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内阁的倒台表明了“向美一边倒”的外交不得人心。为了显示出与吉田内阁不同的新气象，以争取国民的好感和支持，鸠山内阁制定了“大众政治、国民外交、修改宪法以便重新武装”的基本方针，提出了三大施政纲领：(一）修改宪法，公开重新武装；(二）削减对美防卫分担费用，将削减下来的部分用于建设民用设施；(三）改善日苏、日中关系。〔1〕分析一下鸠山内阁的施政纲领可以看出：第(一）条和第（二）条都是强调与美国协调关系，第（三）条和第（二）条的一部分才体现出其自主外交方针，显示了与吉田内阁不同的新气象。鸡山内阁处理日美关系是其外交关系中第一位的，自主外交是第二位的。
日本的经济到一九五五年，实现了全面恢复。在美国的支持下，早在一九五二年八月，日本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一九五四年六月，加入了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一九五五年九月加入了关贸总协定。因此，日本在经济上已被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容纳，得以正式和一些西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频繁的经济往来。另一方面，从一九五四年开始，日本利用战争赔偿之机，将其经济势力伸向了东南亚，从而开辟了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2〕随着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国际局势趋于缓和，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相对稳固的形势，战后世界性的科学技术革命使得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蒸蒸日上。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此情况下，鸠山内阁决定削减对美国的防卫分担费用，以满足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的需要。这就成为鸠山内阁处理日美关系的一个主要问题。日本的防卫费总体来说分为两部分。其一是防卫厅费用，主要用于自卫队建设；其二是防卫分担费用，主要是驻日美军经费。〔3〕鸠山内阁主张自主外交，实现日本的独立自主，削减防卫分担费用就成为衡量其自主外交的一个重要标志。
日美就防务分担费用的交涉开始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一万田尚登藏相和美国驻日大使艾利逊会晤。藏相代表日本政府提出：一九五五年度是日本经济处于打基础的时期，增强防卫力量的费用无法另外支出，要求削减防卫分担金额。一九五五年二月，艾利逊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备忘录，指出：“根据《日美行政协定》，日本应负担防卫费的一半。只有随着日本防卫力量的增加，当防卫厅费用超过九百亿日元时，美国才会考虑从日本分担的费用中削减超额部分的一半。”因此，日本尚不具备削减防务分担费的条件。一九五五年三月，值美国助理国务卿亨塞尔和对外联络部长史塔生来日之际，日本方面重新提出要求削减防卫分担金额，但美国方面对日本的防卫努力表示了不满意的态度。〔4〕一九五五年三月大选之后，在三月二十五日就此问题开始了两国间的正式交涉。重光外相代表日本政府向美方代表艾利逊大使和泰勒上将说明了日本在有关国防方面的基本设想和日本的经济现状，提出了日本政府一九五五年度防卫费预算方案。由于鸠山内阁的自主外交引起了美国疑心，为此，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日，鸠山一郎会见记者进行解释：“我说过，与苏联、中共也可以进行贸易，听说这在美国引起：．了担心。但这件事用不着担心。因为我所主张的，如果讲得明确些，并不是什么要和苏联、中共握起手来，与自由主义国家为敌。最可怕的是第三次战争，即美国和苏联打起仗来，而为了避免这个，可以互相间大力开展贸易。……美国也会了解这一方针，不会误解的吧！”〔5〕鸠山的解释也未能使美国人去疑。故美方对日方态度相当严厉，对日方的预算设想未予答复。
四月一日，日本政府拟派重光外相亲赴美国晤谈，美方以杜勒斯国务卿的日程安排已满为由而婉言谢绝。日本政府被迫决定在东京继续谈判。在四月十一日的谈判中，艾利逊代表美国政府做了答复，原则上同意日本在一九五五年将有关防卫的费用总额控制在一九五四年的范围内，但是必须以此为条件，即要求日本提高自卫队的质量，加宽喷气式飞机的跑道。这就可能使鸠山内阁对公民的允诺落空，所以政府面临严重局面。为此，鸠山亲自出面，向美国解释日本的政策和态度，并对美国作出了保证。双方最终在防卫分担费上达成了协议。协议大致内容是：美国方面同意削减防卫分担金额一百八十八亿日元，把一九五五年的防卫分担金额定为三百八十亿日元，将其削减部分转入为防卫费用，双方并一致同意不足部分由预算外订立合同来解决。〔6〕日美双方达成一致的协议以《日美联合声明》的形式，于四月十九日发表。
美国之所以在防务分担费用上作文章，主要是出于对鸡山内阁的自主外交，尤其是主张与苏联、中国建立贸易关系并与苏联展开谈判不满。在鸠山表明政府态度后，美国政府才做出让步。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九日，重光外相访问美国，会见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等美方人士。重光外相访美的结果，是双方发表了《日美联合声明》。在这一声明中，日本政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国际形势上，双方一致认为：“虽然似乎避开了迫在眉睫的大规模战争的危险……远东形势仍然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持更好的全面和平，自由世界必须继续消除这种不稳定的因素。”因此重光代表鸠山内阁表示“以这一外交政策为基础，决心维护同美国以及自由世界的合作”、“为了确保远东的稳定和持久和平，希望日美两国更紧密地合作，对两国政府共同关心的各种问题应不断地进行协商”〔7〕。当日本在中日关系上走得稍远时，美国就出来警告日本，调整一下日美关系，安抚一下日本的民族情绪，把日本的独立性框在美国固定的范围内。这时，日本就把中日关系拉开，把美日关系拢紧。
周恩来是真正懂得日本、了解日美关系的人。周恩来在看待美日关系时，总是把美国政府同日本政府相区别，把日本政府同日本人民相区别，这就有利于在中美关系对立的情况下妥善处理对日关系，能使中日两国民间往来找到合适的依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周恩来充分地重视了鸠山内阁上台后日本政府推行自主外交以及由此引起的美日关系中的一些十分微妙的变化。周恩来不仅善于认准机会，还勇于把握机会，在处理中日关系中充分利用了这种变化，积极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
鸠山内阁上台，周恩来就注意到了日本政局及对外政策上发生的新变化。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论日本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社论指出，“日本新外务相重光葵发表声明说，日本愿意在彼此可以接受的条件下，恢复同苏联和中国的正常关系。对于日本新政府的这一声明，我们认为是值得欢迎的”〔8〕；“中国政府是欢迎日本政府要求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愿望的”对日本政府来讲，在冷战的大格局之下，日美关系仍然是日本外交中处于第一位的基础关系。促进中日关系必须以不触动、不影响美日关系为前提。《人民日报》的社论就此讲道：“还有人说，日本如要同中苏两国恢复正常关系，首先就要切断它和美国的关系。我们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关于这点，苏中对日本的联合宣言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连一个字也没有……日本和任何国家建立或增进外交关系，这是日本的内政，我们完全无意干涉。我们所反对的，是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但我们对美国人民，始终是当作朋友看待的。”〔8〕这实际上是周恩来的意见。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在会见高碕达之助时，就明确表示：“可以在维持日美友好关系的前提下，建立日中友好关系。”〔9〕周恩来在答复日本新闻界广播界代表团问题时就指出：“旧金山和约是一个违反国际协议和危害日本民族利益的条约。它是在排斥中国、拒绝苏联合理建议和违反印度、缅甸等亚洲国家的意志的情况下签订的。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这个条约。但是，中国人民对旧金山条约的态度，并不妨碍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直至缔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之间的和约。”〔10〕为了更进一步消除日本政府的顾虑，周恩来多次解释其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是完全可以和平共处的。这对鸠山内阁中的通商产业大臣高碕达之助等人影响很大。周恩来在会见日中友协会长松本治一郎时，再次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处理日中关系。发展中日关系不必切断美日关系是外交上的灵活性，也是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用于对日关系时，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一个发展。
对日本人民来讲，呼吁日本人民推动政府，从美国手中争得完全独立，实行独立自主外交，以此最终实现中日关系的正常化。这是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根本出路。一九五四年十月，周恩来在接见日本议员访华代表团时说：“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中国人民是曾经担心过的，但是中国人民有信心，如果中日两国人民友好起来，来往密切起来，是可以阻止这个危险的。当然，主要的还是在于日本人民。日本人民经过灾难认识提高了，要求和平独立的欲望一定加强。我相信日本人民是要求一个和平、独立、民主、自由的国家的。”〔11〕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吉田内阁的倒台说明：服从美国占领者的战争政策，是违反日本民族利益的，是不得人心的。日本人民坚决要求摆脱半被占领国的地位，发展自己的和平经济和民族文化，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根据日本民族的利益，恢复和发展同它的邻国以及其他国家间的正常关系，从而致力于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的事业。”〔8〕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支持。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会见村田省藏时讲：“我们同情日本人民今天的处境，也相信日本人民今后的发展。”〔12〕鉴于村田省藏提到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联合宣言问题；中共与日共的关系问题；日本引进外国资本问题；日台条约缔结问题以及它们对日中关系的影响，周恩来明确指出：“中日关系的改善不能等中苏关系破裂以后，日共是一独立政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适用于中日关系。日台签约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由于中国正在一心一意搞建设，故需要一和平的环境。”周恩来得出结论：中国深知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但日本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有可能同美国的侵略者勾结在一起。周恩来认为今后中日两国不能不友好，同时满怀信心地指出：中日两国一定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13〕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又讲：“日本国民要求独立的心情对政府会有影响的，日本一定要从半被占领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周恩来在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接见尤金大使时曾谈到这个对日策略：“中国打算回答日本政府并且通过现在北京的日本方面人士提出，要日本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谈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不过，估计目前日本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下，是不敢派代表来的，但这些日本人回去进行推动，日本人民会给日本政府很大压力的。”
周恩来就是这样，正确地把握美日关系之后，从日本政府、民众两个方面做工作，尤其是后一方面，推动了中日关系渐进发展。由于战后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的因素，美日关系是战后日本外交关系中的基础关系。而对中国来说，中日交往必须服从中美关系，在中美关系严重对立的情形下，中日正常交往是不可能的。朝战后，周恩来处理对日关系始终遵循：在中日关系取决于中美关系原则之下，以民促官、官民并重；经济先行，以经济交流、文化交往促进政治往来。政治经济不可分，这两条线相辅相成，以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
【注释】
〔1〕参看宋成有、李寒梅：《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页。
〔2〕菲律宾于1956年5月获赔5亿5千万美元，借款2亿5千万美元。印尼于1959年获赔2亿2千3百万美元，借款4亿美元。南越于1959年获赔3千9百万美元，借款750万美元。缅甸获赔2亿4千万美元，贷款3千万美元。
〔3〕参看《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第144页。
〔4〕参看（日）吉泽清次郎编《战后日美关系》第21页。
〔5〕《战后中日关系文件集（1945—1970）》第181—182页。
〔6〕参看（日）吉泽清次郎主编，《战后日美关系》，第27页。
〔7〕《战后日美关系》第25页。
〔8〕1954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
〔9〕《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10〕《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215页。
〔11〕《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第87页。
〔1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43页。
〔13〕参看李维安等译《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8—20页。
2007/09/10
五、对朝战后日美关系的总体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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