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出席“关于罗瑞卿”的上海会议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五日，周总理让我们准备飞机去上海。邓大姐知道后，问总理这么突然去上海有什么事。当知道是毛泽东主席召见时，她也就不再问了。因为毛泽东在外地召见的次数太多了，她不便问什么事，只是问大概要多长时间。总理说：“只说有事，不知什么事，大概一两天就可以回来。”我们从他俩的对话中估计时间不会太长。不过根据多年的经验和习惯，我们为总理准备外出的行装是很充分的，出去一天和出去一个月所带的衣物一样多，甚至于还要带一些适应天气变化和再改变去处的衣物。我们个人所带的换洗衣服就没那样充分了。记得那次去上海，我只是带上了洗漱用具，说是一二天就回来，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
到了上海，总理住锦江饭店南楼十四层。当天，毛泽东召见了总理。晚上周总理就叫秘书周家鼎了解刘少奇主席的行踪，此时刘主席出访亚洲四国，回国后打算在昆明休息几天，得知毛泽东主席请他开会的通知后马上飞到上海。几天之内，中央常委、政治局、书记处的部分同志和有关省、部队的负责人陆续到了上海。十二月八日会议开始，是毛泽东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会议内容我们这些警卫人员一无所知。与会的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住锦江南楼。毛泽东、林彪不住在这里：会议规定工作人员不得相互走串，不得离开酒店上街。规定制度的本身是与会议相适应的，严格保密，怕走漏风声。首长去开会，规定警卫人员只准把首长送到电梯口，不得跟随至会场，常委的警卫人员也不例外。
随领导同志来上海的工作人员，大部分不知时间长短，可有一条，谁也没估计到会开得这么长，也从来没规定过这么严格，连街都不能上。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脚上的袜子只有一双。当时是冬天，上海不断地下小雨，较厚的尼龙袜，当晚睡前洗了，第二天又不会干：应我们工作人员的要求，上海接待处经请示会议批准，临时在锦江北楼设一小卖部，以便我们去买换洗的衣、袜。借去小卖部的机会，到院子里透口气。说实话，一天到晚在楼内呆着真难过。
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紧，我们虽然不去打听会议内容，因工作关系也会听到一言半语。觉察到身为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出了事。这在“文化大革命”前真是天大的事呀，是继高岗事件、彭德怀事件后的又一大事件。由于不了解事件的真相，心里更怕。
成元功和我，还有保健庆生卞志强随总理到上海，看到这次会议的情况，特别当知道是罗瑞卿的事情后，在总理去开会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聚在一起，议论上几句，总理来得这样匆忙，对大姐说一二天就回去。党内出了这么大的事周总理事先一点不知道，刘少奇主席也是临时由昆明赶来上海开会，也会感到突然。另外，叶群在这里搞什么名堂？她既不是政治局成员，也不是书记处成员，她怎么来参加会？还有她的女儿也跑前跑后，这到底算个什么会？我们的议论是无边际的，但也不是捕风捉影，最后还是落到这会什么时候结束，这会的结果怎么样，罗瑞卿会怎么样，因为他一直是我们的老首长呀！
十二月十五日，会议结束了。我们虽不知会议的内容，但已比较明确地看出这次会是针对罗瑞卿的，属什么性质的问题搞不清楚。我们这一家除周总理就属周家鼎最清楚了，他们谁也没对我们透露半句会议的内容。
时任警卫局副处长的孙勇把我们各家召去开会，宣布回北京分乘几架飞机的名单。周总理、邓小平、李富春和罗瑞卿合乘一架飞机，最后离开上海。当听到这个乘机名单后，我有些放心了，猜想着罗瑞卿的问题不会太重，不然的话，为什么能和两位常委同坐一架飞机呢？回来我对成元功一说，他也有同样的看法。
十二月十七日上午，飞机由上海起飞，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罗瑞卿围坐在一块，相互交谈着，看得出，他们都很沉闷。罗瑞卿总长显得更为憔悴。回到北京后的很长时间，看不到罗总长参加什么会议，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这样被推下万丈深渊。
我再次看到罗瑞卿总长，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打、砸、抢时代。在北京乒乓球馆，他被红卫兵用筐抬到会场，与彭真、杨尚昆、陆定一共同挨斗。这场面，惨不忍睹呀。由于长期在中南海领导人身边工作，对这些领导人有一种自然的感情，虽然对毛泽东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敢怀疑，但对一些领导人这样被批斗，感情上实在不能接受。
一九七八年八月，罗瑞卿同志为了更好、更多地工作，想把“文化大革命”中致伤的腿治好，在手术的过程中不幸死于心脏病。
五十一、寻找彭真
早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彭真就被扣上了“包庇坏人”的帽子，罪名是“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是独立王国”。五月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由李雪峰、吴德分别担任北京市委第一、第二书记，彭真被免除职务，靠边站，住在家里，等待批判。
北京市委改组后，跟着就是对北京各大专院校领导人的更换，各大专院校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重灾区”。因而各大专院校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学生们造反的势头很大。
谁也不曾想到，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彭真被人绑架了。秘书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消息。这是建国以来最惊人的事件。虽然我们的国家搞了像“三反”、“五反”内部肃反，包括“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但也未发生随便抓人的事情，更何况对领导人，特别对彭真这样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人，为革命作出过非凡贡献的人。虽说毛泽东批评过他，但只是在党内；虽然他不当市委书记，可还是政治局委员，怎么办应由组织上决定，怎么能随便抓人呢？
周总理接到报告，很着急，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商量办法，分析是哪些人所为，把当时北京有关的几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约到国务院会议厅。
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到了。周总理说明今天约他们来的用意，向他们打听彭真同志的去处，绑架是何人所为。造反派几个头头相互耳语了一番后，一位女学生开始说话，承认是他们干的。
总理严肃地说：“你们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极端错误的。”总理叫他们马上把彭真同志交出来。几个造反派头头辩解说，他们的行为是革命行动，是“向修正主义开火”，是为了叫彭真老实交待问题。
总理说：“彭真同志的问题，应由他向中央交待，而你们这些学生，不应干预中央的事情。”
会议进行了几个小时，仍然没有结果。总理有意想把气氛缓和下来，对他们说：“同学们如果觉得抓走了，自己放回来面子上过不去，现在说出把彭真同志关在哪里，说出地址，由我派人去接出来也可以。”
造反派们看到了周总理的严厉态度，说话的口气虽然缓和下来，但仍不肯把彭真交出来。他们相互推诿，说是今天来的人谁也不当家，无权答应放人。还是那位女学生开了口：“请周总理放心，彭真住的地方很安全。他一次可吃两个窝窝头，我们回去后商量一下，再告诉总理。”
周总理也看出，今天不会有结果，就向他们规定了几条：
第一、彭真同志的安全你们负责，出了问题拿你们是问。
第二、不准打骂、体罚。
第三、不准不给饭吃。
第四、不准再转移到其他地方。
散会后，周总理把北京卫戍区的同志留下，指令他们派出人员，一定要找到彭真同志被藏的地方，想办法营救出来；对其他领导人的家严加防范，不要再发生类似事件。还特意指出像万里同志，一定不要叫他们抓走。
五十二、红卫兵要改变红绿信号灯
在那样一个“造反有理”的大气候下，红卫兵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简直无法无天。他们除对所谓的“牛鬼蛇神”大打出手之外，在交通管理方面也要“大显身手”。
当时交通警察指挥车辆用的是红白两色指挥棒。红卫兵们把这指挥棒与苏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联系在一起，说是“不能让修正主义来指挥”，应改用“毛主席语录”指挥车辆行驶：好像用“毛主席语录”指挥，就不会出车祸，不会迷失方向。
在夺权的风潮中，北京市公安局的权也被政法系统的红卫兵夺了，他们手握大权，不经任何人批准就把这红白两色交通指挥棒换成了语录本。他们还不满足，又要改变信号灯的功能红色代表革命，什么“祖国山河一遍红”, “红色的大地”等，当时只有红色最时髦，就差不分男女的都穿上红衣服了。他们认为绿灯放行车辆是不合理的，应该改成红灯放行。于是展开一场不大不小的辩论。因为这与警察手中的指挥棒不同，路中间站着警察，你拿什么指挥都没关系，放行或不放行的手势没改变，司机们首先看到的是警察。而这红绿灯就不同了，这一改变就容易乱套。再说这红绿灯的指示标志是国际性的。绿灯放行，这是国际上通用的交通规则，怎么能随意改呢？红卫兵们可不管这些，硬是想当然地以中国为中心，欲将红色海洋染向世界。
坚持不下的两种意见反映到周恩来那里。总理听后觉得可笑，形式主义猖獗，无知到了什么程度！怎么办？不能听之任之，最好办法也是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那些持“红灯放行”观点的“革命小将”找来谈判。这些“小将”们在会上把那些可笑的所谓“理由”大谈特谈，什么“北京是世界的延安”,“红色是代表着革命火种”,“要把革命推向世界，让红色染通全球”等等。他们讲得头头是道，却不傲得这恰恰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不要输出革命，是马列主义要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革命走什么路，是靠本国人民，不是靠外界去指挥。头脑发热的红卫兵“小将”们忘记了这些，只是一味的“造反”。周恩来总理花费了几个小时向他们讲解红绿信号灯不能改变的道理。红卫兵们虽说思想不通，因为是周总理出面解决这个问题，总理的态度又很坚定，也就只好服从了。
就这样“绿灯放行”没改变，用小红本指挥交通也没维持多久，又恢复了红白两色的指挥棒。
五十三、红卫兵住进中南海
“红卫兵”这个在“文革”初期产生出来的群众组织，开始出现于北京的一些中学。后来，从工厂到农村，由机关到大学，包括军队院校也都争相成立红卫兵组织，男女老少都带上了印有“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章。为了区别单位的不同，袖章又印上“××红卫兵”，也有的为标榜自己最革命，就印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
建国以后，习惯于搞运动，像“镇反”、“肃反”、“三反五反”以及“大跃进”等。一九六六年六月，红卫兵一出现，迅速形成声势浩大的“运动”，“红流”由北京推向全国各地。北京的红卫兵成立三个司令部，到全国去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各省、市的红卫兵也来北京串联、取经。
红卫兵运动起来了，毛泽东支持这些“小将”起来“闹革命”。红卫兵称毛泽东为他们的“红司令”，毛泽东于八月十八日走出中南海，穿上绿色军装，戴上红卫兵的袖章，在天安门金水桥上会见了各地来京的红卫兵。这次接见掀起了红卫兵来京的高潮。
各地涌入北京的红卫兵人数难以统计。他们大多是自发地来北京串联。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乃至大街小巷，到处可见戴红卫兵袖章的人群。吃、住成了大问题，这些问题很自然地反映给周总理。周总理关心他们的吃、住，更关心他们的安全，动员中央、国务院各机关部委以及北京的工厂、街道成立接待站，随时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中南海也与社会上一样，表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成立了接待站。经周总理同意，请红卫兵住进了中南海北区的紫光阁、小礼堂、武承殿等处。机关的几个食堂也都改为红卫兵做饭，机关人员都另起炉灶了。
周总理亲自过问红卫兵的吃饭、睡觉问题。有一次，夜深了，他开会回来，去了红卫兵住的紫光阁、小礼堂等处，查看这些“小将”的住处。串联了一天的“小将”们早已进入梦乡，总理轻轻地走过他们每个人的铺前，亲自给年纪很小的学生盖上被子，并向负责接待的人员交待：“这些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你们要把生活搞好，晚上要有人值班，要查铺，不要冻着他们。房内人很多，要定时通风，千万不能出问题。”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邓小平、刘少奇、朱德、陈云、李富春等中央常委及党政军的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着红卫兵。百万人的队伍，要走一个上午，才能通过天安门广场。每次接见红卫兵，都把参与组织工作的各级人员搞得吃不好，睡不好。
毛泽东的第一次接见，鼓舞了全国各地更多的学生像潮水般涌向北京，北京安置各地来京学生非常困难。学生们以各种方式、各种渠道表示，要见到“红司令”毛泽东主席。
以什么方式接见这几百万的红卫兵却是个大难题。第一次，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由于看不清毛泽东，走得很慢。所以用了整整一个上午，才结束这长达几小时的“检阅”。后来总结经验，改变方式，让红卫兵站在卡车上，列队通过天安门广场。这个方式不错，时间有了保证。但一百多万人，用车太多。所以，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到十一月，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采用了不同的方式。一次在西郊空军机场，由红卫兵列队，毛泽东等乘坐敞篷车，像阅兵那样，在红卫兵面前通过。时间虽然缩短了，但引起一场混乱，由于后边的人向前拥挤，毛泽东的车几乎被包围，拥挤的学生们由于相互挤撞，伤了一些人。周恩来还亲自到医院看望这些被挤伤的学生。
今天，用当时的语言，叫做“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实际就是由红卫兵、造反派把各省、市的党政机关工作正常秩序全部打乱，各级领导逐一被拉下马，各地都出现两派乃至多派，相互称对方为保守派，视自己最革命，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省、市、县的领导机构被打垮了、领导人被揪斗了，所有问题都要党中央解决，都到北京来说理，要中央肯定他们的行动。他们云集北京，排队等待接见。周总理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召集人，因而接见的红卫兵及各派群众组织最多，被纠缠时间最长，经常因接见而吃不上饭，睡不好觉，往往是一边开会一边与红卫兵一起吃几片饼干。这样的接见会，有时要开几个小时，往往是一个会开到深夜，另一个会又从深夜开到东方大亮。太阳升起时，周总理才离开会场，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而到家后，办公桌上还摆着厚厚的文件。这些文件是秘书们挑选出来的。秘书根据总理回来时间的早晚，决定送多少文件。有时他们实在不忍心让总理劳累，就几次到办公桌上抽回需要总理批阅的文件。疲劳一天的总理看着这些“先呈总理”的文件，只好用热毛巾擦擦脸，接着批阅，实在太困了，就打一会乒乓球提提精神。
周总理体重六十八公斤，身高一米七○，他和普通人一样，不是铁打的，更不是机器人；他也累，而且很累；他也疲劳，而且是超负荷的疲劳。连续的工作不能不使已七十高龄的周总理的心脏发生变化。一九六七年，总理的心脏出了毛病，心律不齐时有发生，服用消心痛，随身带上了硝酸甘油，以应急用。开始他不让医生跟随，药由我们带上。后因病情变化，在我们一再要求和邓大姐的劝说下，他才允许保健医生跟随活动。
红卫兵住在中南海北区，即国务院办公所在地，也就是与周总理、邓大姐住的西花厅同属一区。当时规定红卫兵不得自行到中南海南区，而没限制他们进西花厅。邓大姐明确地对我们讲，如果红卫兵提出进西花厅院里看看，表示欢迎。邓大姐这样一讲，我们觉得西花厅院里与院外不太协调。院内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气氛，于是建议装扮一下，在院子里树起一个“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毛主席语录牌，以“迎接”红卫兵的到来。
红卫兵们在北京的街头、机关、院校“造反精神”十足，进了中南海，还是很守规矩的，始终没有人提出进西花厅。说真的，也没有人向他们透露消息，他们也不知道哪里是西花厅。
五十四、为谭震林解围
谭震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国务院分管农林口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也是被冲击的重点人物。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午夜，接到报告说造反派已冲进中南海西门，被挡在门内十多米处。周总理正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接到这一消息，他停止了开会，马上乘车去西大门。因为走得很急，他没穿大衣就上了车。到了中南海西门，看到冲进来的那部分造反派被围在那里，与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们相持着。周总理下了车。学生们发现后，开始喊了几声口号，无非是“打倒谭震林”，“与谭震林血战到底”等。周总理站在那里对他们讲，说他们冲进中南海是极端错误的。中南海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所在地。要他们马上退出去。尽管总理很严肃地批评他们，但他们谁都不动，似乎感到冲进来很不容易，不能就这么轻易退出去。
二十多分钟过去了。周总理没穿大衣，怎么劝他都不穿。他多少年来是不穿毛衣、毛裤的。在这零下十多度的大冷天里，我穿着毛衣站在他身旁都冻得直哆嗦。经总理一再做工作，造反派们才答应选出代表谈退出的条件。我们才借此劝说周总理走进西门警卫室，在那里会见造反派代表。这房内有暖气，千万不能让周总理冻出病来。
周总理进了警卫室，值班的警卫战士给周总理送来一杯开水。总理接过水杯，暖着手。不多时间，造反派的几个代表，左臂上带着“红卫兵”袖章，气呼呼地进来，看到周总理时气焰有些收敛，因为此时造反派、红卫兵还不敢对周总理怎么样。
周总理与来者一一握手，招呼他们坐下。总理又一次指出他们冲中南海是错误的，冲进来更不对，提出揪斗谭震林是错误的。谭震林是在毛主席身边做实际工作的，怎么能随便揪斗呢？必须马上退出中南海。红卫兵虽说气焰很凶，但也没有更多的理由呆在这里，只是提出他们自己也认为达不到的要求——把谭震林交出来。周总理提出两条意见，第一要他们承认冲中南海是错误的，第二是把所有的人集中去人民大会堂大礼堂，请谭震林同志到场与大家见个面。开始红卫兵们不答应第一条，周总理说不承认第一条，就不存在第二条，围在西门内的造反派就难以退出。
在会见的同时，八三四一部队又充实了人员，把那些冲进来的造反派围得更紧，现在不是他们冲的问题，而是部队不开个口，他们难以退出去。
造反派的几个头头退出警卫室，开了个小会，内部达成协议。他们不讲错误，说是接受总理批评，不该冲中南海，周总理看他们已接受批评，为了中南海的安全，命令部队闪开一个口，放他们出去。
稍事休息，周总理首先肯定西门的警卫工作布置是严密的，处理与造反派的关系也合情合理，同时也指出，预防措施欠周到，今后无论如何，不能让任何人冲进中南海来。如果形势紧张，靠人挡不住，可以把大门关上。当然，关大门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总理说完就乘车去人民大会堂。
约凌晨二时许，周总理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周总理等谭震林到后，一同走向礼堂的主席台。刚一入台口，台下口号响起，声势逼人。
就座后，由农林口的造反派主持发言，主题是批判谭震林，内容大体是说“谭震林是刘少奇在农林口的代理人，是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表”等。时至凌晨四时，大会才宣告结束，虽然没能缓解造反派对谭震林的反对情绪，但是，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和陪同下谭震林与农林口的群众算是见了一面。如果说这对谭震林是一次批斗，那么周总理则是以“陪斗”的身份出场，大大地缓解了造反派揪斗谭震林的气焰。先后花了四个小时，总算解决了造反派们冲进中南海的僵持局面。
五十五、深夜看望余秋里
“文革”初期，余秋里被造反派揪来揪去。周恩来总理想找到他都很困难。为了便于保护余秋里，周总理请他进中南海，把他安排在会议厅东侧的一套房里住。这样红卫兵要想抓斗余秋里就不那么容易了。
一天夜里，总理从人民大会堂回到家里。下车后，总理说去看看余秋里。我习惯地看了一下表，是十一点多钟，就说：“总理，该吃饭了。”总理说：“今天回来得早，先去看，回来再吃饭。”我打开通往东院的门，走到了余秋里的门前。门半开着，余秋里正在办公。总理推门而进。余秋里看到总理进来，一边站起一边打招呼：“总理，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来？”总理问余秋里：“住得怎么样，吃饭还可以吗？”余秋里请总理坐下，答道：“这地方保险，晚上可以集中精力办点事。”总理看了看床上没有折叠的被子，问：“有人帮助料理生活吗？”余秋里答：“有人，有秘书在，有服务员管。”余秋里大概察觉到周总理在看他床上的被子，忙说是他自己没叫服务员叠，这样可随时躺下。总理笑了笑说：“你大概还是老习惯。”余秋里也笑了，表示接受总理批评，可以改。
总理坐下，他俩说了一会话。分手时，总理请余秋里注意休息。余秋里说：“真正应该注意休息的是总理，你太累了。”
总理回到办公室，我端上饭。他一边吃一边问我：“你看到余秋里同志房子窗台上那些瓶子吗？”我说：“看到了，全是二锅头酒的空瓶子。”总理问：“他喜欢喝二锅头吗？”我说：“现在只能买到这种酒。我问过他的秘书，都是到街上的副食品店去买的。酒喝完了，这些空瓶子还没来得及扔掉，顺手摆在了窗台上。”总理说：“送他两瓶茅台酒。”第二天，我拿上茅台酒送去并说明来意。余秋里激动地说：“总理真细心呀！现在喝到二锅头就不错了。这茅台酒我哪舍得喝。”我说：“总理叫我送来，是要你喝的。喝完了，再送。”他说：“小高，你不要瞎来。谢谢总理，以后不要再送了。”
这件事，虽说是总理与余秋里接触中一件很小的事，可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中，总理去看他，送两瓶酒，这就不寻常了。一九八○年，也就是周总理去世的第四年，余秋里已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有一次，我作为警卫局的副处长，担负着他外出的警卫任务。途中，他和我聊天。当然是谈过去，谈“文化大革命”，更多的是谈周总理，谈周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忘我工作的精神。他语重心长地说：“难找这样的人哪！”他怎么也不会忘记周总理在动乱年代对他的爱护和帮助。说到那两瓶酒，他说：“放了好几天，没舍得喝。后来还是先念同志来我这里，说是你这家伙过得不错呀！还有茅台酒喝。我告诉他是总理送的。先念说，送了就喝嘛！别等以后喝不上了。这才开始把那酒喝了。”这时我才告诉他：“给你的那两瓶酒，是第二天去供应站买来的。平时总理家只有一瓶酒，都是喝完一瓶再去买一瓶。”
在余秋里视察的空闲时间，我俩有说不完的话。他在视察大同煤矿、胜利油田的过程中多次开会，听汇报。他点名叫我列席，会上我听到、学到不少知识，更主要的是看到余秋里认真的工作态度和求实精神。他知识面很广，总要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他亲自下到煤井里去看挖煤的工人。我随他下去，这是我第一次下煤井。穿上那煤矿工人的衣服，下到井底才更体会到，挖煤工人的辛苦。余秋里走到坑道的尽头与工人们交谈。坑道的顶部不停地向下滴水。在人们的一再劝说下，他才返回井上。走到了井口，我看到他脸上、鼻子上全是煤灰。其实我们都一样，从脸上已看不出谁是谁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余秋里经常约我到他家做客。在我们的闲聊中，话题总离不开周总理。他怀念周总理呀！
五十六、约陶铸谈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接见广东来京的红卫兵会上，突然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中南局镇压群众的总后台”。几乎与此同时，中南海周围的街上就贴出了揪陶铸的大字报，游行的队伍也随之而来，声势浩大。可见是事先已作了布置的。对这内外相呼应的局面，周总理也感突然。在这之前周总理已知江青在毛主席面前诬告陶铸。总理在毛主席那里肯定过陶铸在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讲话，不是镇压群众。
怎么办？陶铸这位中南局的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第四号人物，转眼间，被宣布为毛泽东的对立而，成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江青等人善用突然袭击的伎俩，这已不是新鲜事。雍文涛、周荣鑫、吕正操就是在“文革”开始时，被江青在红卫兵大会上点名出局的。可他们都是部长级的人物，而像陶铸这样的政治局常委，也同样可以被江青一点名就垮下台来，确实惊人。可见党内不正常的现象正在逐步升级。
就在江青等人宣布陶铸是“保皇派”的同时，陶铸正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红卫兵，幸而被接见的那些小将们不知陶铸已经倒霉。不然的话，他们会群起哄之，会把这接见的会场马上变成批斗会。周总理等陶铸接见结束，约他来西花厅。此时，陶铸本人还不知自己出了事，进门时还说了句“要不是周总理叫我有事，那些红卫兵还不会放我走”。
在周恩来办公室，两人相谈很久。总理送陶铸出来时，陶铸低头无语。周总理心情沉重地与陶铸握手道别。这以后，周总理再也没单独见过陶铸，而陶铸只好隐居在中南海的万字廊。
五十七、请贺龙住进西花厅
贺龙家住在东交民巷十五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贺龙就成为林彪、江青的打击对象。他们鼓动着造反派大反贺龙。周总理为了贺老总的安全，请他住在新六所，这个地方是中直机关直接管理的。五十年代，这里曾接待过苏联、东欧国家领导人。这地方比较保密，应该说比较安全。贺龙住进去不久，体委等单位的造反派就知道了，多次冲向这个地方。虽然有部队保护，但是不能外出，不得安宁。东交民巷的家也被抄了。搞得这位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解放军缔造者之一的贺龙元帅有家不能归：周总理得知后，很担心贺老总的安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由贺龙的儿子贺鹏飞驾车，拉着贺老总和夫人薛明、警卫参谋杨青成进了中南海，直达西花厅：周总理没有睡觉，马上到客厅，见了贺老总夫妇。贺老总见到总理，声音宏亮地说：“总理，我的家实在住不下去了，只好到你这里来了。”总理双手握住贺龙的手，说了声：“我懂你的意思，你大概一夜没睡吧，我也没睡，咱们先休息，住在这里你可以放心了。”
我们在一旁听着他们的谈话，还不能完全吃透这里面的含义。事后才知道，当时贺老总受到冲击，总理亲自安排他的住处，还不能保证他有个安静的地方，只好请他到自己家来住：进西花厅是总理当天夜里安排的。邓大姐事先也不知道，难怪中南海的门卫报告说：“贺鹏飞驾车冲进中南海
总理亲自安排，请贺老总夫妇住在西花厅前厅，就是他经常见外宾和开会的客厅。由总理的厨师做饭，警卫参谋也不要去食堂吃饭，指定专人给他打饭一不让贺鹏飞、杨青成随便出去，这样不至于被更多的人知道。
贺老总住在西花厅，环境好了，但他的心情很不平静。正像薛明讲的那样，看着总理天天为国家操劳，工作那么紧张，还要照顾他们，心里很不是滋味。
中南海的大墙也挡不住“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南海机关也分成了派别，也有各种不同的观点。贺老总住在西花厅的事，很快被人发觉。社会上揪斗贺老总的声势更高了，这后边当然是有人挑动，有人支持。贺老总继续住下去，也就困难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总理约李富春一起，来到贺老总面前，向他讲叙了中南海也不是世外桃园，不是久住之地，再给他安排一个更秘密的地方去住。贺老总、薛明理解总理的难处，同意总理的安排，搬出去住。
总理事先选定了地处北京西郊的象鼻子沟，在玉泉山西边的山角下，这是国务院管理的房子，也是为领导同志准备的，一般老百姓是不知道这一住处的。总理选了条件比较好的一栋房子给贺老总。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凌晨三时，由杨德中护送贺老总和薛明转移出西花厅，先是进了玉泉山，再换车秘密地住进象鼻子沟。这以后，周总理与贺老总的联系，都是由杨德中负责。杨多次代表周总理去着望贺老总夫妇，关心着他们的生活和身体情况。
贺老总住在这里，就与外界失去了联系。造反派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他们到处找，几次冲到玉泉山，要抓贺龙。说明贺龙住在象鼻子沟的消息没有传出去。后来，林彪指使成立了贺龙专案组。至此，贺龙的一切都交该专案组，不让总理再过问贺龙的事，杨德中也不能再去看望贺老总了。总理与贺龙的联系中断了。
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开始，到建国后共同掌管国务院工作，贺龙与周总理是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老同志。“文化大革命”无情地剥夺了他们相互联系的权利。这对周恩来总理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
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贺老总被迫害致死。他死后，没有追悼会，没有花圈，没有同志和战友为他送别，被无声无息地秘密火化了。
林彪摔死后，周总理派人找回了薛明，委托邓大姐去看望她，并告知薛明，要为贺老总平反，为他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是贺老总去世整六年的日子，也是特意选定了这一天，总理说一定要去参加贺老总的骨灰安放仪式。
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举行：周总理是动过四次大的手术后去参加追悼会的。他身体很虚弱，复杂的心情又使他一夜没有睡觉。走进八宝山，他喊着薛明的名字进了休息室。他拉着薛明的手，说出他埋在心里多年的话：“我对不起你，我没有保护好贺龙同志。”总理哭了，薛明和孩子们围抱着总理，也放声大哭；整个休息室，整个八宝山都在哭。这哭声是对死者的怀念，是活着的人们吐出的多年的冤屈，是对林彪、“四人帮”的控诉。薛明和孩子们多么想对多年未见的周总理叙说内心的苦痛啊！可今天，见到大病未愈的周总理，他们只能劝总理保重，注意身体。骨灰安放仪式开始，周恩来带头向贺龙的遗像连续七鞠躬！至今人们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不是三鞠躬，而是七鞠躬。让我们永远记住周总理的这七鞠躬，记住这段不寻常的历史。
五十八、“他俩是‘五一六’我不信”
“五一六”是指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在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北京街头出现的署名“五一六”兵团的标语中有些是攻击周总理的。这当然有人幕后指挥。当时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谁反对林副主席（指林彪）谁就是反革命！后来又出现“谁反对江青谁就是反革命”的口号。但是“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的口号却出现很少。但是，“五一六”兵团攻击周总理，是群众起来把它定为反动组织的。“五一六”兵团的寿命不长，但影响很大。全国掀起揪“五一六”兵团成员的浪潮，派系之间也以“五一六”定罪。由于斗争的扩大化，就很容易错划了一些“五一六”分子。周总理曾经指出，“五一六”是少数，不要扩大化：而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机会搞扩大化，把揪“五一六”分子推向全国，以证明反周总理的人很多，为他们以后的“倒周”制造影响并打下基础。
万万没想到，扩大化扩大到周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位国务院机关的干部，被定为“五一六”分子。另外一派就对他实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的政策。他被定为“五一六”自感冤枉，于是就来个以攻为守的“坦白”，把张树迎和我“坦白”了出来，说我俩是“五一六”分子。说我们一旦有了机会，会对总理下毒手。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很快面报周总理。周总理当然不信，说是只凭一个人的口供，就给别人定性，不可靠。“老张（树迎）、小高（振普）在我这里工作多年，从他们的工作表现说他俩是‘五一六’我不信。”以后的事实证明，周总理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一九六九年我家搬进国务院宿舍大院，有人对我说，当年说我们是“五一六”的那人也住在这里。说真的，这时我才知道，我曾经被“咬”成为“五一六”。张树迎比我知道得早。在一个大院住的时间长了，与这人相识了，我便问及此事。他很不好意思，说是当时没办法，“文革”中是说了一些错话，但没有反对过周总理。他们就把他定为“五一六”分子，强迫他说出他所知道“五一六”成员。他被逼得没办法，就把周总理身边的几个人说成是“五一六”，看他们怎么办？他当时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只知道姓高。今天想来实在荒唐，实在对不起。他说：“住在一个院子里，见到你们头都抬不起来。”我劝他：“没什么，今天找你也不是翻老账，搞清楚也使我心里明白，以后咱们仍然是好邻居，好同志，不再提这件事。”
五十九、不能离开中南海
一九六七年夏，“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了“轰轰烈烈”，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对刘少奇的攻击更加公开，更加猖狂。造反派冲击国务院，围困中南海，揪批国家主席刘少奇，公开攻击刘少奇是“假革命、反革命”，并纠集了中南海内的造反派组织，于七月十八日，把刘少奇、王光美揪到工作人员食堂，批斗两个多小时，进行人身攻击。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操纵下，首都一些高校、机关团体的红卫兵、造反派数万人在中南海周围安营扎寨，高音喇叭不停地叫喊，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当然他们不只是“揪刘”，谭震林、陈毅、陶铸等也是他们揪斗的对象。红旗、标语、漫画布满了府右街道路两侧，后来扩展到中南海北门的文津街、南北长街，以至于新华门前。这些人，不分昼夜地狂呼乱叫，要把刘少奇等揪出去。七月二十六日和八月二日，谢富治、戚本禹还亲自到“火线”看望，支持他们的行动。戚本禹“水到渠成”的谈话，鼓励红卫兵坚持下去，把揪刘活动推向高潮。
中南海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部署是很严密的，八三四一部队是听党中央指挥的。中南海各门都有部队重兵把守。“中央文革”只能调动红卫兵。红卫兵与警卫部队面面相对，时而发生冲突，红卫兵冲，战士挡。战士们遵照周总理“不动火，不动气，不打人，不抓人，作宣传”的指示，红卫兵始终没能冲入中南海。
有些高校的红卫兵，还以绝食相威胁，他们声称，不揪出刘少奇，不吃饭。实际上，他们喝的水是甜的，后来发现，他们交替着吃饭，吃完东西再回来继续“绝食”。所以虽然“绝食”持续了好几天，但却无一人饿倒。
时间一天天过去，红卫兵、造反派围困中南海的人数逐渐增加。我们有时走出来，看看他们这“革命”的场面。天气炎热，说真的，这些人也够“辛苦”的。什么时间收场，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他们是受人指挥的。他们的目标根本不会实现，中南海进不去，揪人更不可能，他们的幕后指挥也清楚这一点，只不过是把这些学生们推出来，替他们充当先锋，搞点声势而已。
中南海的新华门、东门、西门、北门、西北门已被红卫兵围堵，车辆出入很困难。周总理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办公。外出开会，只好走便门。
夜深了，劳累一天的周总理还要处理积压在办公桌上的文件。墙外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打倒这个、揪出那个的口号。靠近总理睡觉房间的围墙外，由于造反派高高挂起六个高音喇叭，轮番呼叫，吵得总理很难入睡，他只好加大安眠药的用量。这样一天天地下去，造反派可以轮流休息，可以劳逸结合，周总理却不能，睡不好觉，第二天还要继续工作，怎么办？我们几个人商量，建议搬出去，找个安静的地方，睡好觉才能应付这天天的接见、开会。总理不接受，他笑着对我们说：“毛主席、朱老总他们都住在中南海，这里是中央所在地，怎么能离开呢？”
我们真的不知道这围困中南海的场面何时结束。总理卧室的窗子只有一层玻璃。我们建议再加一层，这样会降低一点外边的嘈杂声，让总理多睡一会儿。总理不同意，说这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多吃一点安眠药就可以了。被吵醒后，他就看文件、办公。
有一天，总理睡在床上，没有听到外边的高音喇叭声，他风趣地说：“他们天天喊，也太累了，今天也休息了，我会不会因为没有喇叭声而睡不好？”我们被总理的话逗笑了。说来也怪，人是容易适应环境的，总理也不例外，听久了，习惯了，似乎影响不大。哪晓得，造反派们又使出了新的花样，他们在歌声、口号声中，加上了放鞭炮。这不停的爆竹声，更使人难以入睡，睡着的周总理，常被惊醒，只好起床办公。
由“中央文革”操纵的“揪刘火线”，无论采用什么方式，使尽了各种招数，也没能攻破守卫中南海的八三四一部队的防线。长此下去，他们也是困难重重。红卫兵们吃不好睡不好，天气炎热，污水、垃圾不能及时清理，有的人开始生病了。他们也感到如果这样坚持下去，不会有太好的结局。
终于收场了。他们要“体面”地收场。八月五日，在天安门广场召集百万人的“声讨刘少奇大会”，党中央及“中央文革”的主要领导人，都到天安门参加了大会。
中南海内，由“中央文革”精心组织，分三个会场，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进行面对面的批斗。
周总理要去天安门，但他不放心中南海的批斗会。头天晚上，他就分配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分别去三个会场，观察动态，如有过激行为，马上向他报告。大会结束后，秘书分别向总理报告了三个会场的情况，总理听后很沉闷。
自此以后，刘少奇就失去了自由，与王光美被分隔看管起来。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碰见了刘少奇的贴身警卫科长。他手提菜篮到副食品店买佐料。我奇怪地问他：“你不是住在北长街吗，怎么到这边买东西？”他叹了一口气说：“给少奇买的。”
“怎么……”
“不是也造反了吗？”
我俩握手告别。
我把这事报告了总理。总理指示有关单位，对少奇同志在生活上还要保证供应。
从那时起，对于刘少奇的处境，身体状况，总理都亲自写信向毛主席报告。刘少奇因生活居住条件的变化，精神上的刺激，很快病倒了。总理知道后，指示新华社记者，把刘少奇病在床上的情景拍下来，向毛主席报告，让毛主席看看刘少奇已被折磨成什么样子。
“揪刘火线”搞了一个多月，周总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艰难地生活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逐步理解了周总理为什么不能离开中南海。
六十、武汉“七二○”事件前后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散会后，在回家的路上，总理对我说，毛主席要去武汉看看，准备再去长江游泳，会上决定让他先去一趟。我意识到这是叫总理为毛主席去武汉当先行官。在全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人们以对领导人的观点不同而分为不同的派别，派与派之间，人与人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有时会转化，但多数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积越深，闹得人们互不信任，甚至于一个家庭分解，一对夫妻离异。党组织不起作用，政府机关被冲垮，公检法机关已瘫痪，是以派代政。武汉的情况更为突出，“百万雄师”和“三钢”、“三新”两大派别，主宰着武汉的局面，当地驻军也被卷入。在这种形势下，能不能保证毛主席在武汉的安全和顺利游长江，谁也没有把握。毛主席决定了的事谁也不能改变。谁能与这两派群众对上话，谁说了话他们才能听，除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当时就数周总理了。只有周总理去一趟，亲自安排，才会确保毛主席这次行动的安全。同时周总理也可以借这个机会亲自看看武汉的情况，有利于解决武汉的问题。
我把总理要去武汉的事报告了卫士长张树迎，由他告诉警卫局准备飞机和派随卫人员。当晚，实际是十四日凌晨二时左右，周总理乘空军专机，于四时前到达武汉。下飞机后，由武汉空军的刘丰带领，乘车去武汉空军司令部。早晨五点多钟，天虽已大亮，可官兵们还没有起床。周总理和同行的人到会议室落座，室内闷热，几分钟后满身是汗，两个电扇虽不停地吹，仍不能给人们带来凉爽。周总理询问武汉各派的情况，以及武汉的社会治安状况。我们看房内人员较多，室内温度太高，就向刘丰建议，减少参加会的人员。刘丰接受了我们的建议，请一部分人退出会场到另外房间休息，指定几个人去安排下一步的行动。周总理对我们这样做很满意。他向留下的几位负责人交待了毛主席来武汉的具体时间和再游长江的设想。
吃早点时，我记得总理只吃了一个用盐水煮的鸡蛋，就由刘丰等陪同去省委招待所，即东湖宾馆。时间较早，路上行人不多，很快到了东湖宾馆百花一号楼。走进楼房，服务员三三两两在聊天，看到周总理进来了，他们有些突然，看来事先没有接到通知。总理与他们拉手问候，消除了他们的紧张。他们把总理请进了一个会议室。房内很热，看着温度表是摄氏三十四度。我们似乎更加透不过气来，看看手表，是早晨八点多钟。我想，到了中午会有多热啊！我问一位服务员有没有冷气，他说发电厂今日不送电，哪里来冷气，什么时候送电也不知道。
周总理和李作鹏、陈再道、钟汉华、刘丰还有军区、空军的负责人开会，详细布置了毛主席的住地、游长江的安全工作。后来又把宾馆的负责人和服务员叫来，叫他们把梅岭一号的卫生搞好，房间布置好，迎接毛主席的到来。总理一再强调，要求他们不能有派性，要把工作想得周到，安排得细致，要保密，绝对不能出问题。
下午五时，周总理到梅岭一号亲自查看为毛主席准备的房间。房内的设置都是按毛主席的习惯布置的，很多东西都是毛主席过去来时用过的，就是室内温度太高。我们知道，毛主席是晚上九点多钟到，如果房间温度这么高，毛主席就不能住，只好住在火车上。周总理当时也作了这个设想。周总理指定驻军的同志亲自去检查，了解停电的原因，让他们告诉电厂，就说是周总理在武汉，请他们尽快排除故障，恢复向这个地区供电。电厂听说是周总理要他们供电，很快答复，晚八时可以排除故障，准时送电，请总理放心。这样我们估计，毛主席到达时，室内温度可以降下来。实际上他们六点多钟就送了电。
周总理来武汉这几天，不顾天气炎热，带领武汉军区、武汉空军以及武汉航运的负责同志到长江岸边查看地形，做了很细致的安排。如确定下水地点，分析游泳时可能漂流的路线和在什么地方上船，以及会出现什么问题，采取什么强制措施等。还指定气象部门掌握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及时通报。周总理用了很多时间约省、市、军区以及地方的领导同志开会，了解武汉的情况，研究武汉的问题。
我们也做了横渡长江的准备，张树迎对我说，到那天不论我值不值班，都让我下水，他留在岸上。我盼着主席确定游长江的日子。七月十七日晚，周总理对我们说，这里的工作都安排好了，我们可以回去了。第二天上午，周总理回到了北京。我那游长江的欲望也随之消失了。
七月二十日下午，周总理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开会。十六号楼是当时“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地点。三点多钟，卫士长张树迎打来电话，叫我赶快准备行装，再飞武汉。说是一会儿总理回来，见一下大姐就走，详细情况回来再说，让我先报告大姐。大姐听后也很着急，说是刚回来怎么又去？是毛主席在武汉有什么事？责怪我应在电话里问一句。不一会儿，总理回来了，邓大姐跟着总理走进办公室。总理向大姐交待了几句，就乘车去了西郊机场。
机场上停着待飞的三架飞机，有一架是我们熟悉的周总理经常坐的飞机。另外两架已关上机舱门，机舱内坐满了中央警卫团的官兵，他们是奉命随总理去武汉执行保卫毛主席的任务的。我们登上飞机，总理座机的前半部，也都坐满了荷枪实弹的中央警卫团的官兵。看到这种场面，真是有些紧张，不知武汉发生了什么事。
飞机很快起飞了，张树迎对我说了武汉发生的事情：谢富治被围攻，王力被抓走，毛主席的游泳计划也被迫取消。总而言之，武汉很乱。中央对毛主席的安全很不放心，所以还是请总理去一趟，把毛主席接回来。飞行大约四十多分钟，机长来向总理报告，接地面报告，武汉的大街上已贴出了“欢迎周总理亲临武汉解决问题”的大字标语。同时说，王家墩机场跑道上停放着好多辆满载红卫兵的卡车，飞机无法着陆，只好改降备用的山坡机场。总理说，到时看看再说。飞临王家墩机场，飞机降低了高度。我们看到机场跑道上的人群像一条长龙，只好改降山坡机场。这是一个军用机场，飞机着陆后，没有合适的梯子，总理只好从飞机自带的小梯子上走下来。没有进休息室，机场负责人把总理引向一个帐篷，里面有一部军用手摇电话。总理要那位负责人要通了刘丰的电话，询问了一些情况，了解到王家墩机场的群众还没有离开。一位同志为总理送来了一杯开水，总理接过杯子想喝，因水太热不能喝。我赶忙接过水杯，又要了一个杯子来回倒，这样水会凉得快一点。总理指着同来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对那位机场负责人说，给战士们搞点水，要凉一些的。战士们都已站在飞机的一旁，他们的衣服被汗水浸透，有的脱下军帽在扇风。约十几分钟，战士就喝上了带甜味的汽水。
刘丰从王家墩机场赶到山坡机场，总理与他们商量进城的办法，他们不同意坐汽车，理由是距离太远，更不同意调直升飞机来，因为武汉很久没有直升飞机飞越上空，万一有人在下面开枪，就会有危险。总理说先休息一会儿，等天黑下来再说。
太阳虽已落下山，但天仍是亮的。总理走出帐篷，坐在一个板凳上，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向机场负责人了解他们的生活、训练情况。天不作美，一点风都没有，加上着急，我们都像洗过澡一样，浑身湿透。电话铃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电话是王家墩机场打来的，说是那里的人们已离开机场，向城里的方向去了，飞机可以降落了。总理听后很高兴，命令全体登机，返回王家墩机场。
王家墩机场休息室里已坐满了人，他们向总理详细报告了事件的经过：七月二十日凌晨，满载红卫兵的十几辆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的大院，他们很快涌向谢富治住的百花二号楼。王力等也住在里面。谢富治、王力等是从重庆来的，他们是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来武汉的。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集会上，他们对问题的表态有支持“三钢”、“三新”派的倾向，客观上造成了对“百万雄师”派的压制。“百万雄师”派的红卫兵就冲进了东湖宾馆，要找谢富治、王力辩论，他们对王力在华中工学院的讲话，明显地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做法极为不满，要他们重新表态。这派群众冲进了楼房，拥挤着把谢富治与王力分开，谢富治被挤到一个房间。混乱之中，他们抓走了王力。陈再道回忆说，是被军队造反派抓走的。看样子他们是有目的地只抓王力。如果想抓谢富治也不成问题，大概因为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怕把问题搞得太大。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王力的被抓，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紧急开会，研究武汉发生的事情。他们把围攻谢富治、抓走王力视为是对“中央文革”的攻击，是明目张胆地反对“中央文革”。在当时，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这次事件就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闻名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
这一事件的发生使武汉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安，两派斗争更加尖锐，敌对情绪不断升级，武汉三镇像开了锅，数百辆卡车满载着工人、农民、学生和一部分解放军官兵，分成几路涌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武汉形势急剧恶化，孕育着一场不可估量的武斗。毛主席在这里的工作和安全都受到严重威胁。要把毛主席从武汉安全接出来的重任，很自然地又落到周总理的肩上。在当时，只有周总理才能说服那派群众把王力放出来。周总理到武汉行动的本身，也可以使那里的群众情绪稳定，有利于缓解矛盾，所以周总理再去武汉是十分必要的。周总理不能停留在机场，要尽快去见毛主席。在场的同志研究着周总理怎么由机场去宾馆。因为城里交通很乱，曾有一位军区负责人乘坐在吉普车内，被人用长矛捅了一下，幸而长矛从他的腋下穿过，才未受伤。大家为周总理进城的安全担心，一时想不出好办法。周总理很果断地说：“天黑下来，坐吉普车进城。”为了缩小目标，总理指定成元功、张树迎、乔金旺、张洪德和我几位负责安全的同志及医生张佐良、护士姚军跟他分乘两辆吉普车，由空军的一位作战科长带路，先行进城，其他人员半小时后再走。
天黑下来了，两辆吉普车飞快地向城里开去。武汉市区的秩序确实混乱，不时看到被打碎玻璃的公共汽车横在马路上，成群的人手持长矛在马路上走来走去，好像在寻找出击的目标，口号声、高音喇叭的呼叫声震耳欲聋。
东湖宾馆的一号楼内，谢富治和当地的负责人已等在那里，还有随谢富治去的全国有名的北京院校的造反派头头。看到总理到了，这些人都抢着向总理叙说七月二十日发生的事情。总理先招呼几位负责人到一个小会议室，研究确定了保证毛主席安全离开武汉的详细办法，从主席出发的时间、乘坐什么车辆，到行车路线以及由哪些人负责护送，都做了周密细致的布置。会议结束后，总理去看毛主席，当面报告了请毛主席离开武汉的安排。毛主席接受了总理的建议，决定当晚乘专机离武汉去上海。
周总理在百花一号楼约请当地各方面的负责人开会，指出抓走王力的做法，更会引起武汉两派的严重对立，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化，以后会围绕着抓王力事件展开无休止的争论，请他们劝说抓去王力的那派群众，尽快放出王力。最后总理指定军区的同志负责传达他的意见，叫那派群众马上放人。
毛主席乘飞机离开了武汉，总理这才松了一口气。有人报告说，王力已由造反派放了出来，被转移到空军的山坡机场。总理说事情都已解决，我们休息一下再走。我看了看手表，已是七月二十一日凌晨二点多了。张树迎、乔金旺和我随总理走进楼上的一间卧室，总理上床休息，我们三人守在房外，很快就听到总理的鼾声。
楼外的路灯很暗，透过窗子看到院内有很多人在走动，还有人在搬梯子。这一出乎意料的行动，驱走了我们三人原有的睡意，一起仔细观察着外边这些人的一举一动。可能是出于职业的敏感，我们以为是被人包围了，就做了最坏的准备。张树迎派我下去看看。原来我们是虚惊一场。是毛主席离开武汉时专门留下十几名战士来保护周总理的，他们正在清理楼房外的场地，把梯子搬到离楼房较远的地方。
总理已睡了两个多小时，按照睡前的约定，我们把总理叫醒，并坦白地对他说，晚叫了他十分钟。总理笑了笑问我们：“你们三个都没睡呀？”我们说：“回北京一块睡吧。”总理笑了笑，问我们：“都准备好了吗？”我们说：“现在可以走了。”天还没有亮，我们还是由空军那位作战科长带路，按原定计划，先去山坡机场，接上王力一起走。这是周总理得知王力被放出后，为防止再生事端，亲自布置的。车开了两个多小时，天亮时我们到了山坡机场。王力已躺在一个房间里，这个“中央文革”的成员，也自食了他们一手炮制的“文攻武卫”的味道。只见他身上多处被扭伤，一只脚腕肿得很粗，护士正为他敷药。看到总理来了，他显得有些激动，起身与总理握手，向总理叙说被抓挨斗的经过。总理说，现在事情都已解决，今天可以回北京了。王力由护士和几位战士抬着上了飞机转到王家墩机场。七月二十二日下午，总理离开了武汉，到达北京的西郊机场。机场上站满了欢迎的群众，原来是“中央文革”安排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的，群众看到周总理走下飞机，以高昂的口号声迎接总理。几分钟后，谢富治、王力的飞机降落了，王力被扶着一拐一拐地走下飞机，这扭伤的脚变成了王力宣扬自己的资本。
周总理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到了西花厅。“七二○”事件所带来的后果远没有结束。陈再道、钟汉华被“中央文革”确定为事件的主谋，调来北京接受批斗；很多群众也被牵连，遭到打击迫害。直到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通知决定为因“七二○”事件遭到打击迫害的人平反昭雪。“七二○”事件作为历史的一页被翻了过去，但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周总理这位“救火队长”在处理武汉事件中的日日夜夜。
六十一、陪陈老总挨斗
陈毅是我们党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能免遭危害。身居外交部长要职的陈老总，在这些被他称作“娃娃”的红卫兵面前，也无法施展才华。战争时期，他指挥千军万马；建国后，他的外交才能，威震中外：今天，运动来了，而这场运动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亲自指挥的。造反派又自称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说陈老总领导的外交部是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外交路线，还要彻底打烂外交部。而造反最积极、打头阵的，又是外语学院的学生和外交部的一些人。这就和其他系统一样，形成了外事系统的批斗舞台。被推上舞台挨斗的当然是以陈老总为代表的外事部门的各级领导人。
批斗陈老总的会也是由小到大，范围越来越广。开始在国际饭店，就是位于北京东交民巷路口的饭店，过去也称它为六国饭店。这里是一九四八年底，我军已胜利在望，国民党南京政府危在旦夕，派出以张治中为首的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国共谈判的地方。今天，在这里，周总理与陈老总并肩坐在了被斗的位置。面对那些造反派，周总理宣布了几条规定，与会人员共同遵守。规定是这样的：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但要实事求是。不要离开自己的位置，不准呼“打倒……”的口号。大家以掌声同意了这个规定。
陈老总和总理分别坐在两张桌子前，这是造反派有意安排的。陈老总拿着笔，边听边记。周总理也认真听，时而抬头看看那些发言的人。随着批斗会的进行，会场的气氛逐步升温。那些口号式的发言，嗓门越来越高。有的学生手持《毛主席语录》小红本站在陈老总的面前，用力呼出了“打倒陈毅”的口号。周总理马上制止他，并提出这违反了会议开始时的协定，这些学生知趣地退了回去。场内渐渐地平静下来。我们站在一旁，以为周总理这样一说，就不会再出现那样的场面了。其实不然，他们退了几步，用更高嗓门呼出“打倒陈毅”，会场内的一些人也都举手握拳高呼“打倒陈毅”。看着这个场面，我们有些紧张。周总理、陈老总不举手，也不呼喊。我们作为局外人，还管你呼什么口号，我们只想着我们来的任务。他们的口号一味的“打倒陈毅”。看着周总理严肃、冷峻的面容他们改变了办法，把“打倒……”的口号和“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连在一起呼喊，其中还夹上了“向周总理致敬”的口号。有的口号必须呼喊，不喊就是个态度问题、立场问题，因而头脑必须很清醒。在杂乱的声音中，要分清哪个口号该呼，哪个不该呼。
周总理看这形势不妙，向主持批斗会的造反派头头建议，休息一会儿再开。他们接受了建议，周总理和陈老总走进休息室。造反派要表现出他们的“革命精神”，谁不遵守纪律，谁最有造反精神，谁就最革命。他们不听劝阻，涌进通往休息室的走道。调来维持秩序的八三四一部队的官兵们守住了房门，把他们堵在门外。他们喊出了“打倒……”的口号，要找陈毅辩论。周总理和陈老总在休息室内，听到外面乱哄哄的声音，他们很清楚外面在干什么。陈老总对总理说：“总理，你把我交出去吧，他们是想抓我的，这样呆下去，你也不安全。你就不该来陪我挨斗。”总理对陈老总说：“不要讲这些，我来对了。我要不来，这个局面就更难收拾了。咱们想办法出去，这会就算结束了。”总理指示部队负责人：“无论如何要保护陈老总出去。你们把人都集合来，挡住通道，现在就走。”
为了保护两位首长的安全，预防会场发生意外，八三四一部队的官兵这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力大心齐，很快疏通了走道。总理在前，陈老总紧跟。造反派眼看着陈毅走了，不停地高呼“打倒陈毅”，想冲也无济于事。他们被死死地挡在了后面，眼看着陈老总上车。周总理等陈老总的汽车开动后，才走进车门，离开了国际饭店。
就这样，周总理几乎每当陈毅挨斗时，他都陪着。有一次，周总理在钓鱼台开会，有报告说，陈老总在批判会上被学生们围住了，他的汽车轮胎被放了气。看样子，他们有绑架陈老总的势头。总理听后很生气，走出会场，面向着国际饭店的方向问：“这次会事先怎么不知道？”秘书报告说，是造反派临时定的。总理指示再派一些人去，一定要把陈老总保护出来。于是八三四一部队赶到会场，大声宣布，是周总理派来接陈老总的，你们必须放人。就这样，边喊边冲进会场，请陈老总上了吉普车。陈老总在车上说：“你们不该报告周总理，他太累了，我的事不要再分他的心了。”说着说着，陈老总掉下了眼泪。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外事口发表讲话，人们称之为“王八七”讲话。他的讲话把陈老总推向更加困难的境地，可以说掀起了更为嚣张的反周总理、反陈老总的浪潮。他们像疯了一样一定要把陈老总拉下马，就是在陈老总去机场接外宾的时候，他们也利用客人未到之前的时间，拉开向陈老总攻击的“辩论战场”。
陈老总在“文革”期间，随大气候的变化，时起时落。记得有一次，毛主席会见一位外国客人，周总理、陈老总作陪。毛主席在送客人上车前，对客人说：“陈毅是个好同志，他们那些小将还要把他打倒。”这些话，我们都听到了。但是没有人把这句话当最高指示，敲锣打鼓地宣传，更没有“一句顶一万句”。只是陈老总的日子好过了一阵子。批斗会还照样开。陈老总的大将风度世人皆知。在一次批斗会上，他掏出《毛主席语录》小红本，请大家翻到二百七十一页。人们都知道语录只有二百七十页，哪有二百七十一页呢？陈老总幽默地说：“我这本语录是最新的，印上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请大家跟我读‘陈毅是个好同志’。”因为是最高指示，谁也不能不读，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会场内回荡着“陈毅是个好同志”的朗读声。我们为陈老总这种风度所感动，不禁愉快地笑出声来。
“文革”还在进一步发展。陈老总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批斗会的场面越来越大，参加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有一次，几千人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开会批判陈老总。周总理坐在一旁。批斗的内容，不外乎什么外交部的大权已落在“修正主义者”手里，搞的是一套投降主义路线。甚至于对陈老总搞人身攻击，说陈老总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外部势力搞垮中国共产党的内应。他们用这种“新闻”来鼓动会场上的气氛，达到运动群众的目的。就在这时，有人请周总理接电话。就在总理离开会场去接电话的空隙，台下的人冲上了主席台，对陈老总施以暴力。虽然几位警卫把陈老总围在中间，也很难持久。周总理闻讯，挂断电话，拨开人群，同陈老总站在一起，很气愤地对造反派说：“你们违反了事先达成的协议，你们必须马上退下去，你们不退下去，我就宣布散会。”那些几乎疯狂的造反派哪里听得进这些，看阵势非要把陈老总揪走不可。八三四一部队增加了力量，把周总理、陈老总护送到休息室。大礼堂的叫喊声越叫越高。
陈老总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时而工作，时而靠边，直到病重住院，才摆脱了批斗大会。直到陈老总上了手术台，他们才向总理报告，说是陈老总患急性肠炎，请示开刀。总理听后，放下手中文件，很生气地说，紧急的病由医生决定，为什么还请示。说后就派他的保健医生到医院，亲自了解陈老总的病情，并及时向他报告。总理怎么想的他没说，从大夫报告陈老总的病况看，总理派大夫去医院是从多方面考虑的。医院是按肠炎开的刀，开刀后确诊是结肠癌，于是又扩大刀口。虽然采取了应急措施，但对病人总是一个不小的损伤。手术后不久，周总理到医院看陈老总，还做了检查，说是没关照好，使陈老总多受了一刀。周总理把医院的领导找来，狠狠地训了一通。后来陈老总的病需化疗，就转到了日坛医院。总理多次去看望陈老总。他不仅仅是看望，更多的是向陈老总通报一些国际、国内的事情，更多的是内部的事情。
得知林彪粉身温都尔汗，陈老总与全党、全国人民一样高兴。对长期被林彪迫害的陈老总更是值得庆贺的事。陈老总虽已病魔缠身，可他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提高人们对林彪危害的认识，积极投入到揭发批判林彪的运动中去。他坐着推车进入会议室，出席老同志（指当时没有安排工作的老革命——徐向前、聂荣臻、王震、邓颖超等）座谈会。陈老总在会上有时讲话两个小时，忘记了自己是还在继续进行化疗的病人。
六十二、哪有时间“天天读”
“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这些“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鲜事”，都与林彪搞的“语录不离手”的“三忠于”、“四无限”有关。《毛主席语录》本是由毛泽东选集中摘录下来的警句，便于人们学习记忆，当个人崇拜风在中国大地上越刮越猛时，林彪利用这股风，吹捧毛泽东，更主要的是抬高他自己。“天天读”就是林彪搞的形式主义，意思是要每个人每天都要读毛主席的书，用毛泽东的语句，指导每天的工作。人们手持“红宝书”,“天天读”的人确实不少，而真正用毛泽东的话指导工作的不多，更多的是把“语录”作为在派性斗争中攻击对方的武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为派系之间的无情争斗作理论指导；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为搞武斗壮胆；“造反有理”，为无政府主义助威。这些都曲解了毛泽东思想和原著的本意，离开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也就是不实事求是：那年代谁把语录本举得最高，谁喊得最响，谁就最革命。
“天天读”确实也促使一些人看书，有些单位就搞起了背诵“老三篇”（即毛泽东写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毛主席语录”比赛。能把“老三篇”全文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的人居然不少，全文背出“语录”的也大有人在。有人还能搞抽试，随便提出哪一页，第几段，他马上可背出这一段的内容；你读一段语录，他马上说出在哪一页哪一段。“天天读”已在全国“蔚然成风”
我们办公室不是世外桃园，我们也在学习室里挂上一块小黑板，抄上一段毛主席语录。集体读一下，就叫作“早请示”；学习完后，再读一下，就叫“晚汇报”。这种做法与外界不同，因为我们的工作规律是随总理、大姐的。早晨人员都忙于工作，很难集中，只有利用下午的时间来完成“早请示，晚汇报”，同时也“天天读”了。
社会上，也可以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这些事，周总理是清楚的，平时他很少与我们谈他的看法。一次偶然机会，总理问我，你们怎么学习？我如实地讲怎么样与社会上一致，怎么样体现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做法。他听后很坦然地说：“你们还有时间坐下来学，集体读。我哪有时间天天读，我能每周读一次就不错了。”我笑着说：“你一天到晚工作，连睡觉时间都很少，怎么读呀！”周总理只是淡淡地一笑。
六十三、江青闯闹接待厅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周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南门接待厅开会，商谈解决东北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李作鹏、杨成武、汪东兴等。正式开会之前，总理与先行到会的同志交谈。我习惯地和几位工作人员守候在接待厅一侧的小房内，东南西北聊聊天。忽听有人大声吵闹，仔细一听是江青的声音。江青也是来参加会议的呀！她的秘书来电话说是晚到一会，怎么进会场就吵起来了呢？只听她提高了嗓门喊：“总理，你见什么人？为什么我不能进？”总理被她这一突如其来的喊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便对江青说：“你有什么事，到别的房子去说。”总理起身走出客厅，江青紧随其后。总理招呼汪东兴、李作鹏、杨成武一块进了“山东厅”。这个厅比较小，叫“小山东厅”。另外还有一个“山东厅”。江青不停地大吵大闹，说是周总理叫成元功阻止她进会场。周总理只好叫汪东兴把成元功叫进来，当面说清事情的原委。总理自己便退了出来。
成元功进去解释说：“接孙占龙（江青的警卫员）电话，说是江青同志来大会前得先吃饭，在南门找一个地方，吃完饭再参加会。大会堂的同志就给安排在‘小山东厅’。因‘小山东厅’的位置靠近接待厅……”江青不等成元功把话讲完，就高声吵道：“你有什么权力阻止我！你们都给我出去！”站在走廊上的我，见汪东兴、李作鹏、杨成武和成元功都出来了，便去告诉总理：“他们都出来了，只有江青在里面。”总理推开门进去，我仍守在门外，观察厅内的动向。
周总理对江青说：“成元功对你都讲清楚了。”江青打断总理的话，叫道：“他是你的一条狗。”周总理早已埋在心里的火被点燃了，厉声说：“江青同志，你像什么样子！你说什么话！成元功是警卫局的处长，我谅他也不会对你怎么样，更不用说阻挡你了。你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对我们这些老同志，你要相信嘛！”
“我管不了那么多，成元功这个人历史上就不是好人，不能用。”江青蛮不讲理。
“成元功在我那里工作很多年，现在已回到警卫局。由汪东兴去安排，你、我都不能决定。”
江青想继续纠缠。总理推开门，顺便说了句：“今天的会不开了，我还有别的安排。”便离开了。江青没趣地走了。
次日凌晨五时左右，忙了一天的总理刚回到家里，秘书向他报告，江青的秘书来电话，请总理去钓鱼台十七号楼。我们调转车头，十几分钟后到了钓鱼台，走进十七号楼的大门。服务人员把总理引进休息室。我跟了进去，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已坐在那里，还有警卫局的一位副局长和几名干部。我观察这些人的表情相当严肃，鸦雀无声。见势不妙，我转身退出。只听江青叫了一句：“你别走，也参加。”我吓坏了，心马上提到嗓子眼，找了后边一把椅子，坐下了。
江青说：“很对不起总理，我不该发火，今天把你们请来，我还是要说说昨天的事。”她的嗓门又提高了：“成元功这个人不是好人，在延安他就反对过我。我有事找恩来同志，他就阻挡我，到西花厅他就找我的别扭。这样的人，怎么能用呀，怎么能在警卫局？”
江青为了说明自己的讲话多么“正确”，叫在场的领导表态。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都没讲话。
周总理讲：“成元功对你没有什么恶意，他叫你进去吃饭，是过于热情，本来不是他的事，他可以不管你，是热情出了毛病。成元功十四岁就出来了，在我那里很多年，我对他是了解的，工作问题由组织安排。”
江青听总理讲话的意思，自知对她恶意诬陷成元功的话不可能支持，不知趣地把话题投向在场的工作人员，问有什么意见。我们看透了今天这个场面是杀鸡给猴看。这里不是我们说话的地方，当时除同情成元功外谁还能说什么，大家相互看了看，谁也没说话，都低下了头。她把目光逼近了那位副局长。我们都是他的部下，他只好说几句了：“听了江青同志的讲话，我们很受教育，总理的讲话非常重要……”江青听他只说了一句对她的讲话，而开始说总理的讲话，唯恐他再说下去，马上打断他的发言，说：“你们警卫局还有坏人，那就是曲琪玉，他对毛主席不忠……”
我们坐在那里，如坐针毡，心里悬着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谁没私下议论过江青呢？谁没私下发泄过对江青的不满呢？今天她开始点名了，成元功要完了，突然又点个曲琪玉，下一个是谁呢？天哪，这个会快点结束吧。
江青也不是傻瓜，看出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表情，于是又把话题转向我们：“警卫处的人，好的是多数，像曲琪玉这种人是个别的。如果没有别的事，可以散会了。”
“散会”两字刚一出口，我们都站了起来。总理紧锁着眉头，对汪东兴说：“有些事由你来做。”说完转身走出了会场。
几天后，被江青点名的曲琪玉，离开了他警卫处长的位置，与成元功一起先后进了中办学习班，后转入中办在江西进贤县办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
六十四、看电影请假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总理正在开会。我接到江青的秘书杨英路的电话，说是江青请总理到钓鱼台看电影。我马上写了条子，送给了总理。条子是这样写的：
总理：
杨英路问今晚开会的内容：江青同志提议今晚在钓鱼台看电影“智取威虎山”，请总理、伯达、康生同志参加，看完电影后再开会，是否可以。
高振朴（普）
周总理是这样批注的：
今晚八时到十时，我要与外交部代表团会谈，看电影请假。到十时半至五楼开会。
这里的五楼，指钓鱼台五号楼。
六十五、面对“九一三”突发事件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五时左右，周总理起床。他是工作到上午十一时才睡的。“文革”以来他又恢复了五十年代白天睡觉的习惯，那是战争年代养成的。这天由于睡够了六个小时，总理显得特别精神。早已等候的杨德中（中办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主管总理的警卫工作）跟着总理进了卫生间，向总理报告：“毛主席的专列已停在丰台，到丰台后就把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叫上车。”总理听后说：“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丰台。”杨德中说是专列中途除必要的加水以外没有怎么停直奔北京。总理问什么时候进北京，杨德中说还不清楚。
周总理和往常一样，吃完一杯豆浆冲鸡蛋后，带上他那厚厚的文件包，去人民大会堂，准备晚上开会。会前他一个人坐在大会堂东大厅的北小厅翻阅文件。会议是晚八时开始，地点在福建厅，参加会的人员是部分政治局委员和有关的部长们，内容是讨论即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准时开始，当会议进行到十时四十分左右，张耀祠（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办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分管毛主席的警卫工作）来电话，有紧急事情要向总理报告。周总理离开会场，接通了电话。张耀祠向总理报告说，接张宏（中办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林豆豆（林立衡，林彪的女儿）来队部报告说，叶群和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出逃，先去广州，再去香港，晚八时已调来了林彪的专机“二百五十六”号。周总理紧锁眉头，对张耀祠说：请告张宏同志，派人密切注意动向，及时报告。并问张耀祠现在什么地方，张回答说在中南海游泳池：周总理实际上是在询问毛主席在哪里。总理放下电话，进入会场，向开会的人宣布，今天的会议结束，政治局的成员留下，其他人员请回。
周总理向空军司令吴法宪查问空军一架三叉戟飞机去山海关机场的情况。吴法宪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总理叫他马上查，吴法宪就用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编造的假话向总理报告，说是一架改装的飞机，试飞中发生故障，降在山海关机场。总理听后，叫吴法宪下令这架飞机停在原地，不准起飞。
周总理预感到事情的严重，他在思考着应付的办法……
十一时二十分，叶群与总理通电话说：“首长（指林彪）想动一动。”
“是天上动，还是地上动？”总理仍沿用他多年的习惯。凡关系到领导人的重要活动，他都用对方可理解的语言讲话。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保密习惯。
“是天上动。”叶群答：
“你那里有飞机吗？"
“没有。”
周总理知道停在山海关机场的飞机是当天晚上调去的，她却说没有飞机，纯属假话。总理看透了她电话的目的，也想到了事情发展的严重性。
周总理请李德生、纪登奎到北小厅，交待了任务：李德生去空军作战部，纪登奎去北京军区。
总理叫吴法宪马上去西郊机场随时掌握机场的情况，并派杨德中“协助”吴法宪工作。杨德中凭他多年在总理身边工作的经验，理解总理派他去的用意，随吴法宪去了西郊空军机场。
总理指示海军司令李作鹏，下令山海关机场，不准那里的任何飞机起飞。
周总理又让通知其他政治局委员到福建厅。汪东兴仍留在毛主席那里没有到会。周总理又把开会的会场由福建厅改在了新疆厅。总理对到会的同志说，有件事先去处理一下，请同志们等一等。
周总理驱车到了中南海游泳池，亲自向毛主席报告今天发生的一切，最后建议毛主席转移去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那里是毛主席召开会议、会见外宾和休息的地方。
九月的北戴河，秋高气爽，海水是那样的平静，可林彪的住地九十六号楼内一片混乱。叶群发现林豆豆已不在楼内，又得到胡萍报告周总理查询飞机的消息后，本想要通周总理的电话探听虚实，为其阴谋放个烟雾，不料露了马脚。她作贼心虚，加速了思维的混乱，大声疾呼地指挥着人们加快外逃的准备。找人的找人，装箱的装箱，急急忙忙把文件、物品塞进林彪的红旗车内。林彪、叶群、林立果、潘景寅、李文普（林彪的贴身警卫）挤进一辆车内，由司机杨振刚开车，离开九十六号楼。杨振刚原为叶群的专车司机，后为林开车。出门不远，就遭到驻地部队的拦阻。随着一声刺耳的喇叭声，汽车冲向部队。战士们急忙闪开，险些被这夺命的汽车撞上。中队长肖奇明见此情景，举枪向汽车尾部连开两枪，此刻他已忘记这是红旗防弹车，别说是手枪，就是两颗手榴弹投到车上也无济于事。事后验证，他那两枪都打在汽车的后挡风玻璃上，只在玻璃上留下两个白点。后来，周总理对这两枪提出批评，说是没有明确指示，怎么能开枪呢？汽车取道海滨路，疾速驶向山海关机场。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们在中队长肖奇明、大队长姜作寿和副团长张宏的带领下，先后乘吉普车、卡车和吉姆车以最快的速度紧追。
周总理从中南海回到大会堂新疆厅：我们按规定留在厅外：九月十二日半夜十二点多钟，即十三日凌晨，周总理又接到张耀祠报告：林彪已离开住地，向山海关机场跑去。周总理询问先派出去的部队能否先到机场。张耀祠不能作出肯定的答复。总理又一次叫李作鹏下令山海关机场，不准停在机场上的任何飞机起飞，要设法阻拦。李作鹏没有遵照总理的指示下达命令。
正当午夜，在通往山海关机场的路上，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乘坐的防弹红旗车，以每小时一百多公里的速度急驶，消失在黑夜里。
紧追其后的中央警卫团的跑在最前面的车，已看到了红旗车的尾灯，张宏命令司机再快些，司机为难地说，已是最大油门，再没有办法快了。
横贯东西的京哈铁路，与公路交叉。正巧一列火车从东往西通过，红旗车抢先过去，而后面追来的车被火车挡住。林彪的车抢先进入机场，直奔停机坪。“二百五十六”号专机已静静地等在那里。林彪等推开车门，顺着飞机驾驶舱的小梯子爬了上去，往常是不会用这小梯子的。追赶的战士们远远地看到林彪、叶群等急忙登机，叶群在先，林彪紧跟其后。林彪没戴帽子，这是少有的事，他平时夏天也要戴帽子，可见今天跑得慌张，把帽子丢在九十六号楼。林立果手提着枪，气急败坏地叫人们快上。他们没来得及把车上所有的文件、物品带上，没等报务员、领航员上机，就关上机舱门，发动飞机。
中央警卫团副大队长于仁堂见此情景，急步跑向调度室，正遇到机场童副参谋长。于仁堂请他阻止飞机起飞，童讲：“已接到总理的电话指示，飞机已滑向跑道，挡不住了，只好采取灯火控制的办法。”于是，他向天空连发三枪，机场闻声关掉灯光，顿时一片漆黑。飞机在黑暗中，滑到起飞的位置，于九月十三日零时三十二分向西北方向飞去。
张宏把林彪一伙乘机已经起飞的消息经张耀祠向总理报告；周总理拿起电话命令空军司令部调度室向“二百五十六”飞机喊话，希望他们回到北京，不论在哪个机场降落，周总理都亲自去接。调度室照总理的指示办了，可“二百五十六”飞机没有答话。
周总理自得知林彪、叶群的行动后，一直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还是没能挽回这必然的结果、
飞机飞出国境，在荧光屏上消失。人民大会堂内的空气变得更加紧张。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怎么办？周总理向毛主席详细报告了这一切。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周总理回到新疆厅，宣布了林彪北飞的消息，场内哗然。人们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讲话，也不知道该讲什么。无言、沉默，沉默得使人透不过气来……
周总理看看大家，声音不太高地说：“请你们呆在这里，都不要离开新疆厅。”说真的，在座的领导们谁也不想离开，而想离开的这时也不敢离开。
周总理走出新疆厅，对厅外的环境作了进一步的安排，指定专人看守厅门，无关人员不准进入，所有随领导们来的人员，一律原地休息，谁也不准靠近新疆厅。
西大厅内的北小厅，厅内有办公桌，装有军用和各种电话，还有一张床。周总理往常在这里办公和休息。总理走进来示意关上门后，拿起电话，向全国下达了净空命令，即：没有周恩来、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共同签发的命令，飞机不准起飞。
总理直接向各大军区下达命令，派陆军进驻空军、海军机场，与原守卫部队共管，严格遵守净空命令。
刘贤权来了，他是铁道兵司令。我们事先不知道他要来，把他挡在门外。刘司令火了，冲着我们说：“总理叫我来，你们不叫我进，什么意思？”我们把他引进西大厅，马上向周总理报告。周总理请他进了北小厅，二十多分钟后，刘司令出来了。我们向他道歉。他严肃的脸上露出一点和意，对我们说：“不怪你们，你们做得对。”我们送他出去，他坚定地说：“我照总理的指示去办。”
周总理指示外交部，密切注意外电报道，并研究和提出各种情况下的交涉和应付方案。
李德生坐镇空军作战部，掌握全国空军的动向，更注视着首都各机场的情况。九月十三日凌晨三时十五分，北京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飞机，向张家口方向飞去。李德生立即将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报告周总理。总理果断地指示：“迫它降落，不听就打下来，决不能让它飞出去。”于是空军先后派出八架（次）飞机拦截。因天黑没有找到这架直升机。空军调度室一片紧张，大会堂内在等待着。这架被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劫持的直一五飞机，携带大量文件向北飞，企图追随林彪逃往国外：驾驶员陈修文是一位智勇双全、具有高度觉悟的驾驶员，他识破了他们的企图，机智地骗过他们，把飞机飞回北京，曾接近西郊机场。杨德中后来说，在西郊机场曾听到这架飞机的声音。周宇驰等发现被骗，用枪逼迫陈修文北飞。陈修文以没油为理由，将飞机降落在怀柔县境内。接近地面时，陈修文与周宇驰等搏斗，被周宇驰枪杀。周宇驰等爬出飞机，狼狈奔逃，被赶来的部队、民兵、群众追进庄稼地里，团团围住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料已无法脱逃，周宇驰提出，由他先把于新野、李伟信打死，然后自杀，于、李不同意，约定一起自杀。周宇驰、于新野当场毙命，李伟信朝天空放一枪，保住性命，被战士、民兵捕获，留下这一活的口供。
天已大亮，关掉了大会堂内的部分灯光。隔窗外望，长安街赶人来人往，上班的、上学的、散步的，他们与往常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是那样的平静；天安门广场，首都民兵师的队伍在演练队形，他们练得是那样认真，走得是那样整齐，为的是接受国庆二十二周年的检阅。他们哪里知道今天发生在高层的这一切。明天会怎样，谁又能预测？
周总理没有问时间，没有顾及天亮，就连我们关灯、拉开窗帘都没有抬头看一下，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总理走出小厅，向毛主席所在的一一八厅走去。他不像往常那样，先问一下主席是否休息。我们紧跟他，靠近他。总理从十二日晚七时三十分吃过一餐饭后，到现在十多个小时没吃东西，又处在这样非常的紧张状态之中，我们担心他的身体：他回过头来看了看说：“不要都去，留下人听电话。”张树迎示意我留下。约半个小时的时间，总理又同到了新疆厅。
电话铃响了，是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打来的，找总理亲自听话：他的嗓门很大，在我把话筒递给总理的瞬间，听他说出了关键的一句话：“报告总理，我已派参谋长带部队占领了南京的全部机场，辖区内的其他机场也已同时出动部队全部占领，请总理放心，请毛主席放心。”总理微微一笑，放下话机。
上午九时，我们几个人商量请总理吃饭的事。这中间虽说送过葡萄糖水、花生米和玉米面粥，但这些不能顶饭吃。据我们的经验，已到了可以劝他吃饭的时候。于是先请厨师做好了一碗热汤面，几个小包子，一盘小菜。一边请他吃，一边送上去。他接受了，吃了一碗面，一个包子：看着他吃剩的包子，看着他吃空的面碗，我心酸了，眼睛湿了，如果是以往，我会觉得轻松许多。因为总理忙起来，不睡觉不吃饭是常有的事。可今天我轻松不起来，只是深深地吁了一口气。
总理约来了军委和总参作战部的同志，在大会堂东大厅开会。作战部的同志铺开地图：总理与到会的同志们共同分析由于林彪外逃可能发生的情况，研究制定了应急方案，调整部队部署，重点是应付国外势力的入侵。
邓大姐打来电话，这已是第三次了，她不知道这一夜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人向她报告：我们只对她说是开会。邓大姐关心着总理的身体，总理一九六七年已患冠心病，过度劳累会出现什么结果，邓大姐比谁都清楚，可她又有什么办法。“文革”以来，总理的工作量是超负荷的。邓大姐盼着这没完没了的事情早点结束，总理的担子也可以减轻一些。可事与愿违，事情多得像一团乱麻，越扯越乱。多年的经验告诉她，今天发生的事情不同一般，她从总理近二十个小时不回家，我们在电话里支支吾吾，断定有大事情发生。她也不像往常那样催总理散会，也不催总理回家，而是一再叮咛我们给总理按时吃药，不要饿得时间过长，掌握时间送点吃的，提醒总理休息。我们如实把邓大姐的话向总理作了报告。总理让我们转告邓大姐，请她放心，事情完了，就会回去。
钱嘉东、纪东两位秘书在家值班，这段时间，我们之间也没了联系。他们接到丁盛（广州军区司令）这样一个电话：请报告总理，他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他怎么办，他已遵照总理的指示去办了。纪东接电话后，一时没搞清怎么回事，叫我向周总理报告。总理听后问我向纪东讲了什么？我说没讲，总理让我通知纪东到大会堂来。纪东到了大会堂，向总理讲述了丁盛的电话内容总理让他留在大会堂，帮助处理事情，没再回办公室。
新疆厅的领导人已按照总理分配的房间，到各自厅室去休息。他们也是很长时间坐在那里，虽然可以走出厅室散散步，可谁也没有离开大会堂。
我们劝总理休息一会。总理答应了。就在北小厅，他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我们轻轻地关上门，退出来。十几分钟后，总理叫我们进去，说是睡不着，于是又继续翻阅着他那些文件，不时接着各方面来的电话，却一直没有林彪飞机的消息。
十四日上午十一时，已忙碌了五十多个小时的周总理，显得格外疲倦，在我们的一再劝说下，才服了安眠药，上床休息。
总理躺下后，很快便发出了轻微的鼾声。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退出小厅。我把褥子铺在他门外的地毯上，和衣而卧，看着天花板。是紧张，是责任，还是什么，一时也说不清楚。怎么也合不上眼，索性不睡了，想着发生的一切。林彪是副统帅，怎么能这样干呢？庐山会议后的批陈（陈伯达）整风，虽说林彪有错误，没点他的名，是有意保护了他，当然也是警告他。怎么能跑呢？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出过张国焘，那是在战争年代。在执政二十几年的今天又出了个林彪！局面会怎么样呢？国家会乱吗？难说。除去已跟林彪跑的，还有谁呢？周总理向各大军区下达的命令，说明毛主席、周总理在直接指挥，军权在中央，不会出大乱子，像丁盛那样的都表示服从指挥了，还会怎么样呢？……
十四日下午二时，服务员叫我们接电话，纪东接电话回来，说是王海容问总理在什么地方，她有重要情况要向总理报告。我们叫醒总理，报告了王海容电话的内容。总理叫她马上来大会堂，并让我到门口等王海容。王海容手持密封信，边走边着急地问我：“总理在哪里？”我说先进去吧。总理已在卫生间漱口。纪东接过王海容手中的信，总理催他快念。信中说，一架军用飞机在蒙古失事，机上九人全部遇难，其中有一妇女，机号：二百五十六。总理听后拿过电报，穿着睡衣拖鞋，急步走向毛主席所在的一一八厅。他们谈得很久，约四时，总理才离开。政治局的全体成员已转到福建厅，总理向他们宣布了林彪摔死的消息，会场马上变得一片轻松。总理叫准备饭，他们要好好吃一顿饭了，还破例喝了茅台酒。
周总理指示外交部，电告驻蒙古使馆，请许文益大使亲自带人到出事现场，查清飞机型号，遇难九人的身份，从各个角度拍摄下飞机、现场和九人的照片，特别是遇难人的照片分角度、拍特写等。并向蒙方交涉，把死难的九人的遗体运回国内。
十四日午夜，周总理开始分批向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和军队系统的主要领导人通报林彪外逃事件，比较详细地讲述了事件的经过，嘱咐各单位各系统的领导要把握住本单位，紧紧地团结在毛主席周围，制定防范措施，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分批的通报会持续到十五日下午四时才结束。总理很疲劳，该回家了。我抢先一步收拾好他的文件包，随他走出会场。总理与大会堂的工作人员握手，道谢。整整三天三夜，七十二岁的周总理只睡了三个小时，加上沙发上的几次小息，也不足五个小时。
总算离开了大会堂，回到西花厅。
邓大姐迎在门前，对总理说：“老伴呀，看你的两条腿已抬不起来了”总理微笑一下说：“这很自然了。”邓大姐已知事件的情况，这是在向各单位通报时，周总理派杨德中向大姐报告的。她随总理走进办公室，跟他谈了一会儿话，劝总理好好睡一觉：总理接受了大姐的建议，在我印象中，总理这样痛快地接受休息的劝说并不多见。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外交部向总理报告，我驻蒙使馆派孙先携带材料于九月十九日乘火车回国，于二十一日下午到京。周总理于二十一日当晚听取了孙一先的报告，仔细地看了他带来的现场照片：参加会的，除政治局成员外，还请来了外交部的姬鹏飞、韩念龙、符浩，公安部长李震，北京空军司令李际泰，警卫局杨德中等。大家分析了飞机坠毁的原因：飞机因燃料将要耗尽，被迫紧急降落。驾驶员不熟悉较大地区的地面情况，冒险以飞机肚皮擦地降落。飞机降落后，失去平衡，与地面冲撞，引起爆炸。从死者的遗体上看，都取下了手表等易于擦伤的物品，说明事先都作了迫降的准备。
十月一日中午，周总理亲自到西郊机场，查看了同样的三叉戟飞机，分析迫降时引起毁机的原因。据专家确认，这种飞机两翼下部与机肚底部几乎平行，虽然驾驶员技术很高，但在沙地上很难掌握平衡，稍有偏差，就会导致机毁人亡。“二百五十六”号飞机出事是必然的。
九月二十三日，已是林彪外逃的第十天，林彪等已葬身于蒙古的温都尔汗。林彪的干将，他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已是六神无主。他们没有主动向中央坦白交待，而是私下活动，销毁证据，对抗中央。对他们的活动中央早已察觉，已经到了对这四人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毛主席决定把他们四人抓起来。这项决定由周总理执行。
就在九月二十三日晚，总理驱车到人民大会堂，先是在新疆厅开了会。会后，总理约来杨德中，向他交待了任务。杨德中受命去部署对“四大金刚”的进一步监视。杨德中走前对我说：“今晚有重要行动，你要提高警惕，多个心眼，再从警卫处调两个人协助你。”他没对我说是什么行动，说完就走了。总理仍然坐在那里看文件。我和警卫处的两位同志守在门外。因为不知道这行动什么时候开始，我心里没底，坐立不安，推开房门看看总理，他却像没事似地批阅着文件。
晚十一时左右，杨德中回来了：我急忙上前问他一句：“怎么样？”他说一切就绪，就去向总理报告。几分钟后，总理把我叫进去说：“咱们回家。”我答应后接过文件包跟在总理身后。我在想，都安排好了，怎么又要回家？不会出了什么事吧？
总理回到家后并没有休息，仍坐在那里看文件。杨德中告诉我，今晚的行动改在明天上午进行，仍在大会堂。原因是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李先念率团去越南访问，去机场送行的有邱会作，逮捕他们四人的行动需秘密进行，为不引起外界反应，便改在送走李先念以后。周总理又是一个晚上没有睡觉，二十四日早晨七时五十分到了首都机场。纪登奎等已到候机室，邱会作也坐在那里。和往常一样，总理与他们相互握手就坐。李先念到后，他们一同步入机场，气氛平静。我紧随在周总理的身边警惕着周围的动向。李先念登上飞机，向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飞机滑动了。周总理转身对纪登奎、邱会作说：“九点钟在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其实纪登奎知道开会的内容，邱会作也接到开会的通知，但他却不知道今天的会对他是个什么结果。
由机场返回的路上，杨德中坐在总理的车上。周总理对杨德中说：“咱们把车开快一点，先一步到大会堂，再与邱会作谈一谈，争取他多交待一些问题。”我们的车速加快了，后边的车速也跟着加快。因为都是红旗车，性能一样，不可能甩掉它。车上原有的通讯设备，也因反窃听，全部拆掉了。今天是干着急，只好到大会堂再说了。到大会堂北门，杨德中虽是抢先一步下车，已来不及了，执行人员已对邱会作实施隔离。
周总理、叶帅和纪登奎在东大厅等待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到来。九时，黄永胜、李作鹏先后到会，与邱会作一块坐在福建厅，只有吴法宪没有到。是什么原因没有到呢？是走漏了消息吗？不可能。我们也很着急。总理、叶帅和纪登奎在东大厅内走来走去。九时十分左右，吴法宪到了。周总理、叶帅、纪登奎走进福建厅。他们从沙发上站起来。周总理等和他们四人一一握手。我们被允许守在厅内。虽然厅内的布置没什么变化，还是开会的老样子，但总显得气氛紧张，与往常不大一样。
就座后，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宣布：“中央决定对你们四人隔离审查，希望你们与林彪划清界线，交待你们的错误。”周总理指出他们四人从庐山会议到这次林彪叛逃期间的所作所为。总理没有用“罪行”二字，大概也是个策略。总理说：“林彪叛逃后，根据多方查证，证明你们四人是站在林彪一边的，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搞分裂活动。毛主席等了你们十天，希望你们觉悟，主动向中央交待问题。你们不仅没有交待，反而相互串联，销毁证据，完全站在党中央的对立面。所以，中央不能不采取断然措施，把你们分别隔离起来。这便于你们交待问题，也便于中央对你们进一步审查。”总理接着说：“你们放心，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事，你们的家属、孩子不会受到牵连，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不会像你们当年对待叶帅那样。叶帅的孩子你们都不放过。今天叶帅在座，他不会那样的。”叶帅会意地点点头。
总理问他们四人还有什么要说的。他们四个人都耷拉着脑袋，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周总理看着他们的样子，知道要他们在这里马上说些什么，也很困难。于是下令将他们带走。
就这样，比较顺利地把林彪的四员干将抓了起来，消除一大内患。这也是林彪事件后，中央采取的一大行动。
六十六、江青搅起的护士风波
一九七二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周总理到钓鱼台十七号楼开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汪东兴已等在会议室。我和医生照惯例守在外面，与其他警卫员和秘书们闲聊。江青的护士小赵坐在一旁，看上去情绪不高。我已不是第一次看到她这样，所以也就不太留意。
会议室的门开了，周总理出来。我急忙迎过去，以为散会了。总理却进了电话间，我跟过去。总理问：“小许在哪里？”（指总理的护士许奉生）
我担心地问：“总理你哪儿不舒服？”
总理听我答非所问，没说什么，只是看看我。我急忙说：“小许在家（指中南海西花厅）。”
总理对我说：“我没有什么不舒服，是江青要找小许。你马上把小许接来。”说完他就进了会议室。
我琢磨着会场内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为了快一点把小许接来，我请警卫局车管科派一辆车去西花厅，同时，给小许打电话。小许接电话时很紧张地问我：“总理怎么啦？”我说：“总理没什么。”
“那你半夜来电话干什么？吓死我了！”
我听小许紧张的情绪已放松，就半开玩笑地说：“有人看上你了，要你到她那里工作。”小许真的认为我跟她开玩笑。我这不指名的“她”，小许已知道是指江青。我说：“我有神经病呀！我真的不是开玩笑，是总理叫我打电话叫你的，车子快到了，你马上来吧。”
她这才断定是真的，于是哭了。电话里传来了“不去，不干！”的回答。
我说：“那怎么行呢？你先来吧！总理在这里等着呢。”
约十多分钟后，小许来到十七号楼，只见她手里提个小包，低着头，进了楼。我看她的眼圈已哭红了，顿时紧张起来。这怎么行呢？我叫她先去洗一下脸。她接受了我的建议，走进卫生间。我在门外大声地提醒她：“用冷水！”
我拉开会议室的门送她进去。说真的，我都没敢看一眼里边的首长谁坐在哪个位置。小许进去后，我轻轻地关上门，退守在外面。约一二分钟后，会议室的门开了，是小许。她笑了，笑得那么天真。我过去问她：“怎么啦？”她半捂着眼睛笑着回答说：“她不要我了，说我太紧张，手那么凉，一拉手吓了她一跳。”
我说：“你快走。”于是小许又坐上汽车回西花厅了。
真没想到，凉水洗脸，除掩饰了小许那不快的表情，还免除了以后的不幸。
此事的起因发生在当天的下午。江青不知为什么大发雷霆。也许是江青在哪方面遇到了不顺心的事拿小赵出气，说是小赵要害她，给她吃的药不对，是毒药。于是，撕了小赵的领章帽徽，还动手打小赵，威逼小赵承认错误。小赵是位性情温顺，但很有原则的姑娘，遇到了江青脾气不好的时候，在小事上就忍了。今天，这可不是小事。她语气坚定地对江青说：“用药没有错。”小赵居然敢顶撞她。这下可激怒了这位当代“女皇”，她火气越来越大，要把小赵赶出钓鱼台。小赵心里想：“那真是求之不得的事。”但这话当时只能在心里说。
两眼哭肿的小赵，诉说着在江青那里工作的难处，真像跳进了火坑似的，多么想有人能把她拉出来。她眼看着小许今晚这一段的经过，以羡慕的眼光送走了小许，为小许庆幸，更为自己不能自拔而苦闷。
我们同情小赵，谁也不能说什么，此时此刻，只能劝她留下好好干。
会散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对总理说小许已回到西花厅了，总理问我：“小许的手怎么那么凉，江青一拉，叫了起来。”我把小许来钓鱼台的经过说了一遍，总理听后微微一笑。我看他很累，就没说什么。
总理稍静一会，对我说：“江青说她的护士给她吃毒药，简直是瞎说。说我的大夫、护士都那么好，为什么不派好的给她？说小许就很好，点名要小许。小许来了，她又说看见小许就紧张，又不要了，真是莫名其妙。”
六十七、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晚八时，周总理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会场设在东大厅。东大厅这个地方不止一次地召开重要会议。和往常一样，我们把总理送至会场门口，把文件包交给他，就守候在会议室外面。会议时间很长，这并不奇怪，因为政治局开会哪一次也得五六个小时。照以往的做法，参加会的人到了该吃饭的时候，服务员会把饭送进会场，他们边吃饭边开会。今天，我们把总理的饭准备好，请服务员送进去。时间不太长，饭一点没吃，原样退了回来。我很纳闷地问服务员怎么回事，服务员摇摇头说不知道。我说先把饭端回厨房，等一小时再送一次。我并没有想别的，总理不按时吃饭是常事，今天不同的是，他没说等一下再吃，而是把饭退回来。
一小时过去了，送去的饭又退了回来。服务员传话说，总理说不吃饭，也不叫再送吃的。我有点坐不住了，为什么不吃饭，我们想不出原因，只是等在外面干着急。我与大夫商量，不吃饭该吃的药不能误时，于是请服务员准时把药送去。总理把药吃了，我们稍微放松了一下。
几个小时过后，散会了。我跑近会场门口，等待着。总理第一个走出来，他的脸色难看，人显得很疲劳。我接过文件包，在回家的路上，不放心地问总理：“您有什么不舒服？”
“没有。”他的语气低沉。
“饿吗？”
“不饿。”
总理下午起床后，只吃了一杯豆浆冲鸡蛋。已经六七个小时没吃东西了，怎么能不饿？我现在想的是回到家赶快把饭端上，只有看着总理吃了饭，我才算完成了一件大任务。
我和保健医生交换了看法，对总理为什么不吃饭，我们一下说不清楚。不过，总觉得今天的会不太正常。医生说，这种情绪，对心脏不利。我们守在办公室外，隔十几分钟就轻轻地开开总理办公室的门，看一看总理。他仍然在那里聚精会神地批阅文件，和往常一样，夜深了，才离开办公室。
第二天，我们把看到的情况报告邓大姐，她听后对我们说：“你们要更加精心地管好总理的吃饭、吃药。吃药一定要准时。更具体地说，饭后用的药，不吃饭，到时也把药送进去，目前吃药更为重要。”
再去开会，总理装文件的皮包轻了许多。临进会场，总理回头对我说：“开会中间不吃饭。”我马上说：“药还是按时吃吧。”总理让我们掌握。
这是怎么回事呢？以往开会不是这样，不吃饭，还让送杯玉米粥，今天什么也不让送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多年来的习惯，散会时，总理多数是最后走出会场，而且往往是几个人一边走出会场一边交谈。这几天，情况有点反常：总理都是第一个走出来，而且是一个人，情绪又是那样的不好；这几天，只是在这里开会，没到过别处，也没约人谈话；这几天，毛主席那里也没去过。这种种迹象表明，出事了。综合“文革”以来我们看到的现象，说明这事出在总理身上。会是对着总理的，通俗地说，是开整总理的会。
一九七二年，查出总理患了膀胱癌。已一年多了，他没能及时治疗，现在每天尿血。医生们定期向中央送病情报告，参加会议的主要人物是可及时了解总理病情变化的。这几天总理病情明显加重，尿血量增加。我们非常担心呀！
总理每天开会回来，走进办公室，就一头埋在文件堆里几个小时。劝他休息，比往常更困难。我们还是用大姐教的办法，比以往更勤地把毛巾送去，请总理擦擦脸，多擦几次脸，就多几秒钟的休息。可是，有时我们把毛巾交到总理手上，他却举在那里忘了擦脸。
我和张树迎轮流跟总理去会场。趁总理在家时，我俩也议论当时的情况。我们的直感是：中日、中美关系的门打开了，他们认为总理这头“老黄牛”也没多大用场了。像要动手杀“牛”了！
会还在继续开，参加的人逐步增加，先是外交部的人，后是中央联络部的人，当然都是部级负责人。我们猜想与外事有关。
有一次散会后，我马上走到会场门口，见出来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我急忙闪在一旁。他们一边走一边说笑，只听江青说：“走，还是老地方。”他们的红旗车连成一串，开往钓鱼台。后来，在大会堂北门外执勤的警卫对我说，每天散会后，还有不是住在钓鱼台的几个人，一起去钓鱼台。他们是在为下一次的会议作准备。
会议不停地开，会场内的气氛变得更紧张了，有时一次会议进行七八个小时。我们等在外边更是坐立不安。为保密，会场内的服务员只指定两人，其他人打下手，在场外等候。其间一位服务员进去送水，听到他们在指名批周总理，她惊呆了，把几杯水倒翻在地，哭着跑了出来。以后再没让这位服务员进去，连打下手也没她的份了。
我们几人单独在一个小房内休息，这不是谁规定的，是我们无心与别人在一块交谈。我时刻观察着会场外的变化。
会议的特殊性，把我们提醒总理休息、及时送饭、及时吃药的三项服务任务缩减为一项，只剩下及时送药了。有一次，我把药交给服务员，让她送给总理吃。她还空药瓶时，避开我的目光，低着头跑进服务间。我觉得不对，紧步跟了过去，看她用手绢擦泪。她转身看到我，就止不住地哭出声来，对我说：“他们还在批总理。”“他妈的，我不干了。”
我按捺住难过的心情，强忍住要滚出的眼泪，压低嗓音，对她说：“别哭了！别哭了！别叫别人看见了。”看她实在止不住哭声，我就把她让进了隔壁的福建厅：“你在这里哭一会儿吧，有事我来叫你。”
持续十几天的会，今天照例是晚八时开始，出乎意料的是，会议只进行三个多小时就散了。这次总理不是第一个出来。先出来的是那些部长们，他们哭丧的面孔不见了，脸上露出笑容，看到我就主动打招呼，问一声“还好吗？”这一声“好”，问得我心里顿时暖乎乎的。我猜想这会大概快结束了。我的回答当然是“还好”。王海容更加直率地对我说：“你又可以吃宴会了。”她以此向我透露总理又可以见外宾了。我一直提到嗓子眼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会议结束了，为什么批总理，我们不清楚。长期在中南海工作养成的保密观念，主导着我们只能去想，而不能去打听，也没处去打听，更无心去打听。我们看到的是总理的血尿越来越多，病愈来愈重。
六十八、严肃处理“伍豪事件”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幕后指挥者又推出新的“革命”内容，在全国掀起抓叛徒风潮。主要目标当然还是老干部，重点又是那些原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生入死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国家主席刘少奇已被扣上“党内最大的叛徒”的帽子；薄一波等六十一名被从国民党监狱中营救出来的同志，统统被扣上“叛徒”的帽子；当年打入敌人内部搞地下工作的同志都被打成叛徒、特务。“四人帮”开始把暗箭射向周恩来。有个红卫兵组织在原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上海报纸上，找到“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这一消息，如获至宝，马上呈报“中央文革”。江青如果去问一下毛泽东或者是康生，就会清楚了，因为这件国民党造谣诬蔑周恩来的事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就已搞清楚。她没这样做，却来找周恩来。周总理看出这来头并不简单，要认真对待。
“伍豪”是周总理的曾用名。这是当年在天津创办“觉悟社”时，几位发起人，用阿拉伯数字作为自己的代号，采用抽签的方法，确定谁是几号。邓颖超抽到的是一号，周恩来抽到的是五号，五号的谐音即“伍豪”。当年周恩来曾用“伍豪”署名，起草过文件，发表过文章，为机要通讯编制的密码，就被称之为“豪密”。
“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这件事，是国民党反动派妄图通过这则“启事”，达到诬蔑周恩来，以瓦解我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的目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我革命根据地发动的三次“围剿”，都在红军的反“围剿”中遭到惨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国民党不仅不抗日，反而集中力量企图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积极准备向红军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同时，阴谋破坏设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机关。此时的周恩来是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兼管中央情报工作。他的工作和他本人对国民党的威胁很大。敌人抓不到周恩来，就采用造谣的方式，由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和国民党中统特务黄凯合谋，伪造了“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上海各大报纸登载，企图打击和搞乱共产党的力量。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由黄凯派人将这一伪造的“启事”送上海申报馆广告门市部。广告处律师看后认为，这一“启事”称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党，而通篇文内只具名伍豪一人，有明显漏洞，暂没登出。但在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先后在《时报》、《新闻报》登出。《申报》在国民党上海新闻检查处的压力下，于二月二十日也登出这一启事。我党在上海的中央，在陈云同志亲自主持下，采取果断措施揭穿了国民党的阴谋。
国民党找不到周恩来，抓不到周恩来。其实在他们登出这一则消息时，周恩来早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旬离开上海，十二月下旬已在中央苏区的瑞金，参与组织指挥作战。虽是这样，上海的地下党和苏区的毛泽东都给国民党以有力驳斥。毛泽东就此发出布告说，“伍豪脱离共产党”一事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今天，江青又把这已有历史定论的事提到周恩来面前。周恩来没有简单地处理这件事。他把这事告诉邓大姐，他们看出，三十年代国民党的阴谋没有得逞，而今天，六十年代的江青也在想利用国民党的办法来达到他们加害周总理的阴谋。周总理、邓大姐认为有必要借这个机会把这件事再次搞清楚，给历史留下真实。
这件事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虽已搞清，做过结论，但没有文件材料。周总理委托邓大姐把办公室的秘书和卫士组的同志约到一起，具体交待了做法：由赵茂峰去北京图书馆借来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出版的《申报》、《新闻报》、《时报》等报纸，由卫士组的警卫、司机、厨师、服务员等查找。后来，医生、护士也参加进来。因报纸种类较多，我们这些人对当时的事情又不清楚，查找起来得花一定时间。我们查遍一九三一年的各报，没有查到，再查一九三二年的。
经过几天的查找，由司机杨全明查到了，是二月二十日在《申报》登出的。张树迎先拿给邓大姐看，邓大姐叫马上送周总理。周总理仔细地看这条“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消息。
看完这条消息，总理当即说：“还有一条消息是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反驳国民党的。”叫我们再查。我们主观地认为不会登在《申报》上。于是又把其他报纸翻遍了，也没找到。我们还奇怪，怎么没有呢？周总理肯定地说：“会有的，陈云同志在延安的时候说过，是登了报的。”我们又开始查找，细心的乔金旺查到了。就在二月二十二日《申报》的广告栏内登出：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同是一个《申报》，两天之内登出不同的两则消息，人们不难看出这第二条消息是否定第一条的。周总理看到这第二条消息说：“这就清楚了。”他请新华社的摄影师钱嗣杰，把这两则消息翻拍下来。后来的事，周总理就不叫我们管了，只是嘱咐把图书馆的报纸保存好，暂不退回。我们把借来的报纸摞在一起，足有一米多高。
周总理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他亲自写了专门报告。在一九七二年批林整风会上，他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伍豪启事的真相》报告。对事件的真情作了详细的说明。在会上，公布了毛泽东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在北京大学一位学生的来信反映一九三二年二月上海各大报纸登载《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上的批示：“此事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同时宣布，毛主席的意见和政治局的决定，会后将录音、记录稿和其他文献资料存入档案，并发至全国各省。周总理写好的这份报告，因工作原因，一直没有下发，存在了他自己身边。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总理在进入手术室前，又想起了这件事，要把这份已存多年的文件，取出来看看。此时他已服下了镇静药。邓大姐也不解其意，便说存在保险柜里，要看，手术后再看吧。总理说在病房等着，一定要派人去取。邓大姐就叫她的秘书赵炜去取。医生、护士和我们几个人都围站在总理的周围。医院距中南海不远，十几分钟赵炜便取了回来，交到总理手里。周总理躺在进手术室的平车上，戴上老花镜，翻看了几页，就在首页的标题下侧，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又写了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并注明是在入手术室前。签完后，亲自交给邓大姐。这才同意推他进手术室。在去手术室的走廊里，周总理问：“小平同志来了吗？”邓小平、叶剑英，还有张春桥闻声由休息室走出来。邓小平来到平车前，总理紧握着他的手，高声地说，更确切的说他是高声地喊：“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干得比我强得多。”当然，这话不是小平一人听到，不只是对小平同志讲的，是让在场的人都听到，表达周恩来对邓小平的支持和信任。今天想起来，总理这话是有目的的。当时，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正在掀起对邓小平的攻击，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困难重重。面对党内的复杂的斗争，周总理在手术前明确了自己的态度：支持邓小平。
六十九、举荐邓小平
一九七五年的哪一天，我记不清了，可能是在七、八月份，周恩来感到自己的病情会加重，要想康复怕是很困难了。国内、国际，党内、党外有那么多事需要去做。小平同志虽已掌管着日常工作，可他仍为副总理，党内排名在王洪文之后。周总理从国家、党的最高利益出发，毅然举荐邓小平同志。
总理叫我拿来纸和笔，半靠在病床头，请医生和护士们退到病房外，室内只剩下邓大姐和我。我帮总理坐稳后，知道他要写东西。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叫医务人员退出的，所以我也想转身退出。总理叫住我，说不用出去。周总理一手托着放好纸的木板，开始写了。邓大姐见总理托着板，写字很费劲，便说：“你口述，我代你写吧。”总理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我站在总理的右方，看着他是给毛主席写信，是向毛主席提议，由邓小平代替他现任的国家和党内的职务位置。虽然没明确地写上“总理”、“第一副主席”，但这职务位置已明确了小平同志的职务。他写完交给了邓大姐。邓大姐向小平同志通报了这封信的内容。据说此信已上报，始终无音讯。
后期，周总理的病情加重。邓小平、张春桥、王洪文、叶剑英、李先念等一同来到病榻前，看望周恩来。周总理对着张春桥、王洪文说：“你们要帮助小平工作。”小平同志因耳聋，可能没听清楚，退至病房门口，问张春桥：“总理说的什么？”张春桥说：“总理叫咱们好好工作。”他没把周总理的原话告诉小平同志。我听后很惊奇：怎么没出门，就变了。当然，张春桥是“四人帮”的“智多星”，他为什么这样讲的目的就不言而喻了。
第二章相忍为党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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