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林彪一伙就诬陷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之后，康生、江青分别到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诬陷贺龙调兵搞“二月兵变”，煽动学生造贺龙的反。从此，贺龙的家就没有安宁过。家被抄，孩子们也躲到亲友、同事家里去了。同时，体委造反派也闹起来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体委造反派斗荣高棠那天，贺龙去接周恩来一块去体委。见面后，周恩来亲切地握着贺龙的手说：
“你血压高，我还是建议你休息。”
贺龙和薛明深知周恩来是为了保护贺龙才提出这个建议的，从内心深处感谢总理。但由于贺龙对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起因不清楚，对全国乱成这个样子不理解，又感到不放心，觉得不应该休息。他说：
“我干一辈子革命了，怎么怕群众呢？把我保起来不行，还是想工作。”
周恩来从贺龙犹豫的眼神中看出贺龙心有疑虑，便诚恳地说：
“工作我替你顶着，不要紧。你休息吧，保重身体第一。”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造反派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体委的造反派对贺龙也是纠缠不休的，但听了周恩来的指示不敢违抗，也就同意贺龙休息。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把贺龙和薛明安排在钓鱼台住。贺、薛刚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接到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叫他们马上离开那里。原来康生、江青也住在那里，周恩来怕江青、康生一伙发现贺龙后挑动造反派再来揪斗贺龙。按周恩来安排，他们转到新六所住。十二月二十八日，贺龙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但是，体委、政治学院的造反派很快知道了贺龙的住处，又跟踪到了新六所，整天闹得不可开交，要揪斗贺龙。东交民巷的家也被造反派进驻了。
贺龙很是气愤，说：
“群众还不知道我呀，我也了解群众。我不怕，我要回去一趟。”
薛明跟贺龙的警卫员杨青成说：
“是总理安排我们住在这里的，要回去，还是告诉一下总理好。”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贺龙到西花厅见到周恩来，讲明情况后，周恩来果断地说：
“你不要去，我顶着。”
说着，周恩来马上把电话接到东交民巷贺龙的家里，严厉地对造反派说：
“找你们的头头，我是周恩来，我是总理。你们到贺龙家里去呆在那里，这不好吧？这不像样子嘛！你们赶快搬出来！有什么事跟我说，今晚七点钟，我在大会堂接见你们！”
鉴于周恩来的巨大威望，造反派马上就撤走了。
周恩来要完电话，转回身又对贺龙说：
“不要回去，不管他，你也不要接他们的电话。”
此时正值“一月风暴”，社会是十分混乱，周恩来对贺龙的安全放心不下，一月十一日凌晨，又安排贺龙、薛明俩人住进中南海他家西花厅的前厅。床是他们到后临时搭的。在西花厅住时，贺龙和薛明亲眼见到了周恩来日夜操劳的情景，他天天夜间出去工作。贺龙睡不着，每天黎明前都站在窗台前，盼着周恩来早点回来。其时正值隆冬季节，分外寒冷，每天天快亮时，才看见周恩来的汽车缓缓从外边开回。周恩来太疲乏了！太劳累了！看到这些，贺龙心里难过极了。林彪、“四人帮”一伙指使造反派对老帅们采取冷攻，对周恩来搞热攻、车轮战，使他不得休息。
贺龙住在西花厅，心情很是不安。总觉得周恩来天天为国家操劳，他却躲在西花厅休息，心里很不是滋味。
周恩来工作这么紧张、劳累，但仍不忘给贺龙以安慰和温暖，有时还抽时间到贺龙的住处看一看，每次来后，他都对贺龙说：
“你就安心住着吧。”
有一次，百忙中的周恩来又来到贺龙夫妇住的地方，为了能多和他们说会儿话，就说：
“我就在这儿吃饭吧。”
薛明马上告诉服务员，把饭给周恩来端过来。周恩来的饭也很简单，仅仅两个菜。周恩来边吃边说：
“我实在没时间。薛明，你给我念念报纸吧，我连看报纸都来不及。你给我念念重要的消息，或当天的社论。”
又问贺龙：
“你看过报纸了吧？”
贺龙忙答：
“看过了。”
“那我们俩人一块再听听。”
薛明拿过报纸，很是抱歉地说：
“我念得慢啊。”
周恩来则说：
“我喜欢听慢的，现在年纪大了，念快了，记不住。你就慢一点念吧。”
周恩来一边听薛明念报纸，一边吃着简单的饭菜。薛明边读着边想，总理啊：你吃饭都没清静的时候啊！
此时的中国大地，没有一块净土，“一月风暴”的飓风，也刮进了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也分成了两派。为了贺龙和薛明的安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周恩来和李富春一起找贺龙谈话。周恩来说：
“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主席不是也说嘛，要保你。我也要保你。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是两派，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你可能不习惯，也许过些时候就习惯了。你缺什么东西告诉我。”
贺龙和薛明虽然并不了解周恩来与林彪、江青一伙斗争的内幕，但知道周恩来的处境太难了。同时也不想再给周恩来添麻烦，就答应搬到新住处去。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紧紧握着贺龙的手，难舍难分地说：
“你先走吧，到秋天时我去接你。”
稍停了停，周恩来又说：
“家里的事，我顶着。你就别管了，我已安排好了。你不要着急，杨德中护送你，夜间再走。”
周恩来想得太周到了，其虑之细，其关怀之深，使薛明眼眶里禁不住溢出了激动的泪花。
贺龙怎么也没想到，此去道路坎坷，荆棘丛生。他更没想到，这次分手竟是和周恩来最后的诀别！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凌晨三点钟，贺龙和薛明离开了西花厅，由中央警卫局杨德中和贺龙的警卫员杨青成护送，乘红旗轿车朝玉泉山驶去。天蒙蒙亮时到了玉泉山。后改乘吉普车，这时车上就只有贺龙和薛明及护送他们的杨德中了。汽车一直开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这是建在山腰问的一所平房院落，里边的房子很不错。除了担任警卫的战士，就只有贺龙和薛明两个人。
贺龙走后，林彪、“四人帮”一伙失去了斗争目标，到处打探贺龙的去向，多次闹着要“揪斗贺龙”，要“打倒贺龙”，但都遭到了周恩来义正严词的斥责。
二月十八日，周恩来嘱秘书告国家体委造反派：周恩来不同意批斗贺龙，这是中央的决定。
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继续嘱告秘书向体委传达：
“总理不同意召开大会批斗贺龙同志，因为中央至今未批准此事。”
贺龙夫妇刚到象鼻子沟住下时，杨德中不断代表周恩来去看望他们，他每次来，贺龙都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不放，问：
“总理好吗？让总理放心吧。”
杨德中每次来后，都转达周恩来的问候，周恩来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并嘱咐贺龙利用休息时间，好好学习学习，练练字，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杨德中还告诉他们：
“总理估计贺总坐不住，不习惯这个环境，说过一段会习惯的。若有事，找总理。”
自此，贺龙真的练起字来了，练得还很认真。
一九六七年，国庆节后，贺龙突然高烧至四十摄氏度，吃不下饭，稍吃一点就呕吐，周恩来知道后，嘱速送三○一医院治疗，但遭到江青反对，只好送到二六六医院，安排住在传染科。二六七医院归警卫一师管，平房，一刮风全是土。住院时，杨德中和警卫一师的同志去探视了他。出院后，杨德中又来到象鼻子沟，为烧暖气的事看贺龙，同时带来了周恩来亲切的关怀和问候。周恩来说，山沟里的温度低，比城里凉，要早烧暖气。周恩来是伯贺龙再患感冒。
仿佛一股暖流从身上流过，贺龙紧紧握着杨德中的手，激动地说：
“听到了总理这亲切感人的话，就好像见到了总理一样。请总理也多保重，他身上的担子重啊！”
贺龙夫妇非常感激周恩来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但从此以后，贺龙和周恩来的联系就中断了。
自从一九六三年林彪患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贺龙代替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林彪就一直把贺龙视为自己篡夺国家最高权力的极大障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文革”狂飘起，为林彪提供了乱中夺权的好时机。他在毛泽东面前百般诬陷贺龙，并说贺龙私自藏有枪支——这是忌中之大忌。
贺龙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完全落入了林彪一伙的魔掌。林彪一伙更加紧了对贺龙在政治、生活和医疗等各个方面的迫害。实际上，他们整贺龙，也不仅仅在整贺龙一个人，是想通过整贺龙，进而整倒周恩来。
在临离西花厅时，薛明悄悄地把西花厅的电话号码记在手心里，以备日后有急事时和周恩来取得联系。到象鼻子沟后，开始杨德中常去，还没感到没电话的困难。自和周恩来断了联系后，才感到没电话的困难。贺龙曾叫薛明悄悄去看看哨兵的电话，能不能趁他们不注意时，把电话拨出去。一看才知，哨兵使用的是手摇电话，要通过总机转，他们连电话也拨不出去了，和周恩来再也联系不上了，心里真难受啊！
此时的周恩来处境维艰，已经无力保护贺龙了，在象鼻子沟，贺龙一直住到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被迫害致死。贺龙去世后，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没有同志和战友，只有一条白色的床单覆盖着他那魁梧的身躯。贺龙的遗体是被秘密火化的。
贺龙含冤去世后，薛明又回到了象鼻子沟。林彪一伙对她的迫害并未终止。他们先用木板把窗子钉死，不让阳光透进来，日夜用大灯泡照着她，使她不能入睡。而后又把她押送到颐和园旁边的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四连。继而又把她押送到贵州省某空军干校，进行了残酷摧残。
约在一九七一年十月的一天，北京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说：
“你是老薛吧？”
那人怕薛明没听清，又稍抬高声音说：
“你是不是薛明啊？”
薛明疑惑地望着来人，没吭声。
另外一个人说话了：
“你别紧张，我们不是他们那伙的。林彪和叶群叛国出逃，已摔死在蒙古了，他们完蛋了。”
听到这里，薛明赶紧拉着他们的手说：
“你们不是一伙的？”
他们亲切地说：
“是周总理让我们来找你的。为寻找你，我们四处查访，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
薛明一听是周恩来派他们找自己的，顿时泪如泉涌。
他们告诉薛明：
“叶群的一些事你知道，贺龙最后的日子里，也只有你在他身边。周总理要你把贺龙同志遭受林彪一伙迫害的情况，原原本本写出来，报告中央。”
薛明心里热乎乎的，可盼到这一天了。回到北京，她眼含泪水，写写停停，到一九七八年，终于写好了《向党和人民的报告》。
有一次，邓颖超听薛明讲完报告的内容后说：
“这些材料要是总理听到了，他会非常难过的。”
回到北京后，国务院安排薛明住在新疆驻京办事处。周恩来特地派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刘西尧来看望她。刘西尧说：
“我代表总理，向你一家问好。希望你一家团圆。”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不久，薛明和失散五年的孩子们也团聚了。和儿女团圆时，她依然那样豁达、乐观，没有给孩子们留下一个挨整的印象。林彪死了，她觉得心里踏实了，周恩来关怀着她，她觉得贺龙平反有希望了。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非常关心贺龙的平反昭雪问题。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被他杀了。”并指示要为贺龙平反。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上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又一次中央会议上，当讲到贺龙时，毛泽东连声说：翻案、翻案、翻案！一九七四年，毛泽东和邓小平谈话时提出：要给贺龙平反。邓小平立即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传达。
一九七四年底，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贺龙平反前，周恩来让邓颖超的秘书打电话给薛明，提出“要找一找贺总的骨灰在哪里！”
作为贺龙的亲人，薛明是多么希望能够找到贺龙的骨灰啊！同时，她从这亲切关怀中，看到为贺龙平反的希望。
此后，邓颖超又两次来到薛明家中。第一次来，了解薛明和孩子们的生活及健康情况，虽没明说要给贺龙平反，但邓颖超来本身就是个态度，希望就很大了。第二次来，带来了周恩来的问候，希望薛明保重身体，不要太难过，要向前看。邓颖超还说，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不登报，是中央的意见。
薛明表态：中央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办。
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在贺龙逝世六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举行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此时，周恩来已是癌症晚期，做过数次手术，但是周恩来拖着瘦弱之身抱病参加了。
事先，邓颖超专门给薛明来电话打招呼，说：“总理也许来，若来了，你们双方要控制些感情。”
薛明将邓颖超的话告诉了亲属们。她和儿女们刚进休息室不久，就听到了在休息室外周恩来的声音。他大声喊：
“薛明，薛明啊！”
门被推开了，周恩来走进来，薛明急忙迎上去。周恩来紧紧地拥抱着薛明，声音颤抖地说：
“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
说着，周恩来的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薛明望着周恩来那被病折磨得瘦削的脸颊，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许久只说出一句话：
“总理，我感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关怀……”
接下来，薛明就冉也说不出话来了。
这时，薛明的女儿晓明走过去，说：
“周伯伯，你要保重身体呀！”
周恩来抬起头来，缓缓地说：
“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顿时，整个休息室里一片哀天恸地的哭泣声。
这是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参加悼念活动。周恩来严肃地站在贺龙的骨灰盒面前顽强地支撑着本已难以站立的身躯，连续向贺龙鞠了七个躬。
接着，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为贺龙致悼词。周恩来用颤抖的双手拿着悼词，用颤抖的声音一字一顿地念着：
“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做出重大贡献。”
“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听着这深情的话语，薛明抬起泪眼，望着贺龙的遗像，在心底里默默地说：贺老总，总理了解你。人民爱戴你。党信任你。你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你们的遗愿将会变成灿烂光辉的现实。
八、“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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