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青年学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和聂荣臻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
一九二○年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一岁的聂荣臻到达法国，开始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历程。一九二○年十二月，周恩来到达法国。他在勤工俭学学生中有很大影响，聂荣臻早闻其名，希望早日结识周恩来。
一九二二年三月以后，周恩来与赵世炎等同志一起，致力于建党建团活动。他是位讲求实际的人，对任何事情决不盲从。在欧洲一年多的时间里，对各种社会思潮做了反复比较。开始，他曾密切注意过无政府主义的思潮动向，对这派学生浪漫主义的革命热情，有过某种同情，以后逐渐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想抛弃一切束缚，要求“彻底的自由解放”，这在阶级社会中，纯属空想。经过比较，觉得只有以苏联“十月革命”为榜样，才能解决人类和中国求解放的问题。一九二一年，他确定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二年春天，他在德国与几位同志商量，勤工俭学学生绝大部分是青年人，其中许多人革命热情很高，有建立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基础，从团结教育青年方面讲，也有这个必要。于是，他就写信给赵世炎，请他出面筹备。在赵世炎、周恩来等努力下，一九二二年六月，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即后来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一九二二年八月，聂荣臻加入“少共”组织。不久，刘伯坚告诉聂荣臻，周恩来等倡议，需要筹一笔钱做路费，赶紧派人回国，与团中央取得联系，接受领导，以加强团的活动。虽然大家当时生活上都很困难，经济拮据，还是凑了一笔款子，由李维汉带信回到国内，终于与团中央取得了联系。此时，陈独秀正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他去信说，不宜叫“少年共产党”，应改称青年团。聂荣臻等人建议，“少共”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附属于国内青年团，获得团中央批准。当周恩夹在一九二三年二月“少共”临时代表大会上宣布与国内取得联系的喜讯时，大家都非常高兴。
在“少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一九二三年二月，由于赵世炎要去莫斯科学习，周恩来接替他任书记。从此，周恩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旅欧组织的主要领导人，聂荣臻在他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的党团活动，是中国共产党初期建党建团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和聂荣臻在这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二三年二月，在巴黎举行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上，聂荣臻与周恩来第一次接触。周恩来英姿勃勃，待人亲切，讲活精辟，思路敏捷，充满朝气，给聂荣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年夏天，聂荣臻在德国柏林又见到了周恩来。七月，聂荣臻放弃在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学习，回到巴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担任旅欧共青团训练部副主任、执行委员会委员，以主要精力从事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训练工作，经常与周恩来接触，互相之间了解就更多了。
周恩来到法国后，主要是考察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以记者身份给天津《益世报》写通讯，靠稿费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可以说是位职业革命家。早在国内，周恩来就参加了五四运动和其他进步学生运动，已经成为有强烈社会革命愿望的青年领袖，周恩来到欧洲后，与一般勤工俭学学生不一样，并没有进工厂做工。是揭露帝国主义的垂死性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肯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用以批驳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论点。周恩来在上面发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在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影响很大，也给了聂荣臻以很大的影响和教育。一九二四年一月，国共两党在国内正式合作，为适应高涨的革命形势，进行有效的宣传，旅欧党团组织决定改《少年》为《赤光》。无论是《少年》还是《赤光》，文章都短小精悍，笔锋犀利，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周恩来在归国前，一直主持《赤光》的工作，他为《赤光》撰写的文章最多，内容也最深刻，最有分量。
《少年》和《赤光》的编辑部，设在巴黎南部第十三区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一座三层楼旅馆的一个很小的房间里。这里既是旅欧支部的所在地，也是周恩来旅居巴黎时一直居住的地方。党团组织的事情，都在这里办理。八十年代，法国政府在这里挂了牌子，以纪念周恩来。聂荣臻从电视上看到了这间小屋子，想起过去在那里的睁峰岁月，想起和周恩来的友谊感到特别亲切。
当时无政府主义在青年中影响比较大，因此，大家第一个沦战的目标，就对准了无政府主义派。周恩来在《共产主义与中国》等文章中，都着重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他说，离开了阶级斗争，高唱真善美，要求绝对自由，反对一切组织和纪律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潮，根本行不通，对青年毒害很大，要革命必要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除了写文章外，周恩来还经常作为团组织的代表，与无政府主义派进行面对面的辩论。周恩来立场坚定，才思过人，口才雄辩，说理透彻。协助周恩来工作的聂荣臻，每每看到周恩来把对方批驳得哑口无言，甚至有的还为他的演说鼓掌，真为自己遇到这样才华横溢的好领导而高兴。由于周恩来的领导和聂荣臻等人的努力，到一九二三年底，无政府主义派终于瓦解了，其中一部分人还转到了马克思主义方面，像陈延年、陈乔年的转变，就是典型的例子。
瓦解了无政府主义派以后，周恩来紧接着领导聂荣臻他们向以曾倚、李磺为首的国家主义派展开进攻。国家主义派是勤工俭学学生中的主要右派，他们以“爱国主义”为幌子，极力鼓吹反苏反共，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污蔑周恩来、聂荣臻他们搞统一战线是假，要吞并国民党赤化全中国是真。针对国家主义派的谬论，周恩来在文章中，聂荣臻在说理斗争中，反复举例说明，苏联和共产国际是支持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是为了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他说，我们的第一步，是搞革命的三民主义，“打破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是走完前面第一步以后的问题，像人走路一样，没有走完第一步，是不可能走第二步的。局恩来的上述论点，驳得国家主义派理屈词穷，其中有些人有所觉悟，改变了立场。但曾琦、李璜之流十分顽固，组织了“中国青年党”与之对抗，而且后来把这种论战带到了国内。当然，中国革命的进程，给他们做了历史结论。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国共合作开始后，旅欧党、团组织也相应做出决定，一九二三年六月，八十余名旅欧团员均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时，周恩来当选为执行部总务主任，李富春当选为宣传主任。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驻巴黎通讯处成立，选举聂荣臻为通讯处处长。
周恩来在法国的生活十分艰苦。他住在巴黎南部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一家小旅馆里，真可谓身居斗室，惟一的一间住房不到十平方米。这里既是他的住所、又是党组织办刊物和进行党团活动的中心。人多了，实在坐不下，就只好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活动。每当聂荣臻到周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找人谈话，就是在伏案奋笔疾书。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
当大家确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以后，都更加关心国内的政治形势，日夜思念着在黑暗中痛苦挣扎的祖国人民，向往能尽快回国参加革命斗争。一九二四年六月，周恩来接到国内党组织的通知，要他回国工作，他真是高兴极了。
聂荣臻也为周恩来高兴，他决定在自己的住处为周恩来送行。
这一天，巴黎的阳光十分明媚，聂荣臻兴冲冲地买来了葡萄酒，并邀约了几位朋友作陪，与周恩来一起开怀畅饮。
周恩来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感谢聂荣臻的盛意，嘱咐道：
“我回国后，你们在这里的工作担子更重，要团结同志，好好工作，多学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待国内通知，争取早日回国参加革命斗争。”
别国四载，聂荣臻无时不在关心着国内的斗争情况，也想早日回国，以十分羡慕的眼光看着周恩来，并表达了自己早日回国的愿望：
“希望回国后，还能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
周恩来十分高兴，举杯提议：
“为国内相见干杯！”
“为国内相见干杯！”聂荣臻等人同声应道。
由于高兴，颇有点酒量的周恩来以及聂荣臻都微微醉了，大家尽兴而散。
大革命时期，聂荣臻与周恩来先后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地一起工作。
一、相识在巴黎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