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说
最令我不能忘怀的是与伯伯最后一次通电话。我对伯伯已患绝症多年的实情全然不知。我很高兴。他难得肯抽时间去住院，他养好身体，肯定能继续工作
记得伯伯的身体一直很好，为了抓紧一切时间多做工作，他走起路来步伐很快。衣服也穿得很单薄，去机场迎接外国来宾，冬天也不穿大衣，不戴帽子，以示对客人的礼貌。但“文化大革命”以来，他既要维护党的稳定与威望，又要不断地保护和“解放”老干部，更要顾及全国八九亿人口的吃、穿、用的生产组织，他太劳累了，也太伤神了，对身体健康的损伤就更大了。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二日医生在他的尿液中发现了四个红血球，五月十八日被专家们确诊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三日医生发现他“血尿”，经过化疗、电疗后，同年十月再次出现血尿。但因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同寻常，患重病的他非但未得到进一步治疗，反而受到批判。“四人帮”抓住这一机会开会，狠狠地整了伯伯十多天。伯伯却一边受批判一边还要为人民不停地操劳，哪里有时间治疗呢？
如果一九七二年五月发现了膀胱癌就立即住院治疗；如果一九七三年一月发现血尿就及时停止工作，认真医治；如果一九七三年十月再次发现血尿时，工作虽然劳累，但心情能舒畅些；如果……伯伯的病会这么迅速地恶化吗？他的生命历程会是仅仅七十八岁吗？
我于一九六五年随军调离北京，一九七四年初又随军调回北京，这期间也曾出差来过几次北京，每来一次就看到伯伯的老年斑又多出几块，面庞又消瘦一圈，白发又多了几根。但他永远不给人“老态龙钟”的感觉。我始终不知道他已得了不治之症。
一九七四年一月我回到北京后，伯伯见了我很高兴，问我在外地的工作情况、单位情况、孩子的教育等。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伯母并未告诉我伯伯得了绝症，只是说，伯伯现在身体不大好，有时小便排不出来，非常痛苦。我没有医疗常识，根本想不出这事情的严重性，只是希望伯伯能有机会好好休息一下，认真治疗一下，总会好起来的。
而实际上，到一九七四年五月上旬，病理报告上写着“发现脱落的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说明肿瘤长大较快，癌组织坏死脱落，或许是恶性肿瘤发生转移的信号。医生向当时的中央领导紧急汇报病情，请求中央下决心批准伯伯及早住院治疗，但他仍然要接见完几批外宾，处理好一件件难题，才能考虑住院的事。
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是个星期日，伯伯让人通知我去吃晚餐，我很高兴地去看他。看到他穿得比平时随便，也没有以前他惯有的总是忙着要去办公室处理那些投完没了的公务而坐不住的神态。他坐在沙发上很从容地询问我的工作情况、孩子的教育等。他让我陪他和伯母一起吃饭，快吃完饭时，他对我说：“你不是看我很清瘦吗，我现在也确实有点病，要去医院住些日子。明天我去住院，以后我们见面机会少了，你自己要好好工作，教育好孩子，回家问你妈妈、爸爸好。”
我对他已身患绝症多年的实情全然不知，总感到他的身体一贯健康，这些年太劳累，人也消瘦了许多，年龄到底也七十六岁了，难得肯抽出时间去住院。我想他休息一段时间养好身体，肯定能继续工作的！
我竟然很高兴地对他说：“这太好了，您工作总是那么忙，身体也吃不消，现在您能想通了去住院，好好休息一段时间，身体肯定能恢复起来。”伯伯说：“我争取吧！”我却未在意，在我当时的头脑中，完全没有一丝他病重的意识，只是一心想着国家不能没有我这位贤能的伯伯，我的生活中更不能没有这位可亲可敬的伯伯。
伯伯随手拿出两张早已准备好的七寸彩色照片，说：“这是去年我和你七妈（即伯母邓颖超）在大寨虎头山上拍的，送给你留个纪念。你要好好学习大寨精神，做好你的工作。”当时我当然未理解这是他留给我的纪念，而是如同他以前给过我的上海牌坤表、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等同样高兴地从他手中接过来，并谢谢他。当然对这两张伯伯和伯母的照片，我还多了一份亲切感。
伯伯住院后，我每隔两三周总要去西花厅看望七妈，并提出要去医院看望伯伯，伯母却说：“不行呀，中央有规定，为了保证他的治疗，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只有我可以去看他，我会把你的关心和问候带给他的。”我奇怪，我去看望一下，会影响对他的治疗吗？
这次电话大约谈了半个小时，我说了我想说的话，心情轻松了一些，但同时又增加了思想负担，伯伯的病肯定不轻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二日下午，我接到原来曾担任伯伯保健护士的王力的电话，说有急事找我。我下午一下班就赶到她在北京医院宿舍的家。她说：昨天总理到北京医院来看病人，事先通知我们几个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医生、护士在他路过的走廊里见面。我们几个都很高兴，因为离开他多年了，他还想着我们，我们当然特别想见到他，都提前早早地等着他。他来了，我们大家都高兴地与他交谈，请他保重，养好身体。他走着走着突然转身问小郑：“你说我还能不能活一年？”他转身的动作非常快、有力，不像是身患重病，但他不会轻易说出这种话来，当时几个女护士都哭了。我们一夜未睡，想到找你，你得去见他，他有病，要积极治疗，但有这种情绪会影响治疗效果，对身体非常不利。
我一听也急得直哭，这对我来说太突然了，当即就去了西花厅找到伯母，请她联系一定让我去见伯伯，要去“批评他说的错话”。伯母见我这么着急，又要遵守原有的规定，只得叫通了电话，让我在电话里与伯伯好好谈。
伯伯在电话里，声音还有力，知道是我就亲切地问：
“孩子们好不好？跟你们住吗？”他希望我们自己带孩子，不要太依赖爷爷、奶奶。
“你妈妈好吗？她忙不忙？”
我心里憋着话，回答了他的几个问题后，就立即主动说：“我今天打电话是为了纠正伯伯的一句错话和错误想法的。”
伯伯是我最敬仰、最崇拜的人，对他的话我从来都认为是正确和智慧的，从未有过任何怀疑，今天忽然要来“纠正他的错话”，他也着实没有想到，忙问：“怎么了？”
我理直气壮而又非常心疼地说：“伯伯去北京医院见到几位医生、护士说了一句什么话？”
伯伯当然立即就想到昨天的情景，却故做轻松地说：“开个玩笑嘛，有什么？”
我急不可耐地告诉他：“唉呀！伯伯你不知道这句‘玩笑’的后果！”
他却问我：“你从哪儿听到这句话的？谁讲的？”他这话本身就说明确有其事了。
我顾不得正面回答他，而只是想告诉他：“我知道了这话，而且知道小王、小郑、小焦几个人都哭了，一夜未睡，今天告诉了我，我一听也急得哭了！”
今特殊的病房令娜口五
“这有什么好哭的，我是开个玩笑。就是真的这样子也是应该想象得到的，共产党员应该是辩证唯物论者，人总有那么一天，活了七十七岁了，还不够吗？天有不洲风云嘛！”伯伯在开导我，也在给我打预防针，让我有这种思想准备。
“不够，不够！这是党和国家的需要，伯伯还应为革命多做贡献！”
“我是在努力了，但不能对我要求过急，我自从去年六月一日住进医院，已快一年了，一直不见风雨。现在我成了很室里的花了，生命力就不强，只有在大草原，在广阔天地里的花朵，才长得壮，活得好。”
“那伯伯就不要住在医院里了，回到家里来住吧！”
“这你可问七妈，这事由不得我呀！再说家里的温度也不一定适合我。”
“那伯伯就走得远些，到南方去疗养一段不好吗？现在整天接触的都是医生、护士，总是想着病的事，心情怎么能好呢？”我真是太天真了，其实他那时怎么能离得开医院、医生和护士呢？
伯伯又耐心地告诉我：“疗养不一定对我合适，医生、护士也没有总用病的事来缠着我。但你说的周围都是医生、护士，这倒说对了，现在就是医生、护士太多了，我反而要做他们的工作了，要想着如何去对付他们！”
“我希望伯伯从两方面做做努力，好吗？一个是希望伯伯能在晚上睡觉，白天活动活动，见见阳光。”伯伯的习惯是夜晚办公，白天睡几小时觉。
“我这里的房子你也不了解，有个走廊，房里冬天还可见到太阳，现在慢慢地也见不到太阳了。这还不能一下子就到露天去见太阳，一年没到室外了，还得慢慢适应才行。这房子就是不透气，密闭，因此换空气的事麻烦一点。”
“我的第二点，是希望伯伯能适当地做点体操锻炼，七妈坚持做体操，身体就很有好转。”
“体操适合她的身体，她的病。”
“那您也可以根据病情，做些相应的体操运动呀！”我还是这么不开窍地瞎出主意。
伯伯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应付我：“这可以努力。”然后他又开导我：“我看，我的一句玩笑话，我想他们几个人都向我问过好，我去北京医院，有机会就见见他们，见了后就随便脱口而出。我想着以后不知什么时候见面，就随便问了小郑一句，其实小郑又不了解我的病，我问她干什么？就是开个玩笑，这有什么？随便一句话，就引起了一阵风波！”
我急忙辩解说：“是大风波，不是小风波！”
“不就是你们几个人吗？别再传了呀！”
“人数是不多，但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是大风波！”
伯伯严肃地说：“不能这么说，只有对伟大领袖才能有这样的心情，别人谁没有了，都可以有人代替，要相信我们的干部。”
“可我是出于家人的心情呀！”
“对家人、对亲人也不要这样，要想得开点嘛！人都总要有那一天，怕什么？！”
我仍认为他有这样的思想负担，就会影响他的身体和治疗，就再次恳求他：“伯伯，您一定要自己注意身体，做好治疗，那句话也千万别随便说了，这种玩笑，别人经受不住，这心情对您健康也不利，好吗？现在您累了，休息吧，人骅问您好！”沈人骅是我的丈夫。
“好，你问他好吗！他工作忙吗？”
“他还好，就是工作忙。”
“两个孩子好吗？不要把他们养娇了，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你现在在哪儿工作？”我一九七四年初从外地随军回到北京，到六月一日伯伯住进医院时，我的工作安排还未落实，所以虽然当时我已工作近一年了，他还不清楚我在哪个单位。
“我被分配到北京首饰进出口公司工作，属北京市外贸局。”
“那你要研究哪些东西出口，成本又低，换取外汇又高。要利用农村的东西多出口，又增加农民收入，又给国家创造外汇。你要在工作中好好学习呀！”
我实在担心伯伯太累了，就忙说：“伯伯休息吧。我谈的时间太长，您累了。”
“我马上要见外宾，不公开的。”
“我七妈马上要去看您的。”
“我等她，让她快来，好，再见。”
这次电话谈了大约半小时，我说了我想说的话，心情轻松些，但同时也增加了思想负担，看来伯伯的病情肯定不一般，不然他住院不会这么久！特别是他的那句话，他不会轻易这样说的。我仍对伯母要求去看他。
这次没见到伯伯。造成我终身遗憾。我再也没有机会拍一张站在伯伯身边的照片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过一个星期，五月二十日，我在办公室午休，忽然听到电话响。一听是伯母打来的，她说告诉我一件高兴的事：“伯伯今天有事离开医院一段时间，下午可回西花厅家里坐一坐。你不是想看他吗？你也来吧！”我立即请了假，骑车赶到西花厅，看到伯伯回来了：他的脸庞更加消痰，头发更加灰白，走路慢了，眼神的光芒也稍显暗淡了，但衣服仍然平整，身板儿仍然笔挺，神态也显得轻松，给人以信心。我想他很快会好起来的，急忙奔过去紧握住他的手：“伯伯您好！您什么时候可以真的回家呀？”
“这可由不得我，要听医生的呀！”
我一看，医生、护士都跟着回来了，随身卫士们也回来了，并在他就坐的沙发前摆了一个小木墩，好让伯伯放脚。以前从未见如此，看来又是为了他的病。但伯伯还是显得很轻松地与我们聊天，平时不大见到他的那几位秘书们，也都早就过来等他、看他、与他谈话。过了最多一个小时，伯伯说该回医院了。我要求站在他身后拍一张照片，但伯伯说：我今天累了，下次吧！我也无可奈何，谁让我事先没想到带个照相机呢！我想下次去看他时，一定自己带个相机去，因以前这么多年中，虽与伯伯照过相，但却是与家人一起的，我很想再拍一张单独与伯伯在一起的，特别是站在他身后的照片。
不出一个月，六月十五日，星期天上午，伯母给我家打电话，说今天上午伯伯又可回家来了，让我去，并通知妹妹秉宜都可去看他。而我当时正在接待丈夫一位多年未见面的老同学，给他们做饭，心想不到一个月，伯伯又可以回家，说明身体已有好转，下一次可能就出院了，出了院，我看伯伯就容易多了，那么我这次就不去了。我只通知了秉宜去。
但我绝对没有想到，这次没有见伯伯，造成了我终生的遗憾！从此再也见不到我敬爱的伯伯，再也没有机会拍一张站在他身边的照片了！一直到他去世后，我才得以站在他身旁，泣不成声地与他拍了最后的一张照片。
（周秉德，周恩来胞弟周同宇之女）
第六章特殊的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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