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每月举行一次全体会议，每周举行一次常务会议，周总理都让与会同志畅所欲言，把话讲完。他鼓励大家大胆讲话，并且全神贯注地倾听每一个人的发言。对于别人的发言，即使只有一点可取，他也表示满意，有时还鼓励几句，或者点点头表示赞许。对于有些不正确的意见，他一般不正面批评，而是采取耐心说服、讲道理的态度，使发言的人自己领会哪些意见不正确。遇到有争论的问题，总理善于把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作出大家都满意的结论。
一九五六年一月，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审议《汉字简化方案》。当讨论到《方案》中用“叶”字代替“葉”字时，有不同意见，争论不下。总理看见一位姓紊的同志发言表示赞成用“叶”字，于是在作结论时，就风趣地说：“你们看，姓叶的人都赞成了，我们就通过吧。”到会同志都满意地通过了这个《方案》。
建国初期的政务院，当时副总理四人中有一半是党外民主人士，政务委员十五人中，党外民主人士多达九人，每次讨论问题，总理总是一个一个地请他们发言。孙起孟同志回忆说：在政务会议的讨论中，政务委员不论是否中共党员，人人各抒所见，畅所欲言，气氛之热烈和谐，至今留有极其深刻的印象。周总理作结论时，对委员们的发言内容之取舍，从来不以是否中共党员划线，而唯真理之是从。民盟的负责人之一罗隆基，也是政务会议中颇为活跃的成员之一。他有一段时间因病住医院治疗，但遇到举行政务会议日子，他竟然力疾与会。别人劝他不宜勉强，他很坦率地说，在此期间他差不多摒绝各种政务活动，唯独周总理主持的政务会议，他尽管健康情况不大好，还是坚决要求医生同意到会，不仅参加讨论，而且不论会议开得时间多长，他也舍不得中途退席。他认为少听一次周总理的会议结束讲话，就如少上一次极有教益的“大课”，对自己实为无可弥补的损失。他还说，他从周总理主持政务会议的实践中，看到了对他原来很生疏的民主集中制究竟是什么一回事，看到了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真谛及其积极效果。他说，周总理的结论使与会的委员们人人感到“他中有我”，从“我”中出而又无数倍地高于“我”，周总理把共产党的领导工作导演得出神人化，使人心悦诚服地接受领导而又毫无高低之感。
我国搞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都是在周总理领导下进行的。钱学森同志回忆说：我感受最深的是总理确实肯花时间认真听我们大家的意见。这是总理一贯的作风。每次开会来的人很多，不同意见的人也请来。会上，总理反复问：“有什么意见没有？”在认真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总理最后决定怎么办。有一次会中，总理问大家对一个问题有什么意见，秘书跑过来对总理小声说：“这件事你曾经批过。”总理大声说：“那有什么关系，我批了的事大家觉得不对可以改嘛！”
一九六一年在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有一项议程是讨论手工业产值的计算口径和方法。“大跃进”中各地上报的工业统计数字，有相当大的虚伪部分，其中既有人为的浮夸成份，也有计算口径不明确和计算方法不科学的因素。这方面手工业产值数字更为突出。鉴于此，周总理指示在国民经济调整中一定要把前几年的统计数字认真核实，去伪存真；同时，要明确解决并统一手工业产值的计算口径和科学方法，使统计资料和计划工作能如实地反映客观的真实情况。
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意见，财政部与国家统计局不完全一致。在这次国务院会议上，财政部的负责同志讲了他们的意见以后，杨波同志代表国家统计局发言，讲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听了双方的发言，总理表示基本上同意财政部的意见。并对杨波同志的发言略有批评之意，但未作最后的结论。于是杨波同志又站起来发言，再次申述不完全同意财政部的意见。这时，总理即指示他们会后再商量一下，尽快把意见统一起来，早日作出明确的规定，通知各地照办。
会议结束后，到会同志都留下来吃午饭。吃饭时杨波同志心情有点不安，心想在总理讲话后不应该再站起来讲不同意见，所以他就坐在饭厅西南角最边的一个桌上。刚开始就餐，总理把杨波叫到身边坐下，亲切地对他说：“你为什么坐得那么远？不要紧张，你敢于讲不同的意见，这好嘛！我们讨论问题就是要听不同意见，不然还讨论什么？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就可以把要决定的问题考虑得更周到些。”这时杨波同志十分激动，深为总理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所感动。
2007/09/10
二十六、启发大家发表各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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