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
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周恩来
所谓“伍豪事件”，是三十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炮制，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拿来诬陷和攻击周恩来同志的一桩我党历史上罕见的反革命阴谋事件。“文化大革命”中，当江青反革命集团再三利用由国民党特务假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欺骗群众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曾经明确指出此系“国民党造谣污蔑”，周恩来同志作了多次严正的声明，陈云同志根据事实也作T有力的证明。但由于未在党内传达，知道真实情况的人很少。现在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虽已多年，但流毒未彻底清除，党内外仍可能有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受其欺骗。为了弄清真相，使全党同志从这一事件中受到教育，我们采取郑重的负责的态度根据已经收集到的材料，扼要整理如下。
一、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真相
一九三二年二月间，国民党反动派用周恩来同志的一个别名“伍豪”的名义，在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等以及国内其他地方的一些报纸上，刊登了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国民党反动派妄图通过这则启事，达到诬蔑周恩来同志和瓦解我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的目的。
当时我国的政治形势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我革命根据地发动的三次“围剿”，都在红军的反“围剿”中遭到惨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际，国民党反动派不仅不抗日，反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企图集中力量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他们积极准备第四次“围剿”，同时阴谋一举消灭当时设在上海的我党中央。他们搜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这时期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并主管中央情报保卫工作，他的工作对国民党反动派威胁很大。这是国民党反动派伪造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政治背景。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原为我党政治局候补委员、从事党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国民党反动派有了一举破坏我党中央的可能。幸而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党员钱壮飞同志等及时向党中央报告了这一消息，周恩来同志得知后，在陈云等同志协助下，立即采取紧急措施，转移中央机关和改变负责人住处，改变党的工作方法，等等。使局势转危为安。六月二十二日，又发生向忠发被捕叛变事件，周恩来同志又采取了果断措施。这样，一再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利用叛徒将我党中央一网打尽的阴谋。敌人深知粉碎他们阴谋的真正组织者是周恩来同志，恨之入骨。乃于九月一日下令“悬赏通缉”周恩来同志等，继而又于十一月底在上海各报刊登《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急启事》，企图用金钱收买叛徒告密。但这些均告无效。于是乃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刊登出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目的是想在我党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使我党涣散解体。
据曾因逮捕顾顺章而获得蒋介石嘉奖的国民党中统特务黄凯（一九三二年二月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驻沪调查员）一九五三年供称，这个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他和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合谋伪造的。张冲执笔、黄凯派人送上海各报刊载。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上午，送到申报馆广告门市部。广告处律师看了后认为，这个启事称二百四十三人脱党而具名只“伍豪”一人，有明显漏洞，“决定十六日暂不刊出。”但二月十六、十七日，《时报早晨号外》首先刊出了这一启事，十八日，《新闻报》也刊登了。十九日，国民党设在上海的新闻检查处派人到申报馆质问为何不登这个启事，《申报》遂于二十、二十一日刊登。《时事新报》也在这两天刊登。
二、当时在上海的临时中央采取了多种措施反击国民党的伪造启事
早在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报纸上刊登这个伪造启事之前两个多月，周恩来同志已经按照党的决定，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旬离开上海，中旬经福建永定进入苏区，十二月底到达瑞金。足见，伪造启事在上海各报刊出时，他已不在上海。当时在上海的临时中央迅速地采取了各种措施，反击国民党的造谣诬蔑。
当时，《申报》在上海影响最大，党和申报馆有一定的关系。二月十八日，党派人给申报馆广告处送去党所代写的《伍豪启事》，以否定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启事。但申报馆广告处律师看后说：《申报》没有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所以不便刊登《伍豪启事》。
二月二十日，党在上海散发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传单、这一传单由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传单指出：“最近在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堆中所登载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二月二十日，《申报》也刊登了伪造启事。因此，党又派同志于当日上午到申报馆询问：已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为何不登《伍豪启事》？申报馆广告处律师答称：铺保手续不合，不能刊登《伍豪启事》。几经交涉后，终于在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顾问陶行知的支持下，同意用广告处的名义在报上公开答复：“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这是当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启事的一种方法。正如陈云同志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三日指出的：“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
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第十一期上，刊登了党所代写的另一《伍豪启事》。《伍豪启事》指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同期《实报》还发表了题为《国民党造谣诬蔑的又一标本》的文章。文章指出：“疯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谣……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污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污蔑中国共产党。”
接着，党还采取了更加明确有力的公开辟谣措施，以周恩来同志的另一别名周少山的名义，请法国律师巴和代登启事以否认伪造启事，进一步肃清其影响。巴和律师为《申报》常年法律顾问。经付以重金后，在三月四日的《申报》上刊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启事说：“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这一启事公开刊登后，便在党内外进一步澄清了问题。
一九三二年二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也曾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布告中说：“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据国民党特务黄凯于一九五三年六月供称，伪造启事“丝毫未达预期的效果”，“好久并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国民党反动派演出的伪造启事这一丑剧，最后不得不毫无结果而终。
三、江青等人企图利用伪造启事诬蔑陷害周恩来同志
由上可见，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国民党反动派炮制出来用以造谣诬蔑我们党和周恩来同志的，这是历史上早已澄清了的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等人却一再妄图用这一伪造启事来诬陷、攻击周恩来同志。
一九六七年夏，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了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当他们知道伍豪是周恩来同志的别名后，于五月十二日将载有这一伪造启事的报纸的抄件送与江青。江青收到后，不做任何调查研究，采取突然袭击手段，于五月十七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把伪造启事的抄件摆在他们三人面前，信中阴险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这封信实际上是逼周恩来同志作出交代的通牒。面对这个挑衅，周恩来同志迅速地、断然地予以反驳。五月十九日，他在江青的信上写道：“伍豪等脱高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这一天，周恩来同志查阅了上海各旧报，亲自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并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给毛泽东同志。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
毛泽东同志看了周恩来同志送去的信和材料以后批：“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一九六七年底，北京有一个学生向毛泽东同志写信重提此事，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批：“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同志又在一次谈话中说：“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毛泽东同志除了上述两次亲自澄清伪造启事外，还曾经嘱周恩来同志在适当的会议上给同志们讲一讲，录下音，存入档案，使后人了解此事。
江青等人则企图利用伪造启事陷害周恩来同志。一九六七年十月，江青在北京市钓鱼台接见吴法宪等人时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周总理的材料。”同一时期，“四人帮”把持下的上海市革委会的《抓叛徒》简报中，列入“伍豪启事”一条。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海档案馆的造反派头头刘和德将诬蔑周恩来同志的材料密封起来交给了吴法宪。
周恩来同志注意到江青等人居心叵测，因而曾就此事多次作了严正声明。除上述外，一九六七年十月和十一月，他先后将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同志的信拍照存档。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通知她将有关材料拍照存档的事，信中并说：“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二九三二年，凡熟习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谢富治家属记载，谢富治在死之前说：“所谓‘伍豪启事’是国民党伪造的，毛主席讲过这启事是假的，毛主席和康生等同志早就知道这件事的真象。”现已查明，康生的确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曾先后在涉及这个问题的两份材料上批道：“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事”。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八日，他口授了一个记录，出面证实，“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
一九七二年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开始，毛泽东同志要周恩来同志在会上讲讲这个问题，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问题列入了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议程。参加了这次会议的陈云同志，在六月十三日发言中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记得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二百四十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经到达中央苏区之后。”同一天，陈云同志还写了书面发言，说：“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专门报告了这个问题，再次说明这是敌人的造谣诬陷。
对于周恩来同志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就伪造启事所做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和政治局曾提出将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稿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存档，但是会后却被搁置下来未办。而且王洪文于七月间还叫人从上海档案馆寻找“伍豪的材料”。上海档案馆“查到一份伍豪等人的启事”，于七月十七日报王洪文。王洪文批道：“此件先存敬标同志外，再等一个时期处理，可能中央有指示。”一九七二年冬，上海有人证明一九三二年二月为驳斥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伍豪等启事”而设法刊登党所代写的“伍豪启事”的情况，启事内容说“报载事实不符，谣传不足凭信”。这一材料被张春桥、徐景贤扣压，不报中央。这些都说明江青一伙的陷害之心不死。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同志病重，在入手术室前他要来了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报告的记录，用已经颤抖的手亲笔在上面签了名，并注明了报告日期。这说明了他对这件事的关切。
周恩来同志一生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英勇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党性纯洁，立场坚定，不能容忍敌人的诬蔑对他的玷污，不能容忍这种诬蔑给我们党带来不良影响。为了保护党的荣誉和捍卫自己的政治生命，他为澄清所谓“伍豪等启事”作了多次努力。经过他的努力、毛泽东同志的说明和陈云等同志的证明，事情已经完全清楚，江青等人企图利用伪造启事的阴谋早已破产。但是，由于一九六七年五月提出这个问题以来，始终没有一个党的正式文件澄清此事，至今还有许多同志不了解此事的前因后果。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启事曾经在一部分人当中传播，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至今尚未清除，因此，现在根据历史事实写出这份材料，向全党同志如实地介绍国民党反动派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以及我党反击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诬蔑的经过，仍属必要。这不仅符合周恩来同志的遗愿，也符合全党同志的愿望。
“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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