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是周恩来总理生涯中最不平静的一年，也是周恩来最苦最累的一年。
为了尽量减少洪水般的运动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损失，为了维系国计民生最基本的运转，周恩来夜以继日，苦撑危局。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忙远不是一般的忙。哪一天的事先工作日程安排都是十几项。以致于周恩来自己也说，过去真正打仗时也没这么忙。
周恩来为什么这么忙？忙什么？是他闲不住喜欢忙吗？只要我们稍稍了解一下“文革”期间周恩来的工作状态就很清楚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原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靠边站”了，按毛泽东的意图，党中央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但是，除了抓权的事，其他日常事务林彪一概不管，全推给了周恩来。因此，周恩来除了主持召开国务院的会议外，还要召集中央政治局的会，后来中央文革碰头会也是周恩来召集。
——许多老干部被打倒了，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和大多数部长有的被打倒，有的被弄得无法工作，本来是这些人承担的工作，都落到了周恩来身上。周恩来曾说过：现在是我替吕正操当起了铁道部部长。
——运动中此起彼伏的社会乱子，林彪和中央文革不但不管，还到处煽风点火。这个地方武斗打死人了，那个地方的铁路交通中断了，这个城市的煤支撑不了几天了，那个城市的粮食快供应不上了，等等，这些中央文革一伙视而不见，闻而不动。周恩来哪能坐视不管呢，他不得不疲于奔命，四处“救火”。为此，中央文革一伙还攻击周恩来是“救火队长”。
——没日没夜地为解决各种问题找各级党、政、军负责人谈话以及接见红卫兵和群众组织代表。笔者根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统计（还不完全）：仅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份，周恩来与中央、地方、军队负责人谈各类问题八十八次，接见红卫兵、造反派及群众组织代表一百一十四次。照一个月三十天算，一天平均下来就是将近七次。光这项工作就已经够呛，还不要说处理其他中央工作大事。尤其是接见红卫兵和造反派代表，为了给他们讲政策，说服他们不要做对党和国家不利的事情，周恩来耐着性子，常常是通宵达旦，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也就是人的嘴巴是肉长的，如果是铁打的，恐怕也磨了个大缺口。而红卫兵和造反派经常在有些问题上无理取闹，无休止地纠缠，一次接见时间有时长达七、八个小时。有些造反派不接见他们还不行，不接见他们，他们就在社会上采取一些极端行动，逼周恩来接见。
——每天的各种请示、报告、文件，像小山似地堆在周恩来的面前，各省市自治区的，中央的，国务院的，中央军委的，中央文革的，不管是不是应该由周恩来处理，全都推到周恩来手中。一次（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周恩来实在是累得难以忍受了，在一份军委总政治部报送的文件上批道：“军委有关日常行政、部队调遣、干部任免、部队编组、武器装备等非属三支两军和国防外交范围的请示报告和批件，应由军委和总参直报林副主席批，不需经我手转报。此事请军委常委一议，报林副主席转报主席批准。否则，压在我处文件太多，无时处理，而且超越权限，贻误大事。”
这些堆到周恩来面前的文件，都是周恩来每天深夜在外头忙完回到西花厅后处理的，有时，批着批着就实在支撑不住了，头一低，手上拿着的毛笔就戳到了额头上。
“文革”期间在周恩来身边任秘书的张作文回忆说：
革命博物馆中不是有总理用过的一个小炕桌吗？这个小桌子是总理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的有力见证。在“文革”最紧张的日子里，为减少运动对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冲击，总理整天陷在各种会议里，根本没有时间批阅文件。就是那些必须限时发出的外交文件，他也只好在开完各种会议后，已到了凌晨再批。身体已到了疲惫不堪的程度，很难再坚持坐在办公室批阅这些文件，为了不误事，总理只好把这些限时发出的文件抱到床上去批。他背布在床头上，两腿躬起来，把文件放在两个腿上。这样批不了几份文件就坚持不下去了。后来卫士同志就找来了一块硬纸版，让总理垫在腿上工作，减少点疲劳。这样又延续了一段时间。
这样工作久了仍然十分疲劳，后来，邓大姐见总理用硬纸版也太累了，就让木工同志为总理做了一张小桌子。许多内政外交的大事，总理就是利用这张小桌子处理的。它可算是总理为国为民日夜操劳的有力见证了。
总理本来是喜欢用毛笔批阅文件的，可是由于长时间的睡眠不足，超负荷运转，就是铁打的人也受不了。尽管这样，总理也不得不坚持把工作处理完才能休息。所以批阅文件中，有时就是老是打盹了，文件都被毛笔点了一些墨点，或划了一些道子。后来，总理就改用铅笔。但太累了，用铅笔也不管事，照样打盹，仍然在文件上划了些道子，连字也写不工整，有时连写的什么字都很难认。我们常在他身旁等候他批文件，这一点要不是亲眼所见，总理那种对国家对人民的强烈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刻苦的精神和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态度是难以想象得到的。当时我们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看见总理那种疲劳的样子希望他早点休息，但有些事情又必须立即处理，有时真是硬着头皮提醒总理还有几个文件必须处理。那种复杂心疼的心情就甭提了。
由于长期过度劳累，周恩来的身体自一九六七年起，明显垮下来了。
周恩来的身体素质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是好得出了名的。国际舆论曾称他为“不知疲倦的人。”
一九六○年，周恩来赴印度新德里同尼赫鲁就中印边界问题进行会谈。在记者招待会上，一位美国女记者间周恩来：“你作为一个已经六十二岁的人，看起来气色仍然非常好。你是如何保养自己的健康的？是否经常运动？或者有特别的饮食？”周恩来敏捷而含蓄地回答说：“谢谢你，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东方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
的确，“文化大革命”前，周恩来走路一阵风，卫士和秘书跟在后面还要不时小跑几步才能紧跟上。
但到一九六七年，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从一个厅到另外一个厅，中途还要停下来歇一会喘口气。
一九六五年三月，周恩来去罗马尼亚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在凛冽的风雪中，周恩来没有穿大衣，也没有戴帽子，甚至连毛衣毛裤都没有穿，竟然步行和站立了五个小时！引起在场许多外宾的惊奇。
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晚上，周恩来在首都机场欢送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回国时，在场的领导人都穿上了大衣，戴上了帽子，唯独周恩来还是穿着单衣，连夹衣都没穿。这有十一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的照片为证。
然而，到一九六七年，周恩来的感冒增多，并开始出现心脏病。
一九六七年，周恩来曾对造反派说：我这样的身体一年就搞得这个样子，你们总应当让我为党和人民多作一点事吧！
对于周恩来的身体状况，邓颖超和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多次劝说也无大效。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周恩来身体突感异常不适，经医生会诊，发现有心脏病。周恩来还嘱咐秘书，不要把他患心脏病的消息告诉别人。
次日，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在万般无奈之中决定用当时常用的一种方式给周恩来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了他办公室的门上，提醒他注意休息。大字报的全文如下：
恩来同志：
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除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外，常去周恩来那里的陈毅、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及中南海的其他工作人员，共二十个人。
周恩来看到大字报后，在大字报上写下了“诚恳接受，要看实践”八个字。
邓颖超也提出了五点补充建议：（一）力争缩短夜间工作时间，改为白天工作。（二）开会、谈话及其他活动之间，稍有间隙，不要接连工作。（三）每日工作安排应留有余地，以备临时急事应用。（四）从外面开会、工作回来后，除紧急事项，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不要立即接触，得以喘息。（五）会要开短些，大家说话简练些。恩来同志坚持努力实践，凡有关同志坚持大力帮助。
写是这样写了，但要做到有几乎是不可能的。疲惫至极的周恩来何尝又不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呢！然而，面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混乱，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又促使他不能休息。正像他对身边工作人员所说的那样：“我不能休息。你们看，这么多的文件都等着我批，这么多的事要等着我办，我能休息吗？”
2007/09/10
五十二、邓颖超支持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造周恩来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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