吸引开，然后再转到唱歌上。”张仙鹏比较稳重，思索着说，“总不能一进去就给主席唱歌，打搅了他工作可不是闹着玩。”
李连成平时不爱言语，这时忽然来了点子：“小姚，你先给主席送铅笔，跟他搭上话。然后我们再进去。大家一哄你就唱。”
李银桥笑了：“我看这办法行。只要能把他从文件堆里拉出来。下一步就好劝他睡觉了。”
“可是，我跟主席说啥呀？”我仍然犯愁，怕挑不起这副担子。
“就说铅笔削好了么。”田云玉光是急。
“那主席说，削好放下吧，你出去，我正办公呢。我还能赖住不走？”
“你吁，你就不去随机应变？你不走主席还能赶你走？”田云玉一脸孩子气。
张仙鹏总是若有所思的表情。桌上有本《人民画报》他随手翻着，盯住一页不动了。轻轻咳一声：“嗯，我有个办法。这里有毛泽民烈士的照片，你就拿着画报，请主席跟你讲讲他的兄弟，这不就搭上了话，把他的注意力转开了吗？”
“嘿，还是老张点子多！”田云玉打了张仙鹏一拳。
“行，就这么的了。”李银桥把笔和画报交给我，期待地。“小姚，现在就看你的了。”
我朝主席房间走去，有些气喘，挑了担子一般。在门口立住脚，轻轻敲门。卫生们在后面小声说：“别紧张，整天见面么。进去。你就直接进去。”
我深吸一口气，心里数：一、二、三！眼一闭，把门拧开了。先探头望望，毛泽东正伏案疾书，身体笼罩在一团青幽幽的烟雾中，根本不觉有人开门。那一刻，灵感突然来了。我投入战斗一般勇敢地跨入门，把门留下一道缝，接着便煞有介事地捂了嘴吭吭大咳。果然，毛泽东抬起了头，诧异地望住我。
“吭吭吭！哎呀，好，好大烟。吭吭。”我开门装做朝外赶烟。卫士长和卫士们有的捂嘴笑，有的竖拇指，有的用手势给我打气加油。当然，主席是看不见他们的。我重新开了门，长吁气，好像刚从水底冒出头一般，“哎呀，抽了多少烟？主席铅笔用完了吗？我又削好一些。·”
毛泽东把烟捏死在烟灰缸里，右手抓的铅笔却不肯放下，仍然停在纸上，说：“好，很好，放下吧。”
我将铅笔放桌上，便蘑菇着收集已经用秃的铅笔，一边朝茶杯里望：“主席，水凉了吧？要不要换？”
毛泽东抓起茶杯喝一口：“不凉。谢谢了。”
我在杯里添一些水，见他仍不放笔，便从兜里抽出那卷《人民画报》．不等于泽东反应过来，已经铺展到他面前，将那些文件遮掩到画报下。
“主席，你看，毛泽民烈士。卫士长说是您的亲弟弟。是吗？
“嗯，你说呢？毛泽东眯细眼看那页画报，注视片刻，铅笔放下了。身子朝后一仰，靠在椅背上。我一阵暗喜，初战告捷。便眨着眼说：“卫士长讲的自然不会错了。”
毛泽东带着深沉的回忆静坐片刻，肩膀一耸，做了个深呼吸。他显得很疲倦，竭力打起精神。勉强笑着说：“你看，长得像印度人。是吧？跟我不像，可我们是亲兄弟。他长得像爸爸，我长得像妈妈，就是这样。
我听到一阵声响．肯定是卫士长他们进来了，便抓住时机说：“主席，给我讲讲毛泽民烈士的故事吧？”
毛泽东做了个不情愿的姿势，刚要张口，我背后响起卫士长的声音：“小姚，你怎么搞的？主席正在办公，你就跑来乱打搅。没事就出去。”
我显出受了批评的慌张样，可怜巴巴瞟一眼毛泽东，做出要溜的样子。于是，毛泽东皱起眉毛，出面保护我：“你不要乱说，我现在休息呢。我要跟小姚聊聊天，休息一下脑子。”
李银桥等的就是这句后，立刻说：“哎呀，主席，小姚会唱河北小调，休息了正好让她唱唱。”
“瞎说！“我叫起来。“我啥时候会唱了？”
“你那天还唱来着呢.李银桥开门招呼卫士们：“来呀，主席休息了，听小姚唱歌。”卫士们便挤进门。卫士长继续说：“你们是不是听小姚唱过？她还不承认呢.
“没锗，我听过，唱得好极了。”
“特有味，主席你听听就知道了。”“小姚，唱一个。不唱不许走。”
毛泽东笑了，点点头：“小姚，那就唱一个么。”
这一来，我可真脸红了。我从没在别人面前唱过歌啊！我早已下定决心要为毛泽东唱歌，并且是带着这目的走进这个屋子的。一旦该唱厂，我又真心想退缩了。红着脸说：“不行啊，主席，我真的不能唱呢……”
“不唱不能走。”卫士们哄起来。还拍巴掌。毛泽东受气氛感染，也拍着手说：“勇敢些，唱起来就好了。”
我说：“你们欺侮我一个人，欺侮少数。
毛泽东笑得简直像儿童一样天真。他万没料到我和卫士们是早联合起来早有预谋，反而轻信了我的委屈。将手朝卫士们一划，说：“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你现在孤立了。你就唱一支。唱一支就加入了统一战线，我们就不会再难为你。
李银桥暗暗捅我一下。我知道不能再拖了。便轻咳两声，平静一下情绪，开始唱。那是一支河北农村小调：
月牙渐渐高，风吹杨柳梢。
蒋介石坐台湾，一阵好心焦。
嗯嗳哎嗨哟，一阵好心焦。
（白）心焦什么呀？
提起我心焦。心焦又肉跳。
那不是共产党要把我打倒。
嗯暧哎嗨哟，要把我打倒……
我一边唱，一边悄悄观察毛泽东。他显然太疲劳了。在我开始唱时，他虽做出认真听的样子，却是慵懒地靠在坐椅上，全身松弛，眼皮也有些耷拉，淡漠的目光凝视着桌上的某一点。这种农村小调无需高声，反而是轻婉中出情味。我咬清每一个字，将婉转的韵味用鼻音渲染得更加浓郁。歌声在车厢里回荡，与车轮敲击钢轨韵节奏渐渐融合，一体天成。我看到毛泽东的眼皮一点一点掀起，头也慢慢地，慢慢地抬高，身体离了靠椅，终于将一只手在桌上轻拍，拍在轻婉的歌曲和车轮转动的节奏上。“我受到鼓舞，歌声唱得更加回环转折，幽默风趣：
（白）你不会打吗？
提起把仗打，打仗好伤心，
枪一响我的兵就投降把枪扔。
嗯嗳哎嗨哟，投降把枪扔。
（白）你不会再抓兵吗？
提起我抓兵，抓得好干净。
和尚老道都让我抓呀抓干净。
嗯嗳哎嗨哟，嗯嗳哎嗨哟……
毛泽东敲击节拍中，脸上渐渐浮起一层浅笑。唱到抓兵一节，我上边用鼻音嗯暖哎嗨哟，一边表演了无可奈何的泄气样儿。于是，毛泽东忍不住笑出声。卫士们也都跟着笑，越笑越响亮。我的歌声已是越唱越低，越低越细，余韵缥缈。毛泽东和卫士们的笑声却节节高起；终于发出一阵热烈的叫好声。
“好，小姚，唱得好！”毛泽东笑得好开心，说道：“再唱一支，再表演一段。
这支歌，我多次为毛泽东演唱，他很喜欢。那天唱罢，我像个得胜的将军一样回到小会议室，便与大家打扑克。半小时后。值正班的卫士出来取开水，我问：“怎么，主席还没睡？卫士诅丧地叹口气：“主席又写起来了。他说听你唱完这支歌，他已经休息好了。”
大家面面相觑，会议室里一阵静默……
出车回来不久，上级调我回铁路防疫站工作。毛泽东乘车时发现我不在了，便问李凤荣：“小姚病了吗？”李凤荣说：“她调走了，回防疫站工作去了。”毛泽东沉默片刻，说：“你回去代我向小姚问好。·
再出车时，毛泽东给我写了封短信，祝我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李凤荣说：“我们有纪律，不能带字下车。”毛泽东想了想，说：“算了，那就烧了吧。
不久，毛泽东对专运处王副处长说：“小姚在我这里工作多年，熟悉了。还是叫她回这里工作吧。
这样，我很快又回到了专列上，继续工作在毛泽东身边。
那天上班，我被叫到铁道部运输总局副局长兼专运处处长张幸屏办公室。进门厦见到叶子龙，心里立刻明白七八分。叶子龙在延安时期就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凡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首先要经他同意。
“是这样，组织上决定仍调你回专运处工作。”张孝屏同志说：“离开是工作需要，回来也是工作需要。到车上还要像从前一样搞好工作，不要辜负组织上的希望。”
叶子龙个子不高，有些秃顶。他讲话声音洪亮，很有男子气：“就这样定了。主席正在上海开会，你坐火车去上海，马上上班。”
当天我便乘普通客车赶往上海，回到毛泽东的专列上，这是1959年，毛泽东的专列已经换成德国进口车。他乘这列车驶遍中国大地，直到逝世。
还是同以往一样，毛泽东一登车，专列便驶动了。
“主席！刚看到毛泽东身影，我便跑过去。说来我离开专列才几个月，可是感觉上就像几年十几年似的。我毫无拘束，像久别的女儿见到父亲一般。那时的心情确实是这样。真诚亲切。毛泽东一把握住我的手：“你又回来了。听说你回来我很高兴。身体好吗？”
“好。”我用力点点头，眼睛有点湿润。
“在外面搞什么工作了？”
“在防疫站上班，职工们有些小病小灾的都是我们治疗。
“好，那好。多接触接触工人同志好。”毛泽东频频点头，指指我和李凤荣：“为了欢迎你，晚饭请你们两位到我这里一块吃。
晚饭仍然是掺了芋头的红糙米。两盘炒菜，两个小碟：红辣椒和酱豆腐。但是，我吃得非常香。毛泽东也吃得很香，可以用“风卷残云”来形容，我还没吃完半碗饭他已经把碗里的米粒一个不剩地拨拉干净。
熟悉的工作，熟悉的乘客，熟悉的旅途生活。我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情绪很高。毛泽东工作之余，又让我唱了一次那支河北小调。因为沿途毛泽东有观察的习惯，睡觉时专列又要停驶，直到第三天才接近天津。
我无须人招呼，已经能主动独立地帮毛泽东调整房间温度。搞点小服务什么的。毛泽东从书桌后坐直身，望住我问：“快到你家了吧？”
我朝窗外望望，说：“再过半小时就能到天津。
毛泽东兴致勃勃立起身，活动一下两臂和腰肢，踱入客厅。一边问：“你是天津人。天津有什么特产？”
“大麻花。
“嗯，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更有名。狗不理……怎么叫了狗不理？
“发明这种包子的老板一定很精呗，谁不吃他的包子他就骂了谁呀。”我猜测着说。
“那么我们还是不要找挨骂。”毛泽东呵呵笑着，目光扫过卫士们，“今天小姚请客，大家吃狗不理包子！”
卫士们哄起来：“好啊，小姚请客？”
“愿意不愿意请呀？”毛泽东笑着问我。
“请就请。我也笑。”
“我们人可不少啊。”毛泽东用手一划，意思包括了所有车上人。“谁叫你是天津人呢。你的工资是多少啊？”
“工资不多么，请一次客还是够的。”我说。
“好，今天小姚请客。”毛泽东认真地说。我便也认真了，红着脸就要掏钱。可是毛泽东拦住了，对张管理员说：“钱么，还是我来掏。这叫吃大户。”
我仍然虚张声势要掏钱，但心里有数，主席是决不会让我掏腰包的。
车到天津，果然上了狗不理包子。毛泽东问张管理员：“交钱了没有？”
“交了。”张管理员出示发票请毛泽东过目。
“那好，大家统统去餐车。”
在餐车坐好，可以闻到浓郁的包子香味。毛泽东用筷子指指我：“今天是小姚请客。”接着又诙谐地点一下头：“我掏饯。”
同志们哄然大笑。毛泽东带头咬口包子，说：“狗不理啊，快吃，不吃就挨骂。”
笑声中，同志们的筷子争抢着伸向盘子。
很快，到了年底。毛泽东这一年的生日是在火车上渡过的。毛泽东反对过生日．但是卫士长有办法。就是敲竹杠的办法。他说：“主席，今天是您生日。大家辛辛苦苦跟您干了一年，您也应该有所表示呀。”
休息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跟他谈话都是很随便的，开玩笑不必担心出格。毛泽东这时总是宽厚地一笑，说：“你们就是变着法子敲我的竹杠啊？”
于是，卫士长便笑哈哈地跑回来，吩咐厨师用面做了一个大寿桃。吃饭时，摆在餐桌中央。那次还准备了不少酒。卫士长首先举杯说：“今天是主席生日。我代表同志们祝主席生日愉快。健康长寿。
毛泽东微笑举杯，说：“一年了，同志们工作辛苦，祝同志们身体健康。
杯子都伸出去，同志们逐一同毛泽东碰了杯。卫士长很少表现出这么高兴，豪放地将杯一倾，满杯白酒便一下子倒进嘴，咕咚一声吞下。将空杯子向卫士们示意：“干！会喝不会喝，这一杯一定要干！
卫士们像听到命令，轮流举杯，一饮而尽。我也喝掉了杯中的葡萄酒。
毛泽东不能喝酒，喝一口脸就红得发紫。他将杯子在嘴唇上沾一沾，那紫红的葡萄酒浆几乎没见少，便想放杯。我说：“不行，主席这一杯应该干掉。”
毛泽东带着歉意的微笑，说：“这样吧，咱们定个协议。白酒辣也辣不过辣椒。你们喝酒我吃辣子。
我说：“酒和辣椒不是一回事。
毛泽东朝我俯身小声说：“多吃辣子能成事，喝酒多了可是会误事。这话大家也听到了。他便直起身大声说：“今天可以多喝，误了事不怪罪。
于是，毛泽东没少吃辣椒，同志们没少喝白酒。卫士长喝醉了，摇晃着，笑着，张大嘴巴呕吐。后来又抱起痰盂吐。吐完又呵呵笑，笑过了又吐。毛泽东毫不怪罪，和大家一道张罗着给他递茶水和毛巾。卫士长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平时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办起事来一丝不苟，原则性极强。我们相处那么久。毛泽东每次外出的路线和地点他从没对我露过一个字。他和毛泽东私人感情特别深。他离开毛泽东到外地工作时，毛泽东曾抱着他，哭出了声。
十几年接触中，卫士长李银桥只醉过这么一次。
专列上的旅途生活并不总是笑声，有时也会闹矛盾。
那时，我年轻。毛泽东身边的卫士也都年轻。年轻人碰到一起，可以热烈也可能激烈，发生几次矛盾实在不足为怪。
大概是1960年冬，毛泽东的专列由南方回来。那次出车，李银桥不在。毛泽东派身边的工作人员下乡了解情况，封耀松等卫士也没跟车。我熟悉的卫士有张仙鹏和田云玉。
张仙鹏取代了卫士长的角色，尽职尽责，里外上下地忙，将我指挥得团团转。
“小姚，屋里温度高了。”张仙鹏招呼我。
“根本不高，你看看温度表。”我当时正忙着什么事，随口答应。
“你啥时候看的温度？告你高了就是高了。”
“这是德国车，密封好。”我还是没动。
“密封好温度才会高，主席工作紧张会感觉热。
“也不知是主席热还是你热的。”我小声嘀咕着，有些不耐烦地调了一下温度。
可是，工夫不大张仙鹏又来了，皱着眉头说：“小姚，怎么搞的？温度又太低了。”
我真有些不高兴了，便大声说：“不低。德国车密封好，保温好。”
“你看看温度计。
“不用看，低不了。”
张仙鹏也不高兴了，声音高起来：“你这个同志怎么搞的。低了低了你就是不听？”
“不可能低！我说着走出门．来到走廊。
“主席感冒了你负责！”
我立刻火了。毛泽东要是真感冒了，他把这话反映到我们领导那里我可受不了。也许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久了。老人家又很喜欢我照顾他、久而久之便养得有些任性。我就在走廊里大声喊起来：“得了得了，你了不起，你说了算还不行？下次别喊毛泽东万岁了，就喊你张卫士万岁吧！行了吧？”
不料，这话被毛泽东听到了。我进去调温度时，他放下手中的报纸问：“小姚，怎么发火了？是不是我身边的人给你找麻烦了？
我慌了，矢口否认：“没有，没有啊。”
毛泽东微笑着，声音很和蔼：“我听到了，你在走廊里喊声音挺大……”
我吓了一跳。我都说了些啥呀？全中国只喊毛主席万岁，还没喊过第二个人万岁呢，我却喊了张卫士万岁。我尴尬地解释：“闹着玩呢。我们是开玩笑呢。
毛泽东始终微笑着，始终态度和蔼，其中也不乏认真：“如果他们打我的旗号给你们找麻烦，你就批评他们，不要讲情面。
“没有，真没有，我们是开玩笑。”我就像做错事的孩子，一边摇头一边后退，就这么溜出了毛泽东的房间。来到走廊，我喘口气，发现张仙鹏也紧张地喘气。我看他，他看我，静了片刻。部长吁一声，笑了。如释重负。
也有把矛盾闹到毛泽东那里的时候。
田云玉是个聪明伶俐的小伙子，毛泽东和江青都很喜欢他。他身上穿的那件毛背心还是江青为他买来毛线织的。不少工作人员私下说：“小田在主席和江青那里都很吃得开。有了这种优势，他免不了说话办事添几分傲气，动作也大，声音也高。
有次停车，我去开门。他跟在后边催：“快点快点，动作麻利些。
那天毛泽东并没打算下车，我身后只有田云玉一个人。见他口气那么大，我就故意治治他，偏不快开，慢腾腾懒洋洋，看他怎么办？
“怎么搞的？门也不会开了？”田云王果然急了。
“你会开？我回头白他一眼……
“我叫你开门！他用命令的口气说。
“我就开不快，我就是这样！”
“你、你……”他大概没受过这种气，脸涨得通红。
“就是我，怎么样？”我示威地扬起头，耸起一只肩膀，斜挺胸脯。
他气得发抖，指着我：“你、你不就是个列车员吗？”
“列车员怎么了？”我瞪住他问，“我还入党了，你还没入党呢！”
小田被戳到痛处，喊起来：“你有什么了不起？小小的列车员……”
我截住他话头也喊起来：“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在主席身边算最近的。人了。可你到现在还不是个党员。告诉你，做人还得靠自己！”
田云玉脸红了白，白了红。他被伤了自尊心，气得破口大骂。这一骂，我就处了下风。我可骂不出那种话来。姑娘遇了小伙子，吵架可以，骂架准吃亏，打架就更不行了。我剩下的本事就是哭，哭得好伤心。你跟主席近，我跟主席也不远。我憋了一口气，便去告御状。
果然，一告就准。毛泽东和江青都狠狠批评了田云玉。江青指着田云玉：“跟谁学那么凶？都是我们把你宠坏了！毛泽东皱着眉头说：“你去向小姚作自我批评，要当面道歉。什么时候她原谅你了，你的自我批评才算完成。”
田云玉像打了败仗的将军来找我。他还不好意思呢，垂着头，想赌气又不敢，一步一步磨蹭着走到我面前。其实，告过御状我便开始后悔。后悔不该一时冲动力这点小事惊动毛泽东，后悔不该和小田闹这么僵。毕竟我们相处时间不短，他又是个聪明伶俐勤快英俊的小伙儿。看到他委屈的样子，我的心早软了。
“对，对不起。我，我是着急了。”他吞吞吐吐说。真难为他放下面子主动认错。
“我也对不起你。我马上接过话来认错，很怕再让他丢面子。我的自我批评比他还多点实际内容：“我不该说话刺儿你。伤害你的自尊心。”
他有些难为情他说：“刺激刺激好。
我低下头小声问：“小田，你不怪我吧？
他真诚地望着我说：“不怪。
正是不打不相识。此后，我们相处得很好，成了知心朋友。彼此生活上的事也都互相告诉，互相商量，互相帮助。这种亲密的友谊一直保持至今。
专列唱着它那首单调的永无休止的进行曲，偶尔钻山洞或过桥梁，声音才起一些变化。这又是一次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长途旅行。
黄昏来临了。火红的晚霞山一般踊跃，浪一般翻腾。远山弥漫着一片柔和的雾气，林木在田野里投映下长长的影子。农夫戴了斗笠懒洋洋走在田埂上，两手背在身后，手里的绳子牵着慢条斯理的水牛……这个景色太美了，主席看见了没有？
走进客厅，毛泽东正舒臂伸腿坐在沙发中，卫士长和卫士们或立或坐环绕周围。一看架势就是聊天。
毛泽东喜欢聊天，就像他喜欢同学者专家讨论严肃的政治问题或哲学问题一样。他说聊天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同时也是学习的机会。他同卫士们聊天，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什么都能谈到，个人可以畅所欲言。
我不敢贸然打断毛泽东的聊天，先扯扯封耀松：“小封，多美的景啊。别在这儿穷聊了，看看去吧。”
封耀松朝窗外漫不经心地瞟一眼，毫无所动，便转回头。他这是怎么了？我想起这段时间他和田云玉情绪都不好，值班时间也是没精打采。又想起田云玉对我诉说他的对象如何如何，要跟他吹。莫不是这两个漂亮小伙儿在爱情问题上都遇上了挫折？
“小姚，”毛泽东忽然叫我。我忙答应一声。他说：“你搞对象搞得怎么样了？”
我脸稍稍有些热。不过，这早已不是秘密。便爽快回答：“挺好的。
“没有闹矛盾吧。”
“没有。”
“你看，我这两个卫士搞对象，搞来搞去都搞吹了。”毛泽东指指田云玉和封耀松。小田小封红着脸低头，眼皮一掀一掀地朝主席望，好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在听家长骂没出息。
“小田，你就不该搞个文艺工作者。你一个月四十多元钱，怎么能养活得起那些活蹦乱跳的女演员？没到共产主义，还得讲些实际么。”．田云玉带者难为情的苦笑，身子一晃一晃，脚底下意识搓着地毯。
“还有你，小封，你们应该找工人，这才能搞好。否则，将来会吃苦头的。”
封耀松嘟着嘴点头，一副沉思远虑总结经验教训的样子。我差点扑哧笑出声。他们还很年轻，又很英俊，找对象当然不会成问题，大可不必同情或担心。他们是有点毛糙，都是跟随毛泽东参加舞会，跳舞跳上的对象，毛泽东的旗号往前面一亮：“我跟毛主席形影不离。”“我是毛主席身边的人。”有这句话，一谈就成。以后熟悉了，耀眼的光环一消逝，便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了。毛主席身边的人也得食人间烟火呀，一个月才四十多元？不行，很快便吹了。
毛泽东明察于此，实实在在说：“你们就以你们自己的条件找对象，。不要打我的旗号。打我的旗号最后是要吃亏的。要吃苦头。小田小封已经吃了苦头。他们俩吸取教训，别人也要吸取教训。现在我们的国家，我对象还得讲条件，一头热是不行的，双方的条件都要考虑。”
毛泽东这番话留给我印象很深，受到许多启发。后来我离开主席到新的工作岗位，从来没向别人炫耀过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历史。毛泽东逝世后，专运处同志叫我去瞻仰主席遗容，我的许多领导还惊讶：怎么，姚淑贤同志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我们还不知道呢！
不久，我结婚了。毛泽东听说后很高兴，向我祝贺。我说：“我是自己谈的，没有打主席的旗号。”毛泽东说：“这就好，这也是实事求是。你们将来一定会幸福，白头到老。他还让我带丈夫来见他。
那时。我出车频繁，丈夫在石家庄医学院上学，很难团聚。逢丈夫放寒暑假，本是团聚的机会，偏偏这时又是我最忙的时候。暑期中央首长去北戴河，寒假时又去南方开会。专列紧张，除保证毛泽东外，临时调用接送其他首长的任务也很多。记得结婚后的第一个暑假，我和丈夫几乎一天没有团聚。
有一次，毛泽东去河南参观人民公社。专列快到石家庄了，毛泽东忽然叫我去。他说：“你们很忙，夫妻团聚不了。这次是个机会，回去看看爱人，团聚一下吧。
我说：“役事，我们机会很多，我还有工作……”
“机会不多么。”毛泽东屈指一算，“我心里有数，你们快半年没团聚了。年轻夫妻，我懂。要聚一聚，不然我心里不安。
我心里一阵阵热，差点掉出泪来。毛泽东是很富有人情味的。而且，只有父母对儿女才会想得这么多这么细啊！我在石家庄下车，与爱人匆匆一聚，又赶回专列。毛泽东越是关心我们。我搞好工作的愿望就越强烈。
回到北京后，我们又临时接受任务去广州接周恩来同志回北京。过去，我曾多次参加接送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都是熟悉的。
专列有两节高级软包，一节是毛泽东住，一节是江青住。现在，周恩来住在毛泽东的软包中，邓颖超住在江青使用的软包中。我先去看望了邓颖超同志。
我们习惯称邓颖超为邓大姐。她温柔雅静又很干练。她政治性强，又从不让这种政治性损伤她的妇女气质。这一点与江青的性格形成鲜明对照。江青有时很热烈，有时又很冷峻。情绪不定。那种不安定的躁动时时可以感受到。当她想表现女性的温柔细腻时，总结人以矫揉造作的感觉。
邓大姐同我握手时，另一只手就在我手背上轻抚，始终望着我，并不左顾右盼。她的声音不高不低，像一股缓缓流淌的细水：“小姚，听口音你是天津人吧？”
“是天津人。”我点点头。
“你在天津哪个学校学习？”
“在省立附小上过小学。”
“那咱们还可以算校友呢。我在天津省立师范读过书。你对天津熟悉吗？
“熟悉。我家就住天津河北区宙纬路。
“噢，知道。我们也在那里呆过……
邓大姐同我就这样随随便便拉家常。告别时，她重新握住我的手，说：“在火车上工作是很辛苦的，特别是女同志。要注意卫生，要注意休息。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哪。
从邓大姐那里出来，我又去看周恩来总理。周恩来与毛泽东性格各有特色。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坚定，朴实幽默，谈吐随便，言简意赅，思想特别活跃。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文雅温和，坚定机智。眼睛特别明亮有神，说话时给人一种春风入怀的温馨感……他心细，很注意礼貌，对邓颖超同志很尊重。见面时。他第一句话就是问：“你看见你大姐没有？我说：“看见了，我刚从她那里出来。”周恩来对毛泽东同志非常关心。他的谈话总是围绕着毛泽东转。询问毛泽东在火车上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反复嘱托我搞好服务工作。保证毛泽东同志有一个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周恩来总理是非常懂感情的。下车前，他说：“你们列车工作人员是很辛苦的。常年在外，家庭生活少。少了就更要珍惜。要多体谅关心对方。夫妻到了一起，不要光是柴米油盐，精神生活也要丰富。比如一起逛逛公园，一道看看戏，这样感情会更深。
我与爱人在天津相聚时，便一道去看了场戏。表演的是南宋诗人陆游的爱情悲剧。我和爱人含泪看完戏，回来路上彼此靠得紧紧的，都觉得应该加倍珍惜我们今天的生活和情感。
回到专列上，晚饭时我把这出戏讲给毛泽东听。他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于是，我的情绪也高起来。既然主席爱听，我就讲得很仔细，还夹带了不少议论。讲完了，毛泽东忽然问：“这戏的名字叫什么？”
“《风头杈》”。我估计他没看过，还提建议说：“主席应该看看，很不错的。”
“《凤头衩》？毛泽东望住我。
我犹豫了，没把握地：“是《凤头衩》还是……〈衩头凤》来着？哎呀，我记不清了。”毛泽东笑了：“是《衩头凤〉。这是陆游写的一首词：《衩头凤，红酥手》。他是南宋一位了不起的大诗人，年轻时就立志“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他的表妹叫唐琬，也是位有才华重感情的妇女。他们的爱情悲剧在《齐东野语》里有记载……”
我听着毛泽东讲述，既惊诧他知识的渊博，又惶愧自己是班门弄斧。我连《衩头凤》都没记清，就唠唠叨叨了一顿饭的工夫。而毛泽东居然有耐心一直听我讲完！
1965年，我随专列送毛泽东去广州。
车快到站了，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去见毛泽东。我怀孕了。女同志一有了孩子便不适合在专列上工作。因为有了负担，需要照顾家，不能长期在外值班。
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熟悉了，他只掀起眼皮瞟我一眼，便继续在文件上写着什么，一边随口问道：“有什么事吗？”
“主席，我……我下次可能不来了。”
“嗯？”毛泽东一怔，放下笔。望住我：“为什么？”
我脸红了。这话怎么说呢？
“我，我可能要休产假了。”我低下头小声说。
毛泽东注视我片刻，笑了。说：“那是大喜呀。事先也不知道。没准备什么东西送你……”他沉吟片刻。他完全明白我有了孩子就不可能再回专列上工作。我心里有个愿望，不好意思说。我只盼望毛泽东能主动想到。我跟随他十几年，他应该想到的
毛泽东离开办公桌，踱了几步，重新望住我：“小姚，那么我们合个影吧。”
我眼里立刻涌起一层泪花。这正是我最大的愿望啊！
毛泽东叫来侯波同志，请她为我们合了一张影。这张照片从此便永远伴随着我。
毛泽东下车了，我随专列返回北京；从此，我调离专运处。再也不曾见到毛泽东。但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十几年连同分别时的那张合影照片，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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