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伯教导我们过五关一一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他问我：“你当飞行员，部队知不知道我们的关系？”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和十日，伯伯在百忙中把在北京的亲属和我们外地去京的亲属近二十人召集到西花厅，用了整整两个下午的时间，对我们进行了家史教育，教导我们过好“五关”。
伯伯讲的过五关是指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过思想关是指要跟上时代发展，不断地改造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过政治关是指在任何时候都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过社会关是指在国内国际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要善于改造社会，而不要被旧的落后的东西影响、沾染、侵蚀；过亲属关是指要用正确的思想影响亲属，而不能受亲属不好的东西影响；过生活关是指物质生活上要艰苦朴素，精神生活上要境界高尚。伯伯每讲一关，都一个一个地点我们周家的正反事例教育我们。
伯伯特别强调过好思想关和生活关。他说：“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时代，时时前进。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我们的思想改造也就没有止境。”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改造到老”。
伯伯这样教导我们，实际上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伯伯严于律己，刻苦学习，忠于领袖，热爱人民，艰苦朴素，情操高尚。凡是跟伯伯一起工作和生活过的人，都了解他就是过五关的典范。一个突出的体现则是伯伯不知劳累、废寝忘食地为党为人民工作。我曾多次见到伯伯从早晨九十点钟出去，一直忙到深夜才回家，一夜仅能睡三四个小时觉，就连刮胡子、洗脸、吃早餐的时间也用来听取工作人员汇报。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休探亲假到北京，伯父伯母安排我住在北京西安门中央警卫部队招待所，经常可以去西花厅看望他们。伯伯特别关心社会上各方面情况，每次见到我总是问长问短。我看到伯伯日渐消瘦苍老，不忍心增加他的劳累和忧虑，有时就赶快找一借口离开。一九七四年，伯伯已是重病在身。一天中午，伯伯从外面回来很疲劳，我们都希望伯伯多休息一会儿，可是，却听见伯伯对工作人员说：“我只躺十五分钟，到了时间你们一定来叫我。”其时，伯伯已经意识到自己病情的严重，深知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时间不长了，面对当时的困难局面，伯伯要竭尽全力，为党为人民减少困难。
伯伯巨大的人格力量，使我们晚辈心悦诚服地接受伯伯过好五关的严格要求。建国后，伯伯还具体给我们订了三条家规：一、凡外地亲属来京看他，时间长一点的，一律住机关招待所，到食堂排队买饭菜票就餐；二、不允许用公家汽车；三、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许特别，不搞特殊化。
我第一次见伯伯和伯母是在一九五九年，当时我刚从空军飞行院校学习毕业。伯伯问我：“尔萃，你当飞行员，部队知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我说：“我在家乡被选上飞行员，不光体检很严格，政审还要严格查清各种社会关系，所以是知道的。”伯伯讲：“那你以后要严格要求自己，不得有特殊感。”以后，我因身体原因停飞改行和几次工作上大的变动之前，都曾征求伯伯和伯母的意见，他们总是告诫我；“你适合干什么工作，你所在的组织最了解你，要听从组织安排，我们不能发表意见，不然你就会说是我们的意见，使你特殊化。”所以，我改行后的工作，一直听从组织安排，没有谋求特殊的照顾。伯伯教导的过好五关、订的三条家规，我们一直严格执行。只有一次，我坐过伯母的汽车。那是一九七六年四月我出差进京，四月五日清明节，伯母说：“你伯伯去世时，你尊重了我的要求，没来京参加你伯伯的葬礼，未能看到人民群众自觉悼念你伯伯的感人场面。现在，我带你去天安门广场，看看人民群众给你伯伯送花圈的场面。”这样，我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坐在伯母小车的前座上，在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
一九六四年，我在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飞行训练参谋轮训班学习。年底学习结束时，我去中南海西花厅向伯父伯母告别。伯伯听说我来了，便让工作人员把我叫到办公室。我向伯伯汇报了在学校学习的情况，并告诉他部队首长批准我休探亲假，我准备回淮安老家与母亲、哥哥和嫂嫂共度春节。伯伯听了挺高兴，但又突然严肃地问我：“尔萃，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当时，我听了一愣，伯伯怎么问我这种简单的问题，是我哪儿做错了？我来不及多想，以一个军人的姿态立即回答：“一切行动听指挥。”伯伯听了转而点头一笑，说：“很好！我现在交给你一个特殊任务，这次回去后，把淮安的祖坟平掉。棺材就地深埋，上面不影响拖拉机耕作，把土地交给集体耕种。”伯伯似乎是怕我思想不通，又解释说：“中国可耕地面积很少，现在人均不到两亩三分地。人死了，不做事了，还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一种表现。一定要破这个殡葬的旧风俗。”接着，伯父讲述了一九五八年他和伯母平掉重庆伯父生父坟墓和伯母母亲坟墓后，把土地交给集体耕种的情况，并特别谈到他多次请中共淮安县委平掉淮安祖坟而未能实现的事情。他说：“你这次回去，与尔辉、桂云一道做好你母亲的工作，做好县委的工作，做好坟地周围群众的工作，带头移风易俗，破旧立新，完成这一任务后再过春节，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作为一名青年军官，我深知，伯父交给我这个特殊任务，是对军人服从命令的信任，不完成任务是绝对不行的。回到淮安我便立即与哥哥尔辉、嫂嫂孙桂云统一思想，一边做母亲的工作，一边和嫂嫂一起郑重向中共淮安县委领导详细作了汇报，请求县委尊重伯父的意愿。县委研究这个问题已经是第四次了，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八年、一九六○年三次的结论都是：“不能平！吃批评也心甘，这是人民的心愿。”这一次淮安县委被伯伯的精神深深感动，尊重了伯父的意愿，并积极对坟地周围群众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协助我们完成了平坟任务。
作为周恩来的亲属，曾经有人问我：“你伯父伯母给你多少遗产？”我说：“伯父伯母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是最珍贵的传家宝，是我们用来鞭策自己，教育后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当然，伯父伯母也曾给过我一些物品。其中，大部分是伯伯生前曾穿过的旧衣物，有的十分破旧，打了不少补丁，我已经捐赠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和军事博物馆。我自己也留了两件，一件是一块手表，一件是一套中山装。一九五九年我在空军飞行院校毕业时还没有手表，伯伯说当飞行员需要掌握时间，就送给了我一块上海牌手表。这是当时我国刚刚生产出的国产手表。伯伯要我珍惜、热爱国产品。这块表我一直用了二十多年，直到不能用了为止。第二件是一套中山装，那是一九六四年我在北京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学习，当时军队干部节假日外出提倡穿便衣，我没带便衣，伯伯给了一套他穿旧的深蓝色呢中山装。伯伯的右胳膊不能伸直，衣服穿的时间太长，在右胳膊处已经打了补丁，我翻改后穿了多年。这两件物品我一直珍藏着，作为教育后代的实物传家宝。
（周尔萃，周恩来堂弟周恩硕之子）
周尔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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