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五日和九月十八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两次声明，就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和旧金山对日和约阐述中国原则立场。周恩来指出：“美英对日和约草案是完全破坏国际协定，损害对日盟国利益，敌视中苏两国，威胁亚洲人民，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并不利于日本人民的”,“所以这个和约草案是中国人民及曾被日本侵略的亚洲人民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和签订，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1〕周恩来特别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美国政府强制签订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及美日双边安全条约，业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以及其他许多亚洲国家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2〕如此，新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关系将一直拖延下去，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一方，以《旧金山对日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为另一方的远东冷战格局已经形成。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吉田茂代表日本政府给杜勒斯的信，充分表明了日本政府的对华态度：“一九五○年在莫斯科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实际上是针对着日本的一个军事同盟条约。事实上，有许多理由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权正在支持日本共产党进行其旨在以暴力推翻日本的立宪制度和目前的政府的计划。由于这些考虑，我可以向你保证，日本政府无意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缔结一个双边条约。”〔3〕这就是《吉田书简》。它以官方文件的形式表明了日本政府对新中国的仇视态度。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吉田书简在华盛顿和东京同时发表。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日本又正式缔结了所谓的《日华和平条约》。章汉夫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声明：“美帝国主义政府正在将其一手扶植起来的日本反动政府与盘踞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用一个完全非法的所谓和约，连结起来，企图造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威胁，从而准备新的远东侵略战争”。〔3〕“日台条约”的订立，进一步恶化了中日关系，形成了中日关系正常化巨大障碍。
为了打破中日关系完全对立的局面，周恩来没有放弃自身的努力。他认为，日本是被美国拖进了与中苏公开对立的地位的。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对日本的争取，在美日关系中，对日本要采取拉过来的政策。其中，还要把日本政府和日本国民加以区别，在批评亲美反华的日本政府的同时，周恩来向日本民间伸出了友谊之手，加深日本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扩大新中国在日本民众中的正面影响。争取日本，打开中日关系僵局的艰苦工作开始了。
为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与禁运，促进东西方贸易，苏联和中国等国家准备召开一个国际经济会议。按周恩来的指示，会议的发起人之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向日本工商业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发出了邀请信。函称：“最近，各国的工商业家正在发起召开国际经济会议。这个会议将研究如何进一步发展国际贸易，以利于各国经济的发展，同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作为中国的发起人之一，希望就发展国际贸易，及开好国际经济会议的问题，听取您们的意见。”〔4〕这封信在日本经济界人士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日本政府却故意刁难。为了能参加国际经济会议并与中国方面联系，三位国会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绕道抵达了莫斯科，参加了一九五二年四月召开的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南汉宸在国际经济会议上的报告中着重指出：“中国人民认为日本如能拒绝重新武装，发展和平工业，并与各国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贸易关系，将完全符合于日本人民的利益。……日本工业本需要中国的价廉物美的煤、盐、大豆、油脂原料及其他产品，而中国亦需要日本的工业机器、材料和工业品。……中国人民愿意看到日本能够健全发展和平经济，并恢复和发展中日两国间的正常贸易关系。”南汉宸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的主张：“国际贸易必须不管信仰、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组织的不同，而在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广泛展开。”〔5〕南汉宸的讲话得到了三位日本议员的赞同。于是，他邀请三位议员到北京讨论中日贸易问题。一九五二年五月五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声明：“中国人民早就表示，现在仍然表示：愿意与日本人民和平相处，友好团结，互通贸易，互相尊重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以保障远东和平。”〔6〕中国政府发展日中贸易的鲜明立场，给三位抢先到新中国的日本议员以很大鼓舞。双方经过半个月的谈判，达成了中日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中日贸易协议》。它规定，自签字之日始至一九五二年年底，双方各出口三千万英镑货物，以货易货按英镑计价。由于当时中美关系极度恶化，中日民间贸易阻力重重，故协议实施一再延期，但它毕竟开了中日贸易之先河。
三位日本国会议员到北京签订了第一个中日之间的民间贸易协定之后，即一九五二年六月三日，在北京召开了有关国家代表参加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筹备委员会会议，三位日本朋友应邀出席。会议在讨论有关大会的准备事项时，决定向日本有关团体发出正式邀请，请其筹组代表团赴北京参加和平会议。亚太和平大会于一九五二年十月二日在北京正式开幕，有十四位日本代表出席了会议。由于日本政府的干涉，这些代表历尽艰难险阻才到达北京。会后，龟田、中村等一部分日本代表因日本当局的迫害不能回国，中国政府就安排他们留在北京从事亚太和会的工作。亚太会议通过了对日本问题的决议。主张由有关各国缔结全面、真正的对日和约；支持日本人民建设独立、民主、自由、和平的新日本；任何外国不得干涉日本内政；必须撤除外国政府对日本的和平建设及对外贸易的各种人为的限制，保证日本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有关国家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7〕要之，支持日本在美日关系中加强独立自主。实现了周恩来的想法。
在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签订之后，周恩来又部署了遣送日本侨民归国的工作。一九五二年七月，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批准组成了中央日侨事务委员会，着手安排日侨归国的具体事宜。通过种种艰苦努力，日本民间决定派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与和平联络会三团体代表来华，作为对中国方面友好表示的积极回应。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日本三团体代表抵华。在北京与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顺利地进行了协商，并于三月七日发表了共同公报。双方协商结果大致有：中国方面确定以天津、秦皇岛、上海为归国日侨集中登船地点；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五日——二十日，日本派船抵上述三港，接首批日本归侨，这批归侨人数为四千至五千人；首批日侨归国后，每间隔二十天左右，接送一批，每批三千至五千人；〔8〕等等。中国政府不仅使三万多日侨平安回国，而且给他们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日本各界深受感动。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廖承志从一九五二年中日两国民间正式来往时起，就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站在中日友好的第一线。
综上所述，在朝鲜战争期间，周恩来执行了“靠苏、抗美、拉日”的外交战略，将美国和日本加以区别。拉日又从发展民间贸易开始，这是最容易突破的，也是美国最担心的。〔9〕因此，发展对日民间贸易就是对美国的间接打击。所谓靠苏就是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削弱帝国主义势力，从而达到一个两极间基本的平衡。这个结果是以中国人民极大的付出换来的，同时也换来了中苏同盟的进一步巩固，为苏联向中国提供进一步经济援助奠定了基础。
【注释】
〔1〕《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101—102页。
〔2〕《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103页。
〔3〕《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117、119页。
〔4〕日中友协机关报《日本与中国》，1952年2月1日。
〔5〕《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121—122页。
〔6〕1952年5月5日《人民日报》，《周恩来外长关于美国宣布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生效的声明》。
〔7〕《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137—138页。
〔8〕米镇波等：《周恩来与中国外交》，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页。
〔9〕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1945—1972）》，东北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198页。
2007/09/10
三、对中日关系的处理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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