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到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后，周恩来对“文革”还是在矛盾、困惑、不理解中被动紧跟的话，那么，到一九六七年以后，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及其严重社会后果的全面暴露，包括林彪、江青一伙丑恶本质的日益现形，周恩来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文革”是一场灾难。他对“文革”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这样说并非笔者主观臆断，而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事实分析。
首先，从一九六七年初起，周恩来在对“文革”的种种错误做法的尖锐批评中，开始明显地流露出对“文革”的痛心和不满。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出席“全国石油系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说：无数的油井停下来了，我们忍心这样看吗？抓革命、促生产是这样抓的吗？你们造什么反？如果把应该进行的业务工作停下来，那就是造错了方向。
两天之后，周恩来接见铁路系统代表时又说：大庆油田一万多人离开大庆，跑到北京，使许多油井停下来了，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
显然，周恩来不仅是批评大庆工人的做法，也是对中央文革所主张的工人农民可以四处串连提出批评。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会上，几位副总理和老帅拍案而起，当着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面，强烈抨击“文革”的种种错误做法，大闹怀仁堂。周恩来作为会议主持人，会上没有过多说话，但他的思想与几位副总理和老帅是相通的。
就在散会几个小时之后，即第二天凌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时，周恩来对“文革”的一些错误做法发出了怒吼，并当场下令逮捕了操纵造反派夺财政部业务权的财政部一副部长。说：你们要走到邪路上去了。你们以敌对的态度对待领导干部，一斗十几天不放，戴高帽，挂黑牌，搞喷气式。这样的搞法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要犯罪。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山西夺权情况的介绍会上对夺权风暴表示不满。他说：自从一月夺权以来，不管这个部门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派都要夺权，有些地方对带长字的、第一书记就要夺权。这样一解释，全党全国还成什么样子？逻辑上站不住嘛！夺军区的权，造军区的反，完全是大方向的错误。
八月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安徽赴京代表团负责人时，批评印制、张贴有关打砸抢材料和图片的行为，说：文化大革命搞得这个样子，这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好处？
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愤怒地指出：你们看一看，内战打成什么样子？一段一段的铁路比过去的军阀内战搞得还凶，完全不是搞文化大革命嘛！
十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为郑州武斗致使铁路交通中断事找郑州两派谈话，说：郑州停车三千多节，我心里非常难过。全国铁路革命革了一年半，造成这个样子，在座的心里难道就舒服？在此之后，周恩来接见阿尔巴尼亚一个水电代表团时还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完成了，我还没有死，还没有被打倒、被免职，我一定会陪科列加同志去参观。现在这个大革命，等于打一场内战。
以上所引，仅仅是几个方面的例子。有论者认为，“文革”初期，在公众场合批评“文革”，各种错误做法最多的党内高层领导人，当属周恩来。此言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而且，在一九六七年，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和群众组织乃至接见外宾的讲话中，多次用“内战”一词来表示他对“文化大革命”中混乱局面的看法。
周恩来是个非常谨慎和讲原则的人，通常是不会轻易把他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不同意见对人说的，尤其是外宾。然而，对于耗尽了他最后心血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的不满似乎已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故而才有不满情绪的频频流露。
其次，周恩来已觉察到“文革”中某些错误做法的“左”的思想根源，并抓住适当时机纠正极左行径，批判极左思潮。
一九六七年一月开始的夺权风暴，从根本上说是左倾错误发展的结果。周恩来当时是不同意也没料到会搞全面夺权。当张春桥、王洪文在上海策划夺权时，周恩来还明确表示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不是“黑帮”。在毛泽东肯定了上海的夺权后，周恩来虽然难以反对，但还是不同意中央文革所主张的全面夺权。他反复强调：夺权只能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权、党权、军权、财政权、外交权不能夺；也不是所有的部门都需要夺权，不是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要打倒。他批评当时那种对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周恩来的这些思想及他对夺权狂潮中某些错误的纠正，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左”的错误的抵制和纠正。
一九六七年“七·二○”事件后，全国局势向更“左”的方面滑去。康生、关锋抛出“揪军内一小撮”，军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发枪、抢枪成风，恶性武斗事件迭起。在王力等人的唆使下，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大权，八月二十二日又发生造反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外交事件。毛泽东也觉察到了问题，对“揪军内一小撮”提出了批评。周恩来抓住这一契机，开始纠正“左”的错误，提出批极左思潮。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凌晨，周恩来找刚从上海回京的杨成武谈话，要杨把最近各省情况、王力八月七日煽动夺外交部权的讲话、火烧英国代办处等情况向上海的毛泽东汇报。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果断地把王力、关锋、戚本禹抓起来了．给了不可一世的中央文革这一“文化大革命”中“左”的怪胎当头一棒。王、关、戚曾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为“文革”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的垮台，客观上暗示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部党组成员和造反派代表，严厉批评了外交部的夺权。说：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信誉。
九月六日，周恩来接见联络员和中央文革驻各地记者站记者，批评有些地方提出的所谓现在正是“反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全国反扑的前夕”、要“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说：这种对形势的估计完全是错误的，是极左倾向。“揪军内一小撮”是极左倾向，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九月十六、十七日，周恩来与中央文革成员接见北京市大专院校红代会“天派”、“地派”代表时，当着陈伯达、江青的面警告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继续宣传“揪军内一小撮”、跟解放军对立的做法是错误的，是一种极左思潮。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接见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说：“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宣称一九六七年有一个“二月逆流”,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十月必然要出一个“十月逆流”，文化大革命才刚刚开始。这完全是一种极左思潮，要批判。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还告诫广东省的造反派：湖南“省无联”的极左思潮是反动的，要批判，你们千万不要上当。
周恩来批极左的言论和行动以及全国一些地方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抵制，引起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恐慌。一九六七年十月以后，他们在全国刮起了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并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制造了“杨、余、傅事件”。
应当说，后来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大批极左思潮不是偶然的，与这一时期的批极左有很重要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在这一时期批极左的言行是他在林彪事件后大批极左思潮的先声。
第三，从周恩来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周恩来想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些造反派不甘寂寞，企图再来一次全国的大串连，再造一个“文革”的高潮，提出“现在是第三次大串连的阶段”。周恩来及时制止了这种错误做法。他多次会上都指出：这种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中央没有这样的号召。现在是大批判、大联合的形势。
九月二日，周恩来在接见财贸口群众组织代表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年算一次吧，已经是相当长了，就够我们锻炼的了。要是内战这么打下去，不但你们自己厌战，群众也会厌战了。
九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东北三省群众组织代表时，针对造反派无休止地闹腾愤然指出：工厂停产，你们心里安不安？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十五个月，再搞十五个月行吗？还要“放假闹革命”、“第三次大串连”，大错特错嘛！
一九六七年十月以后到一九六八年底，周恩来为说服各地各单位两派实现大联合，为各省市自治区尽早成立革命委员会，费尽了心血。周恩来这样做的目的也是想早一点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九大以前，周恩来已经开始认识到“文革”已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文革”了，而是一场根本性的错误和灾难，并试图在某些方面从“左”的思想根源上加以纠正。林彪事件爆发后，周恩来更加深化、坚定了他的这一认识。
一般说，党内大多数干部对“文革”的普遍觉醒是在林彪事件发生后。而周恩来对“文革”觉醒得比较早，与他当时所处的位置及其对“文革”情况的全面了解是分不开的。
“文革”开始以来，周恩来一直在一线负责全面工作，党、政、军，工、农、商、学、兵，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所有到中央的大小问题都是推到他的面前。
经过近一年的实践和观察，在周恩来看来，“文化大革命”并非像林彪所说的是“损失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这种话，周恩来作为共和国的“总管家”，是无论如何说不出口的。
举目四望，“文革”胜利的影子在哪里呢？
社会秩序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极度混乱，国家的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破坏，维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铁路交通随时面临瘫痪的危险。
大批的老干部被打倒，有的被残酷迫害致死。
外交工作也因极左思潮的破坏干扰出现四面危机，就连过去一直对我国友好的国家也多有怨言．有的甚至提出要撤回驻华大使。
斗私批修，非但没有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反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个人主义和派性思想的大膨胀，各群众组织之间，为争权夺利，武斗不止。
对“文革”的这等等“成果”，比起在中央负责某一方面工作的其他领导人或那些被打倒靠边站的领导人，周恩来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可以这样说，“文革”以来呈现在周恩来面前的、周恩来每天接触和处理的，都是这些因“文革”而起的混乱和问题，而没有一件称得上是“伟大胜利”的可喜之事。要不，周恩来怎会发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愤慨之言？
正因为这样，才促使周恩来重新思考和认识“文化大革命”。
那么，既然周恩来对“文革”的错误觉醒得比较早，那为何又没有明确表示否定“文化大革命”并最终没能从根本上予以纠正呢？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有这样两条：
一是“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并肯定的。对自以为正确的重大决断，毛泽东是决不让步和妥协的，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努力去实现它。深知毛泽东性格的周恩来在对待“文革”的问题上，不能不考虑到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党的团结。
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是周恩来一贯的性格和处事方式。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给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职人员作报告时，说过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执行铁的纪律的党，就要有坚持革命、团结对敌的精神。只要这个基本的立场不变，即使犯了错误的人，我们也还要团结他；即使领导一时有错误，也需要等待，要逐步地使其改变。不能因为领导有错误，而造成党的分裂，使革命遭受损失，使对敌斗争瘫痪下来，那样就对革命不利了。”
周恩来后来的行动可以说是对他这句话的最好注脚。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从批林彪反党集团的错误这一方式入手，批判极左思潮，并有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势头。结果，还是为毛泽东所不允许而夭折。
由此，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一种韧性的斗争方式，陆续地从局部对“文革”的错误作一些补救确实是周恩来一种明智的选择。
周恩来没有明确表示否定“文化大革命”并最终没有能从根本上纠正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也不排斥周恩来寄希望并相信毛泽东自己能够觉醒，等待毛泽东有朝一日能像对待“大跃进”那样，自己最终会发现“文革”的错误，并加以纠正。从党的历史上看，也确实有许多错误是毛泽东自己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的。
周恩来虽然最终没能从根本上纠正“文革”的错误，但他还是为防止“四人帮”篡党夺权安排了一个可靠的格局，为后来彻底否定“文革”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抓住时机，及时解放了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林彪、江青一伙打倒、迫害的老干部，使党内正义力量重新掌握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权力。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邓小平复出，国务院重要部委的领导权及军队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老干部手中。临终前，周恩来还嘱咐叶剑英等：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指“四人帮”）手中。
2007/09/10
五十五、他至死也没有明确表示否定“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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