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员给我送来一杯牛奶、两个鸡蛋，说是周副主席特意关照的。周总理要我给他和邓大姐写信，“你自己写的才有真情实感。”
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一九四九年。这年九月，我和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作为戏曲界特邀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在北京（当时还叫北平），住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第二天一早，服务员给我送来一杯牛奶、两个鸡蛋，并说：“这是周副主席特意关照给你的，他听说你在旧社会生过肺病，让给予照顾。”周恩来的关心，使我非常激动。解放前，老板为赚钱哪顾我的死活？连做我“保护人”的舅舅也逼我继续卖命。如今，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处理繁忙国事的同时，还如此关心一个地方戏演员的健康，这怎么不使人感动呢！几天后，周恩来在接见政协会议代表时，亲切地和我握手，说：“我早就认识你了。一九四六年在上海看过你的《凄凉辽宫月》，车子停在爱文义路。”
这番话，使我忆起了往事。一九四六年五月，我们“雪声剧团”在上海演出根据鲁迅名著《祝福》改编的《祥林嫂》，受到进步文艺界的好评，我却因此遭到反动派的迫害。九月中旬，周恩来作为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团团长来到上海，听地下党的同志讲起这一情况，十分关切。他不顾特务的盯梢，亲自到青岛路上的明星大戏院，看了我们演出的《凄凉辽宫月》。当时我只是从报纸上看到一条中共代表团看越剧的简短的消息，并不知道是谁来看我的戏。
看戏后，他把地下党文委的于伶同志约来，谈起“雪声剧团”。他说：“应该很好地注意这个剧团。我晓得有绍兴戏，不晓得绍兴戏在上海有那么多观众，影响很大。”“在国统区，在没有党的领导的情况下，演出《祥林嫂》，出乎意料。”谈到越剧演员，他又说：“她们都是穷苦的女孩子，没有生路学唱戏，一到上海唱红了，过房爷、过房娘都来找她们，社会上的恶势力包围她们、腐蚀她们。她们中间少数人有了觉悟，认识到被侮辱、被剥削的地位，追求进步，靠拢地下党所领导的进步话剧工作者。你们该动员党员从戏剧艺术入手，主动地接近她们，尊重她们，帮助她们，耐心地引导她们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她们有观众，这就是力量。”国共和谈濒于破裂，离沪前，他又对地下党作了部署：“地方剧观众多，影响大，我们应当重视。要挑选正派的同志去，以便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对地方戏曲艺人能有所帮助。”这些话，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才从于伶同志那儿得知。事实上，当年地下党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越剧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把越剧引向进步，引向光明。一些党员如于伶、姜椿芳、廖临、童礼娟、刘厚生等等，从思想上、艺术上关心着我，启发着我，成为我的知心朋友和政治上的启蒙老师，尽管我还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参加政协会议期间，我曾几次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家做客。他们朴素的作风，平易近人的态度，循循善诱地做思想工作的方式，使我感到无比亲切，也使我对党有了形象的认识。政协会议结束时，我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便把自己的想法对总理讲了。总理说：“很好。你过去在旧社会有过斗争，但要做个党员不光是为了个人。有这要求可以回去向当地组织提出。”这等于给我上了第一次党课。
离开北京前，周总理对我说：“年轻人，给我们写写信吧！有什么想法，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写。我们交个朋友嘛！”我觉得自己的字写得不好，说想请人代写。总理说：“我不是看你的字写得好不好，你自己写的才有真情实感。我知道你们都是苦孩子。”
此后，我经常写信给总理和邓大姐，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
一九五○年二月，我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便把这消息写信告诉周总理和邓大姐。四月二十日，邓大姐给我写来一封信，字里行间洋溢着深厚的感情，并在信中传达了周总理的致意，还送了一张她与总理的合影。我把总理和邓大姐视作尊敬的前辈，心里有话都给他们诉说。他们则以平等的态度对我进行引导。
一九五三年初，我回家乡时，看到贫困的故乡在解放后发生了巨大变化，就写信给周总理和邓大姐汇报了自己的感受。四月三日，邓大姐抱病给我写了回信，信中说：“知道你这次故乡之行得到很大收获，我真为你高兴。相信人民群众的需要和人民艺术欣欣向荣的发展，一定会带给你很大的鼓励和力量，一定会使你坚定地坚持岗位发挥创造，努力工作的。”邓大姐还怀着真挚的感情写道：“我们相识虽久，但总苦无谈心畅叙的机会，你愿意给我很大的信任，心里有话要同我商量，我当然是很乐意的。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信告我，我当尽我所能协助你。”这样的来信，我总共收到四十几封。我从中受到的教益是终生难忘的。
周总理、邓大姐关心我政治上的进步，鼓励我为人民的艺术事业努力前进。“文化大革命一中对周总理的信赖，使我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周总理、邓大姐十分关心我政治上的进步。当时，对知名人士入党要求严格。我虽然早就提出了入党申请，但直到一九五四年二月才在支部通过。当时在华东局负责组织工作的胡立教同志一九七九年告诉我，周总理对我的入党问题给予直接的关心说：“袁雪芬同志解放前的情况我们都了解，发展她是不会辱没我们党的。”这件事，总理和邓大姐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在党支部通过我入党后，我马上给周总理和邓大姐写信作了汇报。当时邓大姐正生病在京郊疗养。六月一日她给我写了一封长信，提出新的希望和要求：“记得我在接到你告诉我们在二月十四号党批准接受你成为共产党员的那封信时，我抱着极大的喜悦心情拿着你的信去给恩来同志看，他和我共同感受到很大的欣慰。的确，这是我们对你关心中的最最关心的一件事。从而亦就引起了我们对你的新希望和新的要求。从那天以后你已站到光荣的共产党员的岗位，首先要加强党性的锻炼，不断地克服有违党性的个人主义；还要经常地学习着运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客观地去观察分析，如何去正确地对己，对人，对事，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从而提高自己的水平和觉悟。”信中还关心着我的健康，谆谆嘱咐我好好养病。信的署名是：“你的大姐邓颖超”。这封信情真意切，既体现着老革命家崇高的思想境界，又充满同志式的感情。
一九五五年一月五日，周总理亲笔给我写了一封信：
雪芬同志：
在这一九五五年开始的日子里，祝你身体健康，精神快乐，工作顺利，学习进步。五年来得到你不少封信，恕我从未函复。现在总答一句：愿你为人民艺术事业努力前进。
周恩来
一月五日
周总理对人民艺术事业的发展，一直倾注着心血。以我们越剧为例，解放后能进入黄金时代，首先是由于受到周总理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扶持。现在，人们都称道越剧的四大精品，这些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精品都与周总理的关心分不开。一九五三年，在周总理的亲自关心下，《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摄成我国第一部大型彩色影片。周总理把它带到一九五四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放映，招待各国记者，引起强烈反响。事后，周总理见到我时曾说：“雪芬啊，向你恭喜啊！你们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我们的‘两台’（指《梁山伯与祝英台》与茅台酒）在那里很受称赞。”
一九五三年，为招待金日成同志，周总理指示将王实甫的《西厢记》改编为越剧，由我扮演崔莺莺。这出戏清丽典雅，体现了王实甫原作的精神，后来在出访民主德国、苏联、朝鲜时受到高度评价。出访前周总理每次都审查演出，提出修改意见。
《祥林嫂》初演在一九四六年，尽管当时影响很大，但受历史条件限制，剧本还有缺陷。一九四九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时，影片《祥林嫂》(一九四八年拍摄）曾得了一面奖旗。周恩来当时就请夏衍同志捎话给我：颁发奖旗是为了表彰在国统区里改编鲁迅的作品，但戏本身还是有缺陷的，希望把《祥林嫂》改好、排好，要把鲁迅原著的精神很好地体现出来。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二年上海越剧院两次对《祥林嫂》进行了重新改编加工，落实了周总理的指示，使这出戏在思想内涵和艺术上都有了新的突破，为越剧表现近代、现代生活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一九五九年，我们到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剧目是《红楼梦》。周总理在繁忙的国事活动中抽出半天，接见了剧组。一九六一年访朝回到北京时，总理接待我团人员，并邀请王昆仑等红学家和剧组全体人员参观了恭王府。周总理对剧中人物进行了分析，对唱腔设计提出具体建议，连小小的服饰也关心到了。如看到薛宝钗的结婚凤冠比较陈旧，认为不符合她的身份，提出应该换个新的。当他听说原来是受经费限制，换新的有困难时，便立即答应可由国务院拨款。
一九六○年，当时的北京市委有关负责人，打算集中全国八大剧种，建立一座戏剧大楼，并将上海越剧院一团调至北京，成立“北京越剧团”。周总理知道后，批评说：“这简直是乱弹琴。”指出地方戏如果离开生根的土壤就会失去生命，指示越剧团还是回到上海。
一九六三年，当时的上海市委负责人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把社会主义文艺只局限于表现社会主义生活题材的作品，指责越剧“挖社会主义墙脚”。我想不通，在到北京参加中国文联扩大会议时，特意去问了周总理：“只演十三年究竟对不对？”周总理说：“也不能那样嘛！如果只能写十三年，那不连我们党的历史也否定了？现在文化部正在审定二百个剧目。”我听后，心里觉得踏实了。
在“文化大革命”遭受迫害的日子里，尽管我被扣上种种罪名，被批斗五百多次，并遭毒打，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使我坚持下来的精神支柱，是对周总理的信赖。我相信，只要周总理在，我的问题是会搞清楚的。我回忆着周总理和我的多次谈话，回忆着周总理三次到我家中来看望的情景，回忆着周总理和邓大姐给我的一封封来信，便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有了更坚定的信念。在逆境中，我最担心的是周总理的安危，担心他受到野心家的陷害。周总理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党和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忍辱负重，如中流砥柱支撑着动乱中的神州，尽力保护着一批老干部、科学家、艺术家。我本人也是由于周总理的直接过问，才避免了更残酷的厄运，得以幸存。
一九七七年十月底，我为出国访问来到北京，邓大姐要见我。那天，我买了一束傲霜的菊花，来到周总理生前居住的西花厅。在这里，周总理、邓大姐曾多次与我交谈。我捧着菊花，举目寻找着总理的遗像。这时，邓大姐听到声音，走出内室，我见到她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好像苦难的孩子回到母亲身边。邓大姐说：“我们今天见面，我叫你一个人来，是想互相谈谈，你这样激动的话，我们今天一句也谈不成了。”她让我坐下，又说：“我们是马列主义者嘛，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嘛，我们不应该哭。我从电视里看到你比过去更坚强了，我很高兴。过去我跟恩来同志常讲，雪芬这孩子在性格上总有悲剧的成分。通过这些年的锻炼，你坚强了，悲剧性格去掉了，我很高兴。”邓大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使我深深感动。
提起敬爱的周总理，我实在有说不完的话。周总理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是周总理和邓大姐，以言传身教，教会了我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怎样对待工作和生活。我常想，自己哪怕能学到他们精神、品格的万分之一，也不枉人生一世，也不会愧对共产党员的称号。
（袁雪芬，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
袁雪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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