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后，周恩来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朱德率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一起共同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一年底，周恩来从上海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酋府瑞金，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左”倾机会主义的中央撤了毛泽东的军职，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面对五十万之众敌军的第四次“围剿”，朱德、周恩来毅然挑起重担，率领五万红军，与十倍于己之敌展开了殊死搏斗，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在共同指挥作战中，他们互相领略了对方那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迷人的风采，其友谊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由于“左”倾机会主义中央的领导，一九三二年十月前后，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相继失败。红三军离开洪湖根据地，先后向大洪山地区和湘鄂边境转移。红四方面军主力也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向平汉路以西转移，后来到达川陕边地区。这样，国民党当局便将主力调往江西，把“围剿”重点转到中央根据地，策划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但大举进攻的部署一时尚未就绪。
十月十四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代总政委周恩来，经过反复分析敌情，制定了破敌方策，在广昌发布作战计划，决定趁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的部署尚未完成之机，出其不意地向国民党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建宁、泰宁、黎川发起进攻，以策应其他苏区红军的作战，并同赣东北苏区取得联系。
朱德、周恩来指挥部队从广昌出发向东急进，一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在十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的五天内，连克建宁、泰宁、黎川、邵武四座县城。十一月八日，攻克光泽县城。十七日，北上攻克资溪县城。十九日，又攻克金溪县城。
连战皆捷，部队一片欢腾，指战员连声称赞朱、周神机妙算，用兵如神。这是朱德、周恩来俩人共同合作的一个杰作。
国民党军进攻中央苏区的高级指挥官陈诚见连失七城，无法向蒋介石交代，禁不住暴跳如雷，急忙命令原驻南城的许克祥部第二十四师和原驻临川的孙连仲部第二十七师，从南、北两个方面夹击金溪。
然而，陈诚怎能是朱、周的对手。十一月二十日，当第二十四师进到南城东北时，朱德、周恩来乘该师正在运动中，指挥红三军团主力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迅速消灭该师一个团，打破了这次夹击。红一方面军的北线作战暂时告一段落。
为了准备迎击即将到来的对中央苏区的大规模“围剿”，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向全方面军发布紧急训令，明确指出：“我们要认定，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全方面军及各作战地域的指挥员、战斗员，都应认识目前任务的严重。”“集中一切精力于歼灭敌人的当前的伟大任务上。”
朱德、周恩来久经沙场，具有丰富的指挥作战的经验。面对强敌，朱德向周恩来提出。
“要打破几十万装备精良的敌军的大举‘围剿’，只有政治上的动员是不够的，还必须抓紧时间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尤其是加紧军事训练。”
周恩来十分赞同，连连说道：
“老总所言极是，我也正在思考此事。”
英雄所见略同。为此，他们发布了加紧军事训练的训令，指出：现在“特别是军事技能更有落后的现象”，“这在敌人大举进攻中，是不可容有的现象，因此，我们在这战斗间断的瞬间，拟予以迫切的训练。”
对于即将到来的大战，周恩来指出。
“一定要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准备在整个战线上运动作战，以消灭敌人。我们必须估计到这次敌人的兵力比前三次‘围剿’时增多了，在战略与战术上，都有相当的变更和进步。因此，我们应较三次战役时期更有进步、更加努力地来部署一切政治上、军事上的动员。”
于是，朱德立即就上述意见命人草拟出电报，以密令方式发往各作战区指挥部。
在这期间，朱德还命令全方面军利用敌人没有大举进攻的时机，进行战前改编整顿，精简机关人员，充实连队，以加强前线作战能力。在朱德、周恩来领导下，第四次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十二月三十日，以何应钦为总司令的国民党赣闽粤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下达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命令。参加这次“围剿”的兵力共二十九个师又二个旅，共五十万人，分左、中、右三路向中央苏区进攻：右路军由余汉谋任总指挥，由粤、赣边界向中央苏区推进；中路军由陈诚任总指挥，指挥蒋介石嫡系的十二个师为“进剿”军，担任主攻任务。
这时，朱德、周恩来指挥的红军只有五万余人，双方兵力为十比一。
一九三三年元旦，红一方面军在黎川城举行北上誓师大会，当天，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训令，强调指出：“这次行动是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主要关键。争取这次行动的全部胜利，消灭当前的敌人，特别是陈（诚）、罗（卓英）、吴（奇伟）、周（浑元）各部，冲破抚州（河）流域的敌人围攻线，破坏敌人大举进攻的前线布置”，“这是开始一九三三年四次战役伟大胜利的中心任务”。
兵不厌诈，兵贵神速。朱德、周恩来为了达成战役的突然性，指挥部队悄悄地向北隐蔽急进。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了敌人。一月五日，歼灭黄狮渡守军一个旅，俘虏一千余人，生擒旅长周士达，北上首战告捷。由于红军的行动迅速而秘密，被俘的周士达供称：“红军包围了黄狮渡后，才知道大部红军到了。”
接着，朱德、周恩来又挥师向金溪秘密运动，很快占领该城。
当然，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不是吃素的，许多人毕业于黄埔军校，战役战术上也颇有一套。在红军的进攻面前，驻在临川的国民党三个师经济湾分两路向金溪、黄狮渡增援，在南城的一个师从南面策应，企图南北夹击红军，同红军主力决战于浒湾东南地区。
国民党军队这一作战意图，朱德、周恩来很快就识破了，决定乘敌人尚未会合之际，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于是，他们一月七日下达攻击浒湾的命令。次日上午九时半，游湾战争打响。由临川增援的国民党军队，得到消息后，立即兔子似地撤逃南城。这次战斗共歼敌二千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但红军的伤亡也比较大，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不幸牺牲。
黄狮渡、浒湾战役结束后，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是什么？战场应摆在哪里？前方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之间，又产生了意见分歧。
周、朱、王主张红军主力继续北上贵溪地区，打通同赣东北红十军的联系，在抚河和信江之间开辟新苏区，待北线敌军发动进攻时，将它消灭在运动中。一月十二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局、中央政府并转党中央，报告了前方的这个意见。为了实现这一行动计划，同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又致电中共闽浙赣省委，指示他们“应将作战中心转到信河南岸”，协同红一方面军将闽浙赣苏区同中央苏区打成一片。
一月十六日，对前方情况并不了解的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朱德，不同意前方的意见，提出要“首先打击南城城外敌人，调动敌人，求得战机”。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周恩来、朱德两次致电中央局、中央政府急转中央，提出不同意见。
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命令道：“我们绝对的要你们在将来关于策略上的问题立即告诉我们，不要拖延过迟，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以下的指示”，“集中我们所有主力取得南城并巩固和保持它。”最后要求：“立刻将你们和前方的决定，清楚直接电告我们”，“并电告我们执行之结果。”
接到中央局电报，面对这种瞎指挥，周恩来十分愤慨，他对朱德、王稼祥说：
“明摆着的，强攻坚城南城和南丰有五点不利条件：一是暴露我军企图；二是容易受敌人夹击；三是损伤太大，四是不能筹款；五是耗费时日。我们应在敌人部署未完毕前，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在运动中解决敌人。”
朱德、王稼祥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朱德说：
“恩来所见极是，我完全赞同。”
于是，周恩来以其当时在党中央的地位，单独致电中央局陈述前方的意见，特别说明：“上述意见，朱（德）、王（稼样）等同志大都同意。”
这时，国民党当局加快了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的部署。一月三十一日，蒋介石在南昌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不久，蒋介石亲自兼任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并设置南昌行营，统一指挥“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并采取“固守城防”的新策略。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朱德、周恩来等原来设想的先发制人、在抚河以东调动并消灭敌人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他们便在二月二日率领部队转移到黎川附近待机。
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的时间日益逼近，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对于中央局不切实际的处处掣肘十分伤脑筋，他们于二月三日联名致电中央局：“连续的、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战争与军事布置更应确定统一指挥。提议中央局经常给我们前方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具体部署似宜属之前方。”
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求远处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处处干涉前方军事行动的“具体部署”。
但这个意见仍没有被中央局所接受。次日，中央局给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回电说：“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并称根据中央指示电，“在总政治任务之下，应以抚州（临川）为战略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为适宜。”“并乘胜威胁南城、抚州，是我们目前的方针。”“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
中央局的意思已很清楚：对攻打坚城南丰不容再有争论，必须坚决执行。
周恩来再也克制不任感情，平时一直十分理智、冷静的他，此时怒火中烧，大声说道：
“不行，这样指挥我们不行。这样我们怎样指挥，非打败仗不可。我们还是要再次陈述意见。”
于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于二月七日致电中央局并转中央，再次陈述意见，“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的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因在组织上，尤其在军事上，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延搁。但在责任上、在环境上，我们又不得不向你们陈述意见。”
由于中央局一再坚持要强攻南丰，朱德、周恩来只得在二月九日率领方面军由黎川附近向南丰地区开进。十二日黄昏后，命令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各一部在夜雨中向南丰城西北面的外围阵地发起攻击。但因守军工事险要坚固，经过一夜猛攻，未能突破，歼敌不足一个营，而红军却损失四百余人，师长彭鳌和两名团长阵亡。
面对如此不应有的损失，朱德痛惜不已，周恩来甚至流下了激愤和痛苦的泪水。
陈诚深知南丰地势险要，是以后“进剿”赣南的支撑点，因此，除要求陶峙岳的第八师固守南丰外，还令驻在南城的许克祥部第二十四师驰援南丰。并指挥中路军各纵队由北向南挺进，特别是要求罗卓英率领的主力第一纵队（辖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三个师）迅速向宜黄地区集中，准备将红军主力围歼于南丰城下。
朱德、周恩来很快看清了陈诚的这一意图，认为如仍按中央局的意见继续强攻南丰，必将遭受国民党大部队的包围，使红军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朱德提出：
“我们把强攻南丰改为佯攻。留下一部分兵力佯攻南丰城以迷惑对方，命令方面军主力迅速撤离南丰，秘密转移。这样，一则迷惑了敌人，二则也应付了中央局那些不明事理的人。”
周恩来闻听大喜，认为此着确是妙极，连声称赞：
“还是我们老总高明啊，一步棋，管两步的事。”
这时，陈诚所部由吴奇伟指挥的第二纵队也正向南城前进；罗卓英指挥的第一纵队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已于二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在乐安集中；罗卓英亲自率领的第十一师正向宜黄推进。他们准备在第一纵队主力同第二纵队会合后，将红军主力围歼在南丰、广昌地区。
陈诚渴求决战立功，好在老蒋面前立一功，赎连失七城之罪。
朱德、周恩来很快看准了陈诚这一意图，毅然决定：派红十一军伪装红军主力由新丰东渡抚河，向黎川地区急进，引诱陈诚部主力东向。而红军主力在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再向南秘密转移到宁都北部的东韶、洛口一带，一边休整，一边隐蔽待机，准备将敌军消灭在运动中。
朱德、周恩来这一正确决策，对于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这时，一向自恃高明的陈诚，乖乖地上了朱、周设下的圈套，认为红军主力真的到黎川方面去了，心中大喜，认为立大功的时机到了，立即急令第二和第三两纵队向黎川地区前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第一纵队队长罗卓英，为了配合第二和第三纵队的行动，于二月二十四日亲率第十一师，由宜黄南下黄陂；李明的第五十二师和陈时骥的第五十九师由乐安乐南推进，准备到黄陂同第十一师会合。然后，三个师合力奔袭广昌、宁都，截断红军主力的退路。
岂不知，陈诚彻底失算了，因为这样一来，其所部中路军的三个纵队被分隔在两个相距比较远的地区，恰为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加以击破造成有利条件。
朱德、周恩来率领红军主力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后，在东韶召开军事会议。
周恩来显得容光焕发，侃侃而谈：
“向黄陂推进的敌第五十二、五十九师现已暴露在我们面前，而且同在黎川地区的第二和第三纵队相距较远，处于孤立地位，正是将他们消灭在运动中的大好时机。黄陂一带山高林密，层峦叠嶂，道路崎岖，地形险要，是打伏击战的良好地势。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此战十分重要，大家务必齐心协力，密切配合，战之必胜。”
会议决定，在黄陂地区预先设下埋伏，打一个大兵团伏击战，以歼灭第五十二、五十九师。
会后，朱德、周恩来发出向黄陂地区进军的命令，指出：“乐安敌人两个师，有于本（二十六）日向东陂。黄陂前进，宜黄敌人一个师自神岗、党口前进模样。”“我方面军拟于二十七日，以遭遇战在河口、东陂、黄陂以西，东坑岭、固岗、登仙桥以东地带，侧击并消灭乐安来敌。”命令中还规定，全方面军分为左、右两翼队，平行北上，包抄敌军。
一切部署就绪后，朱德、周恩来立刻率领五万红军迅速向黄陂地区进发。二月二十六日，各部队先于对方一天秘密到达预定的黄陂、蚊湖地区，隐蔽在深山密林之中。由于当地群众帮助严密封锁消息，红军如此大规模运动竟没有走露一点消息。
朱德神采奕奕，对周恩来说：
“走，恩来，咱们到前线看看。”
于是，二人策马扬鞭，亲临前线了解情况。当他们来到设在登仙桥右侧山头上的左翼队指挥部时，朱德向聂荣臻询问：
“情况怎么样啊？”
聂荣臻介绍情况后，朱德强调指出：
“我们的目的是关门打狗。正像周总政委所说的，这就要先让狗进来，再关起门来打。因此，北面的部队要特别注意隐蔽，不能暴露过早。”
周恩来补充说：
“这是这次战斗成败的关键。告诉战士们，敌人进来时，要沉得住气，放手让他们往前走。东面还有我们的部队，放过去的敌人是跑不了的。”
二月二十七日上午，细雨绵绵，群山笼罩在一片雾霭之中。红军战士在寒风细雨中悄悄地埋伏着。
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还以为红军主力远在黎川地区，有的倒背着枪，有的唱着下流小曲，毫无戒备地向前行进。
朱德、周恩来在总指挥部密切注视着敌军的动向。下午一时许，当第五十二师进入红军左翼队的伏击阵地时，它的前卫部队第一五五旅刚通过，朱德、周恩来立刻命令红军突然发起全线攻击。第五十二师毫无准备，不知所措，顿时丧失抵抗能力。只经过三个小时的战斗，该师师部和一五四旅的一个团被歼，师长李明受重伤被俘后死去。第二天，红三军团将该师前卫部队一五五旅歼灭千桥头，接着，又在红一军团协同下，将一五四旅主力歼灭于蛟湖地区。第五十二师全军覆灭。
与此同时，第五十九师也进入红军右翼队在霍源两边山坡上的伏击圈。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红五军团、红二十二军、红十二军迅速冲下山来，将该师截成数段，压到谷底展开激战。经过两天鏖战，将第五十九师大部歼灭在黄陂、霍源地区。该师师长陈时骥率领残部向乐安逃跑时，被红军左翼队歼灭，陈时骥被俘。
黄陂战斗，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共歼敌两个师，俘虏师长二人，官兵万余人，缴枪万余支。
这次战斗，是朱德、周恩来联手，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舞台上，导演出的威武雄壮的大戏。
朱德后来曾多次忆起此次战斗，他说：那都是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有最新式的捷克轻机关枪几百挺，还都是一枪未发过的。因为敌人不晓得，来袭击我们，却不料突然遭到我们的袭击。这次的袭击，算是运用最大的部队，取得的最大的成功。
三月一日，中共临时中央致电朱德、周恩来并转全体指战员，祝贺黄陂战斗的胜利。指出：
“这次方面军的空前伟大胜利，是给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以致命的打击，给了帝国主义完全瓜分中国、镇压中国革命的企图以工农红军的铁拳的回答。”
罗卓英指挥下的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被歼后，朱德、周恩来本想乘胜再歼第十一师，由于山地战各军联络与我军指挥均不易达到，各军位置不利于出击；再加上在南城、南丰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第二纵队的三个师，正在西援第一纵队，企图从新丰截击红军主力的归路。为了避免被围，朱德、周恩来于三月一日命令部队迅速向南转移到小布、南团、东韶、洛口地区待机，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当国民党援军到达黄陂、东陂时，只落得扑一场空。
陈诚幻想立功，却反遭大败，当然于心不甘，还想寻找红军主力再战。但他鉴于黄陂失败的教训，改变了作战方式，将原来三路“分进合击”改变为一路“中间突破”。将中路军原来的两个纵队编为前后两个纵队，以第二纵队为前纵队，第一纵队余部和第三纵队第五、九师为后纵队，共九个师的兵力，梯次轮番地向东南方向的广昌搜索前进，目的是直取广昌，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红军很快侦悉了敌人的用兵企图，朱德不禁笑了。他向周恩来笑谈着对陈诚这一新计划的看法：
“陈诚是蒋介石的宠将，但看来比蒋介石还蠢。他将前后两纵队重叠，以六个师的纵深配备行军，长径达三日行程以上，这是兵家之大忌呀。看来他完全未顾及到这点，只是企图中间突破我红军阵线，占领广昌，求得政治上的影响，欲使粤、闽左右两路军前进，收得合围的效果。”
“老总分析得对呀，我们正好针对他们这一弱点，将计就计，佯顺敌意，分散敌人，寻找对方的薄弱环节，予以各个击破。”周恩来表示赞同他说。
于是，朱、周发下电令：命红十一军到广昌西北地区积极活动，配合独立师团和地方武装，佯攻吴奇伟指挥的前纵队的先头部队，示形于敌，使他们误认为红军主力就在广昌地区，吸引前纵队向广昌方向急进，拉大同后纵队的距离，为红军主力相机消灭后纵队造成有利战机；同时，命红军主力隐蔽地向北急进，集结于东陂、草台岗一带，准备伏击敌人的后纵队。
陈诚果然被朱、周所调动，再次上钩了。三月二十日，他的前纵队已进至洽村、甘竹一线；后纵队第十一师正向草台岗、徐庄地区前进，第五十九师残部尾随跟进，第九师在东陂、五里排。前后两个纵队相隔很远，形成一条长达一百里的长蛇阵。后纵队态势孤立。
战场上出现了各个击破敌人的良机。
朱德、周恩来当机立断，抓住这一良机，在当天就向全方面军发出命令：“本（二十）日，敌十一师有进到草台岗、徐庄可能，九师当在东陂不动。”“方面军拟二十一日首先消灭草台岗附近之敌，继续消灭东陂之敌，并击破其增援队。”
当敌第十一师在当天午后进到草台岗、徐庄时，朱德、周恩来再次发出命令：“我军拟干二十一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之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
红一方面军各路部队得令，立即动作起来。三月二十一日拂晓，部分兵力钳制住了东陂地区的第九师，切断了该师同第二十一师的联系。大部队向草台岗第十一师突然发起猛烈攻击，首先争夺草台岗南侧的黄柏岭制高点。
红军战士英勇无畏，所向无敌，经过几次冲锋和肉搏，终于将占据黄柏岭制高点的第十一师和第五十九师残部歼灭。接着，又向在徐庄的第十一师部发起进攻，很快将该师部和一个团歼灭，师长肖乾被击伤。至下午三时许，陈诚的精锐主力第十一师基本被歼。
接着，朱德、周恩来又迅速指挥部队向东陂追击第九师，很快歼其一部。陈诚所部的前纵队因相隔太远，增援已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后纵队被歼。前纵队害怕再被红军歼灭，不得不经南丰向临川仓皇撤退。
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周恩来的正确指挥下，采取大兵团山地伏击战的方法，在黄陂、草台岗两次战斗中，一举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俘师长李明、陈时骥，击伤师长肖乾，俘虏官兵万余人，缴获了大量枪械，子弹、电台等军用物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这在以往各次战役中是不曾有过的。
朱德巡视战场，看着大批俘虏和缴获的军用物资，十分高兴地对周恩来说：
“陈诚几年间所依靠的部队整个被打垮了。四次‘围剿，也宣告结束了。”
周恩来也十分高兴，谦虚地说：
“全靠朱老总指挥有方啊！”
“哪里，哪里，全仰仗周总政委出谋划策。”朱德笑着说。
红军胜利之际，也正是蒋介石悲哀之时，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说：
“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朱德、周恩来指挥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中央革命根据地有了新的发展，地跨赣、闽、湘、粤四省，并同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中央红军和地方红军发展到十余万人，加上闽浙赣、湘赣、湘鄂赣、鄂豫皖、川陕、陕甘等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共三十万人左右。这是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在极端艰难的革命低潮中坚持土地革命战争取得的巨大成就。
三、携手大战南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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