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民
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了。
——周恩来
风云变幻的北京，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清查林彪集团尘埃落定，纠正“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一次关系着千百万人命运的重要谈话正在进行。
毛泽东拍案面起：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
周恩来抓住机会向毛泽东建议：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毛泽东点点头，下了决心：对，这个问题就由你组织落实吧！
周恩来宣布，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中央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常委以上干部政策；国务院由总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军队由总政治部负资，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
周恩来还规定，“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都必须送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
一
“文革”初期，军内被打倒被关押的军以上干部多达数百人。级别最高的是两位元帅：彭德怀和贺龙。总政治部考虑到毛泽东说过，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于是，派保卫部部长蒋润观持介绍信前往中央专案组一办索取贺龙元帅的材料。
一办的负责人回答：“贺龙同志是要平反的。但是，毛主席和总理没有说贺龙同志的案子让你们总政治部去平反。”
蒋润观解释：“我们考虑贺龙同志是元帅，军委副主席，贺帅的事我们总政应该办。”
那位负责人又说：“贺龙同志不光是元帅，他还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没有说贺龙的案子让你们平反，材料不能给你们。”
保卫部部长乘兴而去，失望而回。落实干部政策从什么地方下手呢？
正当总政治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班子不知从何入手之时，周恩来亲自为他们选定了突破口。
一九七三年初的一天，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将军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一个大会，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总理有事找他。田维新急忙赶到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说：“我今天找你来谈干部问题，光给你一个人说不好，你再找一个人来好吧。”
于是，田维新立即用电话通知总政干部部长魏伯亭马上赶来。
周恩来对他们说：“找你们来，是谈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
陈再道上将和钟汉华中将是在武汉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的任上，因一九六七年的所谓“七二○事件”而被打倒的，已蒙冤六年之久。
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田维新与魏伯亭回到总政以后，经过调查甄别，写出报告，送政治局讨论。在讨论时争论十分激烈，虽然江青等人扣了一大堆帽子，却没有什么事实根据。
陈再道上将“解放”后，再回武汉军区任司令员比较困难。考虑给他安排一个与原职级相当的职位，可是当时大军区一级的正职都各有其人，这可遇上了难题。田维新将军便去请示周恩来，结果决定：先委曲一下陈再道将军，安排一个大军区副司令的职位。
田维新将军给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考虑让陈再道到那个军区任副司令员。司令员回答说：“他是我的老上级啊！”话虽只有一句，意思是很明白的。让老上级去当副手，这工作确实不太好开展，可是，别的地方也不好安排呀。田维新再次给这位司令员打电话，司令员干脆直说了：“老田，千万别让他来。”就这样，找来找去，最后炸到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
韩先楚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难得他爽朗表态：欢迎陈再道来福州。这才算解决了一个难题。
陈再道上将后来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
钟汉华“解放”后，先后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装甲兵政委和成都军区政委。
一九五五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有五十七位将军获上将军衔，上将是继十大元帅十位大将之后的第三级军衔。能晋身上将之列的将军，都是勇冠三军、可以独当一面的将才。
到七十年代初，已经有几位中将出任大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却汇聚了四位上将。福州军区乃一块福地。
那是陈再道上将到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员不久，王建安上将也得到“解放”，面临一个工作安排问题。与陈再道将军一样。王建安的资格也很老。他是在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任上，因所谓“搞修正主义”被打倒。现任大军区司令员有很多原是他的下级。遇到了这样的难题，田维新将军只好又去请求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说。“你找韩先楚再谈一谈。”
田维新再次找韩先楚商量。韩先楚说。“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
碰了一个软钉子，田维新半开玩笑地说：“韩司令，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可这是总理让我征求你的意见。”
韩先楚还是不松口。
田维新深感棘手，又把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略一沉吟：“还是放韩先楚那里，开会时我与他谈。”
几天后，韩先楚奉命进京。田维新一见韩先楚便招呼：“老韩，这次总理找你谈了，你不能不给总理面子吧？”
“见了总理，我也还是有困难啊。”韩先楚说，“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级又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哪。”
韩先楚说的也是实话。王建安在红军时代就是军政委，而韩先楚那个时候还是师长。谁知周恩来找韩先楚一谈，韩先楚就心悦诚服地同意了。于是，福州军区又多了一位上将副司令员。
红军时代就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李志民上将重新出来工作以后，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军区政委。
四位上将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二
当时，在微妙的政治形势下，军队高级将领的“解放”工作，基本上是周恩来点一个解决一个。周恩来点的方式又总是十分巧妙的。
一次，政治局开会，周恩来突然向李德生和田维新提了一个问题：“杨勇、廖汉生是怎么打倒的？”
李德生和田维新面面相舰。他俩也不知底细，只好如实回答：“不知道。”
“你们去调查一下。”周恩来说。这就是周恩来的领导艺术，点到为止，从不划框框，结论由做具体工作的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去下。
总政治部立即派人调查。
杨勇上将和廖汉生中将是在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任上，于“文革”初期被莫名其妙打倒的。有周恩来点将，两位将军的“解放”工作虽然也费了一番周折，但最终都解决了。
廖汉生将军复出后，先后担任过军事科学院政委、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后来他还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
杨勇将军复出后，也担任了大军区的领导职务。由于他的大度，使他的结论经历了一番反复，从而体现出周恩来对干部的一片爱心。
杨勇将军被打倒时，林彪一伙无限上纲，甚至把杨勇部下的参谋、科长的事，一古脑儿地算到杨勇的帐上。
总政治部重新审查杨勇将军的结论出来后，周恩来总理批示：“请田维新同志找杨勇同志谈一下，征求一下杨勇同志本人对结论的意见。”
田维新亲自跑到杨勇的住处，征求杨勇对审查结论的意见。杨勇很大度地说：“总政做的结论我没意见。”田维新说：“结论是我们做的，但是我们对你的问题不是很清楚。总理让我跟你谈一谈，你有什么意见，总理会重视的。”杨勇还是说：“我对总政的结论没有意见。”
结论做出后，杨勇将军等了半年，才被分配到沈阳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过了不久，中央调杨勇出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上任之后，周恩来在杨勇的结论上再次批示：“田维新同志，我们给杨勇做的结论似乎口径严了一些，请你再征求杨勇同志一次意见。”
尽管周恩来的批示口气很和缓，田维新将军深知其中分量。他再次带着总政干部部的一位处长去京西宾馆拜访杨勇。不料杨勇还是说对结论没有意见。田维新又做了半天工作，杨勇才说，结论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科长干的，但是自己负有领导责任，“把这件事写在我的头上也是可以的。”
吴克华中将是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文革”初期，他在炮兵司令员的任上被打倒后，便失踪了。
“吴克华哪里去了？”周恩来在政治局讨论落实干部政策会议上发问。
总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展开调查。可是炮兵司令部的干部和一些造反派都说不知道吴克华在什么地方。后来从一位干事口中获悉：吴克华被秘密关押在地下室里。
得知了吴克华将军的下落，下一个难题是怎么把他安全地接出来？因为总政治部并没有掌握直接的证据，万一关押吴克华的那伙人闻讯拒交或把将军转移，将使问题复杂化。
李德生主任听了汇报以后，灵机一动，写下了一纸手令：“提审吴克华”，令总政保卫部当晚派人前去提人。关押吴克华将军的那伙人，一看李德生的亲笔手令，以为总政与他们持同样观点，爽快地将吴克华交了出来。
人是找到了，却引来了一场误会。
保卫战士把吴克华将军带到京西宾馆的一个会客室，向坐在那里的李德生主任和田维新副主任报告说：“报告首长，吴克华带到。”
李雄生挥了挥手：“知道了！”小战士便退了出去。李德生在沙发上欠了欠身说：“吴克华同志，请坐。”
吴克华将军听说又要“提审”，以为自己又要挨整了。他对李德生主任说话口气和用词的变化毫无觉察，不敢入坐。
李德生知道吴克华误会了，便解释说：“吴克华同志，我们是奉周总理之命来找你谈话的。”
吴克华将军仍不敢相信这戏剧性的重大变化——从“提审”一变而为同志间的谈话。“文革”这几年，挨斗挨批，受骗多了。他却一时反应不过来。
眼见时过半夜，而吴克华将军显然难以在短时间内适应这一反差巨大的突变。李德生只好顺其自然，请吴克华吃夜宵，先休息一下，然后找他再谈……几经周折，吴克华终于得到了“解放”。
吴克华将军解放后，出任过铁道兵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和广州军区司令员。
又是一次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提出：“秦基伟、李成芳到哪里去了？”
秦基伟和李成芳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都在刘邓大军和志愿军部队担任过军长，都于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革”开始时，秦基伟是昆明军区司令员，李成芳是政委。
贺龙元帅受诬陷后，秦基伟和李成芳立即被关押了起来。
秦基伟是一员战功卓著的虎将。抗美援朝时的上甘岭战役就是他指挥的。
为了打倒秦基伟这员虎将，林彪一伙到处散布说，秦基伟是贺龙的人。
如果在贺龙元帅与秦基伟将军之间一定要扯上一点什么关系的话，那是志愿军回国之后，秦基伟先后出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而昆明军区是建国初期的西南军区撤销后组建的两大军区之一（另一个是成都军区）。贺帅是西南军区的司令员。
田维新把调查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当说到秦基伟、李成芳被打倒的情况时，周恩来指出：“他那儿是一锅端，军区六位主要领导全部被免职。”’
田维新汇报说：“根据我们调查掌握的情况，秦基伟被关押在湖南，由广州军区负责，具体情况还不很清楚。”
周恩来当即指示：“把他调回来嘛！”
秦基伟到北京以后，住在京东海运仓第一招待所。当时这家招待所的后楼成了即将“解放”的将军们的驻地。将军们在这里就恢复了自由，可以外出逛街散步，探亲访友。
一天，周恩来通知田维新说，他要见见秦基伟。这个时候，总政尚未给秦基伟做结论。秦基伟的工作安排还没有定下来。在田维新的印象中，周恩来召见尚未做结论的将军，仅秦基伟一人。
接到周恩来指示后，田维新立即打电话到招待所，后楼服务员回答说，秦基伟将军散步去了。田维新告诉服务员：“你马上去找一下秦司令，让他马上给我回一个电话，总理要见他。”
不一会儿，秦基伟的电话便过来了。他听说周恩来总理要见他，很激动，在电话中问道：“总理要见我，我穿什么衣服去？”田维新说；“穿军装。”秦基伟间：“那我还戴领章吗？”田维新说：“当然戴。”
军装，尤其是领章，是军人的标志。但是秦基伟在“文革”中受迫售七年，被剥夺了戴领章的权利七年。此刻他刚刚恢复自由，尚未恢复工作。因此他不能不有此一问。
田维新把秦基伟领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后便走了，周恩来与秦基伟作了一次单独长谈。
落实政策后，李成芳任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秦基伟先后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员。后来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三
“解放”老将军的工作，大体上有个工作程序。
第一步是由总政治部审查鉴别原先把老将军打倒时所做的结论，确认哪些是无中生有的、哪些是颠倒黑白的、哪些是无限上纲的。
然后，总政治部拿出来的审查结论，还必须与把老将军打倒的原单位取得大体一致的意见。
最难的一关是政治局。按照规定，每个被“解放”的将军最后都要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政治局会议一般在下午七时半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四位将军的审查结论。每位将军都有一份材料，包括本人的经历、被打倒的情况、甄别情况、总政的审查结论。个别的还要附上必要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讨论之前先浏览一遍。所以，每次政治局讨论老将军的“解放”，田维新都要提一大包材料进会场。
当时的政治局会议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
材料发完，周恩来便宣布：“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
到了田维新讲材料时，发难的就是“四人帮”，尤其江青和张春桥为最甚。
这样，从下午七时半开始的会议，往往到半夜十二时也结束不了，通常吃过夜宵后一直讨论到凌晨三时才结束。
田维新回忆说：“在讨论老将军‘解放’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后来与江青争辩得多了，也就习惯了，不怕了，无非是多几顶帽子就是了。”
在老将军的记忆中，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不多，只在要害处说一两句。不过常常是他的一两句话一出口，江青一伙就争不起来了，事情也就定了。
周恩来虽然说话不多，但是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了如指掌。某个问题，他感到需要谁支持一下，便会及时点将：“剑英你说呢？”
周恩来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但是如果江青诬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来就会及时地出来说话。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述说一遍，然后反问一句：“这个事能扣这个帽子吗？”经周恩来这么一反问，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了。
如果被“解放”的某个干部确实有缺点失误，江青一伙就会趁机无限上纲。这种时候，周恩来常常会说上几句：“这不算个什么错误么，这是工作中的问题，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轻轻几句话，便将江青一伙扣的大帽子不动声色地顶了回去。
到大家的意见都说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周恩来还会问一句：“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人发言了，周恩来才宣布：“这事就这样了。”然后转入下一个将军“解放”问题的讨论。
由于江青一伙的发难，一百七十五位将军的“解放”在政治局讨论时，没有几个是很顺利的。在田维新的记忆中，颜金生将军是比较顺利的一个，但也连闯了江青设置的三道关。
颜金生少将是湖南茶陵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建国后先后任过西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委，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文革”开始前不久，他转业调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
文化部的副部长怎么由总政来审查“解放”呢？
田维新在政治局会议上介绍说：“颜金生是军队转业干部，到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没有什么错误。”
理由只有一句话，到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其实呢，当时文化部系统控制在江青一伙手里。把颜金生从文化部系统调出来，由军队去安排，这就跳出了江青一伙的魔爪。这是周恩来的“解放”将军的一着巧棋。
江青一听又发难了：“颜金生有错误，他推行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田维新说；“颜金生是工农干部，识字不多，不可能提出什么文艺路线。”
这话是有根有据的。发给政治局成员的材料上明明白白地写着：颜金生，一九一八年出生，一九三二年十四岁就加入人民军队，他能读过多少年书？！
朱德元帅一听江青又要无理取闹，一板一眼地说：“颜金生他就不识几个大字。”总司令为将军说话，一言九鼎，江青顿时哑了。
眼见这一关过去了，田维新又介绍说：“准备把颜金生同志派到陕西……”
话音未落，江青又反对了：“你是让颜金生到陕西给二方面军垒山头。他不应分配西北，应该分配到东南。”
江青自己拉帮结伙，故以“山头”度人。
针对这种猜忌之心，田维新说：“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场是从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任上调过去的。”
李德生说：“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二方面军的同志在陕西已经不多了。”
经过这么一番解释，颜金生将军去西北才获通过。田维新继续说：“我们考虑让颜金生到陕西当政委。”
江青再次反对说：“他犯那么大的错误，当正职不合适。”这是江青第三次发难。
田维新说明；“陕西省军区原来有一个政委。派颜金生同志去陕西，是考虑让他去管军工企业。现在备战，陕西军工企业很多，”
叶剑英元帅也出来说话：“现在备战，炮弹子弹很不足，急需抓一抓，”
最后周恩来表态，“我看颜金生同志调出文化部，到陕西当政委管军工是合适的。”
周恩来一锤定音，颜金生总算过了关。
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开始后，解放军报社迟迟未见行动。
这也难怪。解放军报在“文革”初期最严重的一个案子是所谓的“绑架”肖力案。肖力就是李讷，江青的女儿。定案的结论上写着，绑架肖力就是反江青、反毛主席。
在一九七三年的形势下，这样的案子谁敢动！
迟浩田到解放军报任副总编后，分管政治工作。他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调查了解，认定军报的三大事件，包括所谓的“绑架”肖力案，都是假的。但是这三个事件都是江青直接定的，不好办。迟浩田便把情况向军报主要负责人张志作了汇报。
涉及到江青的事，张志哪敢作主。他到总政治部向田维新汇报说：“田副主任，我向你反映一个情况，我们军报的三个事件，迟浩田同志经过了解，认定都是假的。但是这三个事件都是江青定的，一动就会反映到江青那里去。所以，我们落实干部政策很难。”
不是江青直接打倒的干部，江青尚且要多方阻挠，胡搅蛮缠，若把她自己直接定的案子否定了，她还不搅个天翻地提覆？！
田维新想了想说：“能不能想个办法，不惹江青。”
“怎么能不惹江青呢？”张志问。
田维新说：“你们把事件撇开，就说这些干部没有犯什么错误，先把他们‘解放’出来，让他们恢复工作。”
张志说：“这办法行倒是行，不过风险也很大。”
田维新嘱咐说。“这件事你先别办，等我与李主任商量一下再说。”
第二天，田维新就与李德生商量。李德生认为也只能这么办了。如果不落实干部政策，于部受委屈，军报也没法办好。
解放军报社按照这个办法，“解放”了一批干部。有人立即向上告了黑状，送了一大堆材料给江青，江青还真看了这些材料，在这里批一个“这是一个反革命”，在那里批一个“这是个坏人”。最后要“德生同志查处”。
李德生正坐在沙发上看江青批转的这份材料，田维新进去了。“你看吧！”李德生顺手把材料在茶几上一摔，没好气地说。
田维新一看，是解放军报的事，就说：“这是意料之中的。”
“怎么办？”李德生问。
“有两条办法。”田维新说。
“哪两条？”李德生紧追着问。
“第一条，再把他们都关起来。”田维新说。
“那不行，哪能这样干。”李德生未加思索，立即否定了这一个办法。
田维新了解李德生的想法，他不慌不忙地说出了第二条办法：“那就拖。”
“拖得了吗？”李德生不放心。
“拖不了，还能再把他们关起来吗？只有拖。”田维新说。
“那能拖多久？”李德生问。
“能拖个半年。”田维新说，“江青第一次问，你可以说，材料收到了，还没来得及看。第二次问，说刚看，还没有看完。第三次问，说刚看完，还没查。如果再问，说刚查一两个，还真没问题，其他的还没有查。”
“能那么老拖着？”李德生又问了一句。
“起码可以拖半年，”田维新满有把握地说：“她还有那么多精力问哪！”
这件事果然拖了下来，不了了之。总政治部对迟浩田也有了一个好印象，认为这个干部能够实事求是，敢讲真话。事件过去以后，迟浩田从军报副总编（副军级）直接走上了北京军区副政委的领导岗位。后来他又先后出任副总参谋长、济南军区政委、总参谋长，现在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经过一年多时间紧张艰难的工作，全军一百七十五位被打倒的高级将领终于全部得到了“解放”，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这里倾注着周恩来总理的一片心血。
一百七十五位将军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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