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撤走专家，对周恩来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也曾使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他掂出了其中的份量。从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所有有关专家问题均经他一人之手。中国科技文化落后，建设时期到来之后，人才极为匮乏，苏联专家为中国的建设事业立了汗马功劳。对此周恩来体会最深。苏联前副总理、中国专家组组长伊·阿尔希波夫曾说，在他的印象里，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周恩来是对发展、巩固和维护中苏友谊最忠诚的政治局委员。阿尔希波夫说，中苏关系的恶化对周恩来来说，是个辛酸、痛苦的过程。〔1〕一九六○年八月十六日，在为奉命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专家们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对他们回国表示惜别。他说，专家们如果觉得我们工作上有何缺点，请告诉各单位负责人，以保持十年合作的友谊。我们虽然分开了，但我们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其感情之真切，使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容。周恩来的感情显示了他对中苏友谊的忠诚。就要落泪了的他，是不需要任何歌颂的。真则美。
一年以前，一九五九年十月六日，周恩来在《伟大的十年》一文中，曾充满感情地写道：“我国人民在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特别要感谢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援助我国建设了一百五十六个项目，去年和今年又新订了援助我国一百二十五个项目的协议，并且在十年中先后派遣经济、文教专家一万零八十零余名来华工作。”〔2〕苏联专家的足迹遍及长江南北。拿中国东北地区来说，鞍山钢铁厂当时在全国钢产量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为了使鞍钢尽快恢复生产并不断扩大生产能力，苏联专家做出了重大贡献。苏联专家撤走之后，鞍山钢铁公司于一九六○年九月十二日，做了书面的《专家工作总结(一九四九——一九六○）》，这是一份很典型的材料。该总结共分三部分，近万字。第一部分讲：“鞍山钢铁公司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到一九六○年八月止，共聘请了三百一十九名苏联专家。其中技术援助专家（包括顾问专家）六十八名，设计专家七十四名，地质勘察专家四名，建筑安装专家八十一名，新建厂矿开工专家九十名。此外，还聘请了一部分短期临时的专家。”〔3〕“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为基本建设时期，工程量很大涉及面也广，所以聘请的人数较多，每年常驻鞍山工作者达一百余名。”〔3〕“这些专家在工作中共提出书面建议达两万余件。为了提高生产和基建人员的技术水平先后共讲了二千八百多次技术课，帮助我们培训了大量的技术干部和工人。”〔3〕这些专家都是从苏联工矿生产第一线抽出来的，来自苏联四面八方。鞍钢的恢复与改建事关大局。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七日，周恩来致尤金大使的信充分肯定了这一点：“该公司建设任务的按期完成，不仅将大大提高我国钢材的生产水平，而更重要的是它将为我国今后重工业建设创造有利的条件。”〔4〕一九六○年十月，日本高碕达之助率团参访东北，其中有些团员于“伪满”时期曾在东北呆过。他们看了苏联援建的鞍钢后，都对工厂的规模、生产能力及先进技术表示赞赏。〔5〕面对着如此庞大的专家队伍撤走，除了人去楼空之感，周恩来更清醒地估计到了后果：“苏联专家撤走之后，将在许多方面对中国产生影响，这些方面是：建设项目、科技合作、特种国防技术、和平利用原子能、东欧数国合作的技术、留学生、宣传品、各种国际会议、我们的外交来往、对外贸易等。”〔6〕周恩来认为，现在新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阵营里面有了争执，敌人利用了。”〔6〕他所指的敌人，决不是赫鲁晓夫，而是指美国，指美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起，便一直执行的在中苏之间打进楔子，或曰挑拨离间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问道：“急躁、愤激怎么能行？”他认为，要期之于十年，首先要做好我们的工作。当然，周恩来万万没有料到，他所期待的十年，局面更糟。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苏关系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周恩来又重申了中国的外交战略方针。这个方针与建国初期所奉行的，没有任何改变，“一边倒”、与苏联结盟仍是这个方针里的基础。周恩来此举在于稳定局势。周恩来强调：“关于我们的外交战略方针，就是要团结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争取民族运动的力量成为我们可靠的同盟军，发展人民革命斗争力量，扩大和平运动的力量，集中主要目标搞垮帝国主义战争侵略势力。”〔6〕在分析形势制订战略的时候，只要基本矛盾没有变，只要中苏矛盾还没有超过团结反帝，那么，中国的外交总战略就不必作改变。这是周恩来几十年观察形势问题的总的思路，也是中共的基本思路。周恩来重申的这个外交战略仍然是在坚持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头号、最凶恶的敌人，战争威胁严重存在的基础之上的。帝国主义正在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正在走向全世界胜利，民族解放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天然同盟军等等原则，仍然是周恩来思考远东乃至世界大局问题的一些基本原则。可以肯定，周恩来的思想中，世界基本矛盾没有变，世界形势没有变，东风压倒西风，苏联的本质没有变，“由于这个国家和党基本上是反帝，搞社会主义，讲国际主义的”。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七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苏联共产党不可动摇的列宁主义路线》，指出：“党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总路线是为和平和国际安全，为实现列宁提出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而斗争。”这与周恩来的“集中主要目标搞垮帝国主义战争侵略势力”的目标完全不同。也反映了各自国家所处的历史地位不同。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第十五期发表《我们生活的时代》一文，谈苏共对重大国际问题的观点。概括起来，有：
(一）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当代主要矛盾；
(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运动，为反帝、反殖而斗争的力量，汇集起来决定着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
(三）世界资本主义进入总危机的第三阶段。
上述三点，中共与苏共基本一致。中苏双方对世界形势的基本看法非常接近。但双方追求的外交目标不一。苏共外交政策的总路线是和平共处。中苏在外交上的配合产生困难。美国人对中苏外交战略作了分析：“无论如何，这两个政权实质上都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只是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加以避免。苏联依靠阵营的军事力量和其他和平力量（阵营的人口、友好的中立国、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进步势力’)，结合着意在削弱自由世界国家力量，在行动上先走一步的做法和谈判的方法。中国好像相信以全力支持革命的手段与最先夺取政权的方法，只要有可能，共产主义者无论何地都会采用这种革命的手段。”〔7〕美国驻苏使馆的分析家们注意到了中苏两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一个是在依靠实力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以和平共处作为其追求的最终目标，这个实力包括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一个是在依靠和团结全世界大多数反帝力量的基础上，摧毁美帝的侵略势力，以革命作为其追求的最终目标。中苏关系出现严重障碍之后，周恩来所重申的，实际上是后者。这条路线表现出更强的革命性，但却缺少灵活性和应变能力。其应变能力被强烈的革命原则所制约。历史的发展究竟选择了哪一条路线呢？
周恩来毕竟是个久经考验的冷静的政治家。他及时地指出：“关于中苏的争执问题，要从最坏的方面想，争取最好的，估计有五种可能：宣传上的封锁、分裂、颠覆、威胁、帝国主义利用挑起战争。我们的头脑要冷静，不能忘记帝国主义这个敌人。”〔8〕这段言论，更多地是从帝国主义利用中苏争执的角度来加以考虑的。他认为，威胁总的来自帝国主义。同时，他又不得不认真应付中苏关系可能出现的不测风云。以下的记录是发人深省的：
一九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市改《中共中央关于为全面谈判中苏边界问题做好准备工作的通知》。当时在新疆阿图什县又发生边界争执。为此，苏驻华大使馆已向中国外交部提出照会。〔8〕
一九六○年九月十七日，约罗贵波等谈新疆边界问题。〔8〕
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就新疆塔城、裕民、霍城边民外逃事约赛福鼎谈话，调他回新疆工作。指出：新疆当前是多事之秋，事情既然发生了，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在边民外逃问题上，有外因，也有内因。在内因方面，几年来我们工作中没有照顾好民族特点、宗教特点和当地的经济特点。后来，周恩来审定批准下发两个文件：《中央关于处置新疆外逃和外逃回来人员问题的指示》和《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9〕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二十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条约》等。〔10〕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一十月十三日，中共召开中苏、中蒙边境边防工作会议，制定《中苏、中蒙边境地区边防工作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周恩来听取汇报及发表重要意见。〔11〕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约有关人员谈中苏边界问题。
一九六四年十月六日，在与毛雷尔会谈中介绍了中苏边界谈判的情况：“谈判进行了半年，我们提出了关于边界谈判的三个原则问题，然后有一些具体建议。三个原则是：（一）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同沙皇俄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照当时的情况，不能说是不平等的条约；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沙皇强加于中国清朝的，是不平等的条约，这些条约定的边界线，我们不要求改变，我们也不提出领土要求。（二）边界谈判的标准（根据）以原有的条约做基础，来看一看在哪些地方超出了条约规定，多占了一些地方，应该退出来；在这个原则上划线的话，双方也互有取舍，需要调整。（三）以过去的不平等条约作为基础，把边界线全线都勘定了，做某些必要的调整以后，应该缔结一个新条约代替旧条约，那个不平等的条约就不存在了。关于三个原则问题的协议，他们不赞成；在边界问题未达成协议之前，先定个临时协议，维持现状，他们也不赞成；第三个办法就是在小组会上一段一段地把边界全线弄清楚，看一看我们双方在领土上有哪些争执，他们也不赞成。”〔12〕苏联方面采取的不合作态度，从外交上讲，仍是出于牵制的考虑。从地理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中苏之间的冲突早晚要出在边界上。中苏双方为边界及贸易等双边问题进行谈判时，美国方面早已制订好了相应的政策，即利用中苏之间在“世界观和政策上的分歧”。〔13〕这也正是使周恩来痛心疾首的地方。
【注释】
〔1〕参看齐赫文斯基《周恩来与苏联》，见《中外学者论周恩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
〔2〕1959年10月6日《人民日报》。
〔3〕鞍山钢铁公司：《专家工作总结》（一）,1960年9月12日，鞍山钢铁公司档案馆藏，档案号907—2.1—60（二）一10。
〔4〕周恩来总理就鞍钢恢复与改建问题致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信（1957.1.17)，鞍山钢铁公司档案馆藏。
〔5〕参看肖向前：《为中日世代友好努力奋斗》，见《不寻常的谈判》，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
〔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36页、第340页。
〔7〕《Telegram From the Embassl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oscow,September10,l960.4p.m．
〔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40页、第349页、第475页。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40页、第349页、第475页。苏联方面正统的意见认为，几万中国边民外逃苏联是“不合法地移居”。见：（苏）A．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08页。
〔1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35页。
〔1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79页。
〔1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673页。
〔13〕Letter from Kennan to Kennedy,August 17,1969,attached to Geoge F.Kennan Oral History,Kennedy Library．转引自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页。
2007/09/10
三、重申中国外交战略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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