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周恩来这两位领导中国人民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面貌的伟人，开始在羊城相逢共事。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他俩一致主张坚决反击。
历史造就了伟人，同时伟人的影响博大而深远。人们如谈论起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凡的一生，铭记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都不能忘记广州。他们在这里相逢共事、并肩奋斗，共同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历程……
美丽而富饶的广州，毗邻内陆，土壤肥沃，拥有珠江的丰富水源，是伟大祖国重要的港口城市，其悠久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传说，有一位神仙曾带着五只羊在这里落脚，因而又称“羊城”。又因广州四季如春，花团锦簇，还称花城。
广州，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中国，革命形势风起云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孙中山先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改组了国民党，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毛泽东与周恩来正是在共同致力于同国民党合作活动中共事的。
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青年时代都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远大抱负。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有志之士总是要寻求和选择理性的目标使命。毛泽东在韶山读私塾时，曾读到过一本关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于是便对国家的前途十分担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周恩来十三岁左右在东北读小学时，有一次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同学中有的回答是为了帮助父母记帐；有的回答为了升官发财。周恩来则认真而坚决地回答说“为了中华之崛起。”眼见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觉悟，从爱国到革命，这几乎是一切近代中国先进分子走过的共同道路。毛泽东和周恩来走上革命道路，也是从这里起步的。
周恩来曾说：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中产生的人民领袖。一位外国学者也曾评论说：“毛是一个自信的‘绿林大学的毕业生’，而周却不像毛，周是在伦敦、巴黎及柏林的‘咖啡馆’、街头及工厂从事他的革命学习的。”对此，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同斯诺谈话时说：要有人到国外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知识，研究些新的有用的革命道理，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同时，也要有人留在国内，好好研究本国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毛泽东虽然没有出洋留过学，对马列经典原著的阅读也未必是共产党内最多的，但他后来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领导者，恰恰在于他根据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映在他的性格上，就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超越情怀。在他看来，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以超越的，其中也包括理性王国最神圣的马克思主义。他的表述是：“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1〕
一九一七年九月，周恩来为寻求革命真理，曾东渡日本去留学。临行前夕，写下了他青年时期救国抱负的著名诗篇：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周恩来到日本看到些什么呢？
固然，那山势峻峭、终年积雪的富士山，那红霞一般盛开的樱花，那秀丽的琵琶湖和加马河，都给予他大自然的美的感受，勤劳智慧的日本人民也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但是，使他感受更深的，却是日本劳动人民在封建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剥削下过的贫困生活。特别使他不能容忍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叫嚣和对中华民族的肆意欺侮。周恩来东来日本，原是想寻求可以用来“济世穷”的学问，结果则令他大为失望。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国内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周恩来离开日本回天津投身于伟大的爱国风暴之中。一九二○年十一月，周恩来为了进一步寻求革命真理，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远渡重洋，赴欧勤工俭学。在近四年的旅欧期间，周恩来不仅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而且积累了斗争经验，对中国共产党初期的建党、建团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二四年九月初，在一艘从法国马赛抵达香港的轮船上，走下来一位英俊潇洒、笑容可掬、温文尔雅的青年。他就是周恩来，这年，他刚满二十六岁。
为了培养革命的军事人才，国共两党合作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廖仲恺邀请共产党派一名合适的干部来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决定由德才兼备的周恩来担任这项工作。
两个月前，当周恩来在法国巴黎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时，便欣然接受任务，启程回国。他抵达香港后就直奔广州。
当周恩来踏上了阔别近四年的国土，便感受到政治气氛的浓烈。街头上到处张贴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标语和宣传画，街上经常走过整齐的工农队伍。周恩来的心中激起革命的豪情，他决心用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
周恩来到达广州后，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会委员长。管辖广东、广西、厦门和香港等地，工作非常繁忙。当时广东区委的总部坐落在广州市文德路一幢楼的第二层，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唯一公开的办公处。同年十一月，周恩来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到任后，彻底改革机构，按照列宁建军的经验开展政治工作，建立和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和共产党、青年团的组织，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在这年的年底，经中共两广区委征得孙中山同意，由周恩来负责，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最早的革命武装——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后来，在这个车队基础上，周恩来将它组织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成为北伐的先锋队，其中大部分人员成为后来南昌起义的中坚力量。
一九二五年一月和六月，周恩来亲自参与领导和指挥了第一、二次东征。同年春，他任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成为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后来，毛泽东在谈到大革命时期的军队工作时，曾给予了很高评价，他指出：
“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2〕
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实际上是对当时负责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的高度赞扬。
也就是在一九二五年的八月八日，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并在广州一间极其简朴的小房子里安了家。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中相识的。邓颖超在运动中表现得热情勇敢、坚韧不拔；在生活中淳朴、爽朗，待人以诚，给周恩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时，周恩来二十一岁，邓颖超才十五岁，是个小妹妹，所以大家都叫她“小超”。
他们之间的爱情关系是在周恩来旅欧期间，经过通信而确定下来的。三十多年后，周恩来在教育他的侄女正确对待恋爱和婚姻问题时，讲到过这段经历：在旅欧初期，他曾经有过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那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周恩来说：“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3〕
从这时起，周恩来和邓颖超结成了生死不渝的战斗伴侣。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岁月里，他们共同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给后人留下了永远值得传诵的佳话。
与周恩来相比，毛泽东的爱情生活同他所从事的伟大事业一样，是曲折多磨的。他作为伟人，有许多常人百姓难以体会的苦衷。
一九八六年九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中，第一篇就是一九二三年底毛泽东离湘远行时写给杨开慧的爱情词《贺新郎》。词中写道：
汽笛一声肠已断，
热泪欲零还住，
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词写得缠绵徘侧，哀婉动人，反映了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深厚感情。杨开慧就义后，他痛惜不已，写下了“开慧之死，百身莫赎”这样沉重的词句。解放后，他为答友人，又谱写了“我失骄杨君失柳”这样一首千古绝唱，表达了对杨开慧的无限怀念之情。
当他的戎马伴侣贺子珍在一九三七年提出离开延安外出治病时，毛泽东极力挽留她。当贺子珍决意离他而去时，毛泽东曾深情地对她说：子珍，我这个人不爱流泪，但过去曾在三种情况下流过泪。一是听到穷苦百姓的哭声，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警卫员要离开我，或是牺牲了，我难过流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伤难过，我掉了泪，难道现在你还要让我流泪吗？贺子珍终于拒绝了毛泽东当时那种心的召唤。她去了苏联，在那里度过了最艰难、最痛苦的日子，一九四二年返回祖国。当一九五九年，毛泽东与贺子珍分别二十年后，在庐山第一次相见时，两人几乎同时喊出：“润之”、“自珍”。毛泽东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尽量平静地说：“自珍，我对不起你……。”贺子珍抢在前面说：“是我不好。那时太年轻、太任性，要是听你的话，不去苏联，也……。”此后，他们两人再未相见，留下的只是相互间深深的思念。
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有恩爱也有争吵，好的时候多，矛盾也不少，前途并不美满。在一九四七年搞“三查三整”，组织上审查江青的历史问题，江青抱怨有人在整她，希望毛泽东能够说句话，毛泽东不答应，江青大吵大闹。毛泽东大声斥责说：“滚！你给我滚出去！”但毛泽东考虑到江青身体不好，就叫卫士长李银桥把自己都舍不得吃的一块腊肉，切一盘给江青端去。毛泽东多次告诫江青说：“你跟什么人也搞不到一起，你这个人就是到处树敌！”到了文革期间，由于政治及思想方面的分歧，毛泽东对江青的所作所为越来越不能容忍。甚至都不愿见到她。一九七四年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说：“不见为好，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曾感慨地说：“老百姓离婚可以找法院，可我去向谁申诉呀？”毛泽东在偶然提到周恩来的婚姻时曾说：我真羡慕周恩来的婚姻。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成长道路有共同之点也有不同之处。从他“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到“以天下为己任”，决心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再到创建新民学会，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都体现了他的远大理想和抱负。但毛泽东在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在当时并不是走在最先，也不是走的最快，然而他的突出特点是注重实践，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他就明确认识到“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所以不仅要读“有字的书”，而且要读“无字的书”，“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因此，利用暑假间隙，他曾到湖南农村进行考察，主办工人夜校。这样，就使他学到了真正的知识，从而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人。这一特点，决定他从接触马克思主义开始，就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自觉地运用它来研究和回答时代和现实革命斗争提出的重大课题。毛泽东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坚持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从小就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因而同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他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后，不但没有忘记农民，而且继续自觉地保持了同农民的亲密关系；同时，他又自觉地深入工人之中，了解他们的疾苦，虚心学习他们的优良品德。这样，为他后来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坚定地站在工农大众一边，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大众服务，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如果提及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内地位，可以发现历史老人并未独钟毛泽东。他时沉时浮，除中共三大外未曾担任显要职务。
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回忆往事时说过一段颇为风趣的话：
第一次代表大会(指中共“一大”)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了，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4〕
一九二三年六月和一九二四年一月，毛泽东曾先后来广州参加了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国民党一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及政治局成员，担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部长。此后，毛泽东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四年底，毛泽东因与陈独秀意见相左，加之身体不好，便由上海返回韶山，一边养病，一边深入农村调查，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
一九二五年末，毛泽东为躲避湖南军阀赵恒惕的通缉，来到广州，并参加了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在会前都曾同陈独秀商议，决定在大会上公开提出“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但中共中央没有采纳这个计划，致使蒋介石等右派分子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当得知毛泽东已安全到达广州后，杨开慧和母亲一起，带着两个孩子，也风尘仆仆地到了广州。他们的家住在广州东山庙前西街三十八号。这是一座简陋的二层楼房，砖墙、瓦顶，大门对着街道。进门的小过道通向楼梯，梯下住着萧楚女，楼上便是毛泽东一家。
这一时期，毛泽东和周恩来过从甚密。他除了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还兼任《政治周报》主编。在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第三期上，刊登了《东征纪略》，记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时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及在追悼攻克惠州牺牲将士大会上的演说。当时，周恩来派人接管的汕头《平报》改名为《岭东民国日报》，周恩来为该报副刊《革命》题写了刊头，并在这个副刊上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的文章。
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发动了中山舰事件。
三月二十日这一天，蒋介石散布了一个谣言，说是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要把他赶走。并以此为借口，突然翻脸，逮捕了代理海军局局长、中山舰舰长李之龙，下令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形势陡然紧张，很多人都感到事出意外。然而，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早有思想准备。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则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信号。周恩来闻讯后则立即来到广州造币厂，向蒋介石当面提出质问，被蒋软禁了一天。
当时蒋介石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第二，不退出的要交名单。
怎么办？
是进行坚决反击，还是继续退让妥协？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广州的同志主张给予有力的反击。
毛泽东和周恩来来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中同大家讨论对策。
毛泽东分析说：就广州的一个地方看，反动派的实力是大的，但就粤桂全局来说，反动派的实力是小的，只要我党坚持原则，坚决予以反击，就一定能够争取团结那些动摇的中间力量，粉碎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
接着，毛泽东又提出了以武力对武力的正确政策，主张把我党掌握的武装集中到西江一带，说服国民党左派离开广州，争取第一军以外的其他各军，正式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通过武装斗争逼蒋下台，剥夺他的兵权。后来，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了一句醒世恒言：“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周恩来非常赞同毛泽东的分析和主张。他对形势也作了详尽的分析。他说：二月份蒋介石驱逐了一名左派师长，就有反共苗头，他曾向组织报告过，但没有引起重视。现在的情况是，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只有第一军是直属蒋介石指挥的，其他五个军都不会听他的，有的还想乘机搞掉蒋介石。而在第一军的三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我们占了七个，团、营以下各级军官中和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不少，至于同情左派的革命力量就更大了。第一军又是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底子的，党的传统影响很大，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反击蒋介石的。
在场一起议论的人都同意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分析。但大家又觉得存在一个问题：要是把蒋介石搞下台，其他几个军长同样是些军阀，只要革命侵犯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反共反人民的。
周恩来说：究竟怎么处理，要由党中央决定。
过了几天，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条件。
于是，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也被免除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愤然辞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职务，全力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亲自担任了第六届农讲所所长。
毛泽东在农讲所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课程。他深刻分析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反复向学员阐述：
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农民占大多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但以前没有人研究过，而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问题。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比较注意些，但是，现在还有一些人不肯到乡下去做农民运动工作，在党内存在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中国人民要反对帝国主义，而反帝不和反封建结合，则帝国主义是反不掉的。要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得到胜利，就一定要有农民这支主力军参加。如果没有农民参加，就不能成功。
所以，结论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
这是多么深刻、多么透彻的分析啊！
毛泽东还邀请周恩来、萧楚女、彭湃等同志到农讲所授课。
这时，仍担任中共两广委员会常委兼军事部长的周恩来，积极支持毛泽东培养农民运动干部，亲自来农讲所给学员讲授《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这门课程。
在农讲所，周恩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以他亲身参加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阐述了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指出：我们党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农民自卫军，就能把地主阶级打下去，如果没有农民自己的武装，就不能巩固农民政权。还说：如果没有革命武装，没有广大工农的支援，革命政权就不能巩固，由此可见，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有很密切的关系。
据有的学员回忆说：当时周恩来在我们党内担任着重要工作，还要到农讲所来讲课，他很忙，经常工作到深夜。他那年轻英俊、机智勇敢的形象和忘我工作、平易近人的高贵品德，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这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同两广区委共同研究，从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中选调了几十名干部，到农讲所经过短期训练，派往广东各县担负领导农民武装的工作。这些，为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转到以农村为基础，组织工农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实际上，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对大部分国民党领导人和陈独秀等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以及许多知识分子，这场革命更多的是属于政治革命和民族革命，即打倒军阀、打倒列强。其社会革命和阶级革命的意识还是相当淡漠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样一些从事农民运动和军事运动的人却不然，他们已明显地意识到农民在这场革命中的特殊地位，意识到不解决他们的问题就不可能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虽然他们当时的认识和想法，还不像后来那样明确和深刻，但这毕竟是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点和阶级斗争观点的较早表述。
据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述：在十月结束这一届农讲所时，毛显然在上海作过短期逗留去担任共产党的农民部长。十一月，他调查了靠近上海南面和北面的一些省的农民运动。十二月，他来到长沙，对湖南省的农民运动进行全面调查，形成了他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主题。后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向学员讲授这一著名的报告。
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人的积极领导和推动下，全国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运动，一日千里，迅猛异常，势不可挡，严重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此时，周恩来已抵达上海。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亲自组织和领导的震撼全国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了。周恩来始终战斗在第一线，坚定沉着，奋不顾身的指挥各区的巷战。经过三十小时浴血奋战，到次日下午六时，上海工人便解除了敌人的全部武装。周恩来在这次斗争中，不仅表现了他对党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同时显示了他卓越的组织、军事才能。
正当北伐战争胜利发展到长江黄河流域，工农运动不断迅猛高涨之时，蒋介石、汪精卫都先后背叛革命，使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惨遭失败。
刹时间，中国的大地上风云突变，山河改颜，“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5〕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杀绝，被吓倒。他们从“四·一二”的血泊中，从“七·一五”的枪口下冲杀出来，为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又继续投入到新的战斗之中！
【注释】
〔1〕王任重：《实事求是的典范——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
〔2〕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10月25日。
〔3〕《周恩来同侄女周秉德的谈话记录》1956年，转《周恩来传》第78页。
〔4〕《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7页。
〔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7页。
第一章相逢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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