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我国经济建设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国职工群众劳动热情高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广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生产发展很快，全国工业劳动生产率有相当大的提高，但几年来职工工资增长却比较缓慢，部分职工的实际工资还有所下降。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周总理多次听取国家计委、劳动部、全国总工会等有关部门关于工资问题的汇报。他在全面了解情况后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预计都将超额完成。唯独工资计划完不成；五年计划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工资计划完不成将失信于民。所以，总理责成劳动部会同全国总工会及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工资改革方案。
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周总理在国务院各部委召开的二十一个专业会议、三千一百名代表参加的大会上作了国内外形势报告。他一开始就说，我今天是来负荆请罪的。这句话使到会同志感到意外和震动，不理解总理为什么要这么说。总理接着说，生产发展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而职工工资没有相应增加甚至下降，作为总理我是有责任的。到会同志这才理解他的话的含义，都为总理这种对人民极端负责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深深感动。许多同志觉得由于自己工作没有做好，而让总理来承担责任，很是内疚。
从一九五五年底到一九五六年初，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中，我国经济建设出现急躁冒进倾向。一九五六年二、三月间，周总理就感觉到了，到五月明确提出了要反对急躁冒进。到一九五八年，他受到了批评与指责，并做了检查。后来，发生了“大跃进”，导致了三年经济困难。对于“大跃进”问题，周总理仍主动地作了自我批评，作为中央的领导成员，他承担了责任。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总理讲话中，郑重地对自己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六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报告》中，错误地、片面地规定工农业每年增产跃进的速度问题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他说，这是我的账，要交代。
在“大跃进”高潮期间，许多同志感到有些做法有问题，但不敢公开提出不同意见，只是在背后议论。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允许大家提意见、谈看法了，不少同志对煤炭部的领导提出许多批评，甚至有许多不满的言论和埋怨情绪。在煤炭系统内部领导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也有了分歧意见，周总理为了维护煤炭工业部门领导之间的团结，主动承担责任。他在一九六三年煤炭工业干部会议上十分严肃地说，煤炭工业出现的问题，要说责任，我也有责任。他勉励大家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为战胜困难，为尽快恢复和发展煤炭生产，保证国民经济的需要，竭尽全力。
一九七三年三月八日，在招待外国女专家的茶话会上，周总理出席讲话，走遍六十张桌子，向在“文革”动乱中受委屈的一些外国朋友赔礼道歉。他代人受过，做自我批评，只管说自己工作没作好，把责任完全拉在自己身上。周总理情恳意切的话语，使很多外国朋友感叹不已。
2007/09/10
一四三、作为总理我是有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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