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一九五三·七·二十七）前后，美国在远东地区外交战略的目标是构筑包围中国的军事体系。从四十年代末开始，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为止，该军事体系构筑完毕。对于美国的这种战略意图，中国政府看得真真切切并不断加以揭露。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五日下午，周恩来在同缅甸总理吴努举行的第三次会谈中，再次揭露了美国的上述企图。他说：“美国的意图就是以北大西洋公约、西太平洋公约和中近东公约结成一个半包围圈为对付苏联和中国。”“美国以东南亚公约（South 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引者）来干涉东南亚国家的内政，现在又以这一条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来直接侵略中国。”〔1〕在这样一种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面前，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首先要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以保证国家的安全，再营造中国人民进行和平建设的良好外部环境。在美国围困封锁中国的情况下，中美之间包围与反包围、侵略与反侵略的冲突，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激烈的军事对抗。这不是耸人听闻。
周恩来正面对着棘手的北京——华盛顿——台北之间爆炸性的三角关系，因为其中有外交和内政的交叉。如何处理好，最关键、最主要的一步是，争取中美之间的直接对话。
1、美国提出会谈要求
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起至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止，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是处于调整之中的〔2〕。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三个正式文件上签字。三个文件分别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从此，中苏结盟的关系确立，远东地区的力量对比达到了新的平衡，中国有了安全感。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也渐渐明朗起来。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支持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美国的介入，使中国的内政问题日益复杂化。中国对美国的政策也更为明朗化，即坚决对抗。中美双方的这种对抗关系最深刻地表现在朝鲜战争中，也表现在双方之间的情报与间谍战之中〔3〕。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美国更加积极地支持蒋介石集团与中国大陆对抗，美蒋之间频繁往来，蒋介石集团对大陆沿海地区的骚扰愈来愈厉害，新的战争危机笼罩着台湾海峡。〔4〕
一九五四年五月下旬，美国通过英、苏向中国传信，请中方释放美国罪犯。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建议：“如美方果真来谈，我们即按既定方针和他们进行接触，并以接触情况决定在何处举行谈判。”中方将提出中国留美学生被扣问题。〔5〕一九五四年六月，曾任侵朝美军集团军司令的范佛里特到台湾活动，筹划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同年九月，美国务卿杜勒斯抵台与蒋介石密谈，内容涉及“美军奉命协防台湾”问题。不久，中国新华社奉命发表公报，控诉美蒋对中国大陆的武装骚扰。公报称，自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四年八月，台湾国民党军队袭击和骚扰大陆及沿海岛屿四十一次；一九五○年七月至一九五四年九月，台湾当局飞犯大陆和沿海的飞机计九百七十七批，一千四百二十七架次；同期，美国飞机直接入侵中国领空达八千二百二十批，三万二千九百九十五架次，投弹二千四百零八枚。〔6〕据档案，一九五○年二月六日，十七架美国重型轰炸机同时轰炸上海所有发电站，轰炸的后果特别严重。〔7〕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美国方面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和警告，派其太平洋舰队司令马丁抵台，并将美首批援台军刀式喷气战斗机交给台湾当局空军。差不多与此同时，以陈诚为主任的台湾“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成立。海峡两岸的关系已极度紧张，箭在弦上。针对严重而复杂的台湾海峡形势，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指出：“远东有三个战争：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还有台湾战争。蒋介石在沿海进行骚扰性的战争，占据海岛十余个，空袭的架次很多，去年东山岛的战事，就是较大的一次，特别是袭击各国的通商船只，最近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这不叫战争叫什么？因此，战争实际上是存在的。”〔8〕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叶公超和杜勒斯代表台关双方在华盛顿签署《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声称，美蒋双方将共同抵抗“共产党的颠覆活动”在蒋介石集团的“授予”下，美国接受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地方布署“美国陆、海、空军”〔9〕。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美国构筑的、旨在封锁中国的位于远东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半月形包围圈已最后形成；标志着美蒋已结成针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同盟；标志着直接威胁中国大陆安全的战争危机已经形成。鉴于此，周恩来以中国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口气强硬的声明。声明指出：“蒋介石卖国集团没有任何权利与任何国家签订任何条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它是一个出卖中国主权和领土的条约。”周恩来强调：“美国政府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的这个《共同防御条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侵略性的战争条约。”“是一个企图扩大侵略、准备新的战争的条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在远东造成了新的紧张局势。”鉴于该条约对中国大陆造成了直接威胁，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宣告：“台湾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美国政府必须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中国人民坚决地反对战争，但是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吓倒。如果有人硬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一定要对干涉者和挑衅者给予坚决的回击。”〔10〕周恩来的声明是一篇战斗的檄文。它完整、准确地表明了中国政府在解放台湾问题上不可动摇的、毫不含糊的原则立场。
尽管声明之言辞空前激烈，但周恩来的头脑却是十分冷静和清晰的。他认为，解放台湾是一场复杂的斗争。这个斗争有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对内，解放台湾是我国内政，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方法；对外，“在美国尚未参加战争的时候，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11〕这是周恩来外交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区别对待。因此，在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之后，中美之间的斗争，主要表现在外交方面，避免与美国产生直接的武装冲突。
2、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
为了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蒋战争威胁的立场，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浙江前线人民海军部队奉命击沉蒋军护航驱逐舰“太平号”。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开庭宣判美国中央情报局空投入中国的两批间谍特务分子的罪行。依法分别判处约翰·托马斯·唐奈等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2〕中国公安部也发表公报，宣布自一九五○年以来，四年中间共歼美蒋空投特务二百三十名，其中活捉一百二十四名，击毙一百零六名。这是在周恩来的建议或安排下，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军队共同采取的配合行动。面对中国方面的举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会见记者时说：“中国对美国人所采取的措施，应该是由联合国来裁决的问题。”〔13〕同年十二月八日，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通过决议，授权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斡旋此事〔14〕。于是，哈马舍尔德立即致电周恩来，要求访问北京。十二月十四日，周恩来召集外交部、公安部负责人商议美国间谍案处理问题。越日，召开有罗瑞卿参加的外交部党组会议，再议此事。随后周恩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他通报了中国政府认为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但为了缓和远东紧张局势，准备在北京接待哈马舍尔德，并与之商谈有关问题的立场。苏联方面表示理解。同年十二月十七日，两封电报发给联合国秘书长。〔15〕一九五五年一月五日至十日，周恩来在北京接待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双方进行了四次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先陈述了中国政府对美国间谍案的立场：（一）联合国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案不能接受。（二）中国内政不容干涉。然后，他希望秘书长转告美国，“中国政府对于侨居中国的美国侨民是友好的”。“对其中少数犯法的人，我们依法惩办。对于申请回国的美侨，经过审查以后，我们尽快地给予回国的机会”〔16〕。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这已经是很宽容的了。周恩来的宽容还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判处犯罪的美国人员时，我们根据事实和本人服罪的情况，一般地从宽处理。判刑以后，如果犯人的行为良好，可以考虑减刑或提前释放。”〔16〕周恩来所讲的中国对美侨政策和立场，实际上成为后来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基础之一。
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初发表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声明，到一九五五年一月初与哈马舍尔德会谈，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周恩来在外国人面前表现了既严厉又通情达理，既有原则性又不拘泥于细节的大度。从而使美国人相信，周恩来是一位可以与之谈判的人物。
虽然与哈马舍尔德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具体成果，但谈判双方都表示愿意继续保持接触。为此，双方声明如下：“双方在会谈中，就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诸问题进行了磋商。考虑到这种会谈是有益的，双方都希望今后还应继续保持这种接触。”〔17〕这个声明体现了中国方面的外交姿态，声明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成果。
周恩来作为外交家，他需要外交姿态；周恩来作为政治家，他又不失冷静与现实。在周恩来的积极参与下，经中央批准，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了浙江前线的一江山岛，不久，又解放了大陈岛。这个军事行动不仅保证了浙江沿海的安全，也抢占了军事上的前沿有利地形。〔18〕中国方面这一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行动，却引起了美国参众两院对总统的一次特别授权行动。美国参众两院的决定是这样的：“授权美国总统在他认为必须为了确保和保护福摩萨（即我台湾）和澎湖列岛免受武装进攻的特别目的，可以使用美国武装部队。这项授权包括确保和保护现在处于友好方面手中的地区的这些有关阵地和领土，并包括他认为为了确保对福摩萨和澎湖列岛的防卫而采取的其他必要的或适当的措施。”〔19〕随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美第七舰队及航空母舰“中途岛号”到台湾海峡集中，派第十八战斗轰炸机航空队移驻台湾，派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史敦普访台。美国的卷入，使中国面临着与美国直接武装冲突的危险，大规模的海峡战争有可能一触即发。〔20〕
世界在关注台湾海峡局势。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周恩来接见瑞典驻华大使魏斯特朗。大使向周恩来转达了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二月三日的口信。秘书长以他个人的名义对新西兰提出的关于安理会讨论中国沿海地区敌对行动的建议进行说明和解释，极力劝说中国政府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新西兰的建议。新西兰的建议有公开制造“两个中国”和将中国内政问题国际化的动机，其内容有美国的阴影。因此，理所当然地遭到周恩来的揭露和拒绝。在与瑞典大使谈话时，周恩来再次向美国发出呼吁：“中国是不拒绝同美国谈判的。也就是说，中国是不拒绝同美国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这个紧张局势的问题的。如果美国有丝毫通过外交谈判来和缓并消除紧张局势的愿望，它就应该接受直接谈判的建议，放弃它的战争威胁和战争挑衅的做法。”〔21〕周恩来所持经过和平谈判来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立场博得了世界上有识之士的好评。翌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再谈台湾海峡的危险局势。印度大使说，尼赫鲁总理很担心，认为形势严重，有各种危险的可能性。大使表示，印度方面想了解，怎样一个跳出目前僵局的出路是可以被接受的，这样一个出路能使双方的感情冷静下来，既不妨碍中国的立场，而又可避免大规模的冲突。周恩来对赖嘉文强调，中国要求与美国政府直接谈判。也不反对在召开日内瓦式的会议前的（与美国）不公开的外交接触。〔22〕在短短的几天内，周恩来两次向美国发出举行外交谈判的呼吁，并经过中介人的外交渠道准确无误地传达到美国政府那里。很快，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传达了艾登致周恩来的口信。希望中国政府公开或私下声明，不准备以武力解放台湾。这样，就可以找到和平解放中国大陆沿海岛屿的基础。艾登表示，如中国同意上述基础，他准备在香港或中国边境与周恩来会面。〔23〕艾登的建议被周恩来拒绝。理由是明白的，这属于中国内政，中国不能也没有必要作这种承诺。周恩来的立场得到了莫斯科方面的全力支持。
3、中美大使级会谈举行
中美关系极度紧张的现实，要求周恩来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的亚非万隆会议上，有一个精彩的发言以争取亚非广大民族主义国家的同情，增进互相了解，寻求理解。周恩来做到了这一点，而且非常出色和成功。这就是他那“求同存异”的讲演。这个讲演是周恩来整个外交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次要矛盾的解决应服从并取决于中美这个主要矛盾解决的哲学观的实施，也是一次具体而实际的国际统战行动。在创造了有利于中国的外交气氛之后，周恩来紧接着又采取了一次重要的外交行动。于同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参加有缅甸、锡兰、印度、印尼、巴基斯坦，泰国和菲律宾的代表团团长出席的会议时，在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形势，尤其是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时，周恩来发表了一个重要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与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24〕这个声明的动机有两个：(一）中国的内政需要与美缓和，(二）与美缓和是中国周边大多数国家的愿望。周恩来无疑是将了美国一军。同日，美国政府也发表了一个声明，称“如果这个倡议是真诚的，我们当然欢迎。但是，美国主张关于台湾地区局势的任何讨论，都必须有国民党政府参加。”〔25〕四月二十六日，美国的立场又有进一步的松动，杜勒斯国务卿在会见记者时称：“台湾当局不参加也可与中国会谈，但这并不等于承认北京政府。”〔26〕分析起来，美国立场的松动很可能与周恩来在万隆会见的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黎巴嫩驻美国大使查尔斯·马利克。马利克向周恩来传达了美国也不想与中国打仗的信息。他在认真听完周恩来关于中国政府立场的陈述之后，说：“关于你，我想可以说，在每一场你要参加或者你允许自己参加的重要战斗中，你都获了胜。”“你在会议上获得了成功，是比旁人都大的成功。你并且用你那一天表示愿意同美国谈判分歧的声明，使这一切卓越的表演达到最高峰。”〔27〕马利克与美国政府有特殊密切的关系，他是经美国授意前来参加万隆会议的。〔28〕面对美国方面的立场松动，周恩来又及时地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他同意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在中美之间斡旋，参加斡旋的还有印尼外交官和英国外交代表。他通过以上中介人向美方表示，中国已“注意到杜勒斯最近关于中美谈判的声明中所说，‘可以没有蒋介石参加’这一点”〔29〕。同时还表示，中国中央政府也准备与蒋介石谈，谈停火和祖国的和平统一，但这种谈判同中美之间的国际谈判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谈判。
一九五五年七月七日以前，中国方面释放了四名正在服刑的美国飞行员。七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英国代办欧念儒，向他递交了中国政府委托英国政府转交美国政府的回文。同意派出大使级代表与美国同等级别的代表在日内瓦会晤。〔29〕七月二十五日，美中两国政府分别发布了如下声明：“自八月一日起，将在日内瓦举行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当晚的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了如下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通过英国外交机构联络的结果，同意将过去一年中两国驻日内瓦领事级代表的谈判，改由大使级代表进行。此次谈判要解决侨居在两国的民间人士希望返回各自祖国的问题。进而，双方希望经过讨论，能对其它若干实际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30〕发表声明的当天，美国政府即任命阿莱克斯·约翰逊（Uralalexis Johnson）为首席代表。其人曾担任美驻中国天津、沈阳的领事。当时是驻捷克大使。七月二十六日，杜勒斯发表声明，称美国将在无损于台湾当局情况下与中共谈判。七月二十七日，中国政府任命王炳南为首席谈判代表兼驻波兰大使。七月三十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周恩来作《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发言。强调中国的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已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措施来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希望这一良好势头能够继续下去，以彻底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周恩来说：“许多国家表示愿意在中美之间进行斡旋，中国政府欢迎并感谢这些国家的努力。”〔31〕周恩来的这篇讲话得到了国际上广泛的好评。第二天（七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指示，公布提前释放n名美国飞行员的消息。同日，他接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罗迈进，面交《关于将在八月一日开始中美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的会谈》的备忘录，详尽地介绍了中国对中美会谈的看法、立场和策略。〔32〕周恩来做到了他在外交方面可以做到的一切，创造了一个有利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氛围。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在日内瓦的巴莱顿·纳西奥中美两国第一次大使级会谈举行。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重要意义可以概括如下：
(一）中美大使级会谈是在台湾海峡出现紧张局势，中美双方为了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才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开始，标志着中美关系的重要突破。美国在宣布双方会谈的消息时，曾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承认中国”。〔33〕尽管如此，美国已经认识到，远东地区的稳定，台湾海峡局势的缓和，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对手。这样，便出现了口头上的不承认，而实际上却不得不承认的局面。这与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美国对中共实行的“待尘埃落定”政策完全不同。应该说，这是中国人民在外交上的一个胜利，这个胜利与周恩来的努力密不可分。这是周恩来于一九五六年被批判之前，所取得的第三个外交胜利。前两个依次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和万隆会议“求同存异”原则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中美大使级会谈是在进行了将近一年的中美日内瓦领事会谈的基础上升格实现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将两国带上了关系正常化的漫长之路，为稳定远东局势，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建立了一个沟通渠道，这是非常重要的。
(二）中美大使级会谈关系之建立，对中日关系的改善起了良好推动作用。日本在外交方面是一个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国家。中美建立大使级会谈自然引起日本方面的关注。鉴于此，周恩来在各种外交场合及时地向日本方面指出，中日之间不仅有互相遣返侨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双方关系正常化问题。周恩来曾问道：“美国都同中国坐下来谈了，为何日本人不能谈。日本应该超过美国，希望你们回去同你们的政府，特别是鸿山先生讲。日本这个几千年独立的国家，是有自尊心的，应该争取超过美国，不要走到西德的后面，我想中日两国邦交终究会恢复的，恢复得越早对两国人民和世界和平越有益。〔34〕当时，周恩来还向鸠山首相发出了访华邀请。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尽管在双方关系中仍存在一些不愉快事件，但总的来说，当时的中日关系确实得到了改善。
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周恩来在新中国的外交领域，运用国际反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方法，成功地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具体地说来，就是依靠苏联，团结亚非广大国家，孤立和打击美国。在对待美国的策略上，又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态度，灵活多样的方法，终于实现了直接谈判。
【注释】
〔1〕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主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93页。
〔2〕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中保存着一份情报，汇报1949年10月6—8日美国务院召开的一次对华政策会议的内容。会议主流意见是，不宜马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应于两年之后承认。这份情报是该会议参加者之一提供的。
在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中还保存着北京方面提供的情报，其内容也是说，美国大多数人主张不要太慢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便美国在经济、进而在政治上控制中国。见：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全宗0100，目录49，卷42，类315，第38—42页。
〔3〕勃·库里克：《美国和台湾共同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52年）》，根据最新发现的档案材料写成。见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年第5期，第19—40页，俄文版。著名的潘汉年案，就是在这时发生的。
〔4〕蒋介石集团较大的骚扰之一是进攻福建南部沿海的东山岛。1953年7月16日，蒋介石集团动员军队万余人，十余艘舰艇，二十余辆两栖坦克，海、陆、空配合进攻，被粉碎。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75页。
〔6〕唐培吉：《中国历史大事年表（现代）》第64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
〔7〕见苏联驻上海总领事帕·弗拉基米洛夫在轰炸后给莫斯科的报告，俄文版，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目录43，卷722，类313，第201—205页。
〔8〕周恩来：《推进中英关系，争取和平合作》（1954年8月12日），见《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9〕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12月2日）第二条、第七条，见《联合国条约集》第245卷，第213—216页。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声明，见1954年12月8日《人民日报》。
〔11〕周恩来主持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页。
〔12〕唐培吉主编：《中国历史大事年表（现代）》，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7页。
〔13〕日本《朝日新闻》1954年12月3日自华盛顿发美联社电。原文是日文。
〔14〕日本《朝日新闻》特派员朝日宫地1954年12月9日报告。
〔1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31页。
〔1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38—439页。
〔17〕日本1955年1月11日《朝日新闻》，东京。原文为日文。
〔18〕1954年美国政府曾研究一江山岛，周围的大陈岛防御问题，并派美第七舰队抵大陈岛。1955年2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陈岛。
〔19〕《美国法令汇编》第69卷，第84届国会第1次会议，1955年。
〔20〕杜勒斯国务卿在美参院外委会作证时曾这样估计过（1955年2月7日）。
〔21〕周恩来：《反对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1955.2.5)，见《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105页。
〔22〕《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
〔23〕《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
〔24〕见1955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25〕《世界综合资料》1955年5月号第18页，华盛顿发合众国际社电。
〔26〕《世界综合资料》1955年5月号第20页，华盛顿发路透社电。
〔27〕《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
〔28〕见马利克与杜勒斯的谈话，Foro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Vol.21，第82页，转引自任东来《试论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的外交》，第二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29〕《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30〕日本1955年7月26日（朝日新闻），原文为日文。
〔3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92页。
〔3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95页。
〔33〕《世界综合资料》1955年7月号，第25页，华盛顿合众国际社电。原文为日文。
〔34〕《周恩来与日本医学代表团的谈话》（l955.11.4)，见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页—237页。
2007/09/10
二、推动中美大使举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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