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危难的时候，更感到友谊的重要。徐向前忘不了“文化大革命”艰难岁月中周恩来对他的关怀和爱护。一九六七年一月，徐向前由毛泽东提名，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深感力难胜任，几次推辞不准才接受下来。一月十一日，周恩来在全军“文革”小组名单上批示：“军委通过，中央批准。”徐向前走马上任，面对全国和军队的混乱局面，他忧心如焚，对于造反派无休止的纠缠，常常发火，头疼症也频繁发作。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十分关心地对他说：
“和他们（指造反派）打交道，你要掌握八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
徐向前上任一个多月，和其他老帅一起，“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与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果被林彪、江青一伙恶人先告状，告到了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虽然批评了徐向前等人，但并不宣布打倒，而且在五一节时还让他们上天安门城楼。这一下就激怒了林彪、江青一伙，加紧了他们迫害老帅们的步伐。他们把怀仁堂事件诬蔑为反党事件，诬蔑为“二月逆流”。徐向前作为打头炮的人，连连受到批判，三次被抄家。
一九六七年武汉发生“七二○”事件后，徐向前又被诬蔑为武汉事件的“黑后台”，陈再道的“黑后台”。七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抄了徐向前的家，强行拿走了文件。书信和照片。
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批示：（一）所进人员全部撤走；（二）保证徐向前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三）东西一件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成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
由于周恩来这三条指示，徐向前的家属和工作人员才从危难中得到解脱，被抄走的文件、资料和信件，才陆续找了回来。
一九六七年八一建军节，是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徐向前希望出席纪念建军节的招待会，借此机会看一看危难中的战友。可是会不会要他这个“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二月逆流”的成员到会呢？
也就在此时，周恩来正在为元帅们出席招待会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着斗争。七月三十一日，出席招待会的名单，整整讨论了一个下午，争论不休；林彪、江青一伙对老帅们出席持反对态度。周恩来只好去请示毛泽东最后决定。周恩来请叶剑英通知徐向前，做好出席招待会的准备。叶剑英还带着理发员为徐向前理了发。
刚刚理好发，周恩来就打来电话说：“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也要出席。”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周恩来还亲自布置有关部门，选定了徐向前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并对沿线布置了警卫。
徐向前乘车离开住处后，周恩来又亲自打电话问黄杰：
“徐帅走了没有？”
听到周恩来亲切的声音，黄杰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报告说：“已经走了……”就再也没有说下去了。
周恩来理解黄杰的心情，安慰她说：
“你和徐帅要保重啊！”接着，周恩来又亲自到大会堂门口迎接徐向前。在困难的时刻，周恩来为徐向前夫妇送来了温暖。这使他们终生难忘。
五、周恩来面授对付造反派机宜：“务听少说，多问少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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