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北京，但武汉“七·二○”事件并没有结束。
按照周恩来的想法，是想让“百万雄师”、武汉军区及其他群众组织各派代表来京商谈，进一步解决武汉问题。
二十二日上午，周恩来从武汉打电话向毛泽东建议：武汉发生的事，对外报道应含蓄些，不点名。他回北京时将陈再道、钟汉华等四人保护起来，以免受到伤害。
在王家墩机场，周恩来临回北京前，召集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军区副司令孔庆德及李作鹏、刘丰等人开会，要叶明、孔庆德暂时主持武汉军区的工作。并要叶、孔二人转告陈再道、钟汉华：要赶快表态，争取主动，这样我才好说话。
周恩来还特意当着刘丰的面交待说：武汉空军仍是双重领导，要听军区的话，不能随意表态。
显然，周恩来没有把“七·二○”事件看成是“反革命暴乱”，更没有把陈再道、钟汉华看成是“反革命暴乱”的“黑后台”和“罪魁祸首。”
实际上，毛泽东最初也没有把“七·二○”事件看成是“反革命暴乱”。他在从武汉转移到上海虹桥宾馆后说：武汉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我们也出不来，总理他们也进不去。他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进去。可见陈再道并没有下死命令。
毛泽东还同意周恩来将陈再道等人保护起来的建议。
然而，就在周恩来回到北京的当天晚上，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听取谢富治的汇报。会上，林彪把武汉“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陈再道、钟汉华是“主谋”。处理“七·二○”事件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以中央名义调陈、钟进京，看陈、钟敢不敢来，如果不敢来，就证明陈、钟有问题。第二个步骤，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对林彪的定调，犹豫中的毛泽东也没有表示什么。林彪对“七·二○”事件的定调成了中央的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已是无力回天了，原来设想解决武汉问题的部署全部落空。他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减少一些损失。
在林彪处开完会后，周恩来代中央起草了给武汉军区的电报：
武汉军区党委并武汉军区空司党委：
周、谢、王、李四同志回京后面报一切。中央考虑到“百万雄师”派代表来京事，一时不易谈成，而武汉局面又急需德定，拟先约军区和有关方面同志来京一商，请陈再道、钟汉华、傅传作、刘丰、吴世安、周志刚、赵兰田、温锡、张绪、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十二位同志于二十三或二十四日来京。中央已令空军派机往接，何时动身，望告。
起草完后．周恩来嘱用绝密电发出。同时，找到杨德中和傅崇碧，商量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来京后的住宿和安全问题。周恩来说：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来京后住京西宾馆。告诉宾馆工作人员，一定要遵守纪律，注意保密。宾馆警卫部队不足可以增派，要绝对保证陈、钟等人的安全。
七月二十四日凌晨，周恩来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西花厅。秘书周家鼎给周恩来留下了一张工作汇报条：
总理：武汉军区陈再道等十二人已于今（二十四）晨一时五十五分抵京。机场由空司副总参谋长梁璞亲自掌握，京西宾馆接待人员也专门作了工作。从目前看，保密问题不会发生什么问题。
尽管周恩来作了这样周密的部署，但陈再道等人进京住京西宾馆的消息还是让中央文革的人有意地泄露出去了。
“文化大革命”中，像类似这样的周恩来四处“救火”，中央文革一伙到处“放火”的事例数不胜数。
二十四日中午，周恩来正在与刚从上海回到北京的杨成武谈话。杨成武向周恩来汇报说：“主席对我说，你去告诉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独立师师长）、蔡炳臣（独立师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你告诉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
正谈着，秘书来报：京西宾馆报告，北京文艺口的造反派数千人包围了京西宾馆，声称要找陈再道辩论。警卫部队都快要顶不住了。
周恩来拿起电话找傅崇碧，要他立即赶赴京西宾馆，说：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把人抢走，一定要保护好陈再道。
傅崇碧刚赶到京西宾馆，造反派已冲破了警卫部队的阻拦，几百人涌到了楼上。傅崇碧一看情况紧急，连忙派人把陈再道他们从房间里叫了出来，藏进了电梯。然后又切断电源，把电梯停在了两层之间。
造反派没抓着陈再道，赖着不走。傅崇碧怎么劝也劝不走。陈再道他们又不能在电梯里呆得太久。没办法，傅崇碧只好打电话向周恩来告急。
傅崇碧最后说了一句：“可能还是要请中央文革的人出面。”
周恩来立即找到戚本禹，责令：你们必须把冲入京西宾馆的群众劝走。否则，陈再道他们被抓走了，你们去向主席作出交待，我不管了。
戚本禹被迫来到京西宾馆。正是应了那句“解铃还得系铃人”。戚本禹一开口，造反派立即撤走了。
周恩来还叫吴法宪做军队造反派的工作，叫他们不要冲京西宾馆。但吴法宪阳奉阴违。
七月二十六日上午，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周恩来主持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给武汉军区常委的复电。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及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
但谢富治、吴法宪等人却把这个会变成了对陈再道等人的批判、武斗会。
会议一开始，谢富治就抢先“开炮”：“‘七·二○’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
接着受叶群指使的吴法宪又赤膊上阵：“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少奇、邓小平的打手、干将和帮凶。”
“陈再道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代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陈再道盘踞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吴法宪的发言越来越离谱了。
周恩来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先后三次打断吴法宪的发言，要他讲主要问题。
吴法宪仍不罢休，想起叶群一定要涉及徐向前，把揪徐向前的“旗帜”抢到手的交待，又咬起了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徐向前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有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在场的徐向前忍无可忍：“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
说罢，徐向前写了个条子，递给周恩来后便愤然离开会场。
会议休息时，吴法宪等人趁周恩来不在场，带头并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对陈再道等人进行拳打脚踢。周恩来接到秘书的报告后气愤地说：“真是荒唐！”并迅速赶到现场制止。
堂堂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出现武斗，真是够荒唐的。
事后，周恩来对吴法宪带头搞武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江青却表扬了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武汉“七·二○”事件彻底平反昭雪后，劫后余生的陈再道将军感慨地回忆说：
当时的周恩来总理处境也十分困难。在诸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他日理万机，鞠躬尽瘁，是最忙的一个人。特别是在处理各地“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使他耗费了不少心血。尽管如此，他还千方百计考虑采取不同的方法，保护我们这一批被打倒的干部。
我们在京西宾馆被揪斗的情况，很快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据说，周恩来为了保护我和钟汉华，曾经费了不少的心思。他想以把我们“看起来”为理由，使我们避开“三军造反派”的不断揪斗。
究竟把我们关到哪里“看起来”呢？周恩来是经过再三斟酌的。
起初，周恩来想把我们放在中南海。但是，为避免招来造反派到中南海捣乱，便决定把我们关到西山暂避一时。
按照周恩来把我们“看起来”的指示，我和钟汉华离开了京西宾馆，被一辆汽车拉到了西山象鼻子沟，住进了一个工兵部队的营房里。据说，贺龙、乌兰夫等同志也曾在这里被“看过。”
这是一排排的平房建筑。我们每人住了一个单间。
就物质条件而论，这里的一切都很差。但是，这里的环境、气氛，要比京西宾馆好。当时，虽然我们是以“看起来”的名义来到这里的，但部队干部战士并没有把我们当成“反革命”，尽量从各方面对我们给以照顾。
2007/09/10
四十五、林彪把武汉“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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