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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诺:富有活力,才华卓绝

  【洛杉矶时报一华盛顿邮报新闻社1月8日电】(记者:斯坦利·卡诺)《华盛顿邮报》专稿,全文如下:

  中国总理周恩来是世界上最富有活力的才华卓绝的领导人之一。

  他在本世纪20年代开始从事学生革命运动,他作为一位组织者、将军,外交家、经济总裁和政府首脑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服务了将近两代人的时间。

  在他较晚的年月里,他几乎是一手领导中国,直到1974年因病不得不进入医院,他在那里仍然接待贵宾。

  他一面支持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这一意识形态方面的指示,一面不屈不挠地努力使中国在一再出现的动乱时期保持平静。

  他对毛在1958年试图通过动员群众使中国迅速现代化的雄心勃勃计划“大跃进”是态度冷静的。他还在1966到1969年以巧妙的手法使毛所发动的干百万红卫兵不致破坏国家的工业、农业和运输事业。

  在外交领域,北京没有任何其他领导人作出这么大的贡献来使中国共产党政权获得世界强国地位。

  周恩来从1954年结束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日内瓦会议时起,便留下了他作为一位具有国际水平的外交家的印记。一年后t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亚非会议上,他的外交才干使北京政府博得了新兴国家的同情。

  周的灵活性很可能使中国免受苏联的进攻,1969年秋当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争执处于高潮时,他会见了苏联总理柯西金,从而避免了一次军事冲突。但是周的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他采取的同美国搞缓和的行动,这打破了20多年来陷于僵局的中美关系。

  周看到了扩大中国的外交地平线的必要性,特别是在60年代后期苏联的威胁达到很严重的程度的时候。因此他发出了同美国和解的暗示,对尼克松政府的姿态作出了巧妙的响应。

  最后,在1971年7月,他在北京会见了总统的首席外事顾问基辛格。那次会议及10月份的另外一次会议导致了当时的总统尼克松1972年2月的中国之行。

  从各个方面看,周吸引住了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这不仅是因为他才智横溢,而且对中国的巨大问题有惊人的了解,对世界事务也有透彻的了解。

  但是除了这些以外,周是一个难以对付的讨价还价者。在同尼克松和基辛格进行的长期的和复杂的谈判过程中,他清楚地表明,他要美国发表一项声明,保证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和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总统访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中,他赢得了这些让步。

  周病得那么严重,以致在福特总统1975年12月访问中国时无法会见他。

  如果周一直公开尊重毛的领导的话,他也是实际管理国家的人,他时常看来是中国不可缺少的人物。

  但是尽管周温文尔雅,他从来都是一个热情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也是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因为他是夺取和巩固共产党在中国的权力的长期斗争的产物。

  中国的许多共产党领导人为了使他们自己具有无产阶级的色彩而否认他们的中产阶级的背景,周则同他们相反,公开承认他在沿海的浙江省和江苏省的富裕的家庭背景。

  周于1898年生在江苏省淮安,他的外祖父定居在那里,并成为当地著名人士。但是他始终认为他的祖籍是离上海不到100英里的浙江省的保佑桥村,他的家族的祖先曾在几世纪以前到达那里。

  周的母亲死得很早,是一个在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和书法方面很有才能的妇女。他的父亲名懋臣,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好好先生,常常失业和饮酒过度。在周的母亲去世后他的家人把他从贫困潦倒的父亲身边接走,交给在上海的一个伯父抚养。他的伯父自己没有儿子。当时周大约8岁。

  1911年周13岁的时候,孙逸仙宣布成立了第一个中华共和国。在对正在土崩瓦解的帝国君主制进行的这个挑战的启发下,许多中国青年拒绝接受传统教育,设法到现代的西方学校读书。周不顾他的家庭的反对,选择了沿海城市天津的一所不遵守旧制度的寄宿学校南开中学。他在那里念了4年。

  在南开中学,周进一步提高了他的政治判断力和领导才能。他帮助组织了一个学生会,他用飞飞的名字在学生会的报纸上写文章,鼓吹爱国主义、自由、工业化、团结,甚至鼓吹自由恋爱。他还在学校里演戏,有时扮演女孩子。

  和当时的许多中国青年一样,周佩服日本人通过采用西方技术来申张他们的民族主义以反对西方的能力。1917年,他到日本去,先后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和京都大学继续学习。周在京都大学受了河上肇教授很深影响,河上肇是社会主义学者,日本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权威。

  1919年,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和会决定把德国战前在中国北方山东省享有的权利和特权转让给日本。这激怒了全中国的学生,引起了被称为五四运动的广泛抗议运动。周当时21岁,决定参加抗议,匆匆离日回国。

  回到天津后,他入了南开大学,但是却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在那里和附近的北京进行政治活动。他从事活动的工具是天津学联。天津学联的妇女组织天津妇女爱国协会,是由邓颖超领导的,邓后来作了周的夫人。

  1920年1月周和他的同志们抗议警察把学联报刊停刊的行动时,他们很快就被捕了。周在狱里关了4个月。周获释后,根据当时吸引许多中国青年的“勤工俭学”计划到法国击。周在那里加紧进行政治活动。

  同时留法的数百名中国学生中,有一些后来作了共产党领袖。周在他们的激进运动——勤工俭学协会一一中很快就成为重要人物。

  中国共产党是在1927年7月成立的。不到一年,欧洲也成立了一个相应组织中国共产党青年团,周是它的领导人之一。他以共产党青年团领导人的身份,经常到德国去。他在那里同当时36岁的四川省军人朱德有了联系。朱德后来回到中国担任共产党武装部队总司令。

  共产党人当时已决定同孙逸仙领导的华南国民党政府合作,它当时正在苏联援助下进行战斗,讨伐中国军阀。周于1924年返回中国,前往华南城市广州为革命政府工作。

  他一开始担任当地共产党组织军事委员会书记。最耐人寻味的是,他担任了蒋介石任校长的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

  周正是以黄埔军校政治委员的身份同一些后来成为共产党高级军官的人建立了关系。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共产党武装部队中的元帅的林彪、叶剑英和聂荣臻。

  在这个时期,周的未婚妻来到广州,他们在1925年结了婚。他们没有儿女。

  1926年春天,共产党人同国民党人之间的靠不住的安排恶化的时候,蒋介石把周撤职了。周当时在上海,曾试图组织一次反抗运动,但是终于逃走了。法国作家马尔罗后来在《人类的命运》这本书中把他在这个事件中的活动永志不朽了,这本书中有一个角色大概就是写的周。

  周看来当时跟毛没有什么接触。毛当时是从事研究农民状况的,他得出的结论显然促使他提出了这样的学说:中国革命的关键在农村,而不像苏联的信条所认为的那样在于城市无产阶级。

  1927年8月1日,周在江西省会南昌领导了一次反对蒋介石的起义。这次起义失败了。共产党人曾夺占了这个城市,但是只能固守两天,就被蒋的国民党人赶走了。周当时身患疟疾。他逃走了,这一次是逃到香港去。但是后来把这次南昌冒险行动定为中国建军节,因为它代表共产党军队的第一次配合一致的行动。

  到1928年,周是四分五裂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二号最强有力的人物。他的上级是李立三,是一位性格多变的人物,他遵循苏联的路线,主张中国共产党进攻中国的主要城市。

  1930年7月,显然是为了弄清楚苏联的路线,周前往莫斯科。同时,李立三命令毛离开井冈山的山区根据地进攻湖南省会长沙。由于过去抗拒过李的命令,这一次毛同意了。但是他的进攻失败了。他退回到山上。

  1931年9月,周参加了毛在江西省的共产党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当时是在蒋介石军队的包围之下,周辛勤工作,加强这支共产党的军队。他主要是依靠说服共产党士兵守卫他们的据点。最后,在1934年10月,共产党人突破了国民党的包围,开始了他们英勇的长征。

  在衣衫褴褛的共产党残存者到达陕西之后,周的职务从军事转到外交。他那时的任务是说服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讲和,以便成立一个抗日(当时日本入侵了中国)的共同阵线。

  1936年,驻在陕西省会西安——离共产党的基地延安不远——的国民党军队是张学良的部队。张对国民党不愿同共产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感到不满,因此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他在蒋介石去视察西安时绑架了这位国民党领袖。

  据传周在发生这个事件之前一直同张有接触,因此周进行了干预。他从延安飞到西安,表示愿意给蒋介石自由,以换取这位国民党领袖同意停止内战和同共产党人合作抗日。在两个星期的复杂的谈判之后,蒋接受了这个建议。

  到1937年,当日军在中国向南推进时,周负责同国民党人谈判联合行动计划的细节。从这项协议最终达成之时起,周就担任了他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担任的工作——共产党同国民党联络的主要人员。

  蒋在日本进攻下向后退却,在1939年把首都迁到四川省重庆。在那里,周和他的夫人设立了共产党联络处,生活在这个城市的“资产阶级”气氛之中。

  在美国于1941年12月参战之后,美国驻重庆的人员增多了,周恩来夫妇对美国官员和记者们是很友好的。

  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当时在中国,想说服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维持他们脆弱的统一战线。周谋求同国民党人建立联合政府,这反映了共产党的要求。他还对美国决定只向蒋介石的军队运交武器提出异议。

  周的巧妙手腕没有使在赫尔利的主持下举行的会谈免于破裂。但是,在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有可能爆发内战时,在1945年9月又开始了新的会谈这一次是在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的主持之下进行的。

  但是,马歇尔在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调停努力进行得很糟糕。双方在中国许多地方屡次违反停战安排。最后,在1947年1月,周和其他共产党人谴责美国的调停努力是援助国民党人的一种手段。杜鲁门总统召回了马歇尔,中国的内战升级了。

  当共产党人在1949年取得胜利时,周担任两项重要职务。他担任总理——负责建立中国的统治机构——和外交部长。此外,他还被指定领导一个特别委员会起草共同纲领一一这在1954年以前在中国起宪法的作用。

  周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同苏联缔结一系列条约。毛比他先去莫斯科。1950年2月14日,他们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根据这项条约,这两个共产党国家保证在遭到美国进攻时互相援助。根据其它的协议,苏联答应向北京提供经济援助。

  据信,周试图在朝鲜战争中避免美国和中国之闻发生直接对抗。当杜鲁门总统在北朝鲜人1950年6月侵犯南朝鲜以后下令美国进行干涉时,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作出反应。但是,当美国准备越过北纬38度线时,周表示中国的“志愿人员”将参加战争。这种警告没有被人重视。美国和中国发生了冲突,两国之间的冲突阻碍了20年来的中美关系。

  周第一次真正进入国际舞台是在1954年春天为解决印度支那战争而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他在会上做了很多工作消除人们头脑中一个“好战的”中国的印象一一这是朝鲜战争期间在国际新闻界造成的印象。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相遇的情景增加了周对美国的敌意。有一次,面对杜勒斯,周伸出他的手。

  这位国务卿拒绝握手。许多年以后,周在回忆起这件事情时仍然是痛恨的。

  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周发动了一场外交攻势。为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赢得了许多同情。特别是,他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了和解关系。两国关系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期间才全面恶化。

  在50年代中期,周作出特别努力来缓和同美国的紧张关系。他在1955年同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在北京举行的会谈,导致释放监禁在中国的美国军事人员并有助于为举行中美外交谈判——开始在日内瓦,后来转到华沙——开辟道路。

  周在文化革命期间为限制无法无天的激进派而作的努力使他成为他们发怒的目标。湖南省的一个激进组织攻击他是“红色资本家”,另一个名叫五一六兵团的组织显然想把他搞下台。

  在文化革命于1969年初结束以后,周显然设法清洗了曾经反对过他的激进派。他的这一行动显然得到了中国职业军官的支持。

  在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后不久,北京建议恢复在文化革命期间一再推迟的华沙中美会谈。华盛顿认为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中国人是愿意同美国和解的,尼克松总统于1969年初就职以后就作出了响应。

  虽然北京领导人同美国实行和解的决定是毛批准的,但是周显然是这一新政策的制订者。推动他这样做的主要是这样一种信念:缓和同美国的关系将会抵消苏联的日益增长的威胁。

  总统1972年访华之行是由国务卿基辛格在两次访问北京期间安排的。基辛格在这几次访问期间曾同周长谈,而且像其他所有人一样,认为周是才华过人和富有魅力的。确实,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认为,中美缓和是基辛格和周的一个成就,而毛和尼克松在其中主要是作为前台人物出现。

  卡诺:富有活力,才华卓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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