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说到做到，没有辜负党的委托和周恩来的希望。一九二七年九月底，当起义部队在广东三河坝受挫后，成建制的武装只剩下二千多人，被迫向赣南山区撤退。敌人追击，长途跋涉，伤病增加，给养断绝，在日益险恶的处境中，有人逃跑，有人叛变，更有整班、整排、整营地脱离部队。当部队到达信丰县时，只剩下八百多人了，在师、团政治干部中，只剩下陈毅一个人。在他和朱德坚强有力的领导下，这支南昌起义留下来的队伍，经过湘南暴动，而后冲破重重艰难险阻，终于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了。
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队伍和湘南农军与毛泽东领导的队伍会合后，组成了红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党的“六大”后，已经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并在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主要工作的周恩来，对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领的红四军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一九二九年六月，红四军党的“七大”上，由于领导内部在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上存在着的分歧未能很好地解决，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留在闽西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陈毅出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红四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八月下旬，根据党中央指示，陈毅代表红四军来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在当时白色恐怖之下，上海党中央机关处于十分秘密的情况下，陈毅不断变动着住所，等着中央来人接头。
正在陈毅焦急地渴望尽快与中央领导人会面的时候，一天，在他所住的五马路新蜀旅馆里，一位蓄着胡须、戴着墨镜、身着长衫，一身商人打扮的人悄然而至。当这位商人模样的人摘下墨镜时，陈毅激动得差点跳了起来，周恩来出现在他面前。
几天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专门听取陈毅的汇报，并决定由周恩来、陈毅、李立三组成一个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周恩来对红四军党的“七人”和处置领导分歧问题的缺点提出了批评，并明确提出：朱、毛俩人仍留前委工作，毛仍应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
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和周恩来的帮助，陈毅认识到了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正确，按照周恩来的谈话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这就是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信中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了一个对中国革命运动有重大意义的论断：“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信中还对红军的任务做了明确的规定，强调要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等问题。这一指示信，经周恩来审定后，交陈毅带回红四军。
陈毅就要回红四军了，临行前，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
“解铃还需系铃人，你的关键一票（据陈毅自己讲，在选举前委书记、对毛泽东的赞成票和反对票相等时，他投了反对票）使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中央要求你再去把他请回红四军。”
接着，周恩来问他：
“对此你不会介意吧？”
此时的陈毅思想已通，按他自己的话说是一通百通，他坚定地表示：
“请中央放心，我一定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
周恩来还特别叮嘱：
“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做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
十月二十日，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回到红四军前委。随即又赶往苏家坡毛泽东住处，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诚恳地请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工作。毛泽东为党中央的信任和陈毅的坦诚所感动，很快就与陈毅一起回到上杭县红四军军部。
十二月底，在陈毅等人的积极协助下，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九大”，即著名的“古田会议”，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陈毅等为委员的新的前委。红四军不仅胜利地渡过了危机，并且进一步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成为人民军队建设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中央九月来信》最具历史意义的精神，是仍由毛泽东任前委书记，这是由周恩来决定、陈毅起草并负责传达的，这可以说是他们二人对中国革命共同做出的一个巨大贡献。
三、周恩来：解铃还需系铃人，还要由你把毛泽东请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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