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的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
本应是秋高气爽的金秋十月，天空却显得有点锈黄混浊。
天安门城楼的国庆观礼，也没有了往年的壮观。前来参加的外国首脑及代表团只有阿尔巴尼亚、越南、巴基斯坦、刚果（布）、马里、苏丹等少数几个国家。
在一侧的外国驻华使团的观礼台上，当林彪在天安门城楼讲话中批判“苏修”时，苏联等一些国家的驻华使节起身退席了。
十月二日，我驻刚果（布）大使馆给外交部发回一份请示电。
请示电说，我驻刚果（布）大使馆举行了国庆招待会，刚果（布）总统、政府内阁成员及政治局委员均没有出席。我使馆准备约见刚果（布）总统，指出刚果（布）政府不派代表团参加我大使馆国庆招待会，是中、刚两国关系史上一件严重的事件，是对我国主权的一种侮辱，对此，我们深表遗憾。
基于前几次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外交部有关负责人不敢造次，连忙将这份请示电上报周恩来审批。
还亏得他们把电报及时送周恩来审阅，否则，又可能在外交上捅一个更大的漏子。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为庆祝国庆，我驻刚果（布）使馆决定在十月一日举行国庆招待会，并由代办发表讲话。使馆根据国内报纸所载的一些文章和讲话起草了讲话稿。讲话稿高度赞扬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揭露和批判了苏修与美帝勾结镇压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行径。九月二十九日，我使馆将邀请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一代巴等领导人参加国庆招待会的请柬和讲话稿一并送到了刚果（布）外交部。
十月一日下午，刚果（布）外交部部长约见我使馆代办，说：总统认为，中刚两国友谊在发展，希望中刚两国关系不仅能保持，而且还能发展。对代办讲话稿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在庄严的节日，讲话应大概介绍中国人民的生活情况，使刚果（布）人民更了解中国；二是讲话稿有针对另一国家（指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作者注）的内容，刚果（布）是中立国，不允许中国攻击苏联或苏联攻击中国，中苏分歧不应在此地相互攻击；三是讲话稿中没有提总统的名字，却提了总理努马扎莱，这种情况会给刚果（布）内地人民产生分裂的感觉。刚果（布）外长还说，问题不在提总理的名字，如果你提了总统一、二、三次后，再提总理，这是正常的，否则，会使刚果（布）人民产生倾向性。
我使馆代办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作为中国大使馆，有责任正确说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揭露修正主义与美帝勾结镇压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行径。至于讲话稿提了总理努马扎莱，是因为努马扎菜正在中国访问，没有提总统访华，我们可以研究。
刚果（布）外长表示：你们的立场是不考虑总统的，不攻击现代修正主义的意见，我回去向总统汇报。
同日下午五时，刚果（布）外长再次约见我使馆代办。
刚果（布）外长说：我向总统汇报后，总统召集了政治局会议。总统认为泛指修正主义可以不要修改，直接攻击苏联的话要取消，政治局也要求取消。
我使馆坚持认为，这是政治原则问题，不能修改。约谈没有取得一致结果。
晚七时三十分，我使馆如期举行国庆招待会。但刚果（布）总统和政府官员等都没有出席。
周恩来仔细圈阅了这份长达三千余字的请示电，而后用毛笔在电报中“我们根据报上所载文章及周总理接待谢胡的讲话和接待努马扎莱的社论起草了讲话稿”一句下面重重地划了一条粗线，并在旁边的空白处批道：
不参考我在接待努马扎莱宴会上讲话（只提出现代修正主义，未具体点名）而采用我在接待谢胡宴会上的讲话，真是不看对象的极左倾向。对刚果（布）政府不出席我国国庆宴会应表示“遗憾”，可不再作其他举动。
随即，周恩来又在电报的抬头的上方批道：
即送主席、林副主席批阅。我有话语见后，请批示。
周恩来
十、三
周恩来批评我驻刚果（布）使馆“是不看对象的极左倾向”,是因为使馆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这个问题上没有根据具体对象的不同，采取灵活变通的做法。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氛围中，批判修正主义是被视为一个“政治原则”问题。但涉及到外交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可以采取灵活的做法。周恩来很注意这一点。
九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以谢胡主席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在讲话中点名批判了“苏修”,因为阿尔巴尼亚当时已和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谢胡在讲话中也点名批判“苏修”，而且宴会也没有请苏联驻华大使参加。
第二天，周恩来为来访的刚果（布）总理举行欢迎宴会时，因为刚果（布）与苏联有友好外交关系，宴会也请了苏联驻华大使参加，因此在讲话中，周恩来只泛泛地提了“现代修正主义”，而没有指名道姓地点“苏修”，在场的苏联驻华大使没有退席。
在九月三十日的国庆招待会上，因请了各国驻华使节，周恩来在讲话中没有提“苏修”。
我驻刚果（布）使馆在参考国内报纸起草国庆讲话稿时，就没有从周恩来的前后讲话比较中，看出灵活的策略，相反，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恰恰参考了周恩来欢迎谢胡的讲话，尤其是当刚果（布）政府善意地提出这个问题后仍坚持不改。
周恩来批阅完驻刚果（布）使馆的请示电时，已是十月三日凌晨。请示电很快就送到毛泽东手上，毛泽东也还没有睡觉。他阅后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还指示外交部电告我驻刚果（布）大使馆：在未得到中央指示以前，使馆对此事不要作任何活动，如有人问及此事，只表示“遗憾”二字，不要作任何解释，不要多说一句话，更不要去见刚果（布）总统。
同日下午五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大会客室会见九月底就已来华的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参加会见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外交部副部长徐以新。
毛泽东就我驻刚果（布）使馆的“左”的做法当面向努马扎莱道歉。
会见一开始，毛泽东一边摸出香烟向努马扎莱递烟，一边问：“你们那里有香烟吗？”
努马扎莱说：“有。但我不抽烟。”
“这个习惯好，”毛泽东自己点燃烟卷，吸了一口，说：“回去后，请你问候你们的总统马桑巴一代巴，千万要把问候带去。”
毛泽东在此特意嘱托“千万要把问候带去”，是为补救我使馆代办在国庆讲话中未提马桑巴一代巴总统的不当做法。
努马扎莱说：“我们来的时候，我们的总统要我向毛主席转达他的问候和友谊。他本来也想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八周年国庆。”
“很感谢。”毛泽东抛开那些谨慎的外交辞令，坦诚地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大使馆犯了错误，你们总统处理得好，我很赞成。有的中国人有大国沙文主义，强加于人，驻在人家国家里，人家接受不了的，硬要那么搞，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是什么？要进行教育。”
努马扎莱激动地说：“很感谢毛主席这番讲话。”
周恩来插话说：“总理（指努马扎莱）把国内来的电报给我看了，总统表示这不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
毛泽东对努马扎莱说：“做得很正确。要整一整大国沙文主义者，不管他是中国的还是哪一国的。我是不庇护犯错误的干部的。”
“有些红卫兵乱打一气。”毛泽东吸了吸快要燃尽的烟卷，把烟头拧灭在烟灰缸中：“他们要打倒外交部部长，打倒周恩来，打倒李先念。这不对，我们对这些干部要保护。”
努马扎莱说：“通过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的觉悟大大提高了。”
“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毛泽东答了一句后，依然循着他的思路讲下去：“你可以做大官，薪水可以多一点，房子可以住好一些，坐汽车也可以，就是有一条，你不要摆官僚架子。前四条都可以，我只求你一条，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
毛泽东在介绍了一番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又说：“你们非洲人官架子比较小，所以，我同非洲人谈得来。”
努马扎莱说：“在我国也开始出现官僚架子，所以我们很重视研究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挥了挥手：“我不建议你们搞文化大革命。”
会见结束时，努马扎莱对毛泽东表示感谢，说：“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代表团谈过，如果见不到毛主席，我们就不离开北京。”
毛泽东笑着说：“这样好，我的官僚主义就被打倒了。你们是来自非洲的代表，我怎能不见呢？如果不见，你们就给我写一张大字报，打倒毛泽东的官僚主义。”
毛泽东的平实和风趣让非洲客人在笑声中激动不已。
握手告别时，毛泽东再一次请努马扎莱一定要转达对马桑巴一代巴总统的问候。
十月五日，周恩来同努马扎莱会谈时说：“毛主席前天接见了你们，把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的问题告诉了你们，对我国大使馆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作了尖锐的批评。既然是我们使馆的缺点，我们就作自我批评。你们如果有缺点，也作自我批评，这样就会更好。”
送走努马扎莱总理后，周恩来批发了外交部给驻刚果（布）大使馆的指示电，传达了毛泽东接见努马扎莱时对使馆大国沙文主义做法的批评，要求使馆认真学习，深刻检查所犯错误原因。指示同时指出：检查的目的旨在提高思想，改正错误，总结经验，做好工作，不要过多追究个人责任。
周恩来还抓住这个机会，指示外交部向各驻外使领馆转发了毛泽东对驻刚果（布）使馆的批评和该馆的检查摘要，要各使领馆对照自己的工作，从中吸取教训。
一九六七年，在极左思潮四面出击的干扰和破坏下，中国外交陷入了困境。周恩来对极左思潮干扰破坏外交工作的抵制、批判和斗争也远不止上述事实。如：
——在对意大利的关系上，周恩来一直压着有关部门建议撤销中国驻意大利商务代表处的报告，没有批准。一九七○年，意大利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对突尼斯的关系上，周恩来曾多次批评有关部门的极左做法，并请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向突尼斯总统进行解释．还亲自接见突尼斯记者做工作，使中国与突尼斯在一九七一年重新恢复了外交关系。
——在对苏联的关系上，尽管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对骂已公开化，但在国家关系上，周恩来还是为两国关系的缓和有意识地留下了余地。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周恩来就祝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五十周年写信给毛泽东，建议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名义致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向苏联人民表示祝贺。毛泽东批准照办。
在采访当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时，这位老将军心情激动地回忆说：
一次，造反派煽动十多万群众要冲苏联驻华大使馆。总理把卫戍部队调来，亲自守在苏联大使馆旁边的一个电影院里控制局势，守了整整一个晚上没睡觉。总理担心，大使馆有枪，有机枪，你要冲，他就可以开枪，这样会打死很多人。总理亲自做工作，在那个电影院里找造反派一块谈，说在大使馆外面游行可以，不能冲进大使馆，不能逼他逼得太急了，逼急了不行。总理真是苦口婆心。坐到半夜，我说总理你回去吧，有情况我向你报告。总理不放心，不回去。到天亮了，罗贵波副部长来了。我对总理说，我们两个负责，你回去休息吧。总理回去后，过五分钟又打个电话来，过五分钟又打个电话来，询问情况怎么样。我说，总理啊，你就休息吧。总理说：我回来睡不着，出了问题我怎样向主席交待呀！直到知道游行结束后，总理才睡觉。
从一九六八年开始，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逐步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消除我国外交上面临的一些不正常状态。他提出：要从政策角度鉴别和批评极左思想，并在外交人员中加强纪律。
一九六九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一批外国驻华使节，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向世界传达了中国愿意同各国改善关系的信息。此后不久，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国政府开始重新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驻外使节。
周恩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也多次坦率地谈到“文化大革命”对我国外事工作的干扰和破坏，宣传我国正确的外交政策。对于过去主要由于中方的极左行动而损害两国关系的事件，周恩来或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内部接触，向对方承担责任，主动进行修复关系的工作，从而消除了许多国家对我国的误会和怀疑。
一度陷入困境的中国外交又重新走向复苏和崛起。
今天看来，周恩来在一九六七年对极左思潮干扰破坏外交工作的抵制、批判、斗争，其历史性的贡献是很明显的：
首先，使新中国十七年发展起来的外交关系没有被毁于一旦。
其次，为中国同周边国家及世界一些友好国家关系的迅速修复，为新中国外交能迅速从四面出击、到处树敌的极左思潮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争得了宝贵的回旋余地和条件。
第三，正因为新中国外交困境的迅速摆脱，中国同原友好国家关系的迅速修复，中国才能在一九七一年及时地抓住历史机遇，重返联合国，并开拓了一九七二年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与西方一大批国家全面建交的外交新格局，新时期开始后的对外开放也因此才有了坚实的基础。
一位老外交家感叹说：“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没有总理坚决制止和批判四面出击、到处树敌的极左思潮，别人是很难处理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周恩来的对新中国外交的这一贡献是独特的历史性贡献
2007/09/10
五十一、周恩来批评驻刚果（布）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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