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告诉我：“要采取措施，保证不再出现这类事。”国事繁忙中，他依然不忘老朋友，总理努力使这些人“各得其所”。为了吸取教训，总理让我把检讨改成电报
我是一九五○年初从地方上调到周总理身边工作的，既感到高兴又顾虑不能胜任，兢兢业业努力去做。就在我刚到不久，出了一个差错。
有一天半夜，正是我值班，总理交给我一份有关外交方面的声明，要求第二天见报。我照例封好，交给收发室就睡觉去了。
没想到第二天报纸上没有刊登。总理自然生气，要我立即查明原因，并嘱咐我要每个环节都查清楚。
我一查，原来是由于天气寒冷，汽车在政务院机关旧式库房里很久没有发动起来，等将声明送到新华社时已经晚了，错过了发稿的时间。总理想到我刚来，并没有过多地责备，而是告诉我：要采取措施，保证不再出现这类事。
我先给车房加大了炉火，很快又把那里改供暖气；同时建立了一套必要的制度，如文件发出后，要逐件检查送达时间，特别是对于即将发出的重要稿件要及时预告对方等等。后来，这些就成为秘书们习以为常的工作程序了。
在这件事以后，秘书们仍难免发生差错，总理除了对负责人员进行批评外，往往是严肃地要求找出原因，想出改进办法，建立制度。尤其是在涉外领域出了差错以后，总理总是要求做到消除差错所造成的影响，最大限度地挽回损失。有时，总理甚至自己出面去补救，力求消除这种影响。这种事例就不止一件了。错了，怎么办？不是单纯批评，而是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原因，加以改进。这一点，我是永远铭记的。
我刚到西花厅时，每天都有大量文件送来，其中有一种材料记载着最近到京的一些人名。总理总要翻阅并且在上面作些批示，如告统战部，如移住北京饭店，如派某某看望等等。
我当时不明白，总理这么忙为什么还要看这些材料？后来才清楚：这些人绝大多数同党关系密切，做过不少有益的事。周总理是党内了解民主人士最多的领导人，有些人的身分、作用也只有周总理最清楚。所以，在国事繁忙中，他依然不忘老朋友，并努力使这些人“各得其所”。
过了一段时间，总理不再看前面我说的这类材料了，而是移交给统战部去办了。在西花厅的近七年里，遇到的这些事有的我当时并不明白，也不理解，过后才逐渐明白、理解。有一些事，是在我离开西花厅，有了更多的实践和经验以后，才逐步理解，也对总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后，有机会接触更多的档案，能从历史的全面的角度去研究问题，才感到对总理有了更深的理解。
回忆我在总理身边工作的七年，觉得总理很忙，很有才华，不分昼夜工作，对各个领域的事情，抓得很紧，处理得十分周到细致，有条不紊。他作为政府的大管家，也真是不容易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他都可以做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参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从事党的领袖的研究，看了大量的文献，联系本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道路来思考，对周恩来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包括他的人格魅力的理解就更加深化了。他给我的印象就不光是过去形成了的负责政府运转的一个大管家了，不光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了。简单地说，我觉得可以这样来概括：周恩来是民族英雄、党的领袖、开国元勋、人民公仆、世界伟人。这个评价，对他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大约是一九五二年，我已逐渐适应了西花厅的工作环境，熟悉了如何处理一些日常事务。那一年，江西的邵式平来北京开会，打电话说想见总理。当时正是我接的电话，因为看到总理特别忙，就没有立刻报告。
等到我向总理报告时，总理说：“好哇，你跟他联系一下，约个时间。”
我赶紧同邵式平联系，一打电话，才知人已经走了，回江西去了。
我立刻向总理承认错误：“我看您太忙，不忍心打扰您。”
总理听后十分严肃地说：“你太粗心！我再忙，你也应该告诉我嘛！能否见他可以由我决定嘛。”
后来我才知道，总理对地方同志来北京要求见他的，一般都要想法接见，以便听听他们的意见。我认识到错误后，立刻写了检讨。
总理批评我说：“你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有问题，看不清问题的实质。只是看我忙，就不分事情的轻重缓急。”
当时，我以为作了检讨，只要吸取教训，这件事大概就算过去了。
没想到总理严肃地指示我说，把你的检讨改成电报，文字简洁些。以你的名义发给邵式平同志，道歉！
这一下，我知道总理是真生气了。我当然照办。同时也明白只有这样处理，才能说明造成这次失误完全是由于我个人的过错。而我起初只想着向总理有个交待就行了，却没有想到如何及时去消除因为我的错误而造成的不良影响。这件事给我的教训很深。
“我是总理，我应该也必须多做些具体的事，好让毛主席、少奇同志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考虑些大的问题。”斯大林逝世，我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到总理落泪
有一次，周总理到广州休假。秘书们都为此高兴，因为大家感到总理太忙太累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在京的秘书们出于关心爱护，商议后给总理写了封信，大胆陈述，要求今后改进。
过了不久，就收到总理的回信。
回到北京后，谈起这件事（至今，我还记得当时总理是在屋里边踱步边谈话）。他用很轻的声音问我：“李琦，这么久了，你还没理解我啊。”
我当时确实不明白总理指的是什么意思，只好继续听着。
总理说：“国家刚建设，我是总理，我应该也必须多做些具体的事，好让毛主席、少奇同志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多考虑些大的问题。”
这话虽然很简单，可我在当时的确是不可能懂啊。直到后来，才逐步理解周总理这句话是多么朴素而又多么真实、多么深刻，有着何等丰富的内涵！它充分反映了周总理一心为党为国的崇高品德，反映了他的大公无私、他的伟大。
一九五三年，报纸上刊登了斯大林病重的消息。当时斯大林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享有着崇高的威望，大家的心情立即沉重起来。周总理也不例外，非常关注这一事态。三月四日，总理临去睡的时候，在他的办公室特地嘱咐我万一斯大林逝世了要办的几件事。我一一记录下来。当他走出办公室门口回过头来，看到我还拿着记录纸呆立时，很有感情地对我说：放在口袋里吧，人还没死。
就在第二天清晨，传来了噩耗。我悄悄地走进总理卧室，轻轻地向他报告，这是我第一次去卧室向他报告事情。然后，我等待邓小平副总理的到来。当时，周、邓都在西花厅办公，共同使用我们这个秘书班子。邓到后很快就按照周总理的意见着手办理了。其中有一个简单的给毛主席、中央的建议，要立即打出来给主席送去。但是打字的同志却总是打不好。平时总理对打字要求很严，我不得不手改错字，送给总理，并代她们做解释。出乎意料的是总理看了一下报告，拿下自己的眼镜，擦了泪痕，低声说：她们也很难过，就这样送去吧。这是我在七年中惟一的一次看到总理落泪。
以后，中央经过讨论，组成以周总理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吊唁。当时，收到许多群众来信，建议以这样那样的办法来纪念斯大林。有一位同志写信给总理，主张改某一街道为斯大林街，总理立即要我打电话，告诉他不应该这么办。
在斯大林得病和逝世前后，晚上值班时，总理和秘书们很自然地谈到斯大林。我印象比较深的有这样几点：斯大林是功大于过的，不能全面否定，要历史地看待人和事；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个犯了错误而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总理也不止一次谈到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并很明确地说，那时中国共产党不成熟，主要责任在我们自己。总理还非常强调每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绝对不能盲从，要学会独立思考。他还一再强调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说苏联抛弃了群众路线，而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却发展了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千万不能丢掉，党一定不能脱离群众。
回忆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全面否定斯大林，以致造成苏联国内思想混乱，成为苏联瓦解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难道能不警惕，不从中引出应有的教训吗？
总理的和蔼使我很快进入了角色。总理面有愠色：“有人要我任用几个私人，这怎么可能？我绝不会犯组织性的错误。”几个钟头的会议，他竟能准确记住每个民主人士提出的问题
一九五四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消息发表后，有不少同志写信给周总理，其中不乏知名的党内外人士，希望能够做一名光荣的人民代表。总理认为这些同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民代表的产生和推选是神圣的，不能由个人随意确定。对于这些来信，他往往是批交中央组织部处理。
我在总理办公室近七年时间，始终同人事部门保持联系，这是我分工的任务之一。我清楚记得总理对干部的任免，一直是依靠组织，绝不个人擅自决定。就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陪着总理批阅公文，忽然保密电话响了，总理接过来谈了几句，忽然声音提高，说的话大意是：我无权决定，你的要求我可以转达，你一定要安心工作，不得马虎。放下电话后，总理说：我这个人从来是对越熟悉的同志越严格，不要想钻空子，利用我的关系达到自己的目的。谁要想经过我这里爬上去，那是妄想，趁早离开我这里。看来总理为这事很生气。
平时，总理是很平静的。有一天，他从外边回来，一进门我就感觉有些不对劲。进到办公室后，总理面有愠色，一边打开皮包拿出文件，一边自言自语：“我这个人是犯过不少错误，都是政治性的。”接着抬起头来，发现我跟着进办公室了，就对我说：“有人要我任用几个私人，这怎么可能？我绝不会犯组织性的错误。”总理说话时，还有些气愤和像受了侮辱似的神情。我觉得这话的分量太重了，根本不敢再问一句，立刻拿出需要批示的文件送给总理。的确，党内外任何人都一致公认：周总理大公无私，从不任用私人，没有自己的所谓小圈子、小集团，光明磊落。他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爱戴，成为我们永远应该学习的楷模。
在西花厅七年，我深感到总理十分注意培养干部，特别是给青年干部创造成长的机会。
总理管理的事务繁多，包括内政、外交、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平时，各方面工作都有专门的秘书负责，但夜班只有一个人，各类问题都要处理。
第一次值夜班，我感到面临的事情是无法想象的繁杂，心里实在是忐忑不安。总理知道我是初次遇到这种情形，又知道我来自农村，对许多事情不了解，因此对我态度非常和蔼，尽量消除我的紧张心情。在说到需要记录的一些事情时，他总是说得很慢，以便我能跟上他的口授速度。在批文件的时候，他也不像平时那样快，而是批完一件后，告诉我这个文件是怎么回事，应当注意些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处理等等，然后着手批第二件。经过一段时间，慢慢地，我进入了角色，不再感到紧张，也逐渐熟悉了夜班的工作方法。多年以后，我想起当时的情景，才明白总理这样做，其实有着更深的用意一一他是在利用一切机会，培养秘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这不仅给秘书们创造了提高的机会，也因此提高了总理办公室的工作水平和效率。
说到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于刚对我的帮助。在我值夜班之前，他就详细地告诉了我夜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如何分清哪些文件是重要的、紧急的，对于总理的意见，又应该怎样准确完整地记录下来，夜间要发送的文件怎么发出去，等等。有了他的这些帮助，再加上总理的耐心教导，我在第一次值班时，总算没有出现什么纰漏。
总理主持政务院工作时，除不定期举行三五个人的小型会议外，还定期地举行每周（或两周）一次的政务会议。会议由总理、副总理、政务委员组成，有关的部长、副部长列席。总理对政务会议十分重视。
我到西花厅不久，就参加了一次政务会议。进门后，我远远地坐在后面，很快就发现有很多的知名人士出席，郭沫若、黄炎培、章乃器、罗隆基、史良等都来了，真是英才荟萃，让人眼花缭乱。事隔几十年，我对那次会议的具体的议程已经记不清了，但那天会场上十分热烈的气氛，却令初次参加高级国事会议的我十分难忘。众多党内外人士，特别是民主人士聚在一起，认真地听，认真地议，没有任何拘束，有时候为一个字都要争论。总理则边听边记，在会议的最后，针对大家的意见作总结性的发言。他的总结入情入理，娓娓道来，既把党和政府的政策做了宣传，又把党外人士、下级人员的一些好的意见吸收进来，一些疑点也讲清楚了。总理高度概括的能力非常强。在长达几个钟头的会议结束时，他总能抓住主要向题和争论焦点，清晰地阐述自己的意见，尤其是能准确地记住是哪个民主人士提出了哪个问题，甚至谁说了某个字、某句话，并在做总结时照顾到。这一点颇令我吃惊。
在政务院时期，举行政务会议是重要的政务活动。可以说建国初期的许多事，方方面面的，大致都要经过政务会议讨论、研究。政府发布的决定、指示、条例等等，大致都要经过政务会议研究后正式发布。绝大多数的会议是由周总理主持。在会上，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到会者畅所欲言，周总理也一再鼓励发言，虚心听取点见。那种协商讨论的气氛，直到现在想起来仍令人神往。
（李琦，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六年任总理办公室秘书、副主任）
李琦说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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