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辽宁人民出版社就找到我，希望我能写一写我心目中的伯父周恩来。我不想写，再三婉辞。偏偏赵编辑是位十分执著的人，三番五次地打电话，并亲自找上门。也难怪，他们设计的是一套“父辈丛书”，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第一代国家领导人的子女或侄辈回忆他们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的往事，少了周恩来的书也确为缺憾。我无理由再拒绝，却不愿意答应，一遍遍翻动着珍藏的相册，望着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亲切的笑容，西花厅的往事，历历在目。我依然十分犹豫，想起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岁的我来到北京，住进中南海丰泽园，接着又随伯父搬到西花厅，在西花厅生活了十几年，后来的几十年，也从未间断地去看望他们，我了解伯父和伯母的心，他们最不喜欢他们的侄儿侄女打他们的牌子，宣扬与他们的亲属关系。
多年来一直有许多作家、记者要求采访我，要我回忆与伯父伯母的接触中所受到的教育，都被我婉拒。一九九三年，中国新闻社高级记者徐泓死死“盯”住了我，我仍向她说了自己的一贯原则。她的话却也十分中肯：总理和邓大姐在世时，他们不希望你们打牌子，你默不作声地工作，这是对的，如今两位老人都已经逝世，而你所了解的周恩来的品质和精神不能只属于你个人，他属于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为了中国的兴旺发达，为了年轻一代的人品修养，发扬周恩来的精神是有极强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你应充分地介绍出来，以教育后人，不应犹豫。于是我才开始向来访人谈起自己在伯伯身旁所见所闻。
一九九四年在海外流传了一本书，甚至影响到国内。其作者是一个厚颜无耻的女人，竟编造出自己是周恩来的私生女！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一片哗然。但谎言总会被戳穿，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的原形很快毕露，为世人所不齿。我在愤怒的同时也曾想：为什么我不把我所了解的伯父周恩来的真实情形告诉人们呢？
直到一九九六年底，我去日本访问，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才促进我写这本书：日本静冈的一位年近五十岁的先生，他的前五辈祖上龟次郎先生是一九一七年在日本留学时所读日语学校的校长，老人很赏识这位中国留学生的人品。中日建交时，周恩来总理不要日本作战争赔偿，如果是日本政府，肯定做不到，非常了不起！因此他在世时定了规矩，龟次郎的后代，都要多多了解周恩来，要为中日友好做贡献。
作为后代的增田喜一先生十分敬重，他并不十分富裕，在家乡静冈一个海边渔村办家庭工厂，做海鱼加工。但他几次到中国来，都积极参观周恩来的展览，为上海救助孤儿的慈善事业，为上海鲁迅纪念馆、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捐资。而且爱屋及乌，竟一心想娶位中国太太。
增田先生是个外国人，他因极为尊重周恩来，连妻子都坚持要找位中国女子。我由衷祝愿他能有个幸福圆满的婚姻。由此我想，连外国人都尊敬周恩来，希望了解周恩来，这使我更深切地感到，宣传的人格魅力，他的作风、他的精神确实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于是，我决心下定，与作家铁竹伟合作，尽我所看所知所想所思，写出。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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