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妈严肃地叮嘱我：不要想靠伯伯的关系，事事要靠自己的努力。在北师大女附中，我开启了理想的航船。
读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三年，在我记忆中，永远是那么鲜活，那么美好，那么难忘，因为这三年是我一生中思想转变最关键的时期。
记得一九四九年九月开学前，七妈很严肃地和我谈了一次话，其中的一句话，让我记了一辈子：共产党干部与历朝历代当官的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勤务兵，而绝不允许“一人当官，鸡犬升天”的封建意识抬头！在成长的道路上，你不要想靠伯伯的任何关系，事事要靠自己的努力！
十二岁的我，第一次感到了点头承诺时的那份庄重！
入学时，我被分在干部子弟班。那时的干部子弟，大多是从延安等革命老区刚进城的孩子，年龄有大有小，她们说话带有些许陕北口音或河北口音，穿着相似，都是供给制的藏青色列宁装。聂力、刘松林、任远志等几位姐姐都是比我高一年级。
师大女附中住校条件比较简陋，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算是不错了，吃、穿、住都不用家里安排。吃饭都是大灶，七万元（币制改革后的七元）一个月的伙食费。一年四季洗脸洗脚都是用冷水，只有来例假时，才能凭木牌到大水房里打点热水洗。大水房每天只供应喝的开水。
我们班里有许多从老解放区来的同学，他们更能吃苦，遵守纪律，互相关心。好学上进。在宿舍里，谁的牙粉、肥皂用完了，旁边的同学立即拿出自己的递过去；谁要是生病了，不用摊派，大家都抢着去给她送病号饭。一种我从来没有尝过的不是姐妹，却胜似姐妹的亲情，使我每每走进宿舍，都有走进自己家的亲切感。
第一次从学校回到西花厅，饭桌上，不等伯伯和七妈问，我便兴致勃勃地谈起自己的感受。伯伯听了笑着点头，七妈则鼓励我说：“她们身上有许多老区的光荣传统，你过去缺少这方面的学习和锻炼，现在能发现，就是进步的开始，要努力向她们看齐！”
九月一日开学后，学校除了进行入学教育和正常课程以外，把我们的课余时间，全都安排了迎接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筹备活动，全校师生都学会唱《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咱们工人有力量》等欢快、有力的歌曲。还练习学会了“红灯舞”的步伐和手势，为了每人手上都拿上一盏红灯，学校给各班发了好多高粱秆儿，大家学着做成五角星的主体骨架，又发了半透明的红纸，贴在五角星骨架子外面，里面的正下方有个圆托，可托住一根小蜡烛。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午餐后，全校师生集合，出发，我们都怀着兴奋、激动和自豪的心情，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参加隆重、热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当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了”的洪亮声音响彻全球的时候，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的几十万人民群众顿时欢快、激动地泪如泉涌，互相拥抱，庆贺祖国的新生！广场上一片沸腾，锣鼓喧天，我们都不停地唱啊，跳啊！当夜幕刚刚降临，我们又点燃了红灯里的小蜡烛，几百个女学生在广场上自豪、得意地表演了我们学校自己编排的“红灯舞”，给这一盛大的庆典，增添了一份欢乐！
这个场面是我有生十二年以来，第一次参加的最隆重、最盛大、最热烈、最欢快的活动，所以我永远都可以随时回味。
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学校十分重视学生们的理想、品格教育，校长彭文、苏灵扬经常亲自给我们作国内国际形势的大报告，教育我们的语言也特别生动，比如：先有国，才有家；作为新中国的主人，就要时刻关心国家的命运。这些听了使人开阔心胸，让人热血沸腾，顿生责任感、使命感的教育，我在天津上小学时从来没有接受过。
一九五○年抗美援朝开始后，学校大张旗鼓开展了宣传活动，我们班有几位十五六岁的同学，立即报名参加了志愿军。瞧她们被批准参军欢蹦乱跳的样子，我也羡慕极了，在报名站也拼命往前挤。
“叫什么名字？”学校负责报名的人问。
“周秉德！”我担心自己个子小，努力向上踮起脚。
“十几？”
“十三！”我几乎是直着嗓子大声喊。
谁知我话刚出口，招兵人的头就摇成拨浪鼓：“不行！年龄太小了。下一个！”
没有任何商量的时间和余地，我便像一只丑小鸭在善意的笑声中快速被挤出圈外。
伯伯知道这一幕，站在客厅里，抱着双臂仰头哈哈笑出声：“志愿军当然不能要你，还是个孩子，到了朝鲜，到底是你照顾别人还是别人照顾你呀？”
“可我是想上前线打美国鬼子，保家卫国嘛！”我只觉得鼻尖发酸。
“愿望是好的，可也要立足实际啊！祖国要人保卫，祖国还要人建设嘛！你年龄还小，好好学习，将来有的是为国效力的机会！”伯伯的声音亲切又富磁力，让人不能不服气。见我点点头，伯伯又说：“再说，抗美援朝的形式也很多嘛，留在后方，可以宣传适龄青年踊跃报名，号召各界群众捐资捐款，买飞机大炮支援前线嘛！”
伯伯一席话，说得我茅塞顿开，频频点头，又笑出了声。是啊，我从报上看到，为了支援志愿军抗美援朝，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以义演的形式，向志愿军捐献了一架飞机呢！其实，在学校，我在同班同学康泠、周士琴的影响下，已参加了师大附中、师大女附中两校男女同学组织的剧团了，分配在效果组，在后台为演出打鼓、敲锣。有时也参加演出当配角。这时我们剧团正在排演宣传抗美援朝内容的民歌、秧歌剧、活报剧等，像《王大妈要和平》、《捷报》、《只要山还在》等剧目。后来在农村、在工厂演出时宣传效果特别好！我们还确实用举办义演捐款等活动，来为抗美援朝出力呢！
后来我才知道，伯伯虽说是国家总理，但在抗美援朝的那些年，他一直亲自抓了前线作战指挥和志愿军的整个后勤保障工作。抗美援朝胜利后，伯伯并没有得到任何一枚军功章，但是，历史和中朝人民都不会忘怀他当年特殊的贡献。
苏联《乡村女教师》的电影牢牢抓住了我的心，我决心要上北京师范学校，准备当一名中国的乡村女教师。
一九五二年春夏之交，我初中快毕业了，全家孩子中，我第一个面临长大后的职业选择。本来，我那时成绩很好，每学期都能拿到“学习优良奖章”，在教师和同学眼里，凭我的能力和水平考上本校高中是不成问题的，至于高中毕业考大学或去苏联留学也更不成什么问题。刚巧这时上映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女主人公瓦尔瓦娜置身乡村，为小学教育呕心沥血的情节使我深受感动，特别是她到了晚年，看到她的学生已经成为工程师、飞行员、医生、农艺师、演员、作家等祖国建设所需的各种人才时，我全身热血沸腾，感到当一名乡村小学教师是多么的神圣和伟大。
那时，我成天嘴里哼唱的都是《乡村女教师》的歌曲，眼前总是老师笑眯眯的神情，梦中也会被稚嫩的“老师好”的呼唤声笑醒。
星期六我回到西花厅，坐在饭桌旁，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
“伯伯、七妈，我有一个事情要宣布，我也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不准备考高中，我想报名上师范学校。”
“好啊！和我一样啊！”七妈眼睛一亮，脸上现出特别欣慰的笑容。“我原来也是做老师的，我十六岁就当老师了，做老师非常有意义，何况现在国家又这么需要。”说完，她又转过头向正埋头吃饭的伯伯说：“我已经说同意了，你怎么不说话啊？”伯伯放下手中的筷子，望了望我，对七妈说：“有你一个人说就够了，她得有点独立思考嘛。你也说，我也说，不是对她压力太大了吗？将来她要后悔起来都没办法。况且，秉德还应该听听自己爸爸妈妈的意见，对不对？”
果然不出伯伯的预料，我回到家，一讲自己的理想，爸爸没开口，妈妈反应特快：
“秉德，你学习成绩很好，应该继续读高中，读大学，女孩子一定要学有专长，有自己的本领才行呀！”
“妈妈，你也是老师，你为什么反对我当老师呢？”
“我不是反对你当老师，我是不理解你放弃现在继续升学的机会。你高中毕业去上师范大学，出来不也是老师嘛！”
“妈妈，现在我们国家还很穷，很落后，尤其是农村，太多的孩子没有学上，将来长大了就是文盲，太需要小学老师了。我愿意学习苏联那位乡村女教师，把一个个农村孩子，培养成国家的栋梁之材。我相信，成千上万学生发挥的作用，一定远远超过我一个人的贡献，这样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讲到苏联，妈妈正要提醒你冷静想一想。妈妈是有切身体会的，女人一定要有一技之长。如果不是当年你外公强迫我学习俄语，我这样一个有六个孩子的妈妈，就是有为新中国出力的愿望，也不可能从一个家庭妇女，当上中学的外语老师吧！你看你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去苏联留学的机会真不算少，你的成绩好，又是优秀学生，高中毕业，不用让伯伯说话，也极有可能去苏联留学的，难道这样好的学习机会，你也不珍惜，情愿白白放弃吗？！”
“妈妈，你劝我的这些话，我的班主任和同学也都劝过我，他们也提到我成绩好，各方面突出，等高中毕业后出国留学不成问题，希望我慎重考虑！妈妈，这些天我确实也经过了认真考虑，现在是新社会了，我们每个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一定是国家的需要为第一需要，不该从个人的发展出发！反正我还是想上师范学校，当一名乡村女教师！”
“既然你已经拿定主意，我和妈妈都支持你。”爸爸的话不多，但一锤定音。
一九五二年我终于如愿以偿，被保送进北京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学校已有七十年的历史，而且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几十年前也是在这个学校读书毕业的。教师的教学水平、思想水平都很高。我在这个学校学习三年后，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区三中心小学当老师，实现了当乡村女教师的梦想。
在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前，学校通知我们说，可以有四分之一的人报名上师范大学。许多同学踊跃报名，而我却在作文上表态说：现在许多学龄儿童不能入学，一个主要原因是师资不够。国家培养我们三年，我们应赶快加入到教师行列，让所有该入学的儿童有机会入学。
学校党支部发现我思想觉悟高，在毕业前积极发展我入了党。这时我刚满十八岁。
我们姐弟六人中，有四个当过兵，伯伯的态度截然不同，当然原则只是一个：党和国家的需要就是第一志愿。
我的弟弟妹妹，在迈上人生之路时，仿佛都与解放军有缘，先后有四个都穿上了军装，但伯伯的态度，却因时代不同，有过完全不同的要求。
一九六一年夏，大弟弟秉钧高中毕业。那天，七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秉德，你找找秉钧，让他明天到西花厅来一趟，伯伯有事找他谈。”
第二天，秉钧喜形于色地来到我的单位，关上门兴奋地说：“姐姐，你猜伯伯找我干什么？”
我笑着说：“是不是关于考大学的事？”
“算你猜对了一半！”秉钧顽皮地眨眨眼：“昨天伯伯在饭桌上，第一句话就说：秉钧，听说你高中快毕业了，祝贺你，我请你吃饭！能给我说说下步有什么打算吗？我当时想，伯伯找我来，一定有他的想法，就直截了当地说，想听听伯伯有什么建议。伯伯也很坦率，他说：秉钧，你能不能不考大学？我反问道：为什么？我平时品学兼优，论成绩和表现，老师说我考清华大学是有把握的！”
“伯伯是怎么说的？”我忍不住催问道。
“伯伯说，现在国家遭受自然灾害，需要重点发展农业，所以，今年征兵的重点是城市，怎么样，你还是参军吧！我爽声答应：行！伯伯立即笑了，浓黑的眉毛高高扬起。他兴奋地说，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跟大家讲了，今年的征兵对象主要是城市青年，咱们都是当兵出身，是不是也让咱们的孩子到部队里去锻炼锻炼？你们可以说敢情你说话轻松，你没儿子嘛！对，我是没有儿子，我有侄儿，我可以送我侄儿去！他意思当然是送我去参军。这时我才告诉他，我在学校里已经参加了空军飞行员的体检。身体各项都符合标准，只是等最后政审了。看得出来伯伯有点惋惜，他说原来他希望我去当陆军，在野战部队里摸爬滚打，锻炼会更大，当然，如果在学校里能选上空军的飞行员，也不容易，那就当飞行员。最后伯伯还说：秉钧你能不能答应我，如果选不上飞行员，就到陆军去服兵役，怎么样？我说：好！满口答应下来。接着，伯伯又专门交待了成元功，秉钧当兵的事情，你们谁都不要插手，要是服兵役，让他自己到武装部去报名。”
结果，大弟秉钧政审合格，被选上飞行员了，一九六一年参军到了航校，也下连队摸爬滚打，表现突出，一九六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航校毕业后在广州空军的飞行部队驾驶战斗机，在部队工作了三十多个年头，一九九二年才转业到地方。
我四弟秉华是一九六五年高中毕业，他是正常的应征服兵役，伯伯一方面非常支持，同时也根本不加任何的干预。他当了三年兵然后复员回来。这是第二种情况。
一九六八年夏天，我的小弟弟秉和、小妹妹秉建主动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先后去延安和内蒙古插队。临行前，刚满十五岁的秉建到西花厅向伯伯、七妈辞行。秉建从小由妈妈带大，她可能是到西花厅的次数少，她从小就特别害怕伯伯。每回到西花厅，伯伯跟她讲话，她嘴里答应着，两眼只看着脚尖，头都不敢抬。
那天，她第一次感到伯伯并不严厉，相反，非常亲切。伯伯握着秉建的手，笑容满面地说：“秉建真长大了！我和七妈坚决支持你到内蒙古草原去，希望你沿着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永远走下去，和蒙古族人民一起建设好边疆。来，你给伯伯在地图上找一找你插队的地方。”伯伯说着戴上了老花镜，随着秉建的手指，在地图上细细地查找起来。找准位置后，伯伯熟悉地说出了那里气候、草场、民族特点，然后语重心长地说：“秉建，你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多想困难，中国有句老话：预则立，不预则废，什么事情若事先想简单了，遇到困难时就会发生动摇。这次你去的是少数民族地区，一定要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我听说你平时在家不吃牛羊肉，到牧区可要锻炼吃，不过生活关，就没法在那里扎根。到了草原，要虚心向那里的牧民学习，搞好民族团结。”
秉建到了内蒙古草原后，七妈要送给秉建一个有短波的半导体收音机。她对我说：“秉建到草原上看报纸不太方便，我要送一个好点的半导体收音机给她，能经常听听新闻，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关心国家发生的大事。要做一个有觉悟的新牧民。你去买，我付钱。”等我买回来，七妈立即请工作人员寄往在内蒙古大草原插队的秉建。
从此，伯伯、七妈一直关心着秉和、秉建的成长。当年因为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伯伯辛苦、心苦已达到极限，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一天睡眠不足三四个小时，但伯伯对秉和、秉建的来信，都一一抽空阅读，并嘱七妈给他们回信：不要骄傲自满，继续严格要求自己，不断进步。秉建给伯伯、七妈寄去了身穿蒙古袍骑马放牧的照片，伯伯看着照片，宽慰地笑了：“好，秉建像个草原姑娘了！”
两年后，秉建在内蒙古当地应征入伍了。当她参加完新兵集训，穿一身军装走进西花厅时，心里别提多高兴！她知道伯伯和七妈都曾积极支持两个哥哥当兵，如今自己穿上军装，伯伯和七妈一定更高兴。小妹后来对我说过，伯伯、七妈当时对她说的第一句话，让她大吃一惊也永生难忘：“秉建，你能不能脱下军装，重新回到内蒙古草原上去？你不是说内蒙古草原天地广阔吗？”
秉建急忙向伯伯、七妈解释：“我参军不是开后门，是通过体检政审的正常手续的。”
伯伯摇摇头，表情严肃地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也不能搞。”
从感情上说，秉建何尝不想留在军营！但她在做人这方面认准一条道理：伯伯说的，一定是对的，一定要照办！于是，回到部队当天，她流着泪向部队领导写下了离队申请。部队很想留她，没有立即给她办手续，因为多少事情都是可以拖段时间，便大化小，小化了的！然而在秉建这件事上真正是破了例，没两天，部队领导接到了伯伯亲自打来的批评电话：“你们再不把孩子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于是，秉建终于脱下军装，又重新回到了内蒙古大草原。这次，当过四个半月兵的小妹下了狠心，坚持不回知青点，直接住进了牧民的蒙古包里。她想通了一个道理，正因为我的伯伯是周恩来，所以，我应该坚持在大草原做一个最普通的牧民。
与此同时，小弟秉和也从他插队落户的延安，参军到了新疆喀什。他在新疆拍了一张穿军装的照片寄给伯伯、七妈，与小妹秉建一样的心情：想让两位老人家高兴高兴。很快，他就收到了七妈的亲笔回信：“秉和，我和你伯伯都看了你的信。你想当兵，当然很好，但是，农村更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同样可以大有作为。我和你伯伯都认为你还是应该回到延安去，和老区人民一起，坚持在艰苦的农村劳动锻炼，改造自己。”小弟秉和看完信，痛痛快快地办了离队手续，重新回到了延安。于是，小弟秉和只当了三个半月的解放军，比小妹秉建的军龄还少一个月！
记得一九七一年四月，我从贵州出差到北京，住在婆婆家中，因急着先办公事，没与七妈联系，谁知第三天一早就接到了七妈打来的电话：“秉德，你到北京三天了，怎么还没有来看我？”
我立即赶到西花厅，聊了会儿家里的情况，七妈主动提起了小弟小妹参军的事。
“参军本来是件好事，但是，目前全国有上千万的青年学生正在农村插队落户。由于农村的条件十分艰苦，最近已有一些干部子弟通过参军这个途径离开了农村。这样做很不利于贯彻毛主席关于青年人上山下乡去经风雨见世面的指示，在群众中也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现在，我们要求秉和、秉建带这个头，越是困难越是不能离开农村……”
看来，七妈恐怕猜测我是因为对让小弟小妹脱军装的事情有想法，所以回北京才没及时去看伯伯和她。其实我心里十分清楚：一九六八年我父亲被逮捕直到当时还在受审查，如果不是知道小弟、小妹是总理的侄儿、侄女，参军——这在当时几乎是农村青年、知识青年能够离开农村的惟一阳关大道，也是成千上万知识青年、农村青年争先恐后打破头的美事，怎么也不可能轮到他们头上的！
“七妈，你和伯伯的这个决定妈妈和我都没有什么意见！秉和、秉建回到农村和边疆去，不单是对国家和人民有益，对维护党的威信有好处，而且对他们自己本身，也能在艰苦的环境里面受到更多的锻炼。我自己也是有亲身体会的，我相信秉和、秉建能想通。当然，从感情上说，秉建在部队呆了四个半月，的确非常留恋，前不久，她给秉钧写了一封信，兵没当成，但当兵四个半月的经历已经成了她最珍贵的记忆，她真希望要一条军棉被，夜晚，在散发着浓郁酥油奶味的蒙古包内，让她盖着黄色的军被，在梦中回到日思夜想的战友身旁，回味那紧张火热的军人生涯……”
“秉建感情挺丰富的嘛！”七妈赞许地点点头：“我看她这点要求不为过，秉钧是当大哥的，应该满足秉建。”
“秉钧也是这样想的，他立即找到军需仓库，花了十二块钱买了一条军用被，打成很小的包裹，已经寄到草原去了。”
“好！上次秉钧回北京开会，我给他谈过一次，你们兄妹之间一定要团结，互相帮助，解决困难，是为你爸爸妈妈减轻负担，也是不给国家增加麻烦。我知道你从一九五五年工作起，就每月给家里二十元钱，占去你工资的三分之一。现在我们分个工，我让秉钧负责帮助秉宜，你在西安，离延安近，你就负责帮助秉和，我和伯伯负责帮助秉建，你看怎么样？”
“行！”我痛快地答应了，心里一阵激动：伯伯和七妈一直是我们家的经济支柱，他们宁可苛待自己，也不愿利用权力，违反原则，给自己的亲属以照顾，把帮助我们当成自己的义务，也当成共产党员减轻国家负担的实际行动，而且他们不仅自己做，也言传身教，要我们六个孩子也坚持这样做。是的，在“文化大革命”这一非常时期，伯伯、七妈就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如果没有他们的教育，我们兄弟姐妹之间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亲密无间，互助互爱。
“如果讲出你是周总理的侄女，造反派一定不会隔离审查你的！”我坚决地摇摇头。
一九六五年十月我随丈夫沈人骅调到西安，分配在西安市轻工业局人事科当干事。住在机关的集体宿舍里，周末乘公共汽车回到离城三十八公里的郊区空军工程学院的营房，每周一的一大早起床就像冲锋，急匆匆吃点饭就往郊区公共汽车站赶，只能提前，不能有片刻的耽误，郊区车少，如果赶不上头班车，进城转车再顺利也要迟到！那时年轻，身边也没有孩子，早起晚归的日子，并没有觉着辛苦，相反，与在北京相比，还多了许多乐趣。
过去我从小住校吃食堂，回到西花厅，也是去吃食堂，即使是陪伯伯、七妈吃饭，也是由师傅全做好了，我跟着吃现成的。星期天回到妈妈家，想帮着妈妈烧个菜吧，一来厨房有大娘操持，二来妈妈又疼我难得来，总把我从厨房往外轰。嫁到婆家住了一年，下班一推门，饭菜全在桌上摆齐了，婆婆眉开眼笑地招呼：“福气人，回来啦，快洗手吃饭！”总之，论年龄也是快三十的人了，而且已经当了妈妈，在北京时，我还真不会做饭炒菜！
记得我刚到西安时，人骅还在外地农村参加“四清”，我住的营区筒子楼，三四家公用一个厨房，我基本不进去。主要是吃食堂，有时用煤油炉烧点水喝。
那天听说人骅要回来了，正好是星期天，我想人骅在农村参加“四清”好几个月，又辛苦，伙食也不会好，于是，高高兴兴上街买了只鸡，想用香喷喷的鸡汤犒劳一下丈夫。应该说我想得够周到了：我不会焖米饭，担心第一次烧煳饭或者夹生饭，便学着大食堂，在饭盒里放了米，加一盒水，放在锅里隔水蒸。当打开饭盒盖，我看见刚才的水米分明变成了满满一盒油亮亮的白米饭时，在公用厨房里兴奋地叫出了声：“瞧我蒸熟了一盒饭，瞧我蒸熟了一盒饭！”
突然，我从厨房邻里的异样的眼神里读到了这样一句话：快三十的人了，蒸熟一盒饭也值得这样高兴！不觉伸伸舌头，自己悄悄乐。
可惜那锅鸡汤没有这么幸运！我买回的三斤煤油已经全烧完了，那只塞在砂锅里的并不大的小母鸡，还像雕塑一样硬挺挺地躺在汤里，想用筷子扎扎烂不烂，筷子往下一扎，鸡像有生命似地弹到一边。邻居几位大姐都来参加“会诊”：葱、姜、盐、料酒，我是一样没少放。有位大姐突然问道：“盐是什么时候放的？”
“当然是葱、姜、料酒、盐和鸡一块放进锅的！”
“难怪三斤煤油煮不烂一只鸡呢！”
“只怕再给你三斤油也煮不烂！”
“盐要最后才放呢！”
大姐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教我。我真懊恼极了，直骂自己太笨，好不容易买只鸡还烧不烂！
不料想人骅却大加赞赏：“不愧是我的好娘子，知道我这钢嘴铁牙，最喜欢吃有嚼头的鸡肉，真香，真香！”那一顿饭我俩还真把那只硬邦邦的鸡连汤一块吃了个底朝天！
从人骅回来，我便常进公用厨房了，看别人做菜，用啥料，怎么炒，我总留点心。照葫芦画瓢，慢慢也能学着做一点，能够自立了，心里还真是挺高兴。
只可惜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作为人事科的干部，不久便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对象——他们要我交出局长们安排的接班人的名单。我当然坚决不给。他们要我凭自己的记忆，揭发领导干部的历史问题，我坚持不讲，作为党的干部，怎么能做违反组织原则的事情！于是，我被骂成“死老保”，不断被造反派拉去问话、批斗。有一回，造反派想抓科长没抓着，竟把我抓去当反省的“替身”，我被关在西北局一间四壁空空的办公室里，水泥地上铺了几根稻草。我一连被关了三天！好在那时天还不太冷，否则事后难免不落一身病！
因为我毕竟不是官，又找不到我什么过硬的“罪行”，三天后，终于把我放了。
办公室里，科长见到替他受过的我，心里很不过意，他感慨地说：“秉德，你如果讲出你是周总理的亲侄女，造反派一定不敢关你了！”
我坚决地摇摇头。在我的档案里，只有在入党志愿书上，我填过伯伯是周恩来，其他的简历从不曾提过与总理的亲戚关系。在人事科里，也只有科长看过我的档案，知道这层关系，其他人一概不知，我也从不在外面说。
但是，在工作上，我永远不忘记自己对伯伯、七妈的承诺，一定要做得最认真，最棒！所以，不管那时候单位里有没有人，上不上班，不管郊区汽车通不通，城里街上有没有武斗，我都坚持每周星期一，雷打不动地去上班。
一九六八年夏天，我已怀上第二个孩子七个月了，一个周末下班后，我提着两个包，挺着大肚子赶车回部队的家。谁知走到街口，身后的一支游行队伍，与街边楼里的人是对立面。游行的人一边向前走一边高喊着口号。两派之间由对骂发展到互相扔掷石头、砖块。突然从街边楼顶传来了乒乒乓乓的枪响和子弹撕裂空气的啸声。
“他们开枪了！快跑呀！”随着人们的大呼小叫，游行队伍像炸了锅，人们拼命向前跑。我想跑，手里抱着两个包，又挺着七个月大的肚子，怎么也迈不开步，不一会儿，就落在了所有人的后面，子弹不断打在我身前身后的墙上、地上，有的子弹离我只有半尺距离。我心惊肉跳，两腿发软，但拼命咬着牙往前迈着步。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不是一个人，为了肚里的孩子，我不能停，不能停，只要有一口气，我也要走下去！冷汗眯住了我的眼睛，我也顾不上去擦，终于到了拐弯口，我转过了街口，相信子弹不会拐弯，我已经到了安全地带，这才靠在青砖墙上直喘粗气，越想越觉得后怕。
我对伯伯、七妈可以说是没有秘密，无话不谈的，但对这件事，我从来没在他们面前提起过。我知道伯伯太忙，太累，我不能再让他们担心，我甚至连回北京躲一躲的念头都没有想过。因为伯伯、七妈对我的教育就是一切依靠组织，人在哪里工作，哪里就是你们的家！
“文化大革命”中我一直坚持着一个原则，对伯伯、七妈报喜不报忧，自己不能为他们分担什么，起码不能再给他们添什么乱了。
直到一九七四年，人骅被调回北京，我也随他回到北京工作。去西花厅看伯伯、七妈时，一见面，伯伯听说我调回北京，眼睛一瞪，很严肃地问：“秉德，你怎么回来了？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
“你放心，不是的！”七妈提醒伯伯说：“恩来，你不要忘了，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还是人骅的妻子，是军人家属，要随军人调动的。”
周秉德怎么可能是周恩来的亲戚？！即便是，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要真是，她能和我们一样受这份罪？
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三十年过去了，如今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那是一九六八年夏天，我怀孕经历了“枪林弹雨”之后，天已经漆黑一片了，我才抱着两个包，拖着沉重的身子回到营区，心还在扑通扑通地乱跳，两腿发软，真是连爬楼梯的力气都没有了。要按着当姑娘的时候，再累，只要赶紧上床，呼呼睡上一个晚上，第二天便能精神抖擞，可现在不行，我能饿着，肚里的孩子不能饿呀，我只能开门放下手中的包，又强打精神走到公用厨房，打开炉子，下了点烂面条，不管好吃坏吃，三下五除二喝了下去。
公用厨房里有两位邻居大姐在洗碗，其中一个招呼我：“小周，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去城里上班了。”我忙带着笑回答。
“怎么，你现在还去上班？城里不是武斗了吗？你不知道？”
“是开枪了。我刚刚经历了一场枪林弹雨，现在我太累了，回屋休息了，明天见。”我蹒跚着走向自己家门，就听身后传来那两人压低嗓门的议论声：
“听说她是周总理的亲戚。”
“周秉德？你拉倒吧！她怎么可能是周恩来的亲戚？！退一万步，即便是，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要真是，她能和我们一样受这份罪？”
轻轻关上屋门，平时笑口常开的我，平时特豁达开朗的我，今天却心眼变小了，眼窝变浅了，站在伯伯送给我的结婚礼物——挂在床头的那张七妈拍的庐山照片面前，感到好个委屈。
“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谁说我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我心里觉得特憋气、特恼火又觉特委屈，好像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我仿佛面对着许多看不见的对手，也仿佛面对了许许多多背后的指指点点，像是为了证明什么，我不由自主地打开了抽屉，拿出了珍藏着的一叠七妈来信，像看见了七妈慈母般的微笑，握住了七妈暖暖的手。这些年来，我们兄妹没有做过统计，为了我们的健康成长，七妈亲笔给我们写过多少封信！尤其是在五十年代，无论伯伯和七妈到广州养病还是到北戴河开会，我时常收到过七妈给我的亲笔回信！每回读信时都会有一种母亲才会给予的爱暖着我的心。今天，我信手翻开七妈的一封亲笔信，信纸右下方盛开着齐白石老先生的墨菊。七妈常对我说，她十分钟爱高洁典雅又抗寒耐冻的菊花！信纸上七妈那流畅熟悉的草体跃然纸上：
亲爱的秉德：我可想你啦！不知起过多少次念头要给你写回信，直拖到今天才写。你不会怪我吧？我想你一定能够谅解我的，可能你在盼信有点等得着急了。是不是？
我在广东接过你两封信，我看了你每封信，都很高兴！因为从信里知道你们修水库的情形，从苦干实干到巧干的过程。更高兴的是你到下边去在群众工作中锻炼得有了长进。这从你的身上又一次证明了党的政策的正确性。亲爱的秉德！好好地学习，鼓足干劲，密切联系群众，紧紧地依靠党的领导，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你们的光荣任务罢！我虽然没有回你的信，我虽然远在广州，但是我常常在关心着你们的密云水库！我在收音机里还听到你们春节联欢的实况录音呢。
让我告诉你喜欢的事情——这是我在穗回北京以前就打算一回到北京先写信告诉你的也是你最关心的事：我的健康有了显著的好转，今后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是大有希望和大有可为了。你一定为我高兴吧？再有你最关心的伯伯，就是工作太多太紧张，缺少睡觉，所以近来显得瘦了，只是身体还好你可放心。还有我在旁边尽量照顾，使他的工作生活做些可能的调整，多少可能有些帮助。你勿以我们为念，你最主要的是把你的工作做好，精益求精，巧上加巧，不断地进步，就是我们衷心的希望。我给青年们的信想你已看到了，你看到了那封信以后有什么意见，希望能告诉我！
我从南方回时买了一双凉鞋，准备送给三个闺女，看谁穿得合适。结果是维世、粤生都一致让给你啦！等你回来时送你作奖品罢。让我在这里紧紧握手和拥抱你！祝你劳动、工作、思想都丰收。
你的七妈手草一九五九·五·七
读着七妈的信，仿佛七妈握着我的手，伯伯、七妈的音容笑貌仿佛历历在目。
一九五五年我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时刚满十八岁，立即被组织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能正是因为受到伯伯、七妈的教育和影响较深，严格遵守共产党员一切服从党和国家需要的党性原则，所以，连我自己选定的乡村女教师的工作，也只做了两个月，便被调到朝阳区委参加肃反工作——因为那时候中小学老师中的共产党员确实太少了。
一年后，组织安排我去东北搞外调，因为再找不到青年党员，便让我带一个女团员出差。临行前的一个中午，我来到西花厅，正巧碰上伯伯刚从外面回来，他有点奇怪地问：“秉德，今天不是星期六，你怎么有空回来？”
“我明天要带人去东北搞外调，今天特地来看看伯伯和七妈，星期六我就不来了。”
“什么什么？”伯伯两手叉在腰间，浓眉往上一挑，瞪大眼睛反问道：“秉德你再说一遍，你明天要带人去东北干什么？”
“带人到东北搞外调啊！”我大声重复一遍。
伯伯仰头哈哈哈地爽朗放声大笑，他对七妈说：“小超，你瞧秉德，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明天还带人出去搞外调呢！”
“你也别小瞧人家秉德。”七妈带笑地反驳道：“她已经是快两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了！想想当年，你我在天津觉悟社那会才多大？我十五，你也不过二十一岁吧！”
“就是嘛！”我乐得直拍巴掌。
“好！秉德要记住，外调工作是极严肃的事，要仔细，谨慎，实事求是！”伯伯拍着我的肩叮咛一句。我连连点头。
伯伯非常忙，我有什么事，多数时间都是向七妈讲，如果他们在外地，我的信也是写给七妈的。当然，往往是我去两三封信，七妈能回一封信。我从来也没有什么埋怨，因为给他们写信，对于我来说，主要是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情况，当然也盼望得到他们的来信指导，但我似乎从小就养成了宽厚待人、善解人意的习惯，我知道伯伯、七妈工作忙，七妈身体也不太好，不能及时回信，实在是很正常的事。
有一回我陪伯伯散步，闲聊着，伯伯冷不丁问过我一句：“秉德，你工作几年了？”
“三年了。”
“有没有当科长啊？”
“当科长？怎么可能呢！”我心态平衡极了，心安理得地说：“我们的部长处级是十四级，副部长是十六级干部，下面的干事有十八九级的、二十级的，我才是二十二级，我怎么可能当科长呢！”
确实，我就在不设科的区委宣传部，没有任何职务地干了整整十年，工作一直受好评，但级别职务从来没有动。伯伯、七妈从没为我说过一句话，我也从来没有动过脑子，也从没想过要提个职，当个“长”，更不会想到要求伯伯或七妈帮我找人打个招呼，或者调到伯伯管辖的国务院系统工作，可以动一动自己的职务。伯伯、七妈也从未因为我没有提升职务而批评我进步不快，相反，他们常为我能够扎扎实实在基层工作，而且表现还挺好而感到欣慰。
为了解决北京吃水问题，伯伯经过亲自调查研究，与专家论证，批准在北京远郊修建密云水库，调动了二十万民工修大坝，一九五八年八月到一九六○年十月，我就一直在密云水库朝阳区支队的支队部工作。
我一九六四年结的婚，一九六五年初，我丈夫沈人骅调到西安工作，五月份，中央下了文件通知：要精简北京市人口，在北京工作的夫妇双方，只要有一方不在北京，另一方不论男女，都跟着调离北京，到对方的工作地点重新安排工作。当领导通知我有这样一个文件时，我立即表态：我一定按中央的指示办，等八月份生下孩子休完产假，立即调到西安去。
去西安前，我向伯伯、七妈辞行，两位老人请我一块吃顿饭。不知是碰巧还是有意安排，四样菜中惟一的一盘荤菜便是胡萝卜红烧羊肉。过去我嫌羊肉膻气，从来不伸筷子，今天却伸出筷子捡了一大块，有滋有味地吃起来。七妈特明白，她笑着打趣说：“秉德有进步了，西北牛羊肉多，入乡随俗，现在就练着吃牛羊肉啦！”
伯伯关心的却是另一件事，他吃着吃着饭，停下筷子问：“你去西安，孩子怎么办？”
“留在北京爷爷奶奶家里。”
“为什么不带孩子到西安去自己养？”
“前几个月，我到西安休假过一次，人骅部队住在郊区，离城还有三十八公里，我每周要挤郊区公共汽车进城上班，平时只能住机关集体宿舍。偏偏现在人骅又被派出去参加地方‘四清’，不在部队，我一个人又要带孩子，又上班，实在忙不过来，孩子是爷爷奶奶的长孙，疼得不行，留在这里，他们会精心照顾的。”
“精心照顾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老话不是常说‘隔代亲’嘛！我只担心孩子跟着老人，会因为照顾得太周到，娇生惯养给宠坏了。”
“伯伯你放心，我和人骅已经商量好了，等我工作环境熟悉，孩子能上托儿所时，就立即把他接过西安去。”
“这样就好！”伯伯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孩子一定要从小严格教育，不能宠！”
确实，伯伯、七妈对我随丈夫调离北京之事，丝毫没感到奇怪，更不会有一点干预，因为在他们看来，按党的政策办事，是每个共产党员的义务，没有什么人可以例外的，作为伯伯的亲属更要带头。伯伯压根没担心我去西安人生地不熟，更没想过要不要托熟人照顾，相反，只担心留在北京的孩子会太受老人宠爱，娇惯坏了！是呀，在伯伯、七妈的人生字典中，只有奋斗和磨练，他们对人民，对党的事业，可以说付出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爱心，但对身边的人，越是亲近的人，似乎严大于爱，或者说爱往往是密封在严格的要求之中，往往只有等你真正勇敢了，成熟了，才能真正体会到严格才是真正的爱！
其实这些道理平时我都挺明白的，可今天为什么听到一点风凉话便那么激动？我一边把七妈的来信收好，一边自己笑话自己，眼光一接触到床上的蓝布包，我一阵心跳，陡然想起：自己刚刚与死亡打了个“擦边球”，可谓惊魂未定吧！
第四章职业选择的标准，就看国家需要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