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鹏飞
中国和日本都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是中日建交的日子。以后，我常想起当年周总理引用的一句中国古语：“饮水不忘掘井人。”他是教诲我们不要忘记为中日建交作出贡献的日本老朋友。其实为中日建交付出心血最多的是我们的周总理，他是中日友好之桥的奠基人。
一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之后，“文化大革命”出现转机，国内形势发生一系列变化。与此同时在外交战线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尼克松于一九七二年二月访华。毛主席会见了尼克松，周总理同尼克松进行会谈，二十八日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在公报中美国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美国在联合公报的声明中，表明它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周总理一直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者中美两国在对抗二十多年之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
尼克松访华，在国际上被称为尼克松冲击波，日本首当其冲。
台湾问题一直是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也是阻碍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被美国占领，完全听命于美国敌视、封锁新中国的旨意。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急需扶植日本作为远东的反共基地，十分担心在与日本签订和约之后，日本为贸易和其他经济的利益而同中国改善关系，动摇美国的对华政策。当时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事后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媾和独立后的日本在北京和台湾之间究竟选择哪一方为建交的对象，便成为美国特别关心的重大的问题。因此，日本才决定在美国参议院批准和约和其他条约之前，向美方表示：日本只同国民政府恢复邦交。这就是我在一九五一年底给杜勒斯特使写信的原因。”
所以，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美国单方面和日本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正式生效的同一天，日本同台湾签订了和平条约。在条约中台湾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这就是所谓的《日华（台湾）和平条约》。当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这一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早在一九五四年周总理就指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不在中国方面。旧金山条约不承认中国，而承认台湾，说台湾代表中国。中国人很伤心。”
一九五六年周总理向日本朋友指出：“日本政府在中日建交上有困难，困难不仅在内部，而且更大的困难是由于外来的干涉和压力。”这个外来的干涉和压力就是来自美国。美国和日本在一九五一年九月签订了《美日安全条约》，条约允许美军无限期、无限制地驻扎日本。
可是这次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却将日本撇在一边，使佐藤内阁十分尴尬。
尼克松访华后，在日本要求与中国建交的舆论占了上风，给佐藤内阁造成很大的压力。
从建国初周总理就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他提出“以民间促官方”的方针，一九五七年之后针对岸信介、佐藤内阁的反华政策，提出“政治三原则”、“经济三原则”、“中日复交三原则”。周总理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发展。到一九七二年夏水到渠成，中日建交提到历史日程上来了。
二
周总理处理中日关系问题，一般多是由廖承志同志协助。我作为外交部长参与了中日建交谈判的全过程，现仅就这段历史回忆周总理的丰功伟绩。
大家都知道，虽然一九七二年全国开始批判林彪集团，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左”的思潮并未能得到认真的清查，周总理一方面要协助毛主席打开中美、中日关系的大门，另一方面还要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同时要教育、说服受“左”的思潮影响的同志。不少同志对于打开中美、中日关系的重大意义不理解，特别不理解为什么要同“右派”打交道。所以毛主席在会见尼克松时说：“我喜欢右派。”尼克松则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毛主席的部署，周总理对毛主席的思想作了进一步阐述。一九七二年八月，他在接见一个兄弟党的领导人时说：
“一。我们外交行动的方针是争取当权派，可以跟他来往，因为如果我们跟一个国家没有外交关系，没有来往，我们就无法接近群众。跟上层来往就要跟他的当权派来往，而且要跟当权派的头子来往，否则就不能解决问题。这里有一个问题，上层和人民有矛盾，上层的外交来往总还要保持一定的外交关系吧，跟人民的来往是民间的来往。我们倾向于把两条路线不要摘得太密切了，要分开一点，外交归外交，民间来往归民间来往。
“二。上层来往还是按原则办事，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必须要有原则性，才能允许可能范围的灵活性。
“三。根据我们搞上层统一战线几十年的历史得出两条经验：第一，当我们跟资产阶级决裂的时候，容易犯‘左’倾错误，把它看成铁板一块、只有斗争，反对一切，没有联合，第二，当我们跟资产阶级联合的时候，容易犯右倾错误，只有联合，没有斗争。”
限于当时的情况，总理没有讲明，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一九七二年，“左”的倾向很有市场，总理讲这些话是用心良苦。他深知中日建交的时机就国内外来讲条件都已成熟，必须抓紧，否则一纵即失，不知要推迟到何时。所以总理对这项工作抓得非常紧。
当时一些日本在野党希望由他们联合组阁来和中国建交。周总理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日本、美国都没有革命形势。他说：如果等到日本的左派执政再恢复中日邦交，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呀，这样中国就没有几个国家可以建交了，只能跟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建交，这不是把自己孤立起来了吗？他也反对同一向敌视中国的佐藤内阁建交，而主张和自民党中主张中日友好的一派谈判建交。
七月七日，田中当选为首相，马上宣布：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七月九日，周总理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中说：“田中内阁七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这是值得欢迎的”七个字，字字千钧，一下子使中日关系明朗化。中国反应之快，大大出乎日本的预料，给田中内阁极大的鼓舞。
七月十二日，周总理授权我发表声明：中国总理欢迎并邀请田中首相来中国访问，会谈并解决中日邦交问题。进一步坚定了田中访华的决心。
与此同时，周总理事事向毛主席报告，得到毛主席的支持，使“四人帮”无隙可乘。为使工作万无一失，总理指定我、乔冠华、廖承志、韩念龙等人组成日本组。总理白天接见外宾，那时到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特别多，夜晚将我们找到西花厅或钓鱼台开会研究中日建交问题，或带我们一起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处开会，向主席汇报。在主席那里决定了大政方针后，回来总理又同我们一起研究、安排，事无巨细，总理都一一过问，一一想到。他常说：“外交授权有限，外交无小事。”这时他已是七十四岁的高龄，并已查明身患癌症、他就是这样带病工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二十个小时。总理的精神感人至深，总理的举止言谈、音容笑貌，至今仍历历在目。
由于政策明确，方法得当，从七月七日起只用了八十一天的时间就在北京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告中日之间不正常状态结束。真是迅雷不及掩耳，不仅大大出乎美苏的意料，而且为世界各国观察家叹为观止。周总理以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办事缜密周到，无可挑剔，令人折服。
三
为了使全国人民理解毛主席打开中日关系大门的意义，周总理从九月一日起修改《外交部关于接待田中首相访华宣传提纲》，并于九月四日亲自批发这个文件，要求各大城市“在九月二十日做到家喻户晓”，经政治局讨论后，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这个文件针对极“左”思潮回答了、解决了人民中存在的疑问。对于统一全党、全国的思想和拨乱反正起到很好的作用，使“四人帮”不能有所作为。
九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半，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到达北京机场，受到周总理的欢迎。下午一点五十分周总理和田中首相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举行第一次会谈。田中首相和总理都没有休息。总理为人周到礼貌，首先问候首相：“你也没得休息一下，吃了饭就来了。”田中谈到中午的茅台酒很好喝。总理说：茅台酒比“伏特加”好，不上头，疲劳的时候喝一点能起振奋作用。你觉得好喝我们送一点给你，把你的“威士忌”改成茅台。大家都知道伏特加是苏联产的酒，威士忌是美国产的酒，总理的话一下子把大家说笑了。会谈在轻松、亲切的气氛中进行。这是周总理一贯的作风，首先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
周总理回忆了田中执政四十多天以来的情况，他说：“首相阁下在外交上以这样高速度地进行，这在日本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我很欣赏首相阁下九月二十一日直布访华日期时跟记者所讲的，一定要使会谈取得成功，而且肯定会取得成功。我们以这样的心情欢迎首相阁下来访问。”
田中首相表示了对周总理的敬意，他说：尽管从我的愿望来讲，希望加紧实现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但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如果时机不成熟，这种愿望也是不容易实现的。但周总理马上对我这个愿望表示了欢迎，并邀请我到中国来访问。也就是说，周总理马上抓住了这个时机，配合了我的愿望，做出了表示，所以我们才能迎接这个日子。我原来心里想，到中国来访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今天我能这么快到中国来访问，感到喜出望外。
随后，进行小范围（限制性）会谈。田中首相提出希望二十九日发表联合声明，这样可以不用在日本国会通过。首相十分坦率，一下子就涉及核心问题。他和大平外相提出台湾问题和第三国问题。他说：我们要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就只有自动取消和台湾的关系。可是一定要避免混乱。因为日本国会批准过日华（台）条约。
关于第三国的关系，大平外相说：日本和美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紧密的关系，日美关系对日本具有重大意义。日本政府要注意，不能从日本政府方面损害和美国的关系以及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要在此情况下，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
周总理已身患绝症，在会谈中不得不出去服药，休息片刻。但是，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工作，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说：中日友好不是排他的，我们对日美安全条约有意见，但在联合声明中不提它，因为这是你们的事。
关于台湾问题，周总理表示：日中关系一恢复，日蒋条约就自然失效了。他指出：我们希望从政治上来解决一些历史问题，不要拘泥于法律条文。日蒋的外交关系不能保存，但日本在台湾的侨民可以找到一个办法。
关于宣告结束战争状态的问题，我们不同意日方的说法“确认战争状态已经结束”。周总理说这样写，会变成从缔结旧金山和约到现在这段时期。中日战争状态已经结束，而我们又不是当事者，不包括在内。总理提议由两国的外长找出一个办法，即双方都同意的一句话。
总理坚持恢复中日邦交三原则，要我和大平考虑每一项原则如何在联合声明中表达出来的问题。最后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就结束了，但中日邦交还没有正常化，中日还没有建交，这在中国人民的感情上是不顺畅的，我们这一次要使他们在感情上顺畅起来，推动中日友好。
当晚，周总理在欢迎田中首相的宴会上，提出“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友好不是排他的”，对日本侵华战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等谈判原则。他最后提出：“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可是，田中的讲话引起了波澜。他说：“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周总理和我们在座的中国同志对“添了麻烦”。这句话十分反感，会场气氛一下子由热烈变得冷清。
第二天上午，我和大平外相会谈，具体地讨论联合公报的内容。日方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首先发言：第一、不同意我方方案“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宣告结束”，认为这样日华条约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第二、对我方提出的复交三原则，他认为应分开写，第三条“日华条约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必须予以废除”不能上。第三、关于台湾问题，他认为根据旧金山条约日本已放弃了对台湾的一切权利，现在已无必要对此再作出法律上的认定。第四、关于赔偿问题，他说我们对于中国方面主动提出放弃赔偿要求，给予高度评价和感谢。但认为蒋介石在日台条约中放弃了赔偿，如果现在声明上的文字表达上出现明确，意味着“日本和台湾缔造和约从一开始就无效”，日方则不赞成。
高岛发言的中心是台湾问题，他只拘泥于法律条文，他的发言给中日谈判带来了阴影。
当天下午。周总理和田中举行第二次会谈。日方有大平、二阶堂、桥本恕参加。中方有我、廖承志、韩念龙参加。总理开门见山地说：我们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照顾双方。如果只从条文上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周总理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的损害，而侵略战争的结果，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难。中国解放后，毛泽东主席一再强调，要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周总理直率地说，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的不幸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了麻烦”。这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含意不一样。
田中解释说：从日文来说“添了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如果你们有更适当的词汇，可以按你们的习惯改。
道歉的问题解决了。
总理说：要建交，如同大平外相所说，就要同蒋介石断交，日台条约就自然失效。如果把旧金山和约、日台条约都拿来作根据，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我们说只有在你们充分理解我们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基础上，才能照顾你们面临的一些困难，而不是相反。日台条约在于你们同台湾之间，但这个事实是当时的美蒋关系造成的。这次在公报中可以不提这个字眼，但不能让我们承认这个条约的存在和合法。不然就等于中国是从今天才算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这是我们根本不能接受的。
关于赔偿问题，周总理批驳高岛的说法：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概。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过去我们也负担过赔偿，使中国人民受苦。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偿，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说过不要赔偿，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这个人是个温和的人，但听了这个话，简直不能忍受。
周总理的谈话入情入理，明白简要地阐明了中国的立场。日本首相表示：完全明白了。
下午五点多，我和大平外相就条文的具体内容进行磋商。我方提出的方案，在前言中写了中国人民迫切要求结束中日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写日本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而回避出现《日台条约》。双方议定在声明中宣布今后中日完全存在和平关系，不明确说战争状态何时结束。这两个问题一解决，其他技术性的问题就好办了。中方指定由张香山带几个同志，日方由吉田等参加具体协商。问题解决之后，九月二十七日毛主席会见了田中首相。二十九日顺利地在人民大会堂签订了中日联合公报。中日关系揭开新的篇章。
周总理协助毛主席在七十年代初打开了中日、中美关系的大门，为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准备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饮水不忘掘井人。
（李海文整理）
“饮水不忘挖井人”——中日建交纪实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