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杰、刘柏罗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夜得宽余。——喝酒吧！
——周恩来
我国的尖端科技事业，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领导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从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到一九七四年周总理病重住院，在十几年时间里，他共主持了四十多次专委会议和若干次专委小会。他对尖端科技事业的领导是深入具体的。从方针、政策、基本原则的提出到各级专门机构的组建，专业人才的培养、专业队伍的聚集和思想建设，从发展规划的提出和制定、组织项目攻关、各个方面的协调，到每次试验的通盘部署、具体组织，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智慧。他对发展我国尖端科技事业的卓越贡献是多方面的。
一、组织专门机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国际斗争日趋激烈，霸权主义者乞灵于核讹诈政策，东方和整个世界的和平都受到核战争的威胁。毛泽东同志纵观世界风云，瞩望人类前途，看到要稳定世界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消除核恐怖，打破核垄断，粉碎核讹诈。为此，他对一位夸大原子弹威力的外宾说：“原子弹威力再大，无非是从中国炸进去，从美国炸出来，有什么可怕。”他针对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提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当时，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是严峻的。“大跃进”的失误加上接连发生的天灾，使我国的国民经济陷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生产损失巨大，人民生活困难严重，边境上又遭到外来的武装侵扰。此时，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所有的中苏经济技术合同，使我国的经济雪上加霜，受到严重的损失。而原子能工业更是首当其冲，从一九五九年六月开始，苏方就已停运各种器材，拒绝交付技术资料，想把中国初生的原子能工业扼杀在襁褓里；而美国早就对我们实行着严密的封锁。
但是，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被任何困难压倒，从来不对任何压力屈服。面对这内忧外患的重重困难，毅然吹响了向尖端科技高峰攀登的号角。
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向党中央呈送了发展我国尖端事业的报告。报告中引用了第二机械工业部关于一九六四年做好爆炸原子弹准备工作的设想，建议成立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尖端事业的领导。
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示：“拟同意，送主席、刘、周、朱、彭核阅。”
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件事要请总理（指周恩来同志）出面才行。”政治局几位领导同志都表示赞成。
小平同志说，你们的计划毛主席、党中央已经批准了，路线、方针、政策已经确定，现在就是你们去执行。你们大胆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是我们书记处的。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讲话，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总理为主任，由副总理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以及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加强对核武器研制和核工业建设的领导，以加速实现原子弹爆炸试验计划。
从此，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之中，又肩负起一项新的重担——领导我们开创尖端科技事业，并很快就以高屋建瓴之势排除万难，走上了迅猛发展的轨道。
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央专委成立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九次会议，及时解决了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一百多个重大问题。
二、加速研制氢弹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周总理问刘杰同志对研制氢弹的安排考虑，刘回答：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周总理说，五年是不是太慢了。的确，从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那时法国已经研制了四年多，但还没有搞成功。各国对研制氢弹的技术都严格保密，只字不漏。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我们认真分析了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形势，认识到氢弹研制的技术难度虽然很大，但有利条件也很多：我国核武器科研人员掌握了原子弹的有关理论和计算技术，系统地查明了原子弹内部的物理图象和各种物理规律，为研制氢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研制原子弹时，氢弹的原理探索已经开始，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必需的装料氘化锂一六生产线接近建成。国产每秒五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已经开机，计算手段有了一定改善，等等。经过反复论证，二机部向中央专委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一九六五年二月三日和四日，周总理主持第十次专委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力争于一九六八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广大科技人员下决心抢在法国的前头实现氢弹爆炸试验。
在一九六八年或这之前突破氢弹技术，就是说要以比美、英、苏都快的速度把氢弹研制出来，这个目标有实现的可能性，但决不是轻而易举的，是必须经过一番艰苦努力才能达到的。
由原子弹到氢弹的飞跃，关键是理论上的突破。周总理一贯强调处理好理论和技术的关系，主张给理论研究以重要位置，反对忽视理论研究的近视倾向。他早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就指出。“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做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当我们在《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中把原理探素作为突破氢弹技术的首要措施提出来时，得到了他的首肯。后来，正是由于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才有氢弹新设计方案的形成和付诸试验，并得到了完全胜利。
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周总理还给我们制定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工作指导方针。这十六个字，充分体现了周总理一再强调的要“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绝对保证安全”的思想，深刻揭示了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试验的特点和规律。由于我们切实贯彻执行了上述方针，从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奇灾大祸和巨大的浪费。
我国导弹核弹头的第一次结合试验，囿于当时的技术状况，是采用带有核弹头的导弹飞行方式进行的，导弹的发射、路径、爆点都在本土及其上空，风险很大。在这次试验的准备过程中，周总理一再指示要“绝对保证安全”，指示七机部要保证导弹正常飞行，指示二机部要做到在导弹掉下来的情况下不发生核爆炸。根据总理的指示，二、七机部分别在导弹和核弹头上采取了多级保险措施和安全自毁装置。但是，周总理对此仍不放心，主持召开了两次专委会研究两弹结合试验的安全问题，并指示进行两弹结合保险措施和安全自毁的两项“冷”试验，然后根据试验情况决定是否进行“热”试验。国防科委、二、七机部密切配合进行了上述两项试验，进一步验证了两弹结合试验的安全可靠性。至此总理才批准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飞行爆炸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左右，核武器研制基地报告，首次热核试验用的热核装置有一个部件加工时出了一些质量问题，但不严重。当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刘杰同志乘专机前往处理。当刘对乘专机有些犹豫时，总理严肃地说：“飞机就是为了检查工作用的，你们就是要利用飞机争取时间。”刘到核武器基地，实地观察加工好的部件，发现那不过是用放大镜才能看见的擦痕，经和科研人员研究，认为这不能算是一个质量事故，已加工出的部件可用，不会对爆炸试验产生影响。这样，总理才放了心，才批准按新设计方案研制的氢弹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十二时试验。试验结果表明，氢弹研制的关键理论和技术问题都获得了解决。
这时候，已经被“文革”动乱严重干扰的周总理，在得知氢弹原理性试验成功的消息后，他当即把刘杰同志等几个人召集到西花厅，听取汇报，庆贺试验成功。他还特地为我们准备了晚餐，并且备了酒。这时二机部的造反派却到了中南海的西北门外，扬言要打倒我们，并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周总理闻知后；风趣地说，他们反对我，我引为光荣。随后，周总理念起毛主席《水调歌头·游泳》中的两句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提醒和勉励我们要经受得起风吹浪打的考验，接着，他又举起酒杯，风趣地说，今夜得宽余，喝酒吧！
这次试验，无论从原理、结构，还是从达到的比威力和聚变比等指标看，就是一次氢弹地面试验。因此，半年之后，即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我国便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三百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
我国氢弹爆炸试验成功，提前实现了毛主席一九五八年作出的“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的预言，提前实现了周总理提出的一九六八年进行氢弹爆炸试验的目标，实现了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第二次突破，为系列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和装备部队莫定了基础。
我国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再一次震动了世界。我国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氢弹试验，其间不过两年零八个月，与美、苏、英、法比，速度是最快的，从达到的比威力等指标看，其技术水平也比美、苏首次试验的氢弹水平高。
三、抓紧“两弹结合试验”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周总理就及时提出，立即抓加强型原子弹和氢弹、导弹，特别提出“两弹结合试验”为下一步重点。中央批准了二机部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长远规划和一些科研课题，如：重水、分子筛、科研和教学用的反应堆及核心设备的攻关等；周总理还指示要加强二机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扶持二机部做好全面安排，进一步明确了二机部一系列后方建设的重要政策，要求学习“萨尔图”（即大庆）经验。在做了上述全面安排后，周恩来总理又决定把批准权下放给二机部，并指出不要什么问题都拿到专委会上来，今后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要分头负责。周总理之所以决定这样做，是为了通过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带动尖端事业的全面发展，同时充分发挥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作用，以保证专委会的工作重点顺利地转移到战略导弹和人造卫星上来。他要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安排，由吴克华同志抓紧组建第二炮兵，同时指出，下半年重点抓战略导弹，为了“两弹结合”试验，要从东风二号抓起。周总理在出国访问回京途中，还亲自在基地看了我们的导弹试验。回京后，又检查了核弹头准备工作，然后指出：“两弹结合进展顺利，接着要抓战术导弹（地空、海防）。”这体现了周总理以接连不断地突破战略武器来推动发展战术武器的战略思想。
在讨论导弹问题时，周总理提出要在五院的基础上成立一个部。后来的第七机械工业部就是由一个研究院再划过来一些工厂发展为部的。这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部院合并”的又一个雏形。“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反对这样做法。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一次专委小会上，针对两派大闹部院合并问题，有个造反组织要求批斗罗瑞卿同志，周总理说：“这个主意是我首先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在怀仁堂开了几天会，刘少奇主席主持的，贺、聂、刘亚楼、罗瑞卿参加了，王秉璋也参加了，这过程要从一九六一年说起，这个问题我提得最早，一九六二年我就说合起来，部院合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三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周总理就这样简单明了地驳斥了造反派，坚持正确意见，保护了干部。
有一次专委会上，周总理听七机部一位领导汇报规划，其中估计了过多的失败反复的因素，把导弹试飞的时间拖得很晚。周总理听到这里立即指出，为什么那样慢呢？你们回去发动群众讨论，该要条件的给保证，不要乱要，我看群众会比你们看得准些。周总理另指派专办常务副主任赵尔陆同志带了几个人下去，经多次征求钱学森、任新民、黄伟禄、谢光选、梁守梁、肖淦、崔国良等许多专家学者的意见，并和部领导组织了广泛的讨论会，先在一院摸了一个月的底，修改了试验计划，提出了中远程的全面规划。回来由七机部向专委会议重新做了汇报，一下就定下来了。结果把新导弹试飞的时间从一九六八年提前到了一九六六年，投资比原来也大大减少了。接着，周总理和赵尔陆同志又指定我们到其他各院做工作，也都取得满意的结果。当时聂荣臻元帅语重心长地对专委的同志们说：“技术民主问题，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现在大家尝到味道了。”
专委第十三次会议确定的战略、战术导弹共有十几个型号。周总理进一步明确新的工作重点，指出战术武器的研制工作，“要为地空导弹让路”，并解释说，“没有舍就没有得”，论证了重点与全面的关系。随后，第十四次专委会议连续开了三天，讨论近期规划。周总理在会上提出了系统任务，他说，明年是导弹年，要有收获。他要求实行军民结合，专业协作，各部门不要单搞一套。他说：“七机部接过上海机电二局和工厂以后，要军民结合，我们是一家子，原协作类系要保持，要为地方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一这个提法很好，“上海的协作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周总理还满怀信心地对刘柏罗同志说：“明年就用这种（专委）办法抓飞机。”若不是十年浩劫，我国的航空工业早就会有新的发展了。周总理有一个一贯的思想，就是抓重点带动一般，抓尖端带动常规。在第十四次专委会上，就曾在原则批准了攻击型核潜艇的同时，讨论了整个国防工业“以两年时间完成三年任务”的要求，并批准了“一千九百六十六、一千九百六十七两年规划”，主要项目是各种战术导弹和核潜艇、人造卫星等重大课题。
有一次刘柏罗同志在汇报导弹地面设备的研制工作时提到了必须组织科研、生产、使用单位的三结合。周总理指示说：“你们这个三结合提法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说，事实上是两个三结合，即科研、生产、使用三结合和科技人员、工人、领导干部三结合。他说，要坚持两个三结合、群众路线，要以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的科学态度，树立兢兢业业、周到细致的工作作风，贯彻大力协同精神。对导弹地面设备，他说：“一、二、三、四、五机部应当分别组织联合设计，广泛吸收使用部队意见，由七机部提出设计要求，否则各部都自己搞，来个万事不求人，是什么也搞不出来的。”周总理经常用这些至理名言和具体而微的要求教育同志们。他的每句话都深入人心，成为指导尖端事业迅速发展的思想动力。
由于要求明确，各方面工作抓得很紧，华北、华东、东北的工作都进展很快，到一九六七年九月，我防空部队终于打破了将近两年没有战功的沉寂，用国产新型地空导弹把改进了的美国高空侦察机击落下来。
四、在动乱中排除干扰继续前进
十年动乱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核工业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核工业在动乱中仍能继续有所发展。
一九六七年春，全国夺权、武斗的风暴殃及核工业，刘杰同志已靠边站了。许多工厂和研究机构也先后发生了夺权、武斗，乃至出现了停产等严重问题，广大职工生活受到影响，工厂安全受到威胁。针对这一状况，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中旬到十一月底的八个半月时间里，周总理亲自多次打电话，并签发了十一封特急电报，明确指出：这些单位“是国家重要的国防绝密工厂，对国防建设，加强战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保证工厂绝对安全，保证工厂稳定生产”。周总理还两次派调查团（组）到原子能联合企业和核武器研制基地了解情况，制止武斗，维护正常生产。所有这些保护措施，对核工业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相当一段时间，各项工作大体仍能按计划进行起了重大作用。
一九六九年，林彪利用所谓备战，决定核燃料工厂搬迁。反应堆和核燃料后处理工厂具有强烈放射性，根本不能搬迁，其他核工厂搬迁也必然中断生产。核事业面临着一场灾难。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二日，周总理主持专委会讨论这个问题，他针锋相对地指出：“一线工厂不能搬，要继续生产，加紧生产，力争多生产多储备。”周总理确定的这一正确方针，避免了搬迁可能带给核工业的致命的破坏。
一九七○年初到一九七四年，特别是后两年，周总理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一方面，“四人帮”对他的迫害越来越疯狂，另一方面，癌症对他的折磨也日益加重。然而，为了民族的繁荣昌盛，国家的安全富强，周总理以压侧一切的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毅力，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忍着病痛。在全国动乱之中，主持着党和国家的要务。在这种危难的情况下，他仍然挤出难得的宝贵时间，继续为发展我国尖端事业呕心沥血。在这段时间里，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亲自主持召开了二十多次专委会议，对我国尖端事业各个领域的发展，做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性的指示。这些指示，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一九七○年二月、七月、十一月，他先后三次指出我国要搞核电站，要靠发展核电解决上海的用电问题。
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四月十二日，是周总理生前亲自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专委会议，看得出，他是以惊人的毅力忍受了巨大的病痛，主持这次会议的。也许他已估计到参加专委会议的时间不多了，在这次会议上，他做长篇讲话，对我国尖端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三月三十一日，周总理主持专委会审查批准了上海核电站工程（即现在的浙江秦山核电站）的建设方案，要求绝对安全可靠，并指示有关部门选派好的设计人员支援上海，通过这个工程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他要求二机部、七机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要总结经验，并指派了专人抓这件事；他指示在南方选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蚀、防风化；他十分关心“三废”（废渣、废液、废气）的处理，详细询问了各种处理方案，一一作了指示；他强调要想到二十一、二十二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他指出尖端科研队伍已被林彪一伙搞乱了，要整顿，要从体制上抓。
总理多次指示以后，二机部、水电部、上海市、二机部的有关厂、院（所）和高等院校，在科研设计、设备试制和元件研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是，由于十年动乱，国家对核电建设不可能有明确的方针和全面的规划，各有关方面也难以协同动作，以周总理一九七○年二月八日提出搞核电站的时间命名的七百二十八工程（即今日的秦山核电厂）在”文革”期间始终未动一锹一镐。
四月十二日，他主持专委会议审查另一项工程时，再次谈到，要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影响，要克服派性，和派性作斗争，要采取措施进行整顿。他详细听取了有关工程设计的汇报，对原设计方案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指出，没有钻探，水文、地质不镐清楚就定点，是很危险的；他认为搞成“洞内洞外连成一片”、“门当户对”的设计，是严重的失误；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今后搞基本建设，一定要注意用水量的问题，他说，水抽多了，地面要下沉，不懂这些就要出漏洞。他一再叮咛大家，一定要牢记我国的尖端事业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要争取时间尽快搞上去。
一九七四年八月，周总理最后一次听取二机部的工作汇报，并作了许多重要指示。此后不久，为我国核工业的发展呕心沥血、辛勤操劳的周总理便过早地永远离开了我们。
特殊年代里的中央专委会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