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学生、工人发生冲突，总理指示我：“穿上军装，以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名义出面做好双方的工作。”造反派把我关押在山东医学院，总理得悉接我进京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遭受冲击比较早的地方领导干部之一。从受冲击，被打倒，到重新工作的大约十年时间里，周总理曾三次指示把我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三次与我面谈，还有五次在关键时刻通过各种途径指示有关同志对我采取保护性措施。如果没有总理的保护以及许多同志的帮助，在无法无天的运动冲击下我能否生存下来，能否继续为党和人民做一些工作是很难预料的。
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西安发生了学生与工人冲突事件。青岛市三所大专院校的部分学生要求赴西安声援，他们不仅不听市委劝阻，反而冲击市委，批斗市委、市政府领导干部，引起工人不满。八月二十五日双方发生了冲突。省委确定由我带领调查组前去处理。行前我向周总理电话请示，他同意由我亲自出面处理，做好双方的工作，并指示“不准冲击市委。打干部不对，要制止”。
我于二十七日到青岛，经过三天调查处理，事态有所缓和。我即返回济南向省委汇报。但是紧接着，学生大规模批斗张敬涛等一批干部，工人们看不下去，两边又冲突起来，而且愈演愈烈，如不及时做好工作，有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可能。于是我再次去青岛。这一次虽做了许多工作，但这边的工作刚有眉目，那边又闹了起来，反反复复。隐约间我发现似乎有人在暗中策动崂山县农民进城，火上浇油。
在此紧张气氛中，我向周总理报告说，以省委名义已很难开展工作。总理考虑为便于开展工作以及保证我的安全，电话指示要我“穿上军装，以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名义出面做好双方的工作”。我按照总理指示穿上军服，继续做双方工作，同时向毛主席、党中央发电报力主不要让农民进城，要回乡抓革命促生产。党中央和毛主席很快作了批复，并通报各省、市、自治区。这样，到了九月初，紧张形势得到缓和，制止了流血事件发生。
谁料一波稍平一波又起。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学生要求参加省委为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召开的全省一级干部会议，劝阻无效，学生冲击会场，并押我上北京，这就是济南的“一一·三”事件。
同去的有许多学生，中途在德州停下等待获准进京，第三天才到北京。接待站安排我和红卫兵住在国家经委礼堂。
刚住下红卫兵即向中央提出几点要求：（一）要求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批判谭启龙。（二）要求在京游行（即游街）。（三)要求拨给经费和两辆宣传车。
对此，周总理作了明确答复：（一）十万人大会不能开。（二）游行不能搞。（三）委托陶铸、谭震林同志出面处理。
陶铸、谭震林同志按照总理指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会议商定在国家经委礼堂开一个“批判反动路线大会”，陶铸、谭震林同志指示不准武斗，要谢华同志在场做监督，并明确指出，“谭启龙同志我们了解，没有什么大问题，是个好同志。”会后有的红卫兵见了我也称起“同志”来了。这次事件，在周总理、陶铸、谭震林等中央首长的直接干预下平息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往后的事愈演愈烈，在一片“火烧”、“炮轰”中，省委已不能进行正常工作。十二月十八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造反派把我及省委调查组主要成员押往青岛。他们的策略是一面把我困在青岛，一面组织力量去济南夺全省大权。这样，我便在青岛一直被关到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二月七日我被押回济南，向“革命委员会”履行“报到”手续。此后，我被关押在山东医学院的教学楼，睡了两夜的课桌。第三天晚上十点钟，杨得志司令员派人来接我，车开到军区五所，未做停留，当即换车直达飞机场。这时，来接我的军人才告诉我：“周总理打电话给杨司令，指示把你从造反派那里接出来，负责护送到飞机场。明天早晨七点派飞机来接你。”接着安排在机场就安、洗澡。次日七时，飞机准点起飞。到京后，我住进了京西宾馆九楼的套间。
在京西宾馆由中办工作人员负责我们这一批各大区及各省、市、自治区被保护在北京的部分书记的联络工作，例如送文件、看病、通知亲属探望等等，时间长达两年之久。
当时，江华、江渭清、张体学等同志已被接来北京。不久，叶飞、杨尚奎、刘俊秀等同志也陆续来了，都住在九楼。我们这些老同志碰在一起，就互相摆龙门阵，“交流”戴高帽子、坐喷气式的“经验”。其间，李先念、谭震林等领导同志来看望我们。谭震林同志还详细地询问我们挨斗的情况，并说他要向毛主席打个报告。后来这篇报告竟被“四人帮”诬为“二月逆流”的一条“罪状”。王效禹为了把我要回山东进行批斗，耍花招欺骗周总理说，山东开了一个很好的会，地委书记、厅局长都参加了，有一部分干部能解放出来，希望叫启龙同志听听意见，做个检讨，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谈到“文化大革命”，总理忧心忡忡：原来设想社会主义革命比民主革命能少花一点代价，现在看来不一定。他交代我，主要是听取意见，不要随便表态。没有总理的保护，我能否活过“文化大革命”，难以预料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下午四点多，电话听筒里传来周总理亲切而清晰的声音：“是启龙同志吗？有个事同你商量。王效禹提出，山东省革委会正召开地市委书记及厅局长会议，要求你回去参加这个会议，听取意见，亮亮相。你看怎么样，能去吗？”我立即回答总理：“我回去没有问题，听中央决定。”
总理听后说：“那好，你去吧。有什么困难？”
我略思索一会，想到回去之后，难以预料会发生什么事，心中升起渴望见总理一面的念头，于是说：“别的没什么，只是要求走之前能约个时间见见您，哪怕五分钟也行。”
总理当即回答：“那可以，晚上十二点到我家里来。”
我放下话筒，内心激动不安，一会儿想，见到总理该谈些什么呢？得有个准备；一会儿又想起全国夺权浪潮汹涌，局面很乱，总理日理万机，要抓生产，要保护老干部，又要应付造反派无休止的纠缠，这时去占用他宝贵的时间，太不应该了。
深夜十二点，我准时到达周总理住处——中南海西花厅时，总理还未回来。见到邓颖超大姐略谈一会，待邓大姐去休息了，我继续等待。凌晨两点，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后回来了，看上去很累。握手问候后，总理问我的身体和年龄，我回答五十三岁，身体还好。总理说：“那好啊，你还可以工作二十年。”总理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时说，“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原打算明年搞出个眉目，现在情况比较复杂，很难说，要有长时间的精神准备。原来设想社会主义革命比民主革命能少花一点代价，现在看来不一定。接着总理便谈干部问题。他说，全国干部问题还解决不了，站不出来。据王效禹讲山东形势很好，你去听一听也有好处，对于解决干部出来工作的问题，山东做法也可能是一条路子。他还讲，这几年华东形势不错，工农业生产搞得比较好，对国家贡献大。原来设想华东干部出来工作好解决一点，现在看也不行。
回去以后怎么办？总理交代主要是听取意见，不要随便表态，不要讲自己的成绩，先否定自己，多做些自我批评，承认自己有错误，成绩让别人讲。他举例说，有位同志做检查，摆了自己很多成绩，效果就不好。
总理对我怎样回去也做了具体安排。他告诉我：“我已通知王效禹，明天早上你和王效禹、杨得志同志坐同一架飞机回济南。我已交代他们回去后只准提意见、批判，不准搞武斗，不要围攻。”
谈着谈着，两个小时过去了，时针已指向凌晨四点，窗外天色已微微泛白。为了让总理早些休息，我赶紧告辞。总理送我到客厅门口，我请他留步。但总理却说他还要到院子里走一走。总理与我一起穿过院子，一直送我到门口。临上车前，他握着我的手又交代了一句：“回去后有什么困难，可以给杨得志同志写条子。”总理看着我上了车，车子启动了，透过车窗还看得见总理伫立着的身影。破晓前的夜色笼罩着他的全身，使我感受到他双肩承受着的那种沉重压力。
两天后，我怀着一颗沉甸甸的心飞回济南。
杨得志同志因军委开会没有返济，我与王效禹同机。一下飞机，早已布置好的八辆大卡车押送我游街到南郊宾馆，下车后即逼我下跪批斗。当晚又在南郊宾馆俱乐部开批斗大会，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我被挂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开完大会从会场回住处，一路拖了我几百米，不断有拳脚偷袭过来，我的肋骨被打伤。从此之后，大小会批斗天天不断，甚至三五人闯入我的房间，扭住便斗。这种行动后来被革委会的军队代表闻知，出面制止才略有收敛。
批斗持续到五月初。由于王效禹等人忙于策划所谓“冲击省革委会”事件，挑动派性斗争，负责我安全的同志才设法把我转入省立第一医院休息了二十几天。由于形势很乱，安全没有保证，他们商量后，与中办同志通了电话，报告了我在济南的情况。几天后，回电话说，经请示总理，同意谭启龙同志返回北京。
当时，被保护在京的地方负责干部大约有二十余人，已由京西宾馆迁至中直招待所。住在里面的老同志可以看文件、报纸，有的由子女或秘书陪伴，可以串门子，互相往来与交谈。
我住进中直招待所不久，该住处就受到红卫兵两次冲击。一次是四川造反派“红卫兵成都部队”冲进招待所，把李井泉、程子华、廖志高、杨超等四川领导同志劫走。总理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一个加强连从中南海赶来加强守卫并与造反派交涉，令他们立即放人。另一次是武汉事件爆发后，所谓“北航红旗”越墙冲进院内，把张体学、张平化、叶飞同志劫去批斗。当晚总理令其立即放回，并指示剩下的人转移到中南海暂住一夜。第二天我们回到中直招待所，当天夜间有车带我们在北京城里兜了几个大圈子后转移到一个秘密地点。从那时起，除了有关同志照顾我们的身体和传递信息之外，我们与外界完全隔绝了。与我同室住的老同志先后有王其美、程子华、黄火青同志。有一次我发烧去中南海医院看病，才知道我们的住地是南苑机场办公楼。我在南苑机场住了三个多月后，形势进一步恶化。康生及王、关、戚对我的问题总是一再升温，并向周总理施加压力，再次要我回省接受批斗。
我回济南前，总理派人向我转达，只去两周时间，东西不要带回去。并向王效禹交代：只准文斗，不准武斗。然而，王效禹大耍两面派，当面答应总理，回到济南，对我批斗更凶了。除了大会批斗之外，小会轮番斗，不时被一群群的人拉到黑暗的小房间饱以拳脚。我终于被打成了重伤，躺在床上不能平卧，只能长时间地趴着，经常呕吐黄水。这次王效禹等造反派是下了决心的，“政治上斗不垮，就把身体斗垮”。那时大会小会批斗我倒不怕，就怕被人拖进小房间殴打，万一发生不测，造反派反咬一口说我“畏罪自杀”，就什么事都说不清了。因此我下决心一定要向周总理报告。
在有关同志的帮助下，我与大儿子见了一面，要他代我写一封详细的信，通过中办同志转交给周总理。
这封信很快到了总理手中。总理读后，即打电话给王效禹，责问为什么打我。当王抵赖时，总理严厉地批评了他。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总理又当面批评他：“你们不按我交代的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错误的。”
为了确保我的人身安全，总理具体指示杨得志同志派部队保护我。杨司令立即下令派了一个班对我监护。每次批斗时，均有两个战士陪同，站的时间长了，战士拿个凳子让我坐着听。由于总理有了明确的指示，杨司令等军区领导坚决执行，在战士的具体保护下，武斗被制止了。此后，在济南重点大企业、大专院校及省级召开的各系统批斗会上，没有再发生武斗。
但王效禹仍以“态度不好，群众通不过”为由，拒不放我回北京。同时，背地里加紧追查是谁向总理报告的。在查不清的情况下，给我扣了一顶“诬告造反派”的大帽子。从此，我一直被关押在山东。直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主席、周总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再一次提到我之后，王效禹无法向党交代，才不得不对我解除隔离，转移到南郊宾馆，开始允许亲属探望，一直到“九大”召开。
回想这一段经历，如果不是周总理出面制止并指示杨司令派部队对我监护，武斗的事态发展下去，我能否活到现在，确实是难以预料的。在这一时期，许多同志在困难的处境下帮助我，也是令我难以忘怀的。
在九届候补中委的名单中，居然听到了我的名字，令人难以置信。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时，周总理带我到休息厅见到了毛主席
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九大”召开之际，我注视着大会的进程。四月二十四日夜，广播了“九大”主席团新闻公告及九届中委名单。在候补中委的一长串名单中，居然听到了我的名字，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那天晚上，我怀着一种惊讶、兴奋加上各种问号的难以名状的复杂心情，彻夜难眠。毛主席、周总理的各种指示与他们的形象交织在一起，一幕幕地呈现在眼前。
过了一天，党中央派飞机先到南京接张才千同志，再路过济南接我去北京，参加九届一中全会。会后，在五一节晚上观礼时，我被周总理带到天安门城楼休息厅见到了毛主席。主席、总理都问：“你身体好吗？”我回答，感谢主席、总理的关怀。后来，决定我留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
当时被保护在京的各地老干部已分散进入八三四一部队主管的“六厂二校”。在新华印刷厂我见到了杨尚奎、霍士廉等同志。叶剑英元帅也不时来厂里劳动，见到我还关照“今后可以到我那里去看文件”。邓颖超大姐也每周来厂一次。她每次来厂都来看望我，并带来了周总理的关怀。邓大姐是一九三二年我在瑞金马列学院时的老师，所以见面时我常称她为“老师”。她要我把在厂里学习、劳动的体会写下来，呈送给毛主席、周总理。这样的报告一共写了三个。每次邓大姐都转告我，总理看了报告，很高兴，并且鼓励我“再来一个”。有一次，大姐问起我爱人的情况，得知她尚未“解放”，仍在农场劳动后，报告了总理。在总理的关怀下，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向杨得志同志询问，杨司令很快组织人进行复查“解放”，并派人送她来北京。
一九七○年六月份，总理约我去谈分配工作的问题。总理首先询问了我在工厂的情况。当他听说我爱人已来到北京，住在中直招待所，我每天坐公共汽车上下班，来往于工厂与招待所之间，认路、买票已不成问题时，总理爽朗地大笑，说道：“你现在自由了，要是在济南就没有这么自由。”接着总理说：“现在有三个地方要你去：一个是山东杨得志、袁升平要你回去，一个是河南省，还有一个福建韩先楚同志也要求你去工作。主席说，不回山东了，换个地方好。考虑到韩先楚同志要求很迫切，决定你到福建去协助他工作。”同时还具体指示：（一）看文件，（二）检查身体，（三）离厂前与工人开个座谈会。我照办了。座谈会开得很融洽，许多工人师傅都流了泪。军宣队、厂党委将工人座谈的情况向中央写了报告，总理看了很高兴，说：“评价不错。”
这样，我便被分配去福建省担任省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走之前，邓颖超大姐到中直招待所看望我们并赠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坚持党的三大作风。”并说：“坚持就是胜利。”
依依惜别总理、大姐，转向南下征途。我反复回味着总理的指示及大姐的赠言，决心把它当做指引我一生的座右铭，决不辜负他们对我的殷切期望。
（谭启龙，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
谭启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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