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纪实小说 > 《我在底层的生活:当专栏作家化身女服务生》 > 正文
不同于电视情景喜剧和好莱坞电影中的美国，另一个美国是一个被其自身忽视的隐密大陆。很少见诸报道的关于美国梦的真相就是，这个国家也存在着分布广泛、不断增长和不可避免的贫穷。在这个国家中，那些做着基础工作的人们，只能拿到低于生存标准的薪资。
芭芭拉·艾伦瑞克潜入最低收入人群的生活，那里的人们整日工作，挣扎着想要在社会上获取一个立足之地。她先后当过女侍、旅馆房务员、看护之家助手和沃尔玛的售货员，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任劳任怨、需要付出艰辛劳动、没有晋升阶梯的底层世界。从佛罗里达到缅因，再到明尼苏达，她在贫富领域的发现是十分令人震惊的。对一个健康的单身女性来说，她所得到的报酬并不足以养活她自己。甚至，对于那些住在廉租房、汽车旅馆、房车公园的人来说，他们做着一份累得自己腰酸背痛却只有最低报酬可拿的工作，所赚的钱还不够支付房租、交通费和食物费。低收入者们是如何生存的？答案是他们根本生存不下去。只有那些身体强壮得足以做两份工作，或是能与别人合租房子的人，才能够生活得下去。
艾伦瑞克对那些丑陋可恶的雇主的描述，会给读者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曾在一家名叫“女仆”的清洁公司工作，依照严格的规定清扫工作必须快速完成，而且一整个房间只能使用小半桶脏水，还要背着像机关枪一样重的真空吸尘器，在各个工作场所之间冲刺。这些房屋清洁公司，雇佣了大量穿着闪亮工作服、领着微薄工资的员工，来为那些因为过于富有和忙碌而没时间自己打扫的人清扫他们的家。这些构成了美国高级住宅的生命维持系统，也严重损害了那些清洁女工的身体健康。
雇主们付给员工的薪资越少，就会越急着去榨干他们的每一滴汗水，每分每秒都以一种侮辱性的方式监管着他们，而这种侮辱性的方式若再进一步，恐怕没有哪一位工人可以忍受。当没有客人时，一个女服务员可以坐下来休息？不可以，想都别想！雇主们总可以找到些事让她保持忙碌的。有一天，艾伦瑞克独自一人被留在看护之家，去应对一大群神志不清的老年人。又有一天，她试图分担一位受伤的（而且是怀孕的）女同事的工作，而这位女同事则担心一旦暴露了自己的体弱，就会丢掉这份工作。艾伦瑞克还有一位同事非常贫穷，以至于每天的午饭都只吃一包“立体脆”。
艾伦瑞克不仅仅是一个聪明的记者，也能对其所揭露的社会经济的怪异之处做出犀利的评论。她预先假设，若一个富裕地区存在劳力短缺的状况，当地薪资一定会上涨。当然，在单纯的资本主义模式下，一个紧俏的劳动力市场会倾向于开出最低薪资吗？所以，她前往满被招工广告覆盖的明尼苏达州，最后在沃尔玛找到了一份低于生存标准的时薪7美元的工作。她发现，她的一些同事可能正住在慈善收容所中。当劳工在供需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时，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因为穷人并不是理想的市场模型，他们太贫穷了，以至于只能在一份份工作中仔细挑选。这些勉强维持生计的人，不敢冒着失去一周薪资的危险去换工作，担心会被人从租房中赶出去或是挨饿。想要仔细挑选更好的工作机会，就意味着会有冗长的申请、面试、羞辱人的药物测试和等待——所有这些都要花费时间，这些不是他们能负担得起的。雇主们谋算着要降低工资，却不把工资标准张贴出来，这就是使得雇员没办法知道还有哪些地方是可去的——当然也没有工会。在几乎没有公共交通设施的城市，人们出行依靠自行车或是搭朋友的顺风车。他们不可能对整个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构成冲击，所以在这个不平等的市场中，劳动力并不会像资本一样随着机会的起伏而发生移动。
美国的经济学家和政客们，就近年来生产效率的增长而自我称贺：《纽约时报》报道说，“在全国的工资数据统计中，通货膨胀引起的工资涨幅是不明显的”，并引此作为经济健康的一个信号。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有最低工资标准，而90年代的经济繁荣已经受到了最低工资标准实际水平下降的刺激：现在的低收入者所挣的钱实际上只有30年前的91%。在美国福利制度的新规定下，一个人最多只能接受5年的国家供养，大量的家庭将要被驱逐出福利系统名册，艾伦瑞克记录下了在他们身上将会发生些什么。即便他们找到工作，甚至工作一辈子，从来不撤回社会保障金，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不会有足够的钱买食物。他们没办法勉强过活。
英国的情况会有怎样的不同呢？如同美国一样，这里的贫富差距也在持续增长。1/3的劳动力所挣的薪资，低于欧盟的“体面”工资指数平均值的60%；而且对于居于社会经济最底层20%的人来说，很少会有晋升或离开的机会。拿着低薪资、做着不稳定工作的人们，会在绝对的贫穷线上下挣扎，但几乎没人能够远远地甩开它。
英国与美国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它是一个欧洲体系的福利国家，想要努力救助处于最边缘的贫困人群。艾伦瑞克发现，对美国的穷人们来说，正是房租让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当某地的土地价值增长，开发商们就会用出得起的价钱买下所有的土地和房屋，把它们变成高档公寓，穷人们就被赶到边缘地区，甚至房车公园的租金也会受住房短缺的影响而上涨。在英国，社会住房可能会把穷人限制在那些通常条件很差的贫民区，但是在所有城市的中心也仍有一些靠近工作地、可以支付得起的住房。最为重要的是，英国政府有“住房补助法案”，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私人出租房或是地方政府出租房的租金补助。保守主义者经常审视这个庞大的“住房补助法案”，但是正是这个法案，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让英国的穷人和低收入者们避免沦为美国式的境遇凄惨的乞丐。现在，尽管那些无子的家庭还在依靠4.10英磅的最低时薪挣扎求生，只有一个挣钱者的低收入家庭还可以接受“工作家庭税收津贴”。英国的国家福利制度可能并不是那么慷慨大方，但它使得这种英美不同政治文化之间的对比很微妙。
然而，芭芭拉·艾伦瑞克所报道的深层真相，不仅适用于美国，也同样适用于英国。两个国家的社会基础服务都依赖那些赚着养不活自己薪资的人。他们从事的不是一些边缘性的工作，而是一些必须要有人做的工作——在护理之家照顾老人，清洁住房和办公室，在餐厅工作，在商店服务。这些行业已经把他们的员工数删减到最低，压榨尽他们最后一点生产力。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报酬越好，这些服务也就越少。如果最低工资被设在一个体面的标准上，挣得更多的人就不得不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格进行支付。“啊”，经济学家们就会说，“那样低收入者们就会漫天要价而无人问津，只会单纯导致他们失业而已。”但是，当艾伦瑞克寻找可从事的服务性工作时，显然这些工作还是需要有人去做的。对第三世界的劳工来说，照顾老人就不是一个会消失的工作。
30年前，我曾经去过伦敦旅行，做过那些不需要任何技巧的工作，看到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浪费人们的才能，而且还是艰辛、劳累、无趣和低薪资的。我曾写过一本名为《一种工作人生》（aworkinglife）的书，讲述了我先后一系列的工作经历，从一家位于阳光港口的肥皂厂、一家里昂蛋糕厂、一家位于伯明翰的汽车配件厂、一家医院，再到其他地方。自此以后，英国爆发了一场社会变革的大地震，见证了一个庞大的占工薪阶层总数2/3的人群上升到了白领阶层，过上了拥有自己住房的中产阶级生活，他们的子女也随之拥有了更好的教育与机会。举例来说，在1971年，7个人当中有1个人上过大学，现在是3个人当中就有1个。但是仍有30%的人被抛下了，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了从事服务行业的低收入劳工，而且境遇比起以前还更糟。在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过程中，他们已经丢掉了传统的工会成员的身份，而这个身份在过去可以保证蓝领们拿到体面的工资。
工会成员的身份仍可以将较好与较坏的工作场所区分开来。现在只有19%的工会成员在私营部门工作（国营部门则是一个更好的雇主），而且服务业的员工们比以前更加无助。伴随着“工作家庭税收津贴”，国家开始介入到最低薪金的问题上——但是市场依据商品真实耗费而进行标价的失败，为什么要由纳税人来买单呢？
以上所有这些都是干巴巴的材料，但是芭芭拉·艾伦瑞克的书却是一个令人兴奋不已的读本。现在的新闻几乎不再涉及贫困的问题，而且工会也不再成为新闻题材。所有西方社会的自我形象，都被设定成有消费热点、可以向上层流动、经济持续增长和前景不断上升。在英国，平均生活标准在过去10年中上升了30%，而且可能在未来10年里也会上升相同的幅度。在繁荣时代里，大众沉浸在愉悦中，没有人想要知道社会底层的事，而且社会其他阶层看到的和知道的越少，就越会以为从事这些没有出路的工作的人只是一些不可救药的个例，甚至会以为他们是一些心智半缺陷者。又或者，他们舒适地以为财富在向下流动，而且穷人们正缓慢地向上层行进，加入其他每一个人。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穷人们是被遗忘的人，发现即便伴随着国家财富的每次增长，自己却远处在社会之外。在一个疯狂增长的房地产市场中，他们永远不可能一下子从廉租房跳到拥有自己的、更贵一点的住房，而且他们被永远地限制在贫民区中，那里有着糟糕的学校和自己孩子可悲的未来。
由于我们对早前时代怀有自以为是的优越感，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都比我们更加了解和关心贫穷问题。芭芭拉·艾伦瑞克的书，是一本引人注目的书，引领着我们去关注那些被遗忘的地方。她以一个非常准确的视角记录了那些我们看到却从未注意的生活，那些虽然近在身边却被我们忽视的人，那些我们在每件事上都要依赖却选择不去了解的同伴们。犯罪抓人眼球，但这些未获报答、坚忍不挠的劳工们却不受人关注。芭芭拉的著作邀请所有中产阶级的人们和她一起踏上旅程，去探访那另一个不文明的世界，不是第三世界，而是一个在这里被掩盖起来的世界——在21世纪，事物并没有变得越来越美好。
波莉·汤因比
英国《卫报》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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