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被告知患了癌症。在医疗小组的反复劝说下，他决定住院。六次大手术，八次小手术，谁能知道周总理要忍受多大的痛苦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一日，为总理做尿样化验中，发现了异常细胞。北京医院、协和医院、三○一医院的几位专家初步认为是癌细胞。因为是出现在总理身上，为慎重起见，谁也没有最后确认，派专人带着尿样去天津和上海，请那里的专家验证。最后，北京、天津、上海三个方面的意见一致，确认为癌细胞。
这以后的检查中，这种细胞并不常见，只是尿里的红细胞时多时少。直到一九七三年一月总理开始尿血，说明病情在发展，只好动员总理做进一步检查。
一九七三年三月，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在膀胱内发现三个绿豆大小的病灶，当即做了膀胱镜切除手术，送病理化验，证实了原来的诊断一一膀胱癌。根据临床经验，这种病易于复发，必须三个月进行一次复查，灌药治疗。这中间，还要口服一些药。最后总理同意了这个治疗方案。
七月，总理接受了病灶切除后的第一次灌药治疗。医疗小组根据治疗的需要，也看到总理工作太忙，想借这次检查的机会让总理休息一下，规定了用药后需休息两个星期。总理接受了医生们的建议，住进玉泉山五号楼，灌药后，整整地休息了两个星期。
在这以后，应该十月份进行第二次灌药。因总理工作太多，抽不出时间按计划专门用药，医生们担心治疗不及时难以见效。医疗小组放弃了灌药后休息两周的规定，改在家里用药，灌药后在床上躺两个小时就可起来办公。邓大姐让出了她的卧室，安上了一张治疗床，就这样又为总理灌了第二次药。总理只在床上躺了两个小时，就起来工作了。总理的工作实在是太多，连每隔三个月一次的检查灌药的规定也不能落实。他的病在发展，小便的颜色开始变深，有时已成血色。为了减少出血，就用止血药，这药同时也使尿中的血变浓，造成小便困难。
总理的病实在不能再拖了！
在医疗小组的反复劝说下，总理才决定住院做手术治疗。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总理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医院。
三○五医院是一个新建立的医院，院内医疗设备在当时还属先进，但没有设泌尿科。卫生部牵头，确定了由上海的熊汝诚，天津的虞颂庭，北京协和医院的吴阶平、方圻、吴蔚然、陈敏章、吴德诚，阜外医院的陈在嘉，解放军总医院的黄宛，友谊医院的于惠远，北大医院的谢容，北京医院的高日新，中医院的高辉远等专家教授，总理的保健医生卞志强和张佐良以及护士万九云、孙茜英、李玉良、许奉生、王星明等组成医疗班子。这些全国有名的泌尿科、外科、心血管病等方面的专家、麻醉师一方面全力为总理治病，一方面抽出时间到其他医院门诊、查房，为其他病人诊疗，不断总结经验，以便更好地为总理治疗。
周总理住院的当天即进行了第一次膀胱手术，手术非常顺利。按计划要三个月后再做膀胱检查。出乎人们的预料，没等到三个月，总理小便又大量出血。于是八月十日又做第二次膀胱手术。这次手术后效果较好，止住了出血，结合其它预防性治疗，总理的病情比较稳定，医疗组的同志们很高兴，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觉得周总理有救了。医疗组的专家们仍然认真观察病情的变化，及时治疗。
一九七五年初，又发现总理大便潜血。后来再施行结肠镜检查，发现结肠有一肿瘤。三月二十六日进行住院后的第三次大手术，切除了结肠肿瘤。经病理检查，是结肠癌。专家们诊断，这不是膀胱癌细胞的转移，而是新生的癌。这对总理的生命又增加了新的威胁，病愈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医疗组结合中外临床经验，全力以赴地给总理治病，不分白天黑夜地组织会诊。参加会诊的专家多时可达二三十人。只要是认为有效的药和有用的器械都设法买到，我驻外使馆和驻外机构都大力支持，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及时地把药和器械送到。大家都是一个心愿：尽快把总理的病治好。然而，事与愿违，总理的膀胱癌还是在不停地向坏处发展。这期间选用了国际上最有效的药，这种药用在外院的几位同样的病人身上很有效，而用在总理身上收效甚微。
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上，周总理住院后第一次公开露面。悬而未决的向题得以解决，周总理玩起了打“百分”。毛主席没在场，周总理举办了一个庆祝他生日的家庭晚宴
然而，不管怎样，总理总算可以集中时间治病，不至于像过去那么忙呀、累的。总理也做了休息的准备，他不叫钱嘉东、纪东两位秘书去医院办公，而是由邓大姐每天把选好的文件带到医院批阅。第一次手术后的一个多月还好，除有几位中央负责同志来看望外，总理基本上是休息治病。八月十日做了第二次手术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手术后第七天他就约人谈话，文件也逐渐多起来，而且有的文件仍像过去一样标上一个“先呈总理”的字样。病房办公桌上的文件越积越多，总理办公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基本上恢复了他的工作习惯，有时晚上工作到深夜。病房已成为他办公、开会的地方，医院也成为他会见外宾的场所。
周总理住院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是国庆二十五周年的招待会。八月十日他做了第二次手术，体质下降。临近国庆节我们都在想，建国以来每年的国庆招待会都是以周总理的名义宴请国内外宾客，今年总理能不能出席九月三十日的国庆招待会，要看身体恢复的情况，事先也定不下来，只有到时候再说。人们都希望他出席，总理自己也想出席。到了那一天，总理穿上了那套人们很熟悉的深灰色中山装，人已消瘦，衣服显得不太合体，但看上去精神不错。他临走之前，吃了点心（他不准备在宴会上吃东西）,六点三十分钟就到了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有些领导同志也是很久没有看到总理了，都走到总理面前握手问候，十分亲切。七点宴会开始，与往常一样，总理领先向宴会厅走去，刚刚走到入口处，宴会厅内已坐满的几千人都站起来了，他们使劲鼓掌，情不自禁地喊：“周总理！周总理！”总理一边走一边向大家招手，站在席位旁向同志们举手示意，请大家坐下。后排的人们一下拥到前边，瞪圆双眼，近点、再近点，想多看几眼敬爱的周总理。也许有些人真的忘记了是在庄严的宴会厅，他们登上椅子，流着眼泪呼喊着：“周总理！周总理！”在周总理的一再示意下，宴会厅渐渐地平静下来。人们议论着：总理的病可能好了。主持人宣布：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开始，请周总理致词。全场又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周总理被掌声送上了讲台，他用清脆的声音，宣读着祝酒词，讲话多次被掌声打断。人们用掌声倾诉着对总理的敬仰，对总理的祝愿，对总理的热爱！他们是多么希望周总理早日恢复健康啊！掌声是全场人们的心声，也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此时此刻，我们百感交集，热泪盈眶。又有哪一个人不为这样的场面所感动呢？
周总理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一次会议的准备工作的最后阶段是在医院里进行的。大家都知道，四届人大早在几年前就准备召开，一九七○年的第三次庐山会议的议题就是为四届人大做准备的，因为出了陈伯达的问题而改变了原来的议程。一九七一年又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改变了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时至一九七四年，相隔了九年的人代会才有了较为成熟的条件。周总理不得不在医院里召集各方人士，共商大会的各项工作。和以往一样，修改《政府工作报告》和《国民经济计划报告》花费了总理相当大的精力，有些重大问题还要请示毛主席最后决定。二十二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周总理、王洪文去湖南长沙，向毛主席报告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听取主席的意见，特别是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和全国人大、国务院的人事安排，请毛主席最后拍板，再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此时，总理已住院达半年之久，先后做过两次大的手术，身体已明显虚弱，最近又连续开会，如何保证总理这次外出的顺利，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是要做充分准备的。叶剑英同志在周总理住院期间，一直过问总理的治疗情况和总理的身体状况，对这次去长沙，他更是不放心，指示医疗小组要充分准备，保证总理安全返回。我们认真研究了叶剑英副主席的指示，大家一致认为总理这次去长沙，肩负着关系到国家最高利益的政治使命，保证总理不出意外，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次任务的艰巨性。医疗组全面分析了总理的病情，决定派心血管专家方圻、泌尿科专家吴德诚和保健医生张佐良、护士许奉生组成一个医疗小组随行，携带足够的药品和必要的医疗器械。张树迎和我从安全和生活服务方面也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最后，邓大姐对各方面的工作逐项检查后，明确指出，这次的任务重点是防病，要我们尽心尽力，顺利回来。她还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总理回来后还有中央全会、四届人大会议的工作等着他去做。
周总理与王洪文约定同乘一架飞机，二十三日中午十二时起飞。王洪文以两位中央常委不能同坐一架飞机为由，改乘另一架飞机。于是，总理先于王洪文飞抵湖南长沙，住进了榕园一号楼。这栋楼过去毛主席来长沙时住过，后来又盖了个“九所”，毛主席这次就住进了“九所”。周总理叫我们向主席处报告，说他已到长沙，待王洪文到后，再请主席确定约见时间。我们一直打听着王洪文由北京起飞的时间，谁也没给一个准确的消息。这种现象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不会发生的。两个常委不能同坐一架飞机只是他公开的借口，而真正的原因是这位年轻的中央副主席是要等待江青、张春桥的最后召见。王洪文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间起飞，我们去哪里打听！下午五点三十分，接主席处通知，请总理晚七点去开会。原来王洪文已到了长沙，住在榕园三号楼。
晚七点，周总理、王洪文先后到达主席住处，一块进入会客室。大约两个小时，结束了这次汇报。总理走出来，我迎上去接过他手中的皮包，轻声问：“累吗？”总理说：“不累。”上车后，张佐良大夫数了数总理的脉搏，稍快一点。总理说：“当然会快一点。”回到住地后，护士许奉生为总理测血压，又数了脉搏，都已正常，我们才放下心来。总理对我们说，主席留他在长沙住几天，再休息一下。我们观察，总理这次见了主席后，情绪很好，估计是在主席那里谈得很顺利。后来才知道，主席同意了政治局的意见，对几个悬而未决的人事安排，毛主席作了历史性的决定：朱德同志仍然被提名为惟一的委员长候选人，周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邓小平被排在副总理的第一名。
二十五日上午，我们陪总理在楼道散步，总理问我们读不读毛主席的诗词，我们说有的能熟练背诵，但有的不全理解。于是总理带我们一句一句背诵毛主席一九五六年六月作的词：《水调歌头·游泳》。这样一边走，一边咀嚼品味。当背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和“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时候，总理特别加重语气。看得出，总理是在借毛主席的词句，抒发自己的心情，也是对国家多年来蒙受苦难，饱经创痛，但最终会驱散阴霾，重现雄姿而高兴。我们怕总理太累，提议到房内打扑克，休息一下，总理欣然同意。我们围坐在一张方桌旁打“百分”,这是扑克的一种玩法。总理也只会打“百分”，而且技术并不佳，但他打起来很认真，记牌很准。这样一边打扑克，一边聊天。总理问我们：“去过韶山吗？”我们相互看了看，回答说：“没去过。”总理说：“这里距韶山不远。这两天我休息，你们可以轮班去看看。”我们不约而同地说：“这次不去了，等总理什么时候去，我们一块去。”总理笑了笑说：“那咱们就一块在这里轻松两天吧。”
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午，总理对我们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晚上请大家吃顿饭，祝贺一下。我们都知道，周总理从不为自己过生日的，他也不提倡过生日。只有像宋庆龄、何香凝等一些知名人士过生日，他才会去祝贺，为党内领导人过生日就更少了。我问他都要请哪些人，他说：“就是这栋楼内工作的同志，再请几位省里、军队里的负责人。”晚上周总理和省里的几位领导同志同坐一桌，我们北京来的随员和省里的几位工作人员坐在另一桌。二十几个人开始了庆祝毛主席生日的晚宴。毛主席虽不在场，但在座的都为主席的健康频频举杯。大家也都一一地到总理面前，祝愿总理早日康复。周总理高兴地与同志们谈笑风生。总理因病不能喝酒，为表示心意，叫我代表他向同志们敬酒。我很高兴地斟满酒杯，代表总理感谢湖南的各位同志对总理的接待，以及他们对周总理的良好祝愿。
二十七日晨二点，毛主席单独约见周总理，两个人谈了长达两个多小时。总理走出会客室后，毛主席还站在门口挥手。
二十七日晚七时三十分，周总理从湖南回到北京，住进医院。第二天，总理就忙于召集会议。这段时间，他几乎是天天开会，有时在医院，有时去人民大会堂，有时去京西宾馆，开会回来，就在病房里修改报告，批阅文件，有时在灯下连续工作五六个小时。这时候，我们只能加强护理，及时用药，谁也不敢去打扰他，因为那样做只会延长他的办公时间。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日召开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决定了召开四届人大的时间。
十三日，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周总理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由于身体的关系，周总理只读了政府工作报告的前、后两个部分，中间部分请人代读。
手术八天后，周总理就躺在床上会见了外宾。会见金日成时，周总理双脚浮肿得已穿不进现有的鞋。会见完罗马尼亚客人后，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已很难再应付这样的外事活动了。江青到处散布：总理在医院不是养病，而是在不停地串联
会见外宾也是周总理住院期间的重大任务。七月五日周总理住院手术后才一个多月，就会见了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
消息传开，很多来访的外宾都希望能见到周总理。有的外宾非要见到周总理才肯回去。如突尼斯总理就强烈要求见总理，外事部门告诉他周总理因病卧床不能起来，这位客人执意要到病床前看一眼，外事部门只好报告周总理。总理是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做的结肠手术。四月三日，周总理躺在病床上与这位客人谈话十五分钟，没有照相，没有拍电视。
朝鲜的金日成主席为加强两国的关系，也出于同周总理的友谊，应邀来华访问。周总理与邓小平同志于四月十九日在医院会见他。这次的会见是在总理做结肠癌手术后的第二十四天进行的。当时周总理身体没有恢复好，双脚浮肿得很厉害，原有的皮鞋和布鞋都穿不下，只好赶做一双布鞋。当时不能让做鞋师傅到医院量尺寸，只好由我们量一下，带上旧布鞋，约上友谊商店为中央领导同志做皮鞋的王凤德师傅，又找到了专做布鞋的韩师傅。我把要做的新鞋的尺码和要求一说，韩师傅接过旧鞋，看了看说：“这鞋是我做的，你不用说了，我全明白了。”他顿时流下眼泪。我又连忙嘱咐：“千万不要做小了，因为没有时间修改了。”他说：“我不睡觉，明天就把鞋做好。”第二天，我取回鞋子先让总理试了一下，不太合适，比脚大了些，保健护士许奉生在鞋里垫了厚厚的纱布。总理就穿着这双很不合脚的布鞋，拖着重病的身子与邓小平同志一起，会见了金日成和朴成哲同志。会谈一小时，他们没用翻译，因为金日成、朴成哲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这以后周总理又分别会见外宾二十六次，其间还参加了中国与菲律宾、中国与泰国的建交签字仪式。
周总理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是九月七日，客人是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是伊利耶·维尔德茨。当时总理的身体已很虚弱，仍坚持谈话十五分钟。总理送走外宾，留下陪见的纪登奎、耿飚同志，向他们说明了自己的身体已很难应付这样的外事活动，请他们与外交部的同志一起研究，不要再安排他见外宾了。这以后，周总理才从繁忙的外事活动中解脱出来。
九月二十日，总理做了第四次大手术。入手术室前，总理躺在手术车上，要来了一九七二年元月他在中央批林整风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专题报告》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这次手术虽然很成功，但身体已损伤太重，从此总理再也没能下床活动。报纸上、广播里也没有周总理的消息了。
住进医院的周总理，看文件、开会、见外宾已是超负荷地运转了。而党内的那些极左人物的代表，也就是后来被称之为“四人帮”的几个人，并没有因为毛主席对他们的批评而改变态度。他们更加猖狂地活动，向周总理、邓小平同志加紧攻击，在他们控制的《人民日报》上大登反“经验主义”文章。光是在总理住院后，他们发表的就有《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评运动》以及《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等有代表性的文章，把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并掀起一股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
江青等一伙人，并不安于只在报纸上的攻击，还煽动制造一些事件进行围攻。“风庆轮事件”就是他们攻击邓小平同志的代表作。他们对四届人大提出的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不宣传或低调宣传，而一味地借抓革命来压生产，提高调门继续宣传他们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江青直言不讳地散布：总理在医院不是养病，而是不停地串联。她讲的“串联”，就是指总理经常约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同志来医院开会谈话。周总理对江青这些人的活动目的，当然很清楚，对他们的那些文章是认真研究的，像《反对经验主义》这一篇，他一连看了几遍。出于对党、对人民、对国家负责的精神，总理毅然向毛主席陈书，推荐邓小平取代他的位置，负责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总理躺在病床上对张春桥、王洪文讲，请他们帮助小平工作。他们不仅不听，反而加紧了对邓小平的攻击。党内斗争不亚于癌症对总理的折磨，忧国忧民的责任大大超过疾病对总理的压力。药对他的病已不起作用，总理的病情在一天天加重。心情不畅是加重病症的原因之一，我们忧心如焚啊！
周总理让将要赴藏的华国锋带上《养蜂促农》的科教片。没能第四次去大寨成为周总理的憾事。邓小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六十三次到医院探望周总理。当得知已无法医治时，他指示：“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周总理虽然自己重病住院，但他还是像过去一样关心着别人，这是他多年养成的高尚品德。上自毛主席下至一般群众，只要是他知道的他都要过问。从一九七二年开始，毛主席身体就不太好，总理亲自过问毛主席的治疗情况，亲自组织医生会诊。他住进医院后，仍和过去一样，多次约见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召集医疗小组开会，听取他们的治疗方案。周总理对毛主席的关心是与党的事业连在一起的。一次总理对我们说：“毛主席的身体还不错。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你们还要为党、为人民工作二十年、三十年，要好好地学习主席的文章，为人民多做工作。”谭震林、汪东兴因病住在北京医院，周总理也曾两次到医院看望，过问他们的治疗情况，关心他们的健康。
一九七五年九月，华国锋率中央代表团去西藏，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总理请华国锋同志带上《养蜂促农》的科教电影片，送给西藏的同志看，便于交流经验，提高西藏的粮食产量。他还特意叮嘱华国锋同志不要说是他送的，并说：“在西藏工作的同志很艰苦，这几年工作不错，要多鼓励他们。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这个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十分必要。不仅要看数量，还要注意质量，要把真正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提起来。老、中、青结合，组成能战斗的班子，工作就能搞好。”
郑凤荣、郑敏之等国家级运动员知道周总理住院了，先后寄过两封信，表达运动员对总理的一片深情和盼望总理能早日康复的心愿。周总理看信后说：“他们这些运动员为国争光。我一直想去看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今天我去不了啦，请警卫局派人到运动员们集中训练、生活的地方去看看，看看他们的宿舍和食堂。”当他知道运动员的食堂管理较乱，吃饭都没有凳子坐时，就指示有关单位对运动员们要多关心爱护。
杨秋玲是建国后培养出来的优秀京剧演员之一，她演《杨门女将》的穆桂英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还演过现代京剧《红色娘子军》的连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被停止演戏，销声匿迹了。一九七五年由杨秋玲主演的《红色娘子军》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演出的消息传到了医院，总理知道后很高兴。他很想去看，但又不能去。当时也没有电视转播。我们几个人就与广播事业局机要处的同志联系，请他们将全剧录制下来，让总理看录像。人员器材都准备好了，突然有消息说，这戏不演了，要到西安去。很遗憾，总理至终没能再看到这场戏。总理并不单是为了看戏，因为他对这戏很熟悉，这个戏在最初排练时，他去看过好几遍，而且对一些内容和表演技巧都提出过不少修改意见。他关心的是这一代文艺工作者，为他们被“解放”出来而高兴。当他听说《创业》这部电影有些人看后持反对意见时，就让我们把片子调来看看。周总理住院后，我们为调剂他的生活，有时也安排他看电影，这都是在他身体条件允许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身体本来不太好，我们担心一个多小时的电影怕是坚持不下来。总理说可以分开看，累了就休息。就这样，他分两次把这部片子看完，并对这部片子给予了肯定，说：“这是一部好电影，写出了大庆人的精神，真实地再现了王铁人。应该宣传大庆，大庆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是‘两论’起家嘛！”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九日，陈永贵代表大寨人来医院看望总理。他带来了大寨的大枣、核桃和新培育出来的苹果，也带来了大寨人对总理的敬仰。周总理看到陈永贵，很高兴地拉着他的手说起自己曾三次去大寨，看到了大寨人的艰苦创业精神，也曾对大寨的不足提出过意见，如绿化不好，应该有计划地多种树等等。最后他说，我曾经对大寨人说过，几年后，你们变化了，我再第四次来大寨。今天总理在医院见到陈永贵，而且是躺在床上，可以想象，此时此刻，总理是怎么样一种心情！他请陈永贵代表他问候大寨的乡亲们。陈永贵这个能叫虎头山低头的硬汉子，也禁不住泪流满面，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病房。人民的总理，始终也没有忘记人民。
毛泽东很关心周恩来总理的健康，也时刻关注总理病情的变化。周总理病重住院，对他来说是件很不幸的事。癌症已经夺去了陈毅、陶铸等领导同志的生命。主席是相信科学的，我们的医疗水平能把总理的病医治好吗？
他所看到的病情报告是总理的病越来越重，这就不能不使主席担忧了。他经常派工作人员到医院看望周总理，还派人送来了一个特制的沙发，总理坐上很舒服。总理住在医院，仍坚持办公、批阅文件、请示报告，毛主席是最清楚的。为了增强总理对疾病的抵抗力，主席指示：“注意护理，注意营养，注意休息，要节劳。”还指示说：“对总理的治疗，总理自己可以决定。”周总理很感激毛主席的关怀，后期的手术治疗方案确定后，总理都是自己亲笔写报告，送毛主席批准。待毛主席批准后，他才肯进手术室。这说明了周总理对毛主席的尊重，也表现了周总理高度的组织原则。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日，周总理在致毛主席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心备至，今天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原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
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总理也十分关心，只要总理的健康状况允许，他们就到医院看望，当然也谈工作，更主要的还是关心总理的病。叶剑英同志几乎天天叫秘书打电话询问总理的情况，有时亲自打电话问医生，隔几天就要来医院一趟，看看总理，约医疗组的专家们和工作人员座谈，听取汇报，并对医疗和保健工作提出他自己的意见，作出明确指示。人们都知道叶帅很喜欢钓鱼，有一次他钓到一条三十多斤重的大草鱼，派人送到医院给总理吃。红烧、清蒸、炖汤也只能用掉一部分，周总理把其余的鱼分送给医疗组的同志和工作人员。我们打电话转达了周总理对叶帅的谢意，并报告说，我们也吃到了叶帅钓的鱼，全体同志表示感谢。叶帅很高兴，过了几天，又专门派人送来了鱼，慰问工作人员。这条鱼比上次的小不了多少，我们把总理最喜欢吃的鱼肚子送给了总理，其余的全体同志又美餐一顿。
邓小平经常来医院看望总理和谈工作，总理病情不好时，他很快就赶到医院。小平很注意总理的身体状况，每次谈话都控制在半小时左右。这里有一组数字：邓小平在总理一年零七个月的住院期间，来医院六十三次，如果减去每次大手术后的十天时间不便探视外，平均每六七天就来医院一次。可见邓小平对周总理的关心。当总理癌细胞广泛转移，已无治愈的可能时，他明确指示：“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李先念、陈锡联、华国锋、纪登奎等同志，也算得上医院的常客。总理病倒的最后几天，他们几乎天天守着，在病床前看着总理憔悴的面容，忍耐不住难过的心情，就走到病房外掩面垂泣。李先念除陪总理会见外宾外，还先后到医院五十二次。周总理临终时，他第一个赶到了医院。
聂荣臻、徐向前、王震等同志也冲破阻碍，几次去医院看望。倪志福同志到医院看总理，总理是坐在沙发上与他谈话的。回去后，他亲自到北京北郊木材厂与工人师傅一起设计了一个比较舒适的摇椅送给总理，总理坐上很满意，一再感谢倪志福同志并请他转告对工人师傅的谢意。
生命晚期的周总理还惦记，患有糖尿病的朱老总。周总理生病的消息牵动着亿万人民的心，他的办公室收到了各种各样的药方和药品。周总理至死也不知道他的血管里流动，中央警卫团战士的鲜血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一日下午，周总理午睡起床后，在病房内做运动，这是他坚持多年的“八段锦”运动，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便不会停止锻炼的。他边运动边对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朱老总的身体怎么样了，他现在有没有时间。前些日子他想来看我，因为我当时身体不太好，没能请他来。今天可以了，看老总能不能来。”我答应马上去打电话。总理又说：“现在是四点多钟，如果朱老总能来，五点钟可以到这，大约谈上半个小时，五点半可以离开，六点钟他可以回到家吃饭。按时吃饭是朱老总多年来的习惯。他有糖尿病，年岁又大，不要影响他吃饭。如果今天不能来，过几天他去北戴河之前来一趟也行。”
我要通了康大姐的电话，转告了总理的意见。
康大姐说：“请报告总理，老总的身体挺好，今天没有安排别的事。他这几天总想去，一直在等你们的电话。他是要见了总理后再去北戴河的。”
我把朱老总可以来的消息报告了总理，同时转达了康大姐的问候。总理在病房里踱着步，思忖片刻说：“换上衣服，到客厅去见老总，不要让他看到我穿着病号衣服。”
五点五十分，朱老总来了，周总理起身迎向老总，两人同时伸出了双手。朱老总用颤抖的声音问：“你好吗？”总理回答：“还好，咱们坐下来谈吧。”朱老总已是八十九岁高龄，动作有些迟缓，我们扶他坐到沙发上。总理示意关上客厅门，我们都退了出来。客厅里开始了两位老战友的谈话。六点十五分谈话结束，总理送朱老总走出客厅，两人紧紧地握手告别。直到汽车开走后，总理才转身回到病房。
谁曾想过这竟是两位共和国领袖的最后一次交谈！谁又能想到，这次相见，竟成了两位几十年来出生入死的老战友的诀别。这是最后的相见，最后的握手。
周恩来总理得的什么病，住在哪家医院，广大群众是不会知道的。过去人们几乎天天在报纸或广播里看到或听到周总理的消息，忽然间，听不到周总理的消息了，人们当然会猜想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往往是以在报纸上或广播中看不到或听不到哪个人的消息而判断政治去向的。人们不难记起，有一段时间报上在报道一大串领导人的后面有这样一句“还有余秋里”，就足以说明当时在报上见名字的作用。对周总理的不露面人们的猜想也不例外，但多是为周总理担忧。时间虽然不长，但已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在总理住院后的一个月零五天时间，即安排周总理在医院会见了美国客人。会见外宾的消息发表后，人们知道总理是因病住院，又为周总理得病而担忧。
总理生病的消息牵动着亿万人民的心。全国各地纷纷寄来了充满感情、充满希望的信。这些信来自各行各业，有干部，有工人，有知识分子，有农民，有学生，有解放军官兵……这一封封来信，道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希望周总理早日恢复健康，早一天出院。特别是一些医务工作者，有的毛遂自荐要来北京为总理治病，有的随信寄来治疗疑难病症的药方。由于不知道总理得的是什么病，自然很难准确地开什么医方，多数送来的是医治心血管病的，也有的寄来治疗肾脏的，还有治腰酸腿痛的，以及气功疗法等等，更有些热心的人寄来了成包的中草药和治疗绝症的药品……一位叫卫德润的青年人要求为总理献血，还寄来了O型血的化验单和用自己的鲜血写下的“决心”二字。这表达了人民对周总理的热爱和为周总理治病的决心。
下面摘抄几封来信，代替我的叙述：
一位叫仝飞的同志来信：
敬爱的周总理，你多年来辛勤地操劳中国和世界革命大事，现在住院已好几个月了，还未痊愈出院，我多么地想你早日恢复健康。因此，特为您推荐了一位老中医……
一位叫程丹田的同志致总理的信中这样说：
周总理钧鉴：得悉尊体欠安，久在医院疗养，使我们贫下中农非常担心，寝食不安，但不知在何医院，还不断接见外宾，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身负重病鞠躬尽瘁，任劳任怨，为国为民……
一位叫王者与的同志来信说：
从报纸上、广播里听到周总理在医院接见来宾，后来道听途说周总理患动脉系统疾患（未悉是否准确）。周总理为全国人民操劳，积劳成疾，我日夜反复考虑，不得指望周总理指日病愈。因我三世业医，对此稍有经脸，早想寄方施治，无址投信。急则生智，想此办法，邮电可转寄总理，此方有益无客，请高明医师再加诊查参考是否适宜。如可服，即服四至六剂，如效果显著，便将脉象、体温、血压以及病状捎来，再量更方寄去，以析总理病愈在望。
一位叫许克贤的同志来信：
敬爱的周总理：近年来在参考消息上看到您老人家住院和在医院接见外宾的消息，却没有说您老人家得的什么病。因此我八方询问……得知您老人家是心脏病和目疾，所以我斗胆介绍我们祖传民间秘方，这两秘方对人体完全是有益而无害。
……
还有些信是寄给邓颖超同志和国务院的。这些信从内容上看，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颂德的语言，而用朴实的字句，道出他们真诚的情、真诚的爱和真诚的希望。长期担负保卫中央领导同志安全的中央警卫团的指战员们和全国人民一样，为周总理治病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周总理病中失血太多，需要不断补充。总理是AB型血，血库里这种血不多，又不便到社会上去大量采集，中央警卫团的官兵们闻讯后，争先恐后地报名为周总理献血，都希望自己的血型与总理的相符。AB血型的战士们庆幸自己能为周总理治病尽上一份力，血型不合格的战士们自动要求多站几班岗。有些战士献了一次，还要求再献一次。战士们献血的事对总理是不能讲的，如果总理知道是战士们为他献血，他是绝对不会同意的。战士们对周总理的爱是埋在心底的，至今他们没有以为周总理献血而吹嘘，也没以为周总理献血而索取。他们学着周总理的精神，默默地战斗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实现总理的遗愿一一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躬身实践，顽强拼搏。
春暖花开的季节，北海公园成了周总理散步的好去处。八口饭，足足用了半个小时，周总理瘦成了皮包骨。现代医学回天无术，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李先念第一个走进病房
病魔不停地向他进攻，威胁着他的生命。拼命地抢时间工作是他与病魔斗争的方式，而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工作，配合医生治疗也是他向病魔抢时间的积极行动。
周总理知道患癌症会是个什么结果，陈毅、陶铸、王进喜等同志都是被癌症夺去了生命。他知道配合治疗是会延长生命的，多活一天，就可以为党、为人民多做一天工作。所以，他总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疾病。他尊重医疗组的同志和他们的意见，按照医生们的治疗方案治病、吃药、打针、手术。只要是医疗组决定的，他都能听从治疗，还随时向医生们提供他自身的感觉、变化，包括心理上的反应。在病情变化大，治疗最困难、最紧急的时候，他还叮嘱医生们不要紧张。每位医生、护士都被周总理的这种态度所感动。
为了增强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周总理都坚持锻炼，做操、散步是经常的。能去室外，他决不呆在室内，能多走几步，他决不少走。第二次手术后，我们看他体质恢复得不错，就在病房外的走道上，装上了乒乓球台。他坚持打球，每次时间只有几分钟，但他一天打两三次，这对增强他的体质是有好处的。
医院环境虽好，但终究是医院。时间久了，总理也想出去走一走，换换环境。医疗组看总理身体恢复得不错，也建议换个环境。三○五医院地处北海公园西侧。我们了解到公园早已不开放，一九七二年以整修内部为由一直关闭至今。经我们建议，总理同意去那里散步。北海公园的管理人员知道总理想来，非常高兴。周总理于一九七五年五月春暖花开的季节，去北海公园散步。由于身体原因，他只能在廊内漫步，最后到仿膳休息。在那里，他可以与公园的领导、职工接触，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当谈到公园为什么不开放时，他们回答是遵照上级的指示。周总理也不再追问什么原因了，知道他们也说不清楚。
我们与总理相处多年，日日夜夜，形影不离，他工作，我们为他工作，养成了程序化的协调关系。他养病、散步，我们相随左右。一次，他看报纸，我们几个人低声说话，当然是天南海北地胡扯。他见我们聊得挺热闹，要我们与他聊天。这就打乱了以往形成的那种工作程序，聊什么，我们一下选不准内容，这可真难住我们了。总理风趣地说，刚才你们有说有笑，怎么一下子都变“哑巴”了？以后我们商定了个办法，每天推出一个人事先准备好的故事讲给总理听，当然还要引起总理的兴趣。开始难度较大，因为谁也没给总理讲过故事，后来经过有准备地搜集材料，思路打开了，内容丰富了，谈起来也就随便了，大部分内容是社会上的笑话。
有一天，我大胆地讲了一个坐公共汽车的笑话：有一个人坐公共汽车，因车上人多，他嫌太挤，别人对他说，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都不怕挤，车上这几个人你就怕挤了？说完以后，引起大家的哄笑，总理却一笑了之，我不知道对总理讲这话是否恰当。
说到样板戏，总理问北海公园的几位同志谁会唱样板戏，他们推荐一位小马同志，这位同志很高兴地唱了《红灯记》中李铁梅选段。这在当时是比较流行的。她唱得确实不错，总理边听，边有节奏地打着拍子，活跃了气氛。
到北海公园散步，改变一下环境，确实有助于总理养病，他先后去过北海二十一次。后因天气太热，我们又建议去大会堂，去了一些厅室，看一看很久没见的同志，其中有厨师、服务员和大会堂的领导。每到一个厅室，总理都要静静地坐在那里，约几位熟悉的同志谈谈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家庭，共同回忆大会堂建设和使用的过程。所有的厅室和一些主要活动场所总理都去过。同志们更想知道的是总理的病，总理的身体，总理什么时间再在这些厅室开会、会见外宾。他们每时每刻地盼呀，盼呀……
“我要多吃几口饭。”这是总理生病的后期常说的一句话。因化疗影响了他的胃口，吃饭成了他的一大困难，每一餐饭他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气，有时一次饭要花费几十分钟，累得满身是汗。他说吃饭比吃药困难得多。按照医生的要求，现在的卫生部长陈敏章同志与其他医务人员共同制定食谱，保证总理有足够的热量摄入。几十年为总理做饭的桂焕云师傅，虽然有高超的烹饪技术，而对重病的总理，也显得办法不多了。因为总理进食太少，很难达到医生们要求摄入的热量，只好用输液的办法补充。
我们想办法让总理吃上营养质量高的食品。有一次，与医生们商量，给总理烧一个鱼翅吃。总理平时不吃鱼翅、燕窝这类高档食品，只是在招待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宴会上才吃过。我们事先征得周总理的同意，从人民大会堂订做了一份。此时总理已是卧床多日了，只好由护士许奉生喂他，我在一旁帮助。他每吞咽一口，头上就出很多汗，我就用毛巾擦一下，吃了几口，总理替我俩分工，改由我喂他，许奉生擦汗。这样，我一边喂，小许一边擦汗。总理吃一口，自己数一下，就这样连续吃到第八口，实在没有力气再吃了。八口饭，足足用了半个小时。饭后总理说：“我是为了治病才多吃几口饭。”每天总理按医生们的交待“少吃多餐”。到了最后一个多月，吃饭的难度越来越大，实在无法吞咽，只好改为鼻饲。从此以后，总理再也没有品尝到饭菜的味道。
此时的周总理，人瘦成了皮包骨，疼痛使他难以入睡。为了让他睡觉，医生们的办法是用安眠药，注射杜冷丁，半针一针地打。药的作用一过，马上又疼醒了。杜冷丁这种止痛药也不能过量，总理提出用听音乐的办法分散注意力，这办法我们也想过，看总理病痛的样子，谁也没好意思提。见总理这么一提，我们就找出了他平时喜欢听的京剧、轻音乐、曲艺、相声等。试验的效果不错，轻音乐的效果最好。相声他很爱听，但不易入睡，发笑时，伤口会痛。总理叫我们找些昆曲。广播事业局机要处的同志为总理录制了南昆、北昆各几副带子，每盘二三分钟，最长的也就五分钟。总理对曲词都很熟悉，有时跟着哼几声，听曲时，都是想睡觉了，一边听一边睡。我们有时看他睡得很香，曲子放完了，机器一停，他便醒了。为了让他睡得时间长一点，我们把几盘带子上的曲子合录在一盘上，不换带，不停机，这样总理可以多睡一会儿，效果不错。开始，我们对总理一次能睡半小时，不因停机吵醒而高兴，继而想再搞长一点。我们又出一招，即一盘正常运转三十分钟的带子，采用慢速录制，可连续录制两小时。在那个时候，如果总理一次能睡两小时不醒，那真是天大的喜事。总理听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秘密，说我们主意挺好，但他不太适应，所以又改回到每三五分钟换一次带子。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总理做了第四次手术。十五个月的时间做四次这样大的手术，特别是结肠癌手术后，要进行放射治疗和化疗，对身体的损伤就更为严重。总理的体质明显下降，人瘦了很多，真可以说是“皮包骨”。
这次手术后总理再没有像过去那样下床活动，而只能在床边坐一坐了。长期卧床引起并发症，呼吸、咳痰以至于吃饭都很困难。总理料定自己的病不会治好，就对医务人员说：“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去照顾别的病人吧！我死后，你们解剖，总结一下经验，提高你们的医疗水平，为后人服务。”医疗小组请来上海的中医叶朗清、潘铨参加治疗，中西医结合，继续努力为总理治病。
这样，周总理从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院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共进行六次大的手术，八次小手术。他忍受了多么巨大的痛苦啊！然而，我们没有听到他叫一声痛，没有听到他说过一句失去信心的话。
看样子总理的病再想好起来是很困难了。从总理卧床以后，除医务人员和几位工作人员外，还有些同志很久没看到总理了，他们很想看看总理。像警卫值班的刘岚荪、康海群、王必成同志，还有为医生们做饭的厨师和服务员同志。他们平时很守纪律，没有事情，很少到病区来。一月七日，张树迎同志与我商量，今天叫他们轮流过来看看总理。为了不影响总理的正常休息，选定在总理睡着的时候。很不凑巧，这一天总理一直睁着眼，而且不停地向四周看。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一直等到深夜十二时，也没有机会。我们商量改为第二天再安排。
一月八日这一天，和往常一样，张树迎向我交班，由我守在总理的病床前。我抚摸着总理干瘦的左臂。这是总理住院后期，我养成的习惯。他的手臂发热，我比较放心。此时总理还转过脸来，看看我，我很习惯地对总理点点头，他没说话。总理几天来都是这样，说话很困难。乔金旺同志和我一个班，他走进病房，示意叫我休息一会儿。我会意地离开病房，轻步往外走，回到值班室。黄宛、方圻、吴蔚然同志都守在那里。忽然电铃响了，这不是平时的电铃，而是为遇紧急情况专设的电铃。不好！大家快步跑向病房，几乎同时看到监护器的心脏显示，心跳七十几次，陈在嘉大夫说，一直是一百多次，忽然掉到七十几次，她急得说不出话来，心跳在继续下掉，六十次、五十次、三十次……
医生们按照原定的抢救方案，采用了所有措施，呼唤、人工呼吸……都不起作用，陈在嘉哭了，她在监护器前坐不住了。方圻大夫替她守着。荧光屏上，又显示一次心跳，渐渐地看不到心跳了，只见一条直线。总理，人民的总理，为祖国的昌盛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六十多个春秋的伟人，带着全国人民的敬仰，离去了。跳动了七十八年的心脏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停止了跳动。他去得那么突然，走得太快了，太早了。
周恩来总理从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院到十九花年一月八日逝世，在这最后的五百八十七天里，约人谈话二百二十人次，这里面包括他主动约请和别的领导人要求来谈的。有时会见外宾后，他还留下主要陪见人谈话。谈话时间最长时一次可达四小时二十分钟。会见外宾六十二次、港澳人士三次，每次时间大都在一个小时左右，最短的一次也有十五分钟；开会三十二次，一次会最长可开三小时四十五分；去医院外看人五次；出席了建国二十五周年国庆招待会；参加了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和李富春同志的追悼会；去长沙一次，时间五天。而像看文字材料、批阅文件、看书等所用的时间就没法统计。总理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啊！
谁也承受不住这如同天崩地陷般的痛苦，全体医务人员、工作人员都站在总理的周围，忍不住放声大哭。这哭声包含着对总理的爱，对总理的敬，对国家的忧。
中央领导同志接到总理去世的消息后都急匆匆地赶来了。李先念同志第一个走进病房，他弯下腰，双手紧握着总理的手，只叫了一声“总理……”便再也说不出话了，泪水一下涌了出来。他悲痛得双手发抖，站都站不住了，我们赶快把他扶到沙发上，他坐在那里，双眼直望着总理的遗容，无力地抽泣着。
邓小平、叶剑英也都来了，他们都站在总理床前，深深地向总理鞠躬。
十一时五分，由邓小平带领，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水贵、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走进总理病房，围在总理遗体前，肃立站好。邓小平说：“总理同志，安息吧！”大家向总理三鞠躬，然后目视着总理，缓缓地退出了病房。
十一时三十分左右，江青来了，她走进病房，高声喊若要见邓大姐：“小超在哪里？我要见小超。”她没有靠近病床没看静卧在床上的总理，而是一边喊着“小超”一边又退出了病房。我们这些人都被她的表现给惊呆了，当时真是不知怎么说她才好。一九七六年的十月，粉碎“四人帮”后，江青当时的秘书告诉我，当时他们接到中办的电话说周总理去世了，让通知去医院。秘书马上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却说，前几天不是告别过了吗？（注：一月四日总理曾因病危抢救，她到过医院）还去干什么？这足以验证江青是个什么人。
负责总理警卫值班的同志和总理的厨师、服务员走进病房，看到的是逝世后安详地躺在病床上的总理，他们失声痛哭为没能在总理在世时最后看一眼总理而感到终生遗憾。
周总理的遗体，经过医务人员的精心整理，于当日十二时许转送到了北京医院。
周总理逝世后，邓颖超指示不做一件新衣服。十里长街人山人海，悲痛的呼喊声抽泣声连成一片。邓颖超捧着周总理的骨灰向工作人员深深地鞠躬
周总理病重后期，我们仍然希望他能病愈出院，谁也没提准备后事的事，对总理一月八日病故仍感突然。遗体送进北京医院的当天，就要我们把衣服送去。我们去问邓大姐，她明确告诉我们不用做新衣服，要选他平时最喜欢穿的、现有的最好的衣服。我们选了一套总理冬天穿的灰色法兰绒中山装，虽说旧些，可没补丁，一件布衬衣，这是一件比较好的衬衣，也已穿过多年，不过没有换领子和袖子，一条布衬裤，一件西装背心，一双线袜子，一双皮鞋。这些衣物，有的穿过几年，有的穿过十几年。邓大姐看后，含着眼泪对我们说，这是总理的作风，你们最了解他，不为他而浪费人民的钱，新的旧的都一样，都会一把火烧掉，你们会理解吧？以后不会有人怪你们，如果有人不理解，也是暂时的。
我们把准备好的衣服，用一块使用多年的紫色布包好，送到了北京医院。当一位多年为周总理看病的老医生打开包时，看到是一些旧衣服，气愤地冲着我们喊道：你们想干什么？怎么拿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做新的？你们跟周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老人家吗？听着他的一番话，我们谁也没说什么。我们理解他。他对周总理是怀有很深的感情的，他的父亲是国内有名的牙科专家，周总理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那位老人家曾支持过周总理，支持过革命。解放后，周总理每到上海，只要有机会，总要去看望他。这位老牙医的后代，对周总理、对邓大姐有着至深的感情，他一直叫邓大姐“邓姨”。面对着他的训斥，我们不怪他。我们又何尝不是有同样的心情呢？只是我们更多地了解总理，更多地感受了总理的身教言教。
周总理去世的消息是一月九日广播的，很多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相互打听着印证着消息的准确性。全国上下，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大街小巷，人们怀着悲痛的心情，谈论着这不幸的消息，人们被这沉痛的消息压抑着，似乎空气中缺少了氧气。
怀念、悼念，寄托哀思的形式是多样的。人们举着花圈，系着白花，排着长队有条不紊地缓缓走向天安门广场纪念碑。
当时的“中央”，下达了不准各单位搞纪念活动、不准戴黑纱、不准去天安门广场的通知。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谁去过天安门要向单位报告，要登记，要说明理由，这实际上是做检讨。这种压制，并没有吓倒人民群众，他们不理那一套，去天安门的人越来越多，戴黑纱的人也越来越多。仅北京而言，所有布店的黑布全被买光了。很多单位和个人，还在单位和自己家里设灵堂，摆着周总理的遗像；买不到遗像的，就把报纸上周总理的像剪下来，供在房子中央，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之情。
那段时间社会治安特别好，据北京市公安局的报告，自周总理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几天来没有案件发生。
一月十日开始了对周总理的有组织的悼念活动。遗体告别仪式设在北京医院太平间，党、政、军各单位的人有组织地向总理告别。消息传开，人们拥向北京医院，能进去告别的是少数，而进不去的就围在医院四周。两天的告别仪式，不过几千人，而等在外面的却有几万人、几十万人。他们站在马路边，向着北京医院不停地呼唤，不住地流泪。一位曾在中南海工作过的同志事后对我说，她在台基厂与上万的人们，整整站了两天。
各单位被获准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人数太少，而要求来的人却很多。外交部的同志通过王海容的渠道，经过批准，利用十日的晚上，派来三百人，代表外交战线上的同志们，表达了对总理的怀念之情。事后，他们遭到了当时权威人物的严厉批评。当然，负责操办这件事的人也表现出了抵制情绪，坚决不做检查，他们自豪地说：“悼念总理没有错。”
十一日下午四时，遗体告别仪式结束，灵车由北京医院出发，经台基厂、长安街驶向八宝山。天还是阴沉沉的。灵车刚刚驶入台基厂，沿街的群众高喊着“周总理、周总理……”十里长街，人山人海，悲痛的呼喊声、抽泣声连成了一片。灵车在徐徐地前进。人们站在那里，都想最后看看总理。他们看到的虽是灵车，但想到的却是周总理那熟悉的身影、慈祥的面容、亲切的声音，好像总理仍然站在敞篷车上，向他们招手，向他们微笑。由于群众非常遵守规定，路上也无其他车辆了，交通警察已成为标兵，他们面对着灵车，用颤抖的手行礼，脸上挂满了泪痕，目送着周总理的灵车从他们面前驶过。
灵车驶进八宝山，周总理躺在水晶棺里，安放在第二告别室。送行的中央领导人和治丧办公室的成员，最后向总理告别。邓大姐双手抚摸着棺木，沉痛地呼喊着周总理的名字。她痛哭着，此时此刻谁也无法劝阻她，这是最后的一面啊！再过几分钟，她将永远地看不到总理了，看不到与她生活、战斗多年的亲人、战友了。
自周总理去世后，八宝山的职工就把为总理火化的护子修整一新。一位工作人员对我说，谁也不愿亲手把总理送进火炉，谁也不愿点燃这火，因为谁也不忍心将总理烧掉。最后是党支部作出了决定，挑选出了最优秀的火化工来完成这历史性的使命。以往他们曾多次见过总理，那是他来参加别人的追悼会。见到总理，他们感到很光荣，很荣幸。现在，他们非常难过，怎么也想不到今天火化的竟是他们的总理。
张树迎、乔金旺和我，始终守在火化炉旁，我们少有的相对无言，忘了看表，几点开始火化，几点骨灰出炉，我们谁也没记清楚。夜深了，火化结束，职工们用新做的扫灰工具，小心翼翼地把骨灰全部清扫出来，装进了骨灰盒。我们三个人依次捧着骨灰盒和邓大姐的花圈，由治丧办的同志护送，乘车离开了八宝山。灵车驶出八宝山西门，我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借着路灯的光亮，我看到道路两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人。他们是想在风雪中再送总理一程啊！后来一位老将军告诉我，他和老伴当时就站在空军大院前面的马路边，一直等到目送灵车过去，他们才回家，他记住了当时的时间，是深夜十一点多钟。
十二日上午九时，历时三天的吊唁活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始了。八点钟，来吊唁的人就从文化宫的大门排到大殿门前了。治丧办的同志决定提前开始，分四路并进，由国务院管理局的侯春怀同志具体组织引导。时间不长，有人报告说，来吊唁的人太多了，于是改为八路并进，每六十四人排成一方队，向总理遗像三鞠躬。就这样连续三天，原准备中午休息的时间也被挤掉了，每天从上午八时到下午十八时来参加吊唁活动的人络绎不绝。据不完全统计，参加吊唁活动的总人数超过了一百万。其中，各国驻华使馆官员及来访外宾二千多人。
三天的时间，军乐团的同志们坚持现场演奏哀乐，治丧办的同志看到他们太累了，建议改放录音，被他们当场谢绝了。他们调来了全团所有演奏的同志，分班奏乐。他们一边演，一边流泪，那低沉的乐曲寄托着他们对总理无尽的哀思。
十四日下午六时，吊唁活动结束，邓大姐走进灵堂，带领着同志们向周总理三鞠躬。她双手接过骨灰盒，向全体工作人员深深地鞠躬，满怀深情地说：“我捧着总理的骨灰，向在场的同志们表示感谢。”话音刚落，全场又是一片哭声。邓大姐走向侯春怀同志，特意向他致意，感谢他三天来一直站在这里，带领人们吊唁总理，三天来他向总理鞠了多少躬，谁也说不清。
周总理的骨灰安放在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
十五日下午，有五千人参加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邓小平同志致悼词。叶剑英、宋庆龄、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王震、乌兰夫、蔡畅以及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了追悼会。
周总理去世的当天，邓顺超向党中央提出了周总理生前的请求：骨灰不要保留，要撒掉。一架撒农药用的安－二型飞机承担了把一位伟大人物的骨灰撒向江河湖海的任务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上午，邓大姐把张树迎同志和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对我们说：“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已批准，今天叫你们二人来，赵炜也参加，就是要研究一下把骨灰撒在什么地方。”“你们二人跟随恩来同志（周总理去世后，大姐就不称呼总理了）工作多年，我已向中央请示并得到批准，由你二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是你俩为恩来同志办的最后一件事……”大姐的嗓子哽咽了，我强忍多时的泪水夺眶而出。
大姐克制住她的感情，安慰我们说：“接到中央批准的消息，我高兴。高兴的是，恩来同志说过，他担心我替他办不成这件事，今天可以成为现实了。咱们要共同为实现他这一愿望而继续工作。我很想亲自去撒，但是，目前条件还不允许我去做；再说天气太冷，我年岁也大了，出动目标大。恩来同志是党的人，你二人是党支部委员会的成员，所以我委托你们二人去办。我相信，你俩会很好地做好这一工作的。”
听了大姐的一番话，我们更理解大姐此刻的心情。这是对我俩多大的信任啊！我们当即表示：“请大姐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好任务。”大姐问我们有什么话要说，我简单地说了一下，总理去世后的这几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非常悲痛，人们冲破各种戒律，用各种方式悼念总理，以寄托自己的哀思。为了给人们以安慰，给广大群众更多的悼念机会，是否可以把总理的骨灰多保留几天，然后再撒。大姐摆了摆手说：“我的请求，中央已批准，已有了安排，就不要再提了。我再向你俩说一遍，你们要认清，撒骨灰也是一场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次革命啊！你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这一点。”是的，这是一场革命，这是向旧的传统势力的一次宣战。
邓大姐让赵炜和我们二人一起找一找，看哪个地方可以撒，最好撒在有水的地方。我们先后去了玉泉山、京密引水渠等几个地方，一月的天气、很多地方都结了冰，没有选中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还是由中央决定派飞机去撒，并规定了投撒的时间、地点，指定张树迎和我参加执行这个任务。
一月十五日下午，追悼大会结束后，晚七时半左右，大姐带着我们走进了大会堂西大厅，总理的骨灰已安放在这里。我们肃立在大姐身后，向总理遗像默哀。默哀后我们打开骨灰盒，邓大姐双手抚摸着骨灰，她手颤抖，双眼含满了泪水，她坚强地说：“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我们要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
在场的人都放声地哭了。
“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表现出大姐的坚强决心，代表了我们的心愿，她是代表我们向周总理发出的共同誓言。
我们从邓大姐手里接过骨灰，穿过大会堂地下室，坐上总理生前坐过多年的苏制灰色吉姆车，离开了大会堂，向东开去。邓大姐由她的秘书赵炜、保健医生陈士葆、护士刘新莲陪着，乘另外一辆车紧随在后。
晚八时许，我们到达坐落在北京城东郊的通县机场，一架平时作为撒农药用的安—二型飞机早已停放在那里，因为天色很黑，也分辨不出它的颜色，我们迈着沉重的脚步登上飞机。飞机起飞了，大姐挥手向总理最后告别。
北京的上空，笼罩着乌云。我的心情怎么也不能平静，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岁月，一幕幕闪过：总理的举止言谈、总理的亲切面容、总理健壮的身体、总理开会、总理办公、总理……我把总理的骨灰紧紧地抱在胸前，紧贴着我的心。回想起十五年前，我刚到他老人家身边工作，他老人家握着我的手，几句问话，就驱散了我紧张的心理。多年来，他老人家到各地视察，我们跟随着他老人家，同坐一架飞机；出访亚、非、欧各国，我们也跟着他老人家，同坐一架飞机。今晚，我们还是同在一架飞机，我多么想再看到他老人家戴上眼镜批阅文件，再听到他老人家谈话的声音。可是，已不可能了，他老人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驾驶员“准备”的喊声打断了我的沉思。按照计划，我们在北京上空撒下了总理的第一包骨灰。第二包骨灰撒向了密云水库。这是按照邓大姐原来设想做的，把骨灰撒向有水的地方，选定密云水库既有水，骨灰又可飘向长城内外。
第二包骨灰撒完后飞机向天津飞去。机舱内的温度继续下降，我们虽然穿上了机上备好的羊皮大衣、皮靴，戴上了皮帽，也挡不住这刺骨的寒气。随着飞机的抖动，我们全身发抖，几个人紧紧地靠在一起，相互鼓励着，抵御寒冷。飞机临近天津，借着月光，我们把第三包骨灰撒向海河。
在黄河入海口，我们撒下了最后一包骨灰，于十六日零时四十五分返回机场。经过近四个半小时的飞行，中间没有停留，按照选定的投放点，没有再惊动其他什么人，更没有再搞什么仪式，完成了总理生前的意愿和邓大姐的重托。
一月十六日上午九时，我和张树迎同志去西花厅向大姐汇报。大姐已等候在门口，我们快步走向大姐，邓大姐张开双价把我们俩紧紧地抱住，不停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俩为恩来同志服务，保卫恩来同志到最后。”我强忍着泪水，说不出一句话。邓大姐这几天，不！几十年来，为使总理有更多的时间工作，承担着总理的全部家务；为总理的健康，费尽心思，妥善安排衣、食、住、行，五十年代就指导我们制定了保安全、保健康、保工作和保政治的“四保”措施。在总理患病期间，大姐日夜操劳，预感到总理病情的结果，又以革命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疾病，全力组织治疗，想尽办法，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的指示。在总理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中凝结着邓大姐多少心血啊！
我们随大姐走进她的办公室，汇报了昨晚撒骨灰的经过。邓大姐含着泪满意地点点头，说：“我为恩来同志做了一件大事，他活着的时候对我替他做这件事把握不大，今天做了，他也应该得到安慰了。我们也都为这件事高兴。我死后，骨灰也要撒掉，由我所在的党支部负责，能不能叫我革这场命，还要靠你们去完成。”
（高振普，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七六年任周恩来卫士）
（本书有个别作者未联系上，见此书后，请与我社联系。以便及时付酬，并赠送样书。)
高振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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