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
真是光阴似箭，又如流水。
我常回忆起我们党在创建初期的一些情景。那时的中国，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封建割据，混战不已，黑暗势力猖獗，人民灾难深重。中国的先进分子努力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他们以极大的影响和启发。很多人向往社会主义，掀起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热潮。我们的党就是由这些先进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倡议建立的。它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代表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有严格的组织原则、严格的纪律，所以它一诞生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之间尽管四分五裂，互相倾轧厮杀，但对共产党这个新的力量，却都视若大敌，比作洪水猛兽，都要把它扼杀扑灭。
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党靠真理，靠群众，靠一支有觉悟的党员队伍，不断英勇搏斗。我们二十年代的党员入党的时候，虽然不像现在这样挂着鲜艳的党旗，举行庄严的宣誓仪式，但它的严肃、庄重，仍使每个同志终身难忘。当党组织的负责人（或介绍人）宣布接受我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的时候，当他有力地宣布共产党员应该遵守党的守则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十分激动的，下定决心誓为革命牺牲一切。我现在还可以清晰地记得守则的内容：遵守党纲党章，参加党的组织，服从党的分配，定期缴纳党费，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因为那个时候的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对党员遵守纪律、保守秘密的教育特别重视，抓得很紧，至今我印象还很深刻。我今天就谈谈在党内几十年政治生活中，我亲眼看到的一个始终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同志。
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建党初期也没有在一个地方共同工作，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谁是什么时候入党的。我们在通信中间，从来没有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我们仅仅谈论自己和朋友们的思想认识，或者倾吐自己的理想，诉说对革命的向往。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的沟通，我们彼此才知道都是党员了。
结婚以后，恩来同志和我曾经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几十年来，我们都遵守了这个协议。现在看来，夫妇不在同一个具体部门工作是比较合适的。同时，我们常常相互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因为我们认为党的纪律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越是负责的党员，越应该以身作则，越应该自觉遵守纪律，严守党的机密。
一九二六年冬，恩来同志从广东调上海工作，我仍留在广州，相互间音讯不通。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我还不知道是他参加领导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恩来同志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后来接到党的命令，他转移到武汉。我在广州的住所也遭到国民党的搜查，同住的三位同志当即被捕，一个次日即被枪杀，两人终于死在狱中了。那时，我因为难产还在医院里，得到党组织的及时通知和群众的仗义帮助，才得以脱险。不久，汪精卫又背叛革命，宁汉合流，我们全党转入地下秘密状态。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我们党中央研究了当时的局势，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击，并决定派恩来同志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到南昌去领导这次起义。七月十九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妇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党组织经常教导我们，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是党的利益的需要。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怀念的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党的利益，常常在生死关头，仍然严格执行党的保密纪律，机警地把党的机密毁掉，紧急时甚至把机密文件嚼烂了强咽到肚子里。我们有许多先烈和健在的老同志，为保护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在敌人的法庭上，在严刑的拷打下，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向敌人泄露党的一丝一毫秘密，经受住了对敌斗争的严峻考验。他们英勇不屈的斗志，对党坚贞不渝、无限忠诚的崇高品德，使我永远难忘。
在战争年代，军事斗争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军情瞬息万变，一个军事行动的泄露，就可能使我们遭到重大挫折。所以，保守秘密成为每个同志的自觉行动。非军事方面的需要保密的事项，亦必须严格保密。在长征路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这支铁流所以能够无坚不摧，终于战胜强敌，纪律严明、特别是严守秘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建国以后，我们的党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处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肩负的任务更加重大了。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更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神圣责任。恩来同志知道的党和国家的秘密多得很。我们之间仍是信守纪律，他不讲，我不问；我不讲，他也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是很多的。例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发射时，他也向我保密。当时他向主管的负责人说，这次试验，全体工程技术人员都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机密，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他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主管的同志到试验现场传达了恩来同志的讲话，要求大家严守保密纪律，因此事先没有任何透露。这件事是我最近看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访问材料时才知道的。
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他的办公室，他的文件保管，都定有极为严格的制度。他身边的秘书凡分工联系哪方面工作的，就看哪方面的文件，不允许随便看无关的文件。而对他们分工范围内的事情，则充分提供条件让他们熟悉业务。即使秘书分工范围内的事项，属于特别机密的，也要等到必须经办时才告诉有关人员。秘书们都说他是纹风不透。凡是写给他的亲启信，按照规定，别人都不能拆。秘书在经手时不慎误拆了，必须立即封好，并在信封上加以说明，是失手误拆，以后注意。恩来同志的办公室，是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地方，除有关人员外，别人都不得入内，亲属、朋友如果不是来谈工作的，也不例外。他的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在口袋里，睡觉时压在枕头下。只有当他出国时，两把钥匙才交给我保管。我像接受保密任务似地把钥匙珍藏起来。有次他走得匆忙了，到飞机场才发现钥匙还在口袋里，他就封在信封里让一个同志带给我。他回来的时候，我们接触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两把钥匙还给他。
在十年动乱中，党的纪律和保密制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被践踏得几乎无密可保。有一次恩来同志出去开会，因为会一个接着一个，一天一夜没回来。听说街上的大字报和所传的小道消息里，已经透露了有关会议的内容，我有点怀疑，等他回来，问他有没有这回事。他马上反问：你怎么知道的？听谁说的？他还如此认真地向我追问。我就开玩笑地说：你参加会议，你有你的渠道，我有我的渠道，我联系群众，我也有我的“义务情报员”理。此事，我们俩就在一笑中过去了。在那个时候，人们都说，现在还有什么机密啊？可是恩来同志仍然守口如瓶，滴水不漏。
恩来同志在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当时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然而我们把没有说的话终于埋藏在各自的心底，永远地埋藏在心底了。
现在，我们已经踏上新长征的道路，这条道路也不是平坦的。各种各样的炮弹还会袭击我们。我们仍得警惕啊！我们更需要恢复和端正我们的党风，加强我们党的纪律性，特别是认真严格地执行党和国家的保密制度。我对恩来同志在这方面的简介，想来对同志们不无裨益。
（邓颖超）
邓颖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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