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五月的一天，警卫局领导找我谈话，说是周总理那里要你去工作，先去试一下，如果可以，就正式调去。我听后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能去敬爱的周总理身边工作；紧张的是，想起五年前我被调来警卫局开始培训时，老同志介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性格、嗜好、脾气的那些话。他讲到周恩来时，说总理办什么事都严肃、认真，在总理面前不能出一点纰漏。甚至于对你的一举一动，总理都可以看透你在想什么。
那时我刚从山东调来北京做服务员，有些想不通。因为当时我从山东省公安干部学校毕业后，已是干部。后来幸福感、荣誉感占据了主导位置，想想贫困家庭出身的我，能有幸调来这北京城，进入红墙内多不容易，哪还管什么待遇。所以工作起来劲头很大，一心一意地把工作完成好。在中央领导人面前，尽量把服务工作做得周到细致。当年还没有建成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宴请外国元首的国宴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重要外宾，也是在中南海。因此，我们服务工作的好坏，对国外也有一定影响。中央的很多会议都在中南海的颐年堂、勤政殿、怀仁堂、居仁堂、西楼大厅召开。所以对进入中南海人员的培训是极其严格的，在工作中要求则更严。我们这些人大多来自农村或小城市，见识不了广，知识面窄，工作起来确实有较大难度。干力气活我们个个都是强手，一个人可以扛起五把椅子，几十斤重的方桌一人扛起来就走。可为首长当服务员，干的都是细活，端茶、倒水、递个毛巾，活儿是轻便多了，可心里挺紧张。
五年多来，我也曾接触过周总理。他对工作确实一丝不苟，在他身边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怀着这种既高兴又紧张的心情，我先来到警卫处接受培训，两个月后，即一九六一年七月，我被调到总理身边。
我兴致勃勃快步行走在去西花厅的路上，当时我没有自行车，公家也没配备。因为按我当时的职别是不配交通工具的。十几分钟的路，我觉得太长了。虽然过去五年曾多次来过西花厅，但这次心情大不一样。见了总理说什么，见了邓大姐说什么，我无头绪地东想西想，边想边走进了卫士值班室。邓大姐的汽车司机纪书林等着我，他向我说明邓大姐去庐山养病，周总理准备从庐山回来去北戴河，由他和我先去北戴河，也就是先去做准备工作。
八月六日，总理到北戴河，出席在那里召开的书记处会议。卫士长成元功原先已向总理讲了我这个人的情况，所以见面后总理并不感陌生，说了声“我见过他”，接着问了我的一些身世。当年二十三岁的我，在总理面前还是个孩子。我没说更多的话，就开始工作。
总理几乎是天天开会，约人谈话。我对会议内容一无所知，只是看到他忙。事后，才知道会议的内容是讨论国际形势、国内的粮食问题，还有军工生产和市场、物价、货币流通等问题。五天的时间，要开这样一个内容繁多的会，难怪他那样忙。八月十三日，总理离开北戴河，我没有随行，留下来做收尾工作。
八月二十三日，总理去庐山出席中央工作会议，我先期上山，仍打前站。这是我调到周总理身边工作的试用阶段。从庐山下来后，我即住进西花厅，从此我在西花厅整整工作了三十多年。
今天，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邓颖超大姐离开我们也八年多了，在他们身边工作的许多情景时时出现在我的面前，好似还在为他们工作，为他们服务……
为寄托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无限思念，我把在他们两位老人身边工作期间见到、听到和感受到的事情写出来，用这些故事和零碎的记述，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周恩来和邓颖超，也为研究他们提供一些素材。
我是周恩来的卫士，是在中央领导同志身边工作的一名警卫人员，由于工作环境和水平所限，不可能把周恩来这样一位伟人的功绩很好地表达出来，工作性质又决定了我只能接触一些事情的侧面，了解得非常有限。但是，本书所写到的都是我的亲身经历。
引言我进西花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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