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开罗1月20日航讯】1月15日出版的埃及《图画周刊》杂志上登载了该刊编辑部主任萨布里·阿布·马杰德的文章，标题是：《我所知道的周恩来：世界上最强劲、最亲切的政治家——没有发表过的谈话的余尾》详细摘要如下：
我相信在我的政治生涯中，受中国的伟大政治家周恩来的影响比受世界上任何政治家的影响都大。我曾有幸几次见到他，而每次同他会晤我都能得到许多教益。他正如萨达特总统所形容的，是当代最优秀的领袖，是第一流的国家领导人。他也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说的，是本世纪很少几位在世界上留下了清晰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即尼克松）没有发现谁在智慧、哲理和知识方面超过他。当你同周恩来坐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是同一位亲切、温和的诗人坐在一起。他的声音很低很低，他的话语是那么亲切和体贴人，总是充满着香甜。他是亲切、慈祥和友好的光辉典范。他的能力就集中在他的一双眼睛里，那里有别人所未曾有过的迷人的、洞察一切的魅力。而关于他的渊博的学问和超凡的生活，则可以随便说到哪一方面。他是一位以智慧和政治天才领导着历史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的人，他的双肩肩负着8亿中国人当天就要等待着解决的8亿多难题。但他在同你确定会晤时间时，只确定开始时间而不规定何时结束。他在第一次接见你时，也同接见一位极为亲密的旧友一样，在你入座之前，他如果能帮你脱下大衣那他是很乐意的。在同他会晤的第一分钟起就会使你感到你是这个房间的主人，而他是你的客人。他一次也没抬高过声调，他一生在同别人进行任何讨论时都没有发怒过，即使那个人是他最敌对的敌人。即使在他发表最重要、最果断的讲话时，也总是用充满亲切和甜蜜的语言。在最重大的问题上，周恩来所与之谈判过的世界政治家们没有一个人能说他可以激怒这位在中国居于毛泽东之后的最强有力的人物——也是中国几千年里最强有力的人物。
我第一次见周恩来是在1955年12月，最后一次是在1965年5月。当时他许诺说，如果我们的寿数能够达到的话，1975年再会，否则……。当时他很恳切地邀请我在1975年再次访华：“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每十年来访问一次嘛。”在我们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会晤之间，有一些在北京之外进行的迅速和短暂的会晤，一次是在开罗，一次是在雅加达，等等。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第一次同他的会晤尽管已经过去20多年了，但是他的每一句话我都牢记在心。而长达3个半小时的最后一次会晤，我更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好地记着。过去20年的任何一次重大国际事件发生时，我都会马上说：这是周恩来曾经预料到的。他的渊博的学识，对于人民运动的深刻的研究，对于未来的远见卓识，对于世界上一切政治、经济问题的全面理解和不让感情冲动影响他的思路的无比的从容、安然，所有这些使得他在同你谈论未来时，就像在谈论一本摆在他面前的神话书籍一样。我们在谈论越南问题时，美国的干涉还刚在开始，他当时对我说：美国将更加陷入越南，越南将成为美国扩张主义政策的一个坟墓。美国人民陷入越南战争之后将被迫撤离，河内和西贡将在统一的领导之下。
在第一次同周恩来会面时，我是第一个访华的记者和其他人员组成的代表团成员之一。当时开罗同北京还未建交，北京同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首都都未建交。当时的代表团成员是阿卜杜·穆奈姆·萨伟，阿里·哈姆迪·贾马尔，伊斯梅尔·哈卜鲁克（已故），阿卜杜·阿齐兹·阿卜杜勒，伊斯梅尔·沙菲和我。当时，代表团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探险家们探索陌生土地的工作。当时还没有一本关于中国的阿拉伯文书籍，在我们之前也没有人访问过中国，中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未知的大洲；当时所有关于中国的外文书籍也都是反华作家们撰写的。因此，我们当时都估计——正如我在我的一本书中所说过的，埃及人在人民中国将经历一个危险时期，我们所到的任何地方和我们所坐的任何凳子上都会有窃听器，我们的任何过失都将导致死亡。但是当我们刚一踏上广州——我们最先到达的中国城市——的土地时，这些幻想就消失了。我们每个人都发现有一名像花朵一样的小姑娘在列车的车厢里迎接自己，并把我们引向已经等在那里的汽车旁边。
在我们同周恩来会见之前，我注意阅读了很多关于他的介绍，从19世纪结束前的两年他刚迈出生活的第一步开始，到他作为一个革命学生为殖民主义和鸦片控制下的国家担忧+然后到他在青年时期领导学生和工人进行反对殖民主义的最初斗争。当时，他的照片到处都有，不论是报纸、杂志还是警察所的门上以及很多街道上。在他的照片下边写着一句固定不变的话是：不论生死定要捉拿此人。后来他在上海的监狱里渡过了整整一年，然后又转到“内森”监狱，在那里他爱上了他的一位同学，此后她就成了他的妻子！（原文如此——编者注）后来他又到巴黎去寻求科学和知识，在那里他遇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革命者。4年后他从巴黎回国，成为最卓越的解放领导人之一。
马坚教授出席了我们的第一次会晤，他当时承担阿拉伯文翻译的任务。马坚曾在埃及渡过很多年，后来他成为人大代表，他能把周恩来的话翻给我们真是最幸福的人：中国人民支持埃及人民实现自己的独立。埃及有悠久的历史和特殊的地位，它对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有很大影响。因此，我们把埃及信守万隆会议的原则，看作是在世界这个重要地区内的和平事业的伟大胜利。埃及依靠它自己的意愿、它所遭遇的苦难和亲身的实践所实现的复兴，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不论这种力量有多大。埃中两国都受过帝国主义的压迫，受过殖民主义的苦难，现在两国都摆脱了殖民主义，都开始快速向前迈进。殖民主义影响了我们这两个有着悠久文明和高度文化的古国。如果说两国在物质上都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从而使两国更增加了新的负担，那么两国都在作出更大的努力来克服殖民主义所造成的这种落后状况。
埃及和中国之间相互支援仅仅是一种复兴的意愿，是弥补过去那些岁月里的损失的愿望，也是实现埃中两国人民富裕的愿望，即使信仰和意见有分歧。这里周恩来集中谈论了一些他认为每时每地都适用的真理：宣战的人总要在战争中失败，胜利是属于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因此，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今后10年内决不会发生。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合作是可以的，其条件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放弃侵略政策，不要干涉小国的事务，也不得剥削和虐待它们，不要用武力、强制和侵略的方式来推行它的政策，让人民按照自己的愿望来决定，让他们自己来建设他们所向往的生活。说殖民主义在发展变化是不正确的，殖民主义就是殖民主义，它的实质就是一个，它的宗旨也就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是殖民主义用来在中东地区制造事端和动乱的工具。
1965年4月，我们在雅加达和万隆会见时，正值出席万隆会议召开10周年庆祝活动之际。周恩来是那次庆典中最杰出的明星。当时同周恩来的全部对话，或者说对话的基本部分是关于越南。当时越南的问题是亚非人民和第三世界的首要问题。我们还谈了当时还没有在国际舞台上突出的柬埔寨问题。周恩来以他的远见卓识估计到美国的干涉，并在此以前就向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发出了警告！
周恩来对反对亚非首脑会议的新阴谋有他特殊的见解，他没有隐讳自己的看法，他当时所能做的只能是提醒注意，他提醒过所有同他会晤的亚非元首，在我记忆中，周恩来对我谈到：由于苏美外来干涉的加强，中东将更加动乱。他还预计美国将施加在东南亚的干涉，他不时对这样或那样的干涉提出警告!
最后一次同周恩来的会见是我的新闻会见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次。当时确定的会见时间是在晚上9点钟，地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大厅。周恩来在宽阔的大厅里等待我，在长时间的握手之后，他邀请我照相留念，然后把我引到大厅中央。正如我当时在《图画周刊》里说过的，周恩来照他的习惯那样，总是充满着亲切、慈祥和魅力。对于他的亲切、感染力和慈祥，无论怎样形容都是不能完全表达的。我送给他一本我写的关于中国的书，他注视着封面的三张照片，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照片。……他问我1965年在中国看到了什么，1955年时看到了些什么，当我说“最近10年内在中国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出现了巨大发展”时，他说；但这还不是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也不是各个地方都平衡。然后，他同我谈论了越南和多米尼加的事。他当时说道：如果说美国已经在很多地方燃了火焰，那么第一个被火焚烧的就将是它自己。周恩来谈到美国人民厌恶战争，他们用各种方法逃离美国就证明了这一点。当我谈到中国时，周恩来的话语是平静、温柔的，但却像炮弹一样；“如果约翰逊打算向1400万人口的南越派遣10万士兵的话，那么他对中国怎么办呢?如果按照同一比例，他就要向7亿人口的中国派遣500万士兵，那么约翰逊怎样为这些人保证食品、装备和交通呢?我相信如果他这样宣布的话，美国人民决不会答应，他也就要垮台，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警惕。而相反，我们应该十分警惕！!”周恩来对我说：战争的任何规律都同其他规律一样是固定的东西，不能按照人的意志来决定战争。他说：中国人民准备消灭掉500万美国兵，否则中国人民就算不上英雄的人民！我记得我曾问过他由越南战争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他对我说：这一点，那些害怕战争的好心人都在考虑，我们可以对他们说：不会因为越南战争而爆发世界大战，因为只有两个国家能使战争变成世界大战，这就是苏联和美国。它们两家不愿意这样做。我告诉你，如果战争扩展到中国，也不会发生世界大战。关于美国进行反对中国的战争的可能性，周恩来对我说：正如蒙哥马利所说的，美国能够进入这场战争，但是它就出不来了。
当我们谈到巴勒斯坦问题时，他说：我们完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我们的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他还公布了一个秘密，他说：“1956年苏伊士战争期间，我们已准备派出志愿军到那里去，但是战争很快结束了。我们确实一切都准备好了。”在谈话中，苏联对中国的立场和中国对苏联的立场占了谈话很重要一部分，由于它的重要性和关键性，我想在近期内发表它的重要部分。面对事实和历史说话，这是一位极为明朗的人。他强调：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和苏联将站在同一阵线上。周恩来再一次重复说；我在开罗、索马里都说过这句话，我今天仍然这样说，但是西方国家不愿相信，我们怎样才能使他们相信我们的话呢?周恩来自问道：难道我们要把这句话灌成唱片发给他们吗?周恩来对我说：过几天你就要到越南去访问，你可以到现场看看英雄的越南人民是如何战斗的，你将会相信：越南人民会胜利，会胜利，会胜利!!这句话他说了三遍！
谈话一直进行到下半夜，他没有倦意，我也不知疲倦地提出了我的全部问题和询问。当我提出告辞以后，周恩来笑着说；我有一个问题希望你坦率地回答我。我很惊讶，这对我来说是很突然的。我说：当然欢迎。周恩来说：你对这位年轻的阿拉伯文翻译有何看法?他没有用他所精通的法文提出问题，而是用中文，翻译把它一字一句地译了出来。我对他说：说老实话，这位翻译兄弟很精通阿拉伯语，他就像阿拉伯人民的一个儿子。
周恩来会心地笑了，他看看翻译，好像是祝贺他得到了证书，然后他说：我为中国的青年们而感到高兴，他们将在我们之后担当起我国人民的职责。
这位双肩担负着大国重担的领导人周恩来一直把我送到人大会堂的外边大门口，而且这位伟大的领导人一直等到汽车开动之后才离开他站的地方，他一直站在那里招手致意，表示告别……。世界在最急切需要他的和平努力的情况下失去了这位杰出人物，他的最突出特点就是谦虚、亲切、魅力和智慧!
一位住在开罗的外国记者（他知道我关心中国）问我；谁将继任周恩来的职务?你估计在周恩来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会发生变化吗?在周恩来之后还会像周恩来时代那样继续对世界各国开放的政策吗?我对这位同行说：像这类很多人考虑过的问题我没有考虑，因为我很了解，中国的政策不是一个人制定的——即使是周恩来本人也是如此——而是由中国全体领导人制定的，周恩来是这些领导人中最杰出者，不论谁继承周恩来的这个重要的关键的职务，中国的政策都会继续下去，如同周恩来在世时一样。因为周恩来作为中国政策的制定人之一，他希望这种政策继续下去，对这种政策表示满意的中国人民也希望它继续下去。这方面我能够说的话仅仅如此。我希望有一天能详细的谈一谈关于周恩来的事迹。由于周恩来的逝世，中国的损失，非洲、亚洲和第三世界乃至全世界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因为像周恩来这样的历史性的领导人是罕见的，代替他们是困难的……
马杰德：亲切、慈祥、友好的光辉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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